55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篇
储昭根
浙江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始终争论世界是否正在迈向多极化。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在其周边的军事冒险、印度的增长潜力以及欧洲的战略自主呼声，都曾被视为美国单极时代走向终结的迹象。然而，美国在伊朗、加沙与委内瑞拉三条战线上的同步行动——从对伊朗核设施的精准打击，到促成加沙停火，再到在委内瑞拉直接推翻马杜罗政权——却以近乎戏剧性的方式逆转了这一叙事。正如《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所强调的，这一系列快速而果断的举措表明，特朗普总统重新掌握了全球战略节奏，使美国在继二战与冷战之后，再度进入一个由自身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与此同时，梅根·莫布斯（Meaghan Mobbs）在 RealClearDefense 的分析进一步指出，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不仅重塑了地区局势，也再次凸显了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仍然是唯一超级大国（Sole Superpower）！
尽管许多国家在过去十余年里努力扩大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但美国依旧保持着难以撼动的结构性优势，全球格局从未真正进入所谓的“多极时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暴露出其军事与经济基础的脆弱，日本与德国长期受制于军事结构与战略文化，印度虽具潜力却距离承担全球性责任仍有相当距离。中国虽然在若干领域具备逼近美国的实力，但在全球军事部署、金融体系主导权、能源安全与科技前沿等关键结构性维度仍存在明显差距。正因如此，当下世界并非多极并立，而是处于“一超多强”的格局之中：美国依旧是唯一具备全面力量体系与全球战略能力的国家，而其他大国的影响力更多局限于区域层面。
如果从经济体量、科技实力与制度整合程度来看，当今世界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只有美国；第二世界包括中国以及在一定意义上作为整体的欧盟；第三世界则由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区域性强国构成。然而，这种划分更多反映的是规模意义上的大国，而非真正具备主导能力的大国。欧盟虽然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与较高的制度整合水平，但在外交、安全与军事领域缺乏统一意志，难以作为一个战略行动体塑造地区秩序；中国虽在若干领域具备逼近美国的潜力，却尚未建立足以支撑全球领导地位的制度与力量体系，甚至在东亚，其地区影响力也持续受到日本的牵制与制衡。至于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其作用更局限于区域或功能性领域，缺乏独立塑造安全格局的能力。
由此可见，当我们以“谁能主导世界或地区事务”作为判断标准时，这种“三个世界”的结构在实质上被大幅压缩：所谓“第二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只有美国能够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同时发挥决定性作用，它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正是这一现实的最新例证：美国不仅具备意愿与能力，更拥有足够的战略工具来阻止中国、俄罗斯等国在西半球拓展利益边界或势力范围；它依旧能够以单边方式重塑地区格局，遏制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变。
1月3日凌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总统府附近的军用车辆 新华社
然而，美国外部行为的强势反弹并不能掩盖其内部正在累积的结构性困境。过去十余年，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不断加深，社会撕裂持续扩大，财政赤字与债务水平失控式攀升，产业空心化与中产阶级萎缩削弱了其经济根基，而移民、治安、基础设施等长期问题也在侵蚀国家的治理能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愿意承担维持国际秩序所需的公共产品与制度性义务，而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重新计算成本与收益。
由此，美国显著减少对多边机制的投入，不再试图通过制度化方式塑造全球秩序，而是愈发依赖制裁、关税、科技封锁、能源杠杆、供应链重组与军事打击等直接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正是在这种内部治理困顿与外部施压强化的双重结构下，美国形成了当下的战略行为模式，即通过更具压迫、短视、工具化的方式回应内外挑战，以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
总体来看，当下的美国已不再刻意掩饰自身的强权地位，而是公开以实力为准绳来处理国际关系，并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其长期盟友分担维系霸权的成本，甚至一度扬言吞并加拿大以及丹麦的格陵兰岛。单极时刻的回归意味着，美国不仅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正以更为直接、甚至粗暴的方式重塑世界，重新定义 21 世纪的全球秩序。为此，如何回应美国愈发赤裸的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课题。
面对美国日益强势的竞争与霸凌姿态，中国社会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上又无法回避，这是当下舆论与政策讨论中的核心分歧。但从战略层面看，中美竞争虽将长期存在，却并不必然导向直接的军事冲突；相反，只要中国自身政策选择得当，美国“美国优先”式的单边主义外交，反而可能在若干关键领域为中国创造空间。加拿大近期在对华关系上的调整，正是这一趋势的鲜明注脚：当美国不再愿意为盟友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也无法持续承担全球领导的成本时，盟友就不得不在自身利益与对华关系之间重新权衡。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美国的安全承诺在弱化，而中国的市场、资本与产业链吸引力却在上升。这使得中国作为离岸平衡的关键“法码”，其分量和价值只会不断提升。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幸运者”。2001 年“9·11”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全球反恐，投入巨大资源于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这客观上为中国赢得了至少二十年的相对战略喘息与发展窗口。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这一新的地缘危机则事实上相当程度上延长了这一窗口期，给了我们同样的机遇。如果中国未能充分把握第二次乃至当前的战略机遇，其根本症结在于缺乏足够开放、有效且包容的政策讨论空间，导致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要么陷入“精致利己主义”，要么选择整体性“躺平”，对政策提供的智力支持存在根本性缺失或严重不足。从长远看，这种在关键窗口期智识支持的缺位，对国家或民族未来往往会带来深远且难以逆转的后果。
不过，就外部环境总体而言，当下中国面临的发展机会仍远大于风险，关键不在于美国是否“收缩”或“霸凌”，而在于中国能否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把自己的事情真正做好；而在于中国执政党能否真正识别并突破内部重重阻力，健全不忘初心使命的保障制度，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实现自我净化，以时不待我的速度推进并实现党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