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系列】第4篇
周志兴
美中新视角基金会主席
美东时间11月6日，突然接到在国内的邵梓捷的微信，只有8个字：
“傅士卓老师去世了”
我顿时惊呆了。
邵梓捷原来是共识网的员工，我推荐给傅士卓当他的博士生，她的信息应该是准确的。
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问AI，问在波士顿的朋友，都说不知道。我就有了侥幸心理，是不是误传呢？
但是，昨晚费正清中心的一则正式的通告证实了这个消息！
我还是难以相信。傅士卓1949年出生，76岁这个年龄在美国不算老。他刚刚办了退休手续。10月16日，疫情以后就没见过面的他突然给了我一个邮件，说他最近要到华盛顿来，问我在不在，遗憾的是我正好在国内，没有缘分见上最后一面。
听邵梓捷说，他就是在去华盛顿的路上，二次中风而离世的。
我和傅士卓是老朋友。2013年，我应约到费正清中心作了一个演讲，这时认识了傅士卓，之后直到2019年，每年都会和他见面。疫情开始了，我就没有见过他。
但是，此时此刻，我和他相聚的点点滴滴，都涌上了心头。
摘取其中的两则日记：
2014年:今晚和两个美国人吃饭，一个学者，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一个企业家，康明斯的全球副总裁曹思德。他们都取了中文名字，都说流利的汉语甚至都能看中文书，都和中国有几十年的渊源，都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我太太和儿子都参加了，更像是一个家庭的聚会。又一次感到，地球村里，邻居常常串门，才能互相了解。
2017年1月14号:今天的北京格外冷，但是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傅士卓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海妮不约而同的到来，带来了热度。都是老朋友了，没有客套，都是友谊，是坦诚的交流。孩子们也参加了，要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无拘束交流的重要性。
傅士卓是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华裔政治学者、国民党创党元老邹鲁之子邹谠。他的博士论文就很接地气，《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会组织与政治1890-1930》。
傅士卓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议题，主要包括中国政治体制与改革：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挑战及精英政治动态、历史与现实关联等等，并先后发表多本中国政治相关著作，其中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重新思考中国政治》。
在这本书里傅士卓提到，就像在所有列宁主义体系中一样，政治权力很难从一位领导人转移到下一位领导人，每一位新领导人都必须动用一切资源来控制关键职位，从而巩固权力。从中国政治的实践中，有些职位比其他职位更重要。除政治局常委，重要职位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公安部部长等，此外，控制军队也是必不可少的。控制这些职位可以做到相对的政治集权。
傅士卓还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制度（institutions）是约束、限制领导者的。制度并不总是阻止领导者做一些事情，但它们限制并反对权力的任意使用，它们建议制定规则。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领导人使用制度来约束其他人，也就是说，制度变成了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对权力的约束。
2014年，共识网曾经专门采访过他，有这样几个核心观点：
1、任何一个人，只要手上有了难以制约的权力，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提拔自己认识的人，给他们好处，像亲戚、朋友以及秘书等，这样一来，势必就会在地方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小派系。
2、当地仍有不少人对提高人大地位表示怀疑，不愿看到人大权力逐步扩大。但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像温岭这种增强人大作用的创新不仅合法，而且很有必要。
3、其实不用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仅就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前些年，傅士卓在浙江大学当讲座教授的同时，侧重于中国基层政治研究，屡屡到江浙一带考察，他的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为什么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催生公民社会。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找到源头。他说，作出这个转变的原因，是觉得当时的中国精英政治已经变得有些无聊。
在中国大陆浸淫多年，傅士卓对中国的了解非常透彻。他说，在邓的时代，中国的政治派系大致上是基于他们的政策取向，比如改革派或者保守派。但是现在的政治派系，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利益、个人背景。他认为，如果不能很好的协调或者治理这些问题的话，中国的派系可能会重回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人物们很可能会采取更加意识形态的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来验证他的预测。
傅士卓也十分关注中国的反腐。他认为，反腐要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则，对什么是腐败做出严格限定。现在的反腐为什么会让地方官员产生不作为心理，问题还是出在规则本身，规则不清楚，潜规则就会横行。他认为，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做改变的话，反腐很难取得成功，别的国家也会反腐，但不会像中国这样，把反腐搞成运动。
说了他这么多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深刻。但是，深刻是属于学者的。我是把这个学者当成老朋友看的。
这个大学者，特别在研究中国的领域里，名气很大。他长得可有点不像学者般温文尔雅，显得有点接地气。说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外貌和职业总是有点关联，傅士卓虽说是学者，但是，他在中国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就是常说的田野调查，因此，也沾上了中国的乡土气。
他的性格也有点像中国人了，豪爽，爱讲笑话，也讲义气。他总对我对，我姓傅，你的另一个朋友傅高义就是我的堂兄。
傅士卓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爱抢着买单，这不太像美国人。有两年，共识网有两个女孩在波士顿攻读学位，一个算是在他门下，另一个的专业和他不沾边，可是他时不时地就请这两位学生吃饭，像个家长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那年春天我去波士顿，他对我开玩笑说，弄得那个学生的本尊老师吃醋了，问他，我的学生，你为什么老请他吃饭。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故事。2018年，我带着全家到了波士顿，中午饭约了傅士卓。
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重视家庭，重视星期天，一般不出来应酬。傅士卓的家离学校很远，往返开车要三个多小时，听说我来了，他特地赶到学校来请我吃饭。
我太太说，上次你请我们在另外一个中餐馆吃饭。我开玩笑说，你看，还是要请我们吃饭吧，这样容易被记住。他说，那就这么定，在美国，我请你们吃饭，在中国，你们请我吃饭，反正中国饭贵。
不过，这次是我抢着把单买了，他直埋怨我不给他面子。
2016年，傅士卓到北京，又到杉园做客，他是专门和我来聊天的，说起这些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他感慨不已。他也看到了我给他画的像，因为是我前一年刚刚学画两个月时画的，水平很差，他笑着问我，我有那么难看？
傅士卓走了，他带走了太多的精神财富，但是，也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我们的任务，是继承，是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