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变与不变
特朗普的两任间间隔了四年。我们是否能按照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涉台政策来推测其第二任期的大致思路呢？有参考性，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主要是因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将是其和身边团队及华盛顿精英互动的结果。
忠诚度第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方面与第一任期最显著的区别是忠诚度将成为最主要的考量。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时他自己可能也比较意外 – 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行政系统执政经验的人要担任行政系统的最高长官。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选择了一批专业性较强、业务能力不错的官员入阁，哪怕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以及一些议题的看法上和特朗普有差异。
但特朗普事后发现，这样的选择让他推进自己的议题非常吃力，有些人还可能暗中拆台。在第一任期中，特朗普不得不经常采取换人的方式以试图改变这样的状况，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特朗普的内阁是流动性非常高的。而特朗普考量第二届政府班底时已经没有2016年时的局促 – 因为已经当过四年总统，选人用人方面变得更为从容。与此同时，个体对特朗普的忠诚度，在决策上是否能完全与特朗普站队、能否坚决执行便成了最主要的考量，一些人选在诸如台海问题等需要专业背景和长期积累德议题上的专业度变得不再重要，甚至一些相关领域的专业官员也在政府裁员中被牺牲掉了。当然，特朗普的两个任期的最终政策都会是特朗普个体和其团队、华盛顿精英圈共同博弈的产出，只不过在第二任期会更“特朗普化”。
两个维度与四种结果
团队忠诚度和政策执行度的提升也带来了新的博弈结构。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团队内部的博弈将逐渐转变为华盛顿精英圈投射到特朗普团队身上与特朗普个人之间的博弈。要考量的第一个维度因此自然是特朗普个人的偏好究竟与华盛顿精英圈总体偏好的差异度有多高。而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则是特朗普究竟是否真的在意某个议题。在外交上，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总体上会出现四种较为典型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是偏好无差异而特朗普在意的议题。经贸政策可能属于这个范畴。在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而民主党拜登政府几乎原封不动照搬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经贸政策以后，华盛顿精英圈总体偏好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已无实质差异。哪怕有一些个体对自由贸易仍有一定的诉求，也不愿意消耗政治资本去得罪重要选区（尤其是摇摆州选区）选民的利益而自讨苦吃。因此，这样的议题将得到广泛的共识和全面的推进。特朗普政府继续对外贸易战比第一任期更为猛烈。除非美国的一些经济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比如通胀加剧，否则美国将继续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加征关税，获取新的筹码的同时，也将试图逼迫一些重要原材料、制造业产业链流入美国。
第二种情况是偏好有差异而特朗普在意的议题。俄乌冲突可能属于这种组合。华盛顿精英圈总体上仍然希望美国能够巩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并借力乌克兰来约束俄罗斯的扩张。虽然共和党内已经出现了不小的放弃乌克兰、不要再消耗美国的财力和资源去干预俄乌事务的声音，但在这一议题上华盛顿精英圈显然和特朗普个人有一定的差异。特朗普的偏好是尽快停战，哪怕这意味着乌克兰要损失领土，而且谈判的条件和结果可以更接近普京的要价。在这样的议题上，华盛顿内部可能会有较为激烈的讨论，整个华府政策圈可能也会通过特朗普的团队向特朗普施压，希望他的政策转向不要过于猛烈，并考虑盟友和伙伴的诉求。虽然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有极高的话语权，但在博弈中，尤其是受到大环境变化的影响，最终结果也可能中和各方立场，让特朗普适当妥协。比如，在试图取消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一段时间后，普京依旧没有想配合和谈的意愿，特朗普最终决定以欧洲盟友购买美国武器的方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第三种情况是偏好有差异而特朗普并不太在意的议题。台湾问题可能属于这一类。特朗普每次接受媒体采访提到台湾时，首先想到的是台湾人抢走了美国人的芯片工作。这进一步印证了特朗普只在意经济安全，而几乎不在意地缘政治安全的特点。这也意味着台湾在特朗普眼里不是什么盟友，反而是经济安全上的隐患。除了希望台湾交更多保护费外，特朗普还会希望台湾尽可能地将更多高端芯片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虽然特朗普认为台湾“可割可弃”，但他的顾问团队及华盛顿精英圈也会看到特朗普对台湾并不十分在意的特点，而可能绕开特朗普去推进一些威慑、遏制北京的涉台动作 – 当然，相关动作也并不一定有利于台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期，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就曾在特朗普不知情的情况下擅作主张，宣布派遣时任驻联合国大使凯莉·克拉夫特（Kelly Craft）访台并解除美台交往限制。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对这一类议题，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操作。所以，借台湾压制中国大陆崛起的行为仍然会有，但更多相关政策将是华盛顿精英圈绕过特朗普而悄悄推进的。就在特朗普为了暂时稳定住中美关系而迫使赖清德延迟过境美国的南美之行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将在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Roger Wicker的率领下前往台湾，以“弥补“特朗普政府在涉台议题上对北京的“示弱”，从而安抚赖当局。
同时，尽管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曾言明，对特朗普而言中国大陆是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而台湾不过是“笔尖”罢了，[1]但一旦特朗普注意到台湾是对中国大陆而言尤为在意的话题，这将使得他产生以台湾为筹码进行谈判的兴趣。亦需指出的是，特朗普所理解的对台“战略模糊”是纯粹的“话语模糊”，因此特朗普谈及台湾时总是刻意维持模糊的态度，以借机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
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四种情况是偏好无差异而特朗普也并不在意的议题。美非关系可能属于这一类。在特朗普及当前的华盛顿精英圈，美非互动已变得优先级很低。哪怕拜登政府试图效仿奥巴马时期搞美非峰会，最后也被证明是形式主义为主，而缺乏真正的可落实政策和可跟进的资源。而且，由于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工作重心将进一步转至美国国内议题，外交议题总体上对他个人而言优先程度并不高，另外白宫、国会两院、最高法院等三权体系也都被特朗普派掌控，华盛顿政策圈与特朗普有实质差异的议题并不多，更多议题将落入这第四种情况的范畴。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更为注重经济安全，而对地缘政治安全相关的议题则将主要由华盛顿精英圈来推动。虽然特朗普的个人偏好将由于团队忠诚度的提升而得到放大，但由于特朗普自身关注议题的局限性，外交政策落地的最终结果将仍然会是特朗普个体与华盛顿精英圈互动博弈的结果。
台湾问题国际化与中美议题外溢
台湾问题国际化背后的推手归根结底是美国，而近来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伙伴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也开始推动台湾问题国家化，其背景是俄乌冲突。欧洲国家看到其军工体系无法维持乌克兰的开销，不断给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不可持续，而俄罗斯这边却可以靠和中国的正常贸易获取源源不断的维系其军工体系的材料、零部件。因为这样的判断，欧洲国家觉得欧洲的冲突和印太局势已经完全联结，如果不以台湾牵制北京，欧洲自身的挑战将无法解决。
虽然特朗普自身不在意台湾问题，但既有手段的失效反倒可能让议题从经贸领域外溢，其中就潜在包括台湾问题。就在日内瓦经贸谈判之后，美方又陆续新增出台多项对华歧视性限制措施,包括发布人工智能（AI）晶片出口管制指南、停止对华晶片设计软件（EDA）销售、宣布将加大力度撤销中国留学生签证等，后来因为外交上的各方努力和突破，才得以挽回这一局面。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特朗普个人本来聚焦的领域只有经贸，他善于也乐于使用的工具仅限于关税。一旦特朗普认为关税上对华出招的可能性降低了，议题可能反而会外溢到其他领域 – 毕竟特朗普身后是更多急于对华动手的强硬派，他们的议程反倒有可能是被特朗普的关税战议程暂时占了位置。
当然，欧美和台湾的联结并不紧密、牢固。布鲁金斯学会在拜登退选前在台湾抽样了1500人做民调，结果发现只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台湾人认为美国是可信的盟友 – 15.8%的人认为美国可信，8.2%的人认为美国非常可信。拜登政府的高官也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希望把台湾的高端芯片生产线搬到美国，完全不顾及台湾人的感受，有种“我把关键芯片供应链带走就不怕台湾挨揍”了的架势。特朗普每次被问及台湾时，下意识地就回答是台湾抢走了美国高端芯片制造业的饭碗，完全把台湾当成了竞争对手，而且不多收点保护费似乎就不肯罢休了。
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但让我们有“台湾问题国际化”深切感受的原因反倒可能是我们同时加大了与台湾、与国际社会的距离。两岸交流方面阻碍重重，中外的对立和分歧也因为俄乌战争、关税、高科技竞争而变得愈发严重，近来虽然有平稳筑底的迹象，但对我们吸引外资助力经济增长以及拓展搭档和伙伴的规模以优化地缘战略环境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台湾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上，大陆的干预能力有限，但大陆完全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和台湾乃至和国际社会都同时走得更近。两岸的交流从民间到议会都存在很大的潜力。恰逢特朗普又在台上之际，北京也完全可以通过引领诸如应对气变、推动市场经济和多边合作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让更多国家愿意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并联合约束、限制台独，从而让“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转变为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