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文章第13篇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2026年2月8日，日本众议院选举投票日，东京不同寻常地下了一场大雪。这似乎预示着日本政治的寒冬，亦仿佛是中日关系寒流来袭的预兆。
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选举大胜，对日本的对华外交亦具有深远意义。理论上而言，与2025年秋的情况不同，赢得自民党国会稳定多数理应能令高市政府在对华外交上拥有更大的国内政治让步空间。然而过去数月的状况显示。善于网络动员和鼓动情绪政治(emotional politics)的高市首相在选后也不愿意向就”台湾有事”发言问题向中方澄清，令未来一年的中日关系形成冷对峙的可能性升高。
2026年2月8日，在日本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工作人员将象征成功当选的红花贴在候选人名字上。
（来源：新华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4日，陆上自卫队少尉村田晃大被曝持刀侵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以神的名义伤害中国外交人员。这一举动无疑触碰了外交底线，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日本舆论主流对此次事件亦表示震惊，但日本官方（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的发言）对此事件仅表示遗憾，并称该自卫队员闯入使馆后意图自杀。这次突发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中日两国的互信危机，也令自去年11月以来本就复杂敏感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凸显出当前两国在安全与外交层面的脆弱性。
一
中日外交沟通不在同一个频道
自高市的“台湾有事”相关言论以来，中日双方在核心利益与地区安全认知上的分歧持续扩大。从过去半年的互动来看，中日两国的外交沟通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就高市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而言，中方的注意力集中在“原则确认”。北京强调，日本应回到1972年以来中日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的轨道，要求日方重新确认不支持台湾独立，并维持日方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克制立场。同时，北京认为日方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偏离了1972年以来的政治基础，因此要求澄清乃至撤回相关发言。
相反，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政治上承认北京，法律上保持模糊，实务上深化往来，安全上日益关注，但避免明确表态主权归属。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于中方“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则采取“理解与尊重”的态度，意图维持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
目前，日方显然没有意识到高市的“台湾有事”的发言极可能冲击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建交基础，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安全挑战”，将本次中国的对日施压置于2020年以来中国在海洋活动、对台态势及经济措施等连续性对日施压的脉络下来审视，强调自身强化防卫力量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因此拒绝就“台湾有事”发言作出明确让步。近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的对华发言，就是在这种“不应屈服于中国压力”的日本国内政治脉络（空气）下展开的，和他父亲小泉纯一郎在2000年代中日靖国神社参拜风波时所使用的政治话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这样，中日双方在“政治原则”与“安全现实”之间已形成持续对立的话语建构，短期之内难以弥合，使双方战略互信随着偶发事件的爆发而不断被侵蚀。
2026年5月3日，在日本东京有明防灾公园，民众参加护宪集会。
（来源：新华社）
二
外交信号混乱与互信流失
同时，近期日本对华政策也呈现出外交信号混乱的现象。一方面，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于3月底向《周刊文春》透露，高市首相并不希望过度刺激中国，因此刻意在日美首脑会谈日文版声明中删除了台湾议题；但另一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在26日的记者会上又出面否认相关说法。此外，日本《外交蓝皮书》还被指将中日关系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的邻国”，这一调整被外界视为对华定位的微妙变化。不过在台湾问题上，《外交蓝皮书》的表述则出现了另一种微妙调整。相较于前一年将台海局势明确与日本自身安全相联系的说法，最新版改以“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加以界定，并删除了2025年版本中“与日本安全直接相关”的表述。
在以上背景下，中日在安全领域面临潜在的“擦枪走火”风险。双方因台湾问题上的对立正在向其他政策领域蔓延，可能因误判或突发事件而引发更大冲突。中日双方的有识之士有必要保持沟通，防止对立积累为敌意，为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保留更多理性互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