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学者评【大国实力变动与世界秩序转型】第25篇
朱俊玮
浩瀚智库
当前全球深层次矛盾迭出，多重危机叠加，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多领域的冲突与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最重大的风险恐怕在于，全球即将进入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出现的最大两个有核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军控条约的时代。这将带来更大的军备竞赛甚至核冲突的风险，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给全球和平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继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重要军控条约后，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后与俄罗斯续签五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成为两国间仅剩的一项军控条约。俄罗斯在2022年8月宣布“暂时退出”该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尽管属于“暂停履行”而非“退出”，但也使该条约岌岌可危。该条约即将于2026年2月5日到期，由于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宣布停止与美国开展军控与战略稳定对话，两国已不可能在此前谈判达成新条约，再次续约的可能性也极低。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曾呼吁恢复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军控对话，但没有明确指出他希望举行双边还是三边对话。他曾在第一任期内要求中国加入美俄军控谈判，遭到中方严辞拒绝。但据他身边的高官事后称，三边对话的要求只是特朗普的“高开价”，其真实目的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军控对话。后来，中美在2023年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前夕宣布重启军控对话，但次年又因美对台售军问题而被中方叫停。而美俄之间由于俄乌、北约等地缘政治问题，要恢复军控对话也面临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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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近年来美俄等有核国家都对核政策做出了调整，并加大力度发展核力量。当前美国的核战略建立在同时应对多个核假想敌的基础上，正在实施核力量现代化更新计划，拟于2035年完成。特朗普提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一旦建成，将严重削弱其他有核国家的核威慑能力。俄罗斯常规力量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因而加大对核威慑的依赖，于2024年修改《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扩大了核威慑范围，降低了核使用门槛。英法于2025年7月签署《诺斯伍德宣言》，首次明确将协调两国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中国的核政策官方立场没有变化，但由于缺乏互信，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存在很大的疑虑和担忧。不开展核对话，显然会导致核风险显著提升，促使各方都以最坏的打算去发展核力量。
因此，有核国家恢复并加强军控对话刻不容缓。唯有对话沟通，才有可能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减少误解误判。同时，对话也是建立一切新的军控机制的前提。尽管分歧严重，“五核国”（N5）仍是维系全球核秩序的唯一合法核俱乐部，在避免误判、稳定核态势方面仍具有重要意义。在“五核国”框架内进行机制创新，远比新建一套多边磋商机制更切实际。中国不太可能同意加入美俄始于冷战时期、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军控谈判，但可以探讨在“五核国”平台上开展多边军控对话的可行性。为此，有核国家的核战略研究圈、军控界可先行开展二轨的双边和多边对话，为一轨对话奠定基础。对于更加复杂而棘手的“核扩散”问题，也只有在“五核国”意见较为统一的前提下，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才能发挥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