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9篇
日本经济篇 第3篇
杜进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
经过2026年2月的大选，自民党独揽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导致政党政治中的在野党丧失了制衡能力。可以说，在立法层面上，高市早苗政权在推行其保守的政治和外交议程方面的障碍基本被排除了。然而，经济问题永远是选民的主要关切和政策运营的中心所在。目前，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设计已经在市场遭遇到强烈的结构性反噬，由汇率、债市和国际游资等组成的“市场在野党”，有可能对她的施政发出严厉的弹劾，并迫使其进行深度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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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交易”和“早苗经济学”
在过去两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总理任命选举中，每当高市早苗优势的报道传出后，市场就会出现所谓的“高市交易”（Takayichi trade），即日元贬值，国债价格走低（国债收益率上升）和股价上涨。这是因为市场普遍认为，高市早苗主张的经济政策将继承和发展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众所周知，安倍经济学以“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的财政政策+激励投资的结构改革”的三支箭为标竿，强调货币先行，通过零利率和数量宽松摆脱通缩。而高市早苗更主张在坚持货币宽松政策的同时，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重点产业领域实现“官引民随”的大规模投资。
大选胜利后，高市早苗的经济主张（“早苗经济学” Sanaenomics）逐渐框定了经济政策的轮廓。我们可以将其核心政策归纳为以下四大支柱。
第一，尽量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物价上涨连续40个月超过2%的情况下，日本银行本应加速提升利率的幅度，但利率上升可能会从消费和投资方面抑制增长，所以高市早苗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力维护低利率环境，反对过快收紧货币闸门，希望通过印钞和扩张推高股市并维持经济的表面热度。
第二，规划实施战略性政府投资。其中包括①危机管理投资，即增加向能源自给、国土强韧化、网络安全及医疗健康等领域拨款，以及②增长投资，即聚焦人工智能（AI）、半导体、核融合、量子技术等17个前沿战略领域，通过政府长期投资的承诺，试图激活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
第三，稳定和提高居民户的可支配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通过推行食品等项的临时性消费税减税，废除汽油税暂定税率，并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带支付的税额扣除”等措施，直接影响国民的可支配所得。此外，对亏损中小企业，也计划提供助成金补贴。
第四，修正财政纪律目标。放弃传统财务省坚守的财政收支平衡（PB）黑字化目标，将“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稳定下降”改为新财政纪律指标，主张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稀释债务压力。即在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不再过度拘泥于减少债务，而是优先考虑债务与 GDP 的比例。这一政策被赋予“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美名。
可以说，早苗经济学是在继承“安倍经济学”的基础上，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由政府主导的战略性投资，旨在打破日本长期的通缩心理和投资不足的现状。
市场的反应
上述的每一项政策措施，单独看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都有实施的紧迫性。但经济政策的真谛是在给定的条件下作出Trade-off决策，即在各项可能互相掣肘的政策中确定优先顺序，有取有舍；同时，政策当局必须重视同市场之间的对话。从目前的情况看，市场已经对早苗经济学作出了否定的回应。
首先，来自汇率市场的明确无误的警告。日元的持续走弱，是市场通过做空日元，对执着于超宽松金融和大幅度债务扩张的高市政府政策最直观的回应。为了抵制汇率贬值，日本财务省多次入市干预，最近的一次发生在4月底，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投入11万亿日元实施外汇干预，其效果仅维持了短短一个月，目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又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的所谓心理关口。
其次，来自国债市场的无声抗议。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表明：过度增发国债将会导致国内和国际市场对日本财政丧失信心，可能面临长期利率飙升、企业借贷成本暴涨以及政府债务负担的加重，这些都有可能加速日元贬值的风险。
再次，加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在加剧了输入型通胀，未在物价本已上涨的背景下再大举进行财政扩张与减税，无疑是给通胀“火上浇油”，增加普通民众的“菜篮子”负担。
最后，国民收入的K型分化。虽然宽松预期提振了海外投资者的“高市交易”情绪，战略性投资计划也刺激了日本股市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措施使一部分投资家赚得盆满钵满，但数据表明，普通民众的实际工资并不见增长，由内需驱动的经济繁荣仍然只是水中之花。
简而言之，高市早苗可以用压倒性的议席击败国会里的在野党，但只要“高市经济学”持续过度依赖债务而无意对日本经济进行实质性改革，“市场在野党”就会随时用资金流出和资产贬值等方式，对她的经济政策进行弹劾，并使政府的增长战略遭受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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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政策调整
目前，消费税临时减税和汽油消费补助等“惠民”措施已经进入审议和实施阶段，高市早苗政府的第一个经济财政运营的基本方针（所谓“骨太方针”）预计也将于6月份出台。面对上述市场发出的警告和抗议，我认为政策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方向进行调整。第一，为了抑制通胀与阻止日元的进一步贬值，必须容许和加速日本银行的加息速度；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健全财政运营机制，使其能够承受加息的压力。为此，应该坚守基础财政收支目标，并对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财政支出的相应财源作出具体安排。光靠通胀和名义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指标的表面改善，已经无法取得市场的信任，而失去管控的财政或将成为高市政权的致命伤。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经济议程同政治外交议程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改善日中关系对日本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5倍，日本的对华（包括香港）贸易占到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一。放任中日关系恶化，以及强化以中日对抗为前提的经济安保政策，都会对日本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政府间和民间的交流，积累了丰富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很值得日本的为政者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