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研讨会【台湾光复80周年和两岸关系新动向】第5篇
一
“两制台湾方案”的构想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中国大陆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下提出的一种制度设想，旨在为两岸和平统一和可能的制度整合提供协商性与灵活性的政策框架。该设想主张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背景下，台湾地区可以保留自身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享有高度自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相关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协商确定，体现对台湾地区现实的尊重和差异性考量。2022年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指出， “‘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这一制度构想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如何通过有弹性的制度设计，回应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各界的合理关切，是“两制台湾方案”探索中的关键议题。
1993年4月，海峡两岸两个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会晤。
（来源：新华社）
二
现实挑战
尽管“两制台湾方案”在理论上具备高度包容性和制度灵活性，但在实际推进中仍面临一系列复杂挑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长期以来，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呈现出多元、分裂的身份认同格局。近年来台湾地区“本土化”趋势占主流。尤其是年轻一代在教育制度和社会氛围中受“去中国化”思潮影响，对大陆的认知存在隔阂与误解。这种认同差异需要通过长期的交流融合与情感联结逐步弥合。
其次，西方国家出于战略竞争目的，长期在中国台湾地区问题上进行干预，企图强化中国台湾地区所谓的“国际地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外部变量加剧两岸互动的复杂性，也对“两制”方案的接受与传播造成实质干扰。
再次，2019年香港局势的发展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并影响部分民众对“一国两制”模式的观感。相关议题在媒体与舆论场中不断发酵，导致“两制台湾方案”在部分台湾舆论中被误解或疑虑加深。
三
如何应对
面对上述挑战，需要从制度构建、对话机制和话语体系等多层面并进，以稳健、务实的方式推动“两制台湾方案”的深入发展。
首先，统筹“反独”与“促统”， 以弹性制度塑造长期认同。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反独”底线的同时，应赋予“两制台湾方案”更多制度弹性与协商空间。“反独”的立场越清晰，越有利于塑造和平统一的前景。另一方面，“促统”问题上，中国大陆需要展现高度的灵活性、想象力和创造性。“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项政治制度创新，“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在创新方面继续探索。在制度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现实情况，设立可调适、可共塑的制度框架，并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策略贯穿于统一进程中，增强台湾地区社会对“两制台湾方案”设计的信任与参与感。
第二，把握好模糊与清晰的策略运用。 当前“两制台湾方案”既需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以避免提前激化争议，也需在合适节点上逐步清晰关键制度安排。建议以“制度草案”或“协商议题清单”形式，开展前期技术性、政策性探讨，积累共识、减少误解，为后续协商营造基础。
第三，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基础上，广泛推动两岸各个渠道的对话机制建设。协商不是削弱立场，而是增强两岸制度融合与认同的必要路径。在坚持“一中原则”的基础上，应探索建立多渠道的沟通机制，包括学术、智库、产业和青年交流等平台，以务实的方式恢复制度性协商，逐步累积共识、消除误解。
202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宁德会见马英九一行。
（来源：新华社）
其四，构建面向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的有效话语体系。应围绕中国台湾地区民众普遍关心的制度保障、人身自由、生活方式等议题，进一步阐释“两制台湾方案”的开放空间与制度优势。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新媒体平台，加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话语能力建设，逐步推动“心灵契合”。
第五，深化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可借助福建“海峡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鼓励台湾同胞优先参与国家新发展格局下的新产业、新领域，拓展融合性项目，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增强“两制台湾方案”的社会吸引力。
结语
“两制台湾方案”应被视为一个可协商、可演化、可共塑的制度探索框架，而非固定化的制度模板。未来两岸关系的演进，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坚持核心关切的同时，增强制度的弹性与开放性，拓展融合发展的路径空间，改善相互认知，并建立持续深化的“心灵契合”机制。这一过程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政策议题，也关乎两岸社会的彼此理解与认同， 需各方共同努力、持久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