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19篇
钟厚涛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当前，受全球经济下行、社会不平等加剧、“逆全球化”思潮崛起等多重因素影响，民粹型国家领导人在全球各地强势登场，其非理性的决策模式，给各国政治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景象，也为世界和平发展投下巨大变数。
聚旗效应与民粹型国家领导人对战争的渴望
所谓“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是指在国家面临危机或外部威胁时，民众倾向于站在国旗之下，听从或支持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国家领导人的民意支持度也会迅速提升。例如，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无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民意支持度都在高位运行。
对于民粹型国家领导人而言，他们不仅需要顺应民意，更需要制造民意。某种意义上来讲，受聚旗效应影响，一场战争的爆发，或许更加有利于民粹性国家领导人的民意支持和选举连任。
联合国式微与国际秩序的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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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来，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毋庸讳言，今日的联合国，正在面临着空前危机。无论是以色列公开把联合国讽刺为“马戏团”，还是还是美国接连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合国专属组织，都显示联合国的权威性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整个国际格局也正在加速失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应运而生。国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为维护一战后的世界秩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30年代逐渐式微之后，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重要伏笔。
历史不会机械地重复，但也会有惊人的相似。回顾100年前的国联，再来反观今天之联合国，或许会让人几多感慨。
世界历史的后世书写与国际格局的当代危机
世界史与国别史不同，很多国家都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传统，但世界历史却往往是“后代人写前代史”。这就意味着，对于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定位和定性，往往都是由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完成的；当时的很多亲历者，却往往因为无法拉开历史的纵深视角，而对该事件的认知存在着“盲人摸象”的困局。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当时的人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正处于世界大战。只有到了1920年代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有了“世界大战（The World War）”和“第一次世界大战（First World War）”的概念。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区分两场战争，后来的人们才把1914至1918年的战争正式命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First World War或World Wa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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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秩序动荡不安。仅以2025年为例，此前的俄乌冲突尚未结束，中东战火又被重写燃起，苏丹内战不止，海地帮派暴力继续，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领土争端重新上演，卢旺达与刚果（金）的战争一触即发，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进一步升级，泰国和柬埔寨的炮火相向……
凡此种种，都让人感慨今夕何夕？都让人忧心这些暂时还是区域性的冲突，未来会不会进一步升级扩散，进而由点串线、由线成面？都让人怀疑，未来的世界历史研究者，会去怎样书写今天的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