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2篇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
当前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体系和国家两个分析层次的变量无法解释，国际秩序从全球化向逆全球化的转变。实力结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内体制、国内社会结构都无法解释为何所有大国都采取去全球化的政策，即无法解释为何从推动自由贸易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变，从人权高于主权向无视人权转变。体系和国家层次的变量不仅解释不了2018年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多次反复，而且也解释不了为何所有大国的内外政策呈现同质化趋势。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大国领导者的政治类型变化。一战以来的历史显示，大国领导者的政治类型经历了，帝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当下的民粹主义者。每次大国领导者的政治类型变化都引发了国际秩序的特性变化。每个时代的国际秩序特性（normative order）由当时的国际主导价值观和国际规范决定。而主导价值观和国际规范则是大国领导者们提倡的和制定的。
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倾向的领导人掌握了大国的权力，因此全球化秩序（自由主义秩序）形成，从GATT到WTO的形成是自由主义秩序的经济标志，形成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规范，联合国通过国家对人的安全责任（RTP）是自由主义秩序的政治标志。如今，民粹主义者掌握了大国的权力。民粹主义价值观在所有大国的网络上都占有主导地位，政府们则以政权安全为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制定了经济安全战略，实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因此逆全球化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特性。（本人认为，将自由主义秩序起点定于二战结束的作法，混淆了冷战与冷战后两种国际秩序的性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