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学者评【大国实力变动与世界秩序转型”】第31篇
陈纳慧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
助理教授
中华性不仅是多样的，也是多元的，即它不仅呈现为不一的表现和表达，也生发自多个世界（worlds）。以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为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认同转变，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意味着他们选择结束移民身份，寻找在当地安生立命、成为当地人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所承载的中国性有了新的生发之地，无论是由华人占主体的国家新加坡，还是华人作为少数族群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此外，即使就海外华人而言，他们也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正如王赓武对“一个”海外华人群体的质疑，他们内部具有多元性和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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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共存和互融的环境为“中华性”提供了不同于中国的新的生发土壤，无论这个中国是现今的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多世纪前华族移民所来自的那个文明体和祖籍地。尽管由华族占主导，但新加坡并非惯常所认为的“华人国家”。在文化和文明层面，新加坡是涵纳几种文明的微观世界。一方面，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共同形成新加坡的文化认同。政府在推广中华文化的同时，又力图控制它在包括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在内的文化拼盘的影响力比重，以使其恰到好处地服务于建构全体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让华族的文化认同摧毁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新加坡事实上也是中西文化争夺各自势力的角逐场，它所呈现的是中西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争斗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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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文明的兴衰过程说明任一文明的涵盖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文明影响力在历史长河中时移境迁。文化和文明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明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表和代言该文明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新加坡的文化和文明从属的演变史为此提供了例证。展望中西文明在诸如新加坡、亚洲，甚至世界范围的胜负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未来中美实力的比拼结果。一个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中国，不仅会在实践层面获得世界秩序的定义权，也将为中华文明贡献于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的理念转型带来机遇，而这必然建立在承认多元中华性的中华文明认同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