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就“G2”等自身国际定位有明确官方立场
最近，伴随世界“百年变局”的演进，国际力量特别是大国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特朗普重提“G2”的构想，并不断强调中国的重要性等，使得有关中国国际地位及“领导权”等话题不断被炒热。
众所周知，从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2008年提出“两国集团”（G2）概念，美政界布热津斯基、佐利克等都曾认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中应尽快宣布建立“G2”架构。奥巴马曾向中方提出在世界上建构“G2”，即双方在涉及全球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上要形成高度共识，以此带动世界发展。
对此，中国领导人在2009年11月会见奥巴马时，作出了正式回应：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一个稳定、合作、向上的中美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中美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但中方不赞成有关“G2”的提法，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时隔16年，2025年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面对美方的提议等，再次正式回应所谓“G2”问题：“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结盟运动的伙伴、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将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同各国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表明，中国官方就“G2”、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及“领导权”等问题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这些年来，中国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然而，“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来没有自封为“领导者”，“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而且，中国政府还明确表示：中国“始终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这实际上已经将“发展中国家”（或称南方国家）这个一般与发达国家相对、指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概念，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涵义，既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对自身发展水平、国情特征的冷静、客观认知，又坚定地表明了建构“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公正国际秩序的政治原则立场，实际上也是对有关“G2”、“领导权”等话题的回答（上述引文均为近几年中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等）。在美国日前悍然对委内瑞拉这样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并对一国总统动手的霸权行径，受到国际一致谴责之际，中国政府上述立场的正确性和成熟性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而且，上述政策表述和中共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立场、以及倡导“实事求是”、“两个务必”的党风建设等，都是直接相关的，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戒骄戒躁：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应该指出，最近有关“G2”、“领导权”等话题的讨论，虽然有中国政府上述冷静而成熟的政策宣示，但依然被人们关注。从合理性的角度看，例如国际上美国霸权的式微及“收缩”造成一些“空白”、国际社会对综合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的需求日益随大等，确实需要中国与时俱进、不失时机地作出新的、更积极的对应。但是，我还是更赞同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而且，我觉得越是形势把中国推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越应该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坚守自己一以贯之的、受到长期实践检验的成熟政策立场。说到“戒骄戒躁”，我特别想提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特别在重大转折关头，常常有一个干扰中国发展和进步的痼疾——社会精英层主观认知上的“骄躁”情绪。这种情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其原因也各有不同。在中国还很落后的时候，就不乏这类表现。从上世纪30年代“数省胜利到全国胜利”的左倾盲动，到抗战时的“速胜论”；从50年代的“大跃进”，到70年代的“洋跃进”……,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以切身经验概括指出：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特别是每次大的胜利或大的转折关头，常常会产生骄躁、冒进的“左派幼稚病”倾向，由此导致失败与挫折。
1944年中国抗战胜利前夕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百年变局的重大转折关头，当时毛泽东特别借用郭沫若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三百周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不断向取得显著成绩、逐渐走近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共发出警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又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正是在毛泽东成熟、冷静的政治引领下，中共取得了“开天辟地”的成功，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站立起来了”的同时，更以同样的力度对中共党内明确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称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1956年中共八大毛还专门用“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来提醒大家。毛这一代人的丰功伟绩及历史转折关头的清醒、理性，的确令人感佩，恐怕是我们这些后人难以企及的。但同样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是毛这样的人物，也在仅仅几年后，就开始头脑发热，开始了左倾冒进的恶性循环，直至毛去世后才开启了相对平稳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今天，世界处于百年变局的动荡之中，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国人似乎又面对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而社会上特别是精英层的“骄躁”情绪似乎又有所抬头，并且有方兴未艾的势头，动因也更加复杂。这种“骄躁”波动，如同一个宿命的周期率，尽管这种周期变化与中国古代社会盛衰之“周期率”不能简单划上等号，但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剧烈波动起伏，体现的是更为复杂的历史及认识论上的矛盾叠加，除了外部霸权式微及“收缩”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日增之外，在中国内部有长期落后的屈辱及打压使国人特别是精英阶层积累的反弹式冒进冲动；也有中国古老灿烂文明及百年壮丽变革取得伟大功绩提供的正面激励；还有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内外艰巨性及缺少经验和准备带来的选择难度；更有面对走不完的“万里长征”，民族性格中坚忍不拔与侥幸厌战的较量与磨合。可以说，这轮变局和波动的正反各层面动因的复杂性显得更为突出，可能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必须协调面对的大课题。
另外，世界历史的经验也值得注意：几乎所有失败者，无论背景多么复杂，但大都与过高估计自己、缺少自知之明、“骄躁”盲干有关，可谓“骄兵必败”。而成功者，特别是近代发展较顺畅国家的富强之路，看似各具特色，实际至少有以下三大共性：即危机意识、创新精神与务实作为。这三大意识可以简化成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虚心使人进步”。“虚心”即“戒骄戒躁”是危机意识的直接体现，同时又构成创新精神的牢固基石及务实作为的动力机制。无论是个人、政党抑或民及国家，在路线、政策及制度选择之外，似乎都受到这种主观精神层面的发展“铁律”的制约。有关“G2”、“领导权”等话题的讨论，也与之密切相关。
三，与时俱进：“包容力”比“领导力”更重要
今年是联合国建立80周年，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以及特朗普对联合国等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都使得“建构国际新格局”包括“G2”、“领导权”等话题又引发人们的关注。其实，中美的综合实力及代表性以及双方合作对世界的重要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回避。今天的国际社会，既需要中美两国负责任地发挥引领作用，又需要循序渐进地朝着抵制霸权主义、实现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在现实中，特别是这十几年来，经历新旧格局相互磨合、碰撞、交替、融合的复杂过程，正在形成一个“两大带两群，合作求共赢”的新格局，也就是美国主要带着发达国家群，中国主要带着发展中国家群，差不多20个国家为主体，加上几个主要的国际组织，共同形成的世界大国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尽管中美在各自“朋友圈”中的原则理念和实际作为各有不同，但通过20多年的实践发展，并且在G7集团、金砖集团以及APEC等平台的多方努力与磨合下，这个混合型新格局日益崭露头角。这种“百花齐放”的方式，就是为了在联合国基础上逐步建构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推动全球治理的大国合作平台。
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在一些地区也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例如东亚及亚太地区，APEC推动RCEP落地，就带了个好头儿，出现了日韩澳新等发达国家和中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两群合作”新格局的雏形，如果再努力一段时间，能实现“亚太自贸区”的目标，就会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这个新格局。
请注意：这个格局并不是由一、两个大国“领导”的，而是以东盟为主、相互平等、包容、融合的过程。中国确实在其中发挥了引领潮流的作用，而这种引领是为了顺应时代和平发展主流要求，呼唤新式的、更公平的全球化发展，呼唤“去霸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多数国家都在这个时代潮流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美国等可能还不太适应这个新变局，还想“当老大”、或搞“小院高墙”、“孤立主义”，甚至像近日对委内瑞拉的霸凌以及可能对格陵兰岛、中东施暴，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美国也很难真的再回到当年“一强独霸”的局面了。
这几年，我有幸在香港工作、生活，亲身体验到了“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及其具体实践的政治创新价值。“一国两制”是人类文明史、政治史和制度史上的伟大创举，从现代国家制度形成后，还没有哪个大国可以兼容两种具有政治对立性质的制度。就连标榜“自由主义”的美国，也不断地搞什么“颜色革命”、或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理念，追求“制度输出”、“政治输出”等，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的利益需求，而且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一国两制”则体现了一种在一国国内都可以实施不同制度实践的“包容性”，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安排，而且也为中美构建正确“相处之道”、世界构建合理新秩序、丰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尝试。“一国两制”说到底是一种以“包容不同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创新型命运共同体”，这与今天中国在国际上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脉相承的，这三个“共同体”概念“三位一体”，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相契合，形成了今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流方向。“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是中国人对世界贡献的极为重要的稀有公共产品，是一份宝贵财富，今后一定会越发显示出她的务实性、创新性和未来性。这种与时俱进的“包容力”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引领，比传统的“领导力”似乎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