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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看快讯 | 华人论坛海外团队参加第十七届台湾问题研讨会 | 海外看世界

    海看快讯 华人论坛海外团队参加第十七届台湾问题研讨会 2026年8月4日至5日,由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及福州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七届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在北京顺利举行。今年会议的主题是 “世界变局与两岸关系走向”。 来自海内外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了今年的研讨,其中参加的海外团队8位成员包括: ·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召集人 ·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 ·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 林声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 杜    进    日本拓殖大学荣誉教授 · 戴二彪     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教授 · 王建伟     澳门大学荣誉教授、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 来自台湾的一位资深媒体人。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国内学者有: · 孙亚夫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 黄嘉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 · 朱卫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李振广  …

  • 李宗伦 | 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寻访 | 海外看世界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4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中国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怀着救国图强的满腔热忱赴俄留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选派了大批有志青年留学苏联,这些青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留俄的中共党员中有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富春、张闻天,王若飞等。国民党方面选派到中山大学学习的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贺衷寒、康泽等。 大批中国青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学习革命真理和斗争本领,探求中国前进的方向。这三座“红色大学”,曾是锻造中国进步青年的熔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КУТВ)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这张历史照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旧址 ,坐落在特维尔大街普希金广场的南侧。已拆除,现在是“消息报”社的大楼。东方大学的全称是以斯大林命名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1921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一所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以及苏联中亚各民族培训干部的专门学校。从1921年至1938年间在莫斯科开办了17年。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中国进步青年对红色首都莫斯科心驰神往。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组织赴俄留学便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号召各地革命团体推荐进步青年入学。在长沙,毛泽东与湖南知识界代表人物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发出留俄勤工俭学团倡议,开始组织学生赴俄留学。9月底,湖南选送任弼时、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陈启沃6人,10月又选送了刘少奇、彭述之等人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成员罗亦农、任作民、卜士奇、袁达时、吴芳等也转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当时上海外国语学社的37名学员中,湖南青年超过半数。 中国首批赴苏红色留学生在1921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奔赴莫斯科,为中国的未来到苏俄采集革命的火种。这批年轻人大多来自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社的创办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掩护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革命活动,也成了革命青年的留苏预备班。 1921年4月,第一批留学小组30人由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带队,出发前往莫斯科,他们乔装打扮成商人,务工人员分批从上海出发,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莫斯科,一路上艰难险阻,困难重重。留学生们本欲自哈尔滨出境,但当时张作霖部队对中俄边境封锁极严,众人只得从上海乘船,先往日本长崎,自长崎折返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后经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才得以前往莫斯科。当时海参崴局势复杂,有红军、白军和日本领事机构及张作霖军阀的哨卡,留学生们不敢成群结队,只能三三两两分散前进。在途中,刘少奇还被张作霖部队抓走,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人,最后得以脱身。当时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还有烧木柴小火车。他们还会不时冒着西伯利亚的严寒到森林里砍柴,补充燃料后。继续艰难前行。 三个多月后,突破重重阻碍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首批学员于1921年8月初终于抵达莫斯科,开启了中国人赴苏留学 之 路。他们在东方大学完成登记注册,领取学生证,罗亦农被选定为中国班学生的负责人。同年冬天,罗亦农首先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紧接着,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也转为党员。不久,中国班中的党员组织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被选为书记。 原莫斯科东方大学教学楼(莫斯科斯特拉斯特林荫道5/3) 罗亦农个人档案中的第一批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员名单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Ф495-ОП225-Д575) 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中,刘少奇因国内工人运动发展需要,于1922年夏奉调提前回国;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因本人志愿,于1922年冬转入红军军事学校学习军事,1923年再转回东方大学,大部分人于1924年毕业回国。 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在听课 到东方大学留学的第二批学员主要是从欧洲勤工俭学人员中陆续转来的。1922 年秋,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从柏林到达莫斯科, 成为中共旅欧组织赴苏学习第一人。1922年底,萧三从法国来到莫斯科, 会见了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陈独秀、瞿秋白以及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之后萧三留在东方大学学习, 并决定让西欧的一部分同志也参加学习。1923年初,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从旅法、旅德党团员中抽出骨干,派往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3月18日,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以及共青团员郑超麟、袁庆云首批12 人,由巴黎经柏林、立陶宛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又选送刘伯坚、李慰农、马玉夫、尹宽等第二批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后,由于国共合作顺利,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国内急需大批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加紧了对东方大学的人员输送,先后派出近10 批约百余人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到1927年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朱德、王若飞、邓小平、傅钟、刘明俨、胡大才等人先后在东方大学学习。另外,国内也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来到莫斯科学习,如叶挺等。第二批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人数达到1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中抽调聂荣臻、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 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为国内斗争培养军事人才。 五卅运动后,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转发了鲍罗廷的绝密电报,要求从东方大学调回40名毕业生,派往广东革命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一背景下,东方大学的第二批中国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1922年冬,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陈独秀到东方大学看望了中国班学员,对东方大学的教学和中国学员的学习感到满意。在了解到旅欧学生维持日常生活都非常艰难的情况后,陈独秀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写信给巴黎中共旅欧支部,要求旅欧同志分期分批来东方大学学习。从1923年春到1924年秋,中共旅欧支部分三批转入50余人。至1925年年中,从各个渠道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达112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扩大培训学校和培训规模,国共双方都积极选送留学人员,一时形成留苏热潮。 东方大学中国班继续招生,第三批学员的来源主要为旅欧学生和中共从国内派遣的学生。1926年3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又从第三批学员中抽调朱德、彭干臣等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举办了一个约半年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朱德任班长。这批学员1926年秘密回国,成为军事骨干。1926年12月30日,联共(布)决定,在东方大学开办为期一年的军事政治训练班,计划招收500名中国学员。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六七百人(包括已暴露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东方大学军事速成班学习。1928年结业后,大部分学员回国参加革命。东方大学开设了共产国际党校中国部政治班,蔡畅、贺诚、贺子珍、方志纯、杨之华、蹇先任、马明方等曾在此班学习。 左一任弼时 左二 罗亦农 左四张国焘

  • 李宗伦 | 莫斯科的毛岸英雕像 | 海外看世界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3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在莫斯科沿明斯克大道行驶50公里,就到了莫斯科“爱国者公园”。 主体建筑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教堂和1418博物馆。(卫国战争一共进行了1418天)广场上有一个“盟军走廊”,是二战期间,参加伟大卫国战争的外国军人的纪念碑,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塑像有4男一女,其中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1936年。他被党组织安排到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学习,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上前线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他从莫斯科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并获得中尉军衔后,被派往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并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政治指导员,转战欧洲战场。这个雕塑中,形象的刻画出毛岸英手拿给斯大林的信,请缨参战的情景。 中间不带帽子的为毛岸英,手里拿着给斯大林的请战信 身着苏联红军军装的毛岸英 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望毛岸英(永福)、毛岸青(永寿) 在他前边是一个被称为“和平天使”的女孩加林娜·杜别耶娃。她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她在中国长大,曾就读于绥芬河一所由俄罗斯移民开办的学校。加林娜精通俄语,中文和日语。因此,1945年8月,她被邀请作为苏军与日本军方谈判的翻译。日军的一个防御工事位于中国城市附近,苏军向日本提出投降建议。几个翻译被15名苏联士兵掩护,当他们接近敌方阵地时,日军表示他们只允许一名翻译过来。加林娜手持白旗,独自一人前往,宣读苏军投降条款文件。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突然开火。年仅 17 岁加林娜当场壮烈牺牲。苏军立即发起进攻,消灭了了日本军队。这位17岁女孩勇敢面对敌人的壮举,至今仍被中俄两国人民铭记。2009年,绥芬河市民募捐资金,在在市內建立了“友谊与和平使者”纪念碑,四年后加琳娜·杜别耶娃纪念博物馆落成。 加林娜·杜别耶娃 中国绥芬河的“友谊与和平使者”纪念碑 2021年6月22日,张汉晖大使应邀出席俄罗斯国防部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举行的卫国战争“盟国长廊”启动仪式,并与绍伊古防长共同为中国人民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雕塑揭幕。 绍伊古在揭幕仪式致辞中说:“在我们用沉重的心情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我们一起经历战火洗礼的盟国人民。在这样的大战中盟国并肩战斗越密切,胜利才能更早到来。绍伊古称,纪念雕塑反映的既是盟国人民的整体抗战功绩,又体现的是每个实实在在鲜活生命的贡献。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在苏联学习期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毛岸英曾多次致信斯大林要求参战。当时苏联高层虽内部规定不允许外国领导人子女上前线,但在毛岸英同志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如愿走向战场,和苏联军民共同战斗至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出席揭幕仪式 张汉晖大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参加二战纪念雕塑揭幕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俄共同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为二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广泛认可,体现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在这场决定人类未来和命运的殊死较量中,中俄人民互相支持,并肩战斗,展现出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精神。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民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牺牲的苏联军人,两国在战争中结下的诚挚友谊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强大动力。

  • 李宗伦 | 苏俄红军中的中国团,中国营 | 海外看世界

    苏俄红军中的中国团,中国营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第二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20世纪初,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活跃着一些由中国人组成的红军部队,还有不少中国人分散在苏俄的红军中,甚至列宁的卫队中也有中国籍的卫兵,如李富清。上世纪有一部中苏合拍的电影“风从东方来”就是写的这段故事。 苏联人称他们为“中国战士同志”。在十月革命前,俄罗斯至少有20万华工,甚至可能更多。当时中国人被俄罗斯帝国用作廉价劳动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人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每一根枕木都是华人的一条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俄的华工们,出于阶级的本能,大批投入到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他们有的分散在各个红军部队中,有的则组成了“中国连”、“中国营”和“中国团”。 列宁和他的中国卫士(电影“风从东方来”剧照) 这些由中国人组成的部队广泛活跃在俄国的土地上,在伏尔加河沿岸、在基辅、在乌拉尔、在顿河、在高加索作战。乌拉尔地区有大量华工,也组建了相当多的红军中国营,中国团。其中,有任辅臣的中国团(红鹰团),有张福荣的“中国军团”,“伏龙芝”中国独立团、桑富阳中国营、德萨中国独立支队、比里施诺夫中国支队、别尔姆中国支队等。还有中国营营长包清山和孙福元、列宁的卫兵李富清,中国红色哥萨克常杨青、中国连长刘法亮等等。一共约6万名中国人参加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战斗。 1918年莫斯科中国营准备开赴前线,标语上书俄共(布)万岁 中国士兵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在苏俄各地战斗 红军中国团的指挥官     苏俄红军“中国红鹰团”团长,革命烈士任辅臣,是中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国近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杰出的华工领袖,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任辅臣1884年农历4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1908年在哈尔滨正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00余名华工远离祖国,到俄国乌拉尔地区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伐木等艰苦劳动。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矿区时,任辅臣激动不已,他把俄文报纸译成中文,激动地向华工们宣讲:“苏维埃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我们全体华工保卫俄国的红色政权,将来回到祖国,以俄国为榜样,为解放受苦受难的同胞而斗争!” 华工们听了任辅臣极具号召力的讲演,深受鼓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全矿区近2000名华工参加红军,编人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二二五团。任辅臣任团长,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派来一位红军干部任政委。任辅臣率领中国团打了许多漂亮仗,相继参加了消灭反革命捷克军团和白匪军等多次战斗。 1918年9月21日清晨,拉亚镇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这是位于卡马河附近匪军控制的一个重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白匪军企图以此为据点,突破红军前哨阵地,打开西进的通道。任辅臣奉命率领中国团主动出击,围歼该镇守军。这场战斗取得了很大胜利,是一场漂亮的围歼战,中国团从此更是名声大振。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了表彰中国团的战功和卓越指挥者任辅臣,苏维埃中央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战后第六天,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 1918年10月,任辅臣指挥中国“红鹰团”转战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线,接连打了几个硬仗。与此同时,高尔察克白匪军在大本营伊尔库茨克经过整顿,开始向西反扑,很快推进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并占领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北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托博尔河铁路大桥。苏俄红军司令部下令必须夺回这座大桥,可是驻防该地的红军部队几次冲锋都失败了,形势十分危急。最后,司令部决定调中国“红鹰团”完成夺桥任务。这场恶战中国团阵亡600多人。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获得“中国英雄军”的美誉。 任辅臣“红鹰团”指挥官,中央白色军装为任辅臣 1918年11月中旬,任辅臣率领中国“红鹰团”经短暂休整后,继续战斗在东部战区最前沿。他们在库尔干大草原上配合红军部队追击溃逃的一部白匪军。任辅臣与战士们一起同凶残、顽固的敌人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了追击任务。1918年11月下旬,任辅臣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维雅战场的临时总指挥。位于乌拉尔地区的维雅火车站是个小站,但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任辅臣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机智果断,沉着冷静,在缺少弹药和食品的艰苦条件下,率领全团战士与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殊死战斗。 任辅臣225团中国战士 1918年11月29日,任辅臣指挥全团官兵与白匪鏖战了一天。终因寡不敌众,中国团伤亡惨重,除少数人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任辅臣在左臂负伤的情况下,一直战斗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壮烈牺牲。 任辅臣牺牲后。苏俄政权追授其红旗勋章。1920年春,列宁接见了他的遗孀和儿子及两个女儿,他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称他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优秀的中华儿女”。根据任辅臣家属的要求,他们离开了俄国。因为路上不安全,苏俄人民委员会派了部队沿路护送。虽然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任辅臣的英勇事迹和他的后代一度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中国和苏联两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他。80年代末,当时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库利科娃。武官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在北京找到了任辅臣的儿子,孙子,邀请他们全家到苏联访问,还特别去了叶卡捷琳堡(当时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红鹰团烈士纪念碑祭扫。现在在任辅臣的家乡铁岭建立了他的纪念馆,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是叶卡捷琳堡附近的维亚火车站任辅臣“红鹰团”烈士纪念碑 任辅臣家乡辽宁铁岭的任辅臣纪念馆 苏俄红军“中国营“营长包清山和孙福元 1918年“中国营”营长孙福元的征兵广告 告全体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同志们:       在中国,穷人受到残酷的压迫。你们都是从中国来的,正在苏维埃俄国寻找光明,你们是身在革命国家的革命者,快参加革命的队伍吧!我们正在打击资产阶级匪帮,保卫我们的工农苏维埃。在彻底打垮世界反革命部队以前,我们决不放下武器,誓不罢休。       革命的中国兄弟们!谁拥护解放奴隶,就请加入我们的队伍!谁要捍卫工农政权,就请同我们一道走!摧毁一切障碍,消除一切隔阂,获得解放的中国劳动者应当同必获全胜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同志们!大家都来参加红军,参加中国营。严守革命纪律,紧密团结,为打垮资产阶级军队而战斗。        营长:孙福元参军登记处:莫斯科,低树林胡同二号二栋,救世主教堂对面。         1918年5月9日真理报,红军栏 (左)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长包清山 (右)提拉斯波尔中国营长孙福元 包清山是沈阳人。俄国名字叫考斯嘉(Костя),赫赫有名的中国营营长,最多的时候他手下有800名中国战士。他和他的中国营以勇敢善战而享誉红军。 中国营的战士 刚开始的时候,在俄罗斯弗拉季高加索(Владикавказ)有一支中国国际支队,只有80多人,随着华工的纷纷加入,很快就达到了800多人。于是,这支部队被编为一个中国独立营,包清山被派往担任营长。1918年7月,邓尼金的哥萨克白卫军开始围攻察里津(Царицын)(即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这支白军悍旅正是包清山和中国营的主要对手。中国营的战士都知道列宁那封著名的公开信《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 从一开始战斗就非常艰苦,因为红军在北高加索的部队完全和主力隔离,只能孤军奋战。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后,白俄突破了佛拉季高加索(Владикавказ)市区的城防,经过多日激烈的巷战,红军终因寡不敌众,准备放弃佛拉季高加索。…

  • 李宗伦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 |海外看世界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 (第一篇)红场列宁墓旁的中国烈士墓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序   言 100多年前,上个世纪20年代,许多被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召的中国青年,怀揣革命理想,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红色首都莫斯科追求革命真理,为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寻找一条革命之路。1911年武昌起义,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中国究竟选择什么道路和国家政体?当时无非是三条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法国式的共和,抑或是美国的邦联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为中国送来了第四条路,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工农苏维埃(即工农人民代表大会)。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此在全世界展开,也迎来了大批中国人涌入俄罗斯的一次大潮。 十月革命,攻打冬宫(苏联的宣传画) 为了适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1919年3月4日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俄国成立了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大联盟,旨在把共产主义的旗帜插遍全球。为培养各国的革命干部和骨干,共产国际还成立了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莫斯科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等等,为东方国家,特别是为中国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共产党方面有我们熟知的刘少奇,邓小平,朱德,任弼时,陈云,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吴玉章,张闻天,李立三,乌兰夫,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肖劲光,许光达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和重要领导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贺衷寒、康泽等。当时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向往和愿望。革命先烈李大钊,何叔衡,陈潭秋,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陈乔年,陈延年等都在那个年代在俄罗斯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些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先驱英烈抱着探索真理,为国寻路,来到苏俄,要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把中国建成像苏俄一样的工农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苏维埃俄国,是中国革命开始的地方。 列宁在演讲 与此同时,100多年前,大批华工在严寒的西伯利亚修建远东大铁路,还有许多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原始森林伐木和在工厂做苦工。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政权组织了以在俄华工为主体的红军中国团,中国营。他们与苏俄红军共同浴血奋战,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和白军作战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组成的武装力量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亮相。 历史长河奔流向前,中国人在俄罗斯的足迹清晰地留存下来。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始发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许多历史遗址,就像一个个红色的坐标,把100年前中国人在苏联的活动轨迹连成一条链环,沿着这条链环,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原出来,追溯那段不可遗忘的历史。 红场列宁墓旁的中国烈士墓  莫斯科红场,是许多中国人去过的地方。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有两个中国烈士的墓。列宁墓两侧,有对称的两座大型的与地面平行的墓碑,上面写着“深切悼念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烈士”。在墓碑的侧面,刻有有许多名字,在众多保卫新生红色政权而献身的烈士当中 赫然出现两个中国人的墓。上面刻着“张——1917和王——1917”两行俄文。这个张和王是谁呢? 红场列宁墓旁的中国烈士墓 经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和对专家的访问,我们找到了答案。1917 年春,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组建了赤卫队。大约有 100 多个在莫斯科工厂和建筑工地做工的中国人参加了莫斯科工人赤卫队。同样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者,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当时,盛行的的一句话“无产者无祖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无论被命运抛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纵使语言不通,举目无亲,都可以凭借国际歌熟悉的旋律,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俄国工人很快同这些中国工人交上了朋友。在莫斯科的工人赤卫队中就有了小张-“日尼亚”和小王-“瓦尼亚”。小张和小王加入了战斗队,虽然武器装备简陋,但因作战英勇,赢得了最英勇的赤卫队的荣誉。 1917年11 月 1 日工人赤卫队开始攻打电话局。在白军的枪林弹雨下,赤卫队队员奋勇地向前冲锋。他们当中就有小张和小王。电话局大楼,是当年罕见的高层建筑。敌人居高临下向进攻的工人赤卫队猛烈射击,造成重大伤亡。革命战士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占领了这个白军的重要据点。在这次浴血战斗中,赤卫队队员小张和小王牺牲了。1917年11月10日,中国人小张和小王被安葬在红场烈士墓。苏联人民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红场烈士墓的大理石墓碑上。 米柳金巷(现今的马尔合列夫斯基街)上的电话局大楼 1917年 11月10日克里姆林宫墓地安葬仪式, 小张 小王长眠于此 1918 年 11 月 7 日在红场举行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时,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弗・伊・列宁揭开了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边的阵亡战士的纪念碑上蒙布。 列宁说:“我们今天举行 1917 年十月革命战士纪念碑揭幕仪式。我们的革命旨在把各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停止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推翻资本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起义开始后,劳动群众中一些最优秀的人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同志们!让我们在十月革命战士纪念碑前发誓:我们将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以他们的大无畏和英雄气概为榜样来悼念他们吧。” 老布尔什维克们回忆说:“中国人小张-“日尼亚”和小王-“瓦尼亚”,我们都把他们的牺牲当作是自己的巨大不幸。当他们同那些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俄国赤卫队队员,一起被安葬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边的公墓中时,我们,他们的朋友,心中感到深深的悲痛:“我们的同志,中国兄弟,远离了自己的祖国,父母和亲友,为解放受压迫者这一共同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安息吧,我亲爱的孩子!苏联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 现在,小张,小王墓已成为成千上万参加俄国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流血牺牲的中国烈士的共同家园。张,王是中国人最具代表性大姓,所以小张,小王成为几万名和俄罗斯的无产者共同浴血战斗的中国人的代表。

  • 海看快讯|大陆环岛执法与两岸关系|海外看世界

    美东时间2026年7月31日晚(北京、台北时间8月1日晨)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和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主办,台湾旺报和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第五十一讲暨闭门线上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召集人赵全胜主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剑和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系主任、专任副教授刘佩怡主讲。来自全球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何思慎、王智盛、夏立平、邵育群、白智立、孔小慧、朱俊玮、朱志群、蒲晓宇、杜进、熊达云、祁冬涛、孙太一等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分享了看法并提问。 郑剑教授首先追溯了美国人划的非法的两岸界限的来龙去脉以及因为军事能力及公务、执法行动的变化导致该议题的演变,尤其是最近菲律宾和日本划界给该议题带来的新的变数。郑教授强调了恢复安全生产、维护发展利益以及“中国台湾”概念逐步得到落实的重要性,也阐述了在是否有国际势力运作的不同情况下局势可能的发展方向。郑老师随后谈到了包括美国“放日出笼”挑起争端等地区势力因素,以及日本制造事变的传统,并表示对日本的潜在相关做法仍需谨慎。 图为郑剑教授 刘佩怡教授首先详细阐述了两岸军事战略互动自1949到当下所经历过的六个不同的阶段。2026年则是第六个阶段“全域行政执法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也正是以日本和菲律宾于5月底宣布启动涉及台湾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和北京的反应为标志事件开始的。刘教授认为环岛军演与环台执法的战略效果是封锁。除了本就是美国防务自己划的并非实体线的中线消失外,金马禁限制水域也消失了。海上封锁转变为海上隔离的同时,北京对台湾东部的战略要地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总体上,北京正在西太平洋建立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防御网。刘教授也指出,当前无论北京采取哪种执法方式,都对推动各种不同版本的统一模式具有加速作用。刘教授最后也介绍了有关领海基线的公告背景。 图为刘佩怡教授 问答环节,学者们就“环岛巡航与台方反应”“台湾防卫韧性”“对台当局政策的影响”“无人机”“台方预案”“乌克兰教训”“自卫队转型”“历史叙述对当前的意义”“安全困境”“中日对话”“日本修改防卫三个文件”“日本的国家、历史、文化是否在几十年间可以被改变”“日本右翼”“日本教科书”“高市早苗支持率与民意”“军力对比”“和平谈判”“强硬做法是否合适”“使用海警船的信号”“军国主义”“美台互动”“台湾民意”“大陆的战略耐心”“美日未来的反应”“特朗普的意向”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互动。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推出《两岸热点》系列讲座,《海外看世界》也将持续追踪报道。

  • 俞剑鸿|演绎法的问题|海外看世界

    俞剑鸿 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教授暨兼任所长 西方社会科学的演绎方法的主要问题何在? 前言 至今,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界,演绎方法(deductive method)还是为主流。推崇这个方法的学者常会指出他人著作里的 non-sequitur(前后表达不连贯 (inconsistent or disconnected, not logical presentation) 或是不合逻辑地推论(illogical inference)。 我们也能见到归纳方法(indutive method)。掌握这个方法的人应当立刻领会辩证(dialectic; dialectics; and dialectical)的含义:只要在任意时间与空间(time and space)中思考、面对至少两组概念,就会涉及辩证。还有不少作者并不清楚、没能意识到自己实际采用的是演绎方法(deductive method)和 / 或归纳方法,也就是我所说的 abductive method【融合(带有辩证属性)方法】。 平心而论,历经近四十年学术生涯,我深刻认为:唯有辩证式(dialectical)的研究与写作,才能让中外社会科学研究者与读者贴近、认清完全不存在矛盾的现实(reality)。在我的一点理论(one-dot theory)中的螃蟹与青蛙行动模型(the crab and frog motion model)里,我就点明辩证方法的优势 —— 使用者在每一个时空维度只聚焦单一概念;如此一来,完全不会产生矛盾。正因不存在矛盾,运用辩证方法的研究者论述时不会自相冲突、难以自圆其说。 西方的演绎方法无法让我信服 演绎方法就好比一个人撰写专著,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看似逻辑通顺、体系完整、条理清晰。实际上至少有 1% 的内容存在逻辑缺陷。这让我联想到一句由八个或十个英文单词构成的名句。1913 年,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在诗作《神圣艾米丽》(Sacred Emily)中写下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后续也被作者本人与读者改写为 A rose is a…

  • 林晓光 | 日本政治外交研究:“抹黑门”越抹越黑 | 海外看世界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5篇 林晓光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日本学会 一、冲击爆料 向来曝光名人黑料的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文春》近日接连爆出有关首相高市早苗的大瓜: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用AI制作并发布数百段视频抹黑党内竞选对手。《周刊文春》已经掌握67条涉及木下的短信、数次线上会议记录,曝光了“高市团队制作AI视频的标题”:“(小泉)进次郎的卖国计划”、“在野党是事儿妈(原词意‘恶意投诉狂’)”、“高市是女神”等,而且视频制作方也公开承认制作并传播视频。 这些视频内容中充斥着对竞选对手的嘲讽、抹黑和诽谤:称现任防相小泉进次郎“无能”、 “卖国”、“客寄せパンダ(花瓶)”,称现任总务相林芳正“政界119(嘲讽林尽管担任过很多要职,但都是前任出事后临时接盘收拾残局)”,这些视频均由高市的亲信秘书木下刚志策划操刀安排。 爆料一出舆论哗然,《东京新闻》社论强烈要求高市做出解释。而高市的反应则是意料之中地强硬,面对媒体公开否认幕僚团队与“抹黑门”有关,坚称“(秘书)没有发过负面消息”,“在媒体报道和秘书之间,我相信我的秘书。”置民意于不顾,掩盖政治的复杂和黑暗。 高市上台后尽管经历过几次媒体“爆料”和丑闻,至今安然无恙。过去的政治丑闻大多是权钱交易,无论是政治献金、宴会券、账本漏记,还是秘书代收现金,本质上都属于“金权政治”问题。舆论和民众虽然不满或愤怒,但也是司空见惯混闲事。而“抹黑门”的敏感之处在于,民众开始意识到:AI时代的政治操控可能已经进入现实。 如果说过去的“黑金政治”是暗地送钱,那么现在的问题则是通过算法、AI视频和伪装成“普通人”的内容,大规模定向引导和塑造舆论,带来的不只是腐败,更是社会的不安全感——人们开始怀疑每天刷到的政治内容,到底有多少是真实民意,又有多少是人为制造和暗中操控的结果?如此一来,暂时仍停留在“爆料阶段”的“抹黑门”,已经具备了远超以往金权政治丑闻的象征意义和深远影响。 图片来自网络 日媒民意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连续两个月创下新低,已低至50%。《东洋经济》转引政界人士评说,“抹黑门”可能成为高市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致其不仅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甚至被迫辞去国会议员。 从以往案例来看,媒体爆料的丑闻还要再飞一会儿才可能形成杀伤力。虽然很多媒体和在野党都强调“抹黑门”的恶劣程度并要求启动调查,但日本政坛的反应却有些微妙的诡异,政界并无大规模“地震”:党内没有逼宫,没有“倒高市”联盟迅速形成;也没有谁公开切割自我撇清,甚至“受害者”小泉和林芳正都没有任何公开表态。 日本政治的博弈逻辑和一般公关危机的“爆料—崩盘”模式略有不同。《周刊文春》作为一家“敢于爆料名人糗事”的媒体具有传统保守主义的理念,长期爆料政治家丑闻,出演“权力颠覆者”的角色,不管是谁、有料就爆。从早年杰尼斯性侵事件,到近年松本人志组织女艺人酒局事件、自民党“黑金事件”等,以至于出现了专有名词“文春砲”。 一旦被“文春砲”瞄上,大多在劫难逃,要么体无完肤,要么黯然隐退,不死也得掉层皮。不过真正能制约政治人物的并非媒体,而是媒体曝光之后的“司法阶段”。只要司法不介入,那么政客充其量只是名声受损,却没有牢狱之灾,也不至于“社会性死亡”。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前首相石破茂。2025年3月,《朝日新闻》曝出石破向议员发放“商品代金券”;5月《周刊文春》又曝出其“3000万日元闇献金(黑金)”。但司法并未介入,石破也没有立刻翻车,又硬撑了几个月之后,才因为支持率长期下滑、地方选举压力加大、负面资产累积、党内咄咄逼宫才被迫下台。 也就是说,如果高市团队咬定牙关不松口、《周刊文春》掌握的证据尚不足以让司法介入;而在野党一盘散沙,即使喧嚣一时也掀不起风浪,无法通过不信任案逼内阁总辞职,高市内阁大概率还会有惊无险地扛下去继续执政。 二、游戏危险 如能逃过“抹黑门”之劫,另有诡异的危机对高市执政构成潜在威胁。 一是超级“党中党”恐怕物极必反。由副总裁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防相小泉进次郎、政调会长小林鹰之等联名发起成立的“国力研究会”,号称是学习讨论外交安保、皇室问题的研究会,其实就是高市的“基本盘”、“后援会”,原计划在417名自民党议员中吸收百余人,以纠集最大力量,实现高市在今秋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无投票连任”。 据日本TBS,5月21日的入会者竟然多达347人,这意味着83%的自民党国会议员支持高市。据说连前来捧场的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都大为吃惊,把准备好的“小范围信息交换”临时改成公开祝词。这是一个极其微妙且复杂的信号,因为日本的多元化政治传统从来都不适合“大一统”。 自民党尽管长期执政70多年,但并不是一个内部高度统一的政党,其最大特点是派系林立权力制衡,更像是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地方势力、官僚团队和政治派阀组成的“联盟执政党”。 从20世纪70年代的“三角大福中”五大派阀博弈,到进入21世纪以后安倍派、岸田派、麻生派、茂木派、二阶派的角力,构成了日本政治的基本进程和平衡结构。即便是最大的派系也不过100多人,从未真正整合绝大多数议员。 “国力研究会”本想聚集150人左右,便于党内区分“亲高市”和“非亲高市”的两大阵营,结果呼啦啦来了300多人,大呼隆反而淡化了“高市色彩”。正如日媒耐人寻味地分析:“有人就是为了稀释高市派色彩才加入的”。意思是,反高市派议员不想当出头鸟与声势浩大的高市正面抗衡,于是就顺势而行“既然要搞超级派阀,那我们就全都加入”。也就是说,如党内100%全员加入新派阀,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0%,因为保留了原组织的全部派系、行为规则和运作模式。有议员直言:“这不就是个自民党了吗?” 所以对于“国力研究会”也有两种说法:支持者视为“后安倍时代的大一统”,自民党终于重新出现一个足以整合全党力量的权力核心,大批议员的主动靠拢意味着“高市长期执政时代”可望形成。也有人指出:这个组织虽然看起来规模庞大,但内部却充满了原有派系的复杂关系与相互牵制,能存在多久都是个问题,“(像这样的大会)说不定第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 图片来自网络 二是民意走向。据《时事通信》5月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59.4%,比上月略降。《每日新闻》5月23日至24日进行的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连续三个月持续下滑并不断刷新最低纪录。《时事通信》长期偏重“官厅系”、“建制派”,调查方式以传统的固定电话为主,更多反映中老年民众和自民党基本盘的态度。《每日新闻》属于自由派,大量使用手机抽样与年轻人样本,更多反映城市中等阶层和年轻人的情绪。 选取样本不同、结果近10%的差距不足为奇,但更重要的是两份民调结果趋势一致:高市内阁支持率正在下降,而且是连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时事通信》和《每日新闻》的评论分别为2900多条、8000条,其中议论最多的不是外交安保,也不是政客丑闻或理念思潮,而是“物价为何不断上涨?”、“高市承诺取消消费税,为何迟迟不兑现?”、“政府天天谈国家安全,却不解决普通人的生活压力”。 高市一直鼓噪安保议题、强硬外交、国家战略和修改宪法,以此集聚右翼保守派的支持。但国民寄予希望的是她取消10%的消费税以应对物价上涨的承诺,然而她上台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引发民众不满。早稻田大学政策专家铃木崇弘指出,高市政权虽然维持着一定支持率,但不过是缺乏实际内容支撑的短暂现象……其依靠夸大其词的宣传来掩盖现实矛盾的政治手法,已经走到了极限…… 高市内阁近期应对物价上涨不力,加上“抹黑门”发酵,其支持率呈下降趋势,“高市泡沫”正在破裂。但从目前来看,在高支持率的加持下,《周刊文春》的爆料短期内未必能扳倒高市。毋宁说,真正的潜在危险并非“文春砲”,而是高市一意孤行的“权术游戏”,导致一个越来越庞大复杂的“党中党”,以及正在慢慢失去耐心的社会和民众。 图片来自网络 正如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牧原出所言:如今的国会针对高市首相的嘘声喝倒彩越来越多,说明她曾经的强势气场不再。应对民生问题和伊朗危机不力,甚至用AI视频诽谤中伤对手,都损害了其公信力。当然,即使50%的支持率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也是相当可观的数据,未来是支持率重新回升,还是持续下降?可能这才是预测高市内阁命运的关键变量。 三、持续发酵 《周刊文春》连续三周披露,首相高市早苗涉嫌发布“诽谤视频”,抹黑竞选对手。最新一期公布了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封邮件”作为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令该丑闻持续发酵。日本政界人士认为:“抹黑门”事件可能成为高市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可能导致她不仅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甚至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 据《东洋经济》,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批评者指出:“如果在选举中利用视频诽谤政治对手,可能动摇民主的根基。” 这令人产生“难以抑制的愤怒”。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发起全面调查。 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系“抹黑门”的核心人物。木下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的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于5月18日通过YouTube节目NoBorder News承认制作并传播了这些视频:“我没有和木下见面,但我们在网上会商。” 图片来自网络 松井健透露,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木下刚志授意他,每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用匿名账号发布,其中70%攻击候选人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无能且惹众怒”;10%丑化另一候选人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用来吹捧高市。 据《周刊文春》,“抹黑门”事件的视频制作者松井健承认,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他在木下刚志授意下,和视频团队准备了约20部智能手机,在每部手机上创建3个谷歌邮箱账号,制作大量抹黑高市竞争对手和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澄夫是“有损国家的外行”,另一候选人冈田克“撒谎像呼吸一样”,随后发布于各大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周刊文春》的系列报道已引发民众广泛质疑。 此前仅简短报道客观情况的主流媒体如今也改变报道方针,《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强烈要求高市做出解释。据5月25日的《东洋经济》,自民党内也开始出现质疑声音。有匿名资深党员直言:“这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如果高市否认,就必须拿出确凿证据。否则不仅在野党不会相信她,公众也不会相信她。” “抹黑门”在日本引发巨大争议。高市早苗22日在国会参议院为此受到在野党质询,但她坚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在26日的国会参议院会议上,高市再次接受在野党质询。立宪民主党议员杉尾秀哉追问其秘书与抹黑视频制作者有无联系时,高市闪烁其词,没有直接回答,称“没有相关记录”。 《周刊文春》翌日即曝出,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视频制作者用手机注册大量社交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软件“海量”制作并传播视频。杉尾说,如果“抹黑门”事件坐实,将是关系到高市能否继续担任首相甚至国会议员的“重大问题”。 据多家日媒,除了“抹黑门”,高市早苗此前还曾被爆“送礼门”。在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后,她以“祝贺当选”为名向300多名自民党籍众议员发放礼品,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 尽管高市依旧矢口否认,5月11日答辩称:“要说相信周刊杂志的报道还是相信秘书,我选择相信秘书”,“我本人和秘书都不认识(视频制作者)”,28日又表示“秘书质问我‘难道您不相信我吗’”但《周刊文春》已获证明她说谎的铁证:高市事务所公设秘书木下刚志与视频制作者松井健等人召开一场Zoom线上会议的录音。 《周刊文春》大概是铁了心要跟高市硬刚到底,6月3日再发《关于“诽谤视频”的新证据:已获首相高市的秘书木下武与视频制作者之间的Zoom 会议录音》,第四次曝光“恶意抹黑视频”。并称将独家爆料第五弹,包括zoom会议的详情和原声录音以及通过LINE等软件的往来记录。 去年12月17日通过Zoom线上会议录制的原声录音资料长达43分48秒。木下秘书发言:“我认为归根结底,要通过数字化与传统线下模式的结合提升精准度。” “若能顺利携手共事再好不过。”“媒体是不会去做此事的。” “老旧的传统媒体会刻意进行带有偏向性的……” 二人曾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与众议院选举期间联手制作抹黑视频。

  • 陈志瑞|日本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海外看世界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37篇 日本前景篇 第7篇 陈志瑞 外交学院教授 日本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但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 二战战败后,“摆脱战败”就成了日本的根本国策,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经济发展。 直到21世纪初年,基于和平宪法和日美同盟,日本尽享和平红利和经济优势,也想着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然而,随着“九一一”事件后的一连串战略失误,美国国力国势开始走衰,而中国崛起和复兴,全球和地区格局大变,日本在其中的地位也明显下降,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发展,日本的危机感不断串升,从小泉到安倍再到高市,以致今日。 但日本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因而,它祭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辞,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从速全方位强化经济、科技、安保战略和举措,乃至着意修改和平宪法!它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与菲律宾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印太国家编织跨区域的安全合作网络,它的所作所为都在全力应对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 从经济规模到科技实力,如今的日本的确已今非昔比。然而,作为一个岛国,危机意识,扩张而强大,这种立国的根本信念从未动摇。从战后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到如今的再安全化、再军事化,日本的对外视野和战略已然收缩,然而当它矛头所向高度集中聚焦,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伺机而动,我们断不可轻忽而等闲视之! (日本外相将于21日起访问菲律宾,出席东盟相关会议。来源:共同社) 写此小文时,我正好在看四集历史纪录片《旅顺记忆1904—1905》,不言自明,讲的是日俄战争,“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我注意到片子主要是从日本的角度铺陈的,其四集分别是“奇袭”“闭塞”“血战”“决战”。作为近代在国家体量和总体军力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看到的更是日本从倭寇侵扰到太平洋战争一以贯之的战略理念和行为方式。 日本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我们呢? 对于中日和平和东亚合作,我们仍享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我们期待这种前景。然而,对于今日日本之政治、安全和军事动向,我们务必保持冷峻、清醒而决然的立场和应对。不虚饰。不傲娇。不自欺欺人。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会与中日和平、东亚稳定渐行渐远。

  • 何思慎|网红化的高市政治能走多远?|海外看世界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38篇 日本前景篇 第8篇 何思慎 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 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已逾半年,支持率民调虽仍维持在50%至60%,但就趋势来看,出现下滑走向是不争的事实。高市虽打着前首相安倍晋三政治继承人的旗号,但其政治性格不似安倍,在政策沟通及内政、外交的平衡感上远不及安倍,党内人和有待强化外,在外交上对美过度倾斜,使面对善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缺乏政策回旋的外交工具。高市支持率走低,反映出日本民意对其施政风格的疑虑。 高市上台之初,对推进“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及国家安全保障政策等“国内舆论两极分化”的政策态度积极,但其政治孤鸟性格,不仅与党内各山头的联系不深,在经贸及财政政策推动中,亦缺乏传统自民党与企业及财经界的“根回”(台面下的沟通),以争取对政策理解与支持的做法。 在2月众议院选举历史性的大胜后,高市在2月9日的记者会上意气风发地表示,“国民以强有力的方式支持我们,无论如何皆须将政策转型贯彻到底。”高市将众院大胜解读为国民对其政策的全面背书,在施政上更不掩其专断独行的强人性格,将此形塑为“高市风格”。在野的国民民主党干事长榛叶贺津也将此形容为“没有刹车的汽车”,凸显高市的政治危险性及执政缺乏有力监督的困境。 (来源:共同社) 高市在国会中挟席次的大幅优势,碾压在野党派,不论是预算的通过及质询皆创下战后实施新宪法后最少的时数,国会沦为内阁的橡皮图章,危及战后日本的民主机制。高市为打出举党一致的气势,在党内集结国会议员组成支援高市的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在自民党众、参两院417名议员中,超过8成加入该团体,但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前外务相岩屋毅及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等未参加,坚持与高市保持距离,力抗“高市一强”。村上诚一郎批评研究会为二战时期推行军国主义的极右翼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的“翻版”。 高市舍弃国会,喜于借网络社群向社会诉求,打破自民党的组织文化,将自己打造成“网红型首相”。高市通过X平台发声,堆高网络声量并将其转化为日本的政治“空气”,伺机推动讨好保守选民的“国内舆论两极分化”政策,诸如新设“日本国旗损毁罪”限制日本《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解禁“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牵动美日同盟与日中关系的“再军事化”。 “网红化”的高市首相不讲究日本政治社会中的“膳立”、“根回”等非正式沟通管道,以寻求政务顺利推动的台面下沟通、协调及布局的政治过程细活;借网络的短视频将自己打造成吸睛的热情、开朗、不畏逆境的“关西大妈”,刮起“早苗活”(サナ活,Sanakatsu)的旋风,以空洞叙事结构的“说故事”取代扩大选民支持的政策解释。 反对高市“右倾化”的不安与批评,在网络世界中诡异地转化为对高市的政治同情,提供高市在政治狂飙中的“无敌星星”,不受自民党组织与规则的约束。粉丝的同情成为高市维系政治动能的活水,逃避自民党派系的牵制与国会的监督,高市身历其中乐此不疲。 视高市为非典型与非建制派的自民党人并不为过,“国力研究会”以高市的“Japan is Back”(JiB)为旗帜,但异于自民党的派阀,并非“高市派”的集结,而是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及代理干事长萩生田光一等建制派,试图借此将高市拉回自民党的政治常轨,恢复决策中的细致沟通与不同意见磨合。自民党向来是“党中有党”的结构,不容高市独断专行。 追求在短时间内获致成果的决策被称为“特朗普时间”,重视决策“速度”的高市在众院大胜后如虎添翼,“高市时间”逐渐加快,在舆论两极化的政策推动上急行军,压制少数的意见,决策品质堪忧,民调亦随之走低。高市欲再造长期内阁就不应“特朗普化”,而是不忘初心,以安倍为师,回到沟通与妥协兼具的现实主义,此亦是“共识型”民主主义的自民党政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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