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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3篇 赵光锐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欧洲主要国家以及加拿大等传统美国盟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靠的霸权”和“不可靠的盟友”，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疑虑和不信任感，川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了众多“不合常理”的举动：“关税外交”、重回“西半球”、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威胁伊朗、强索格陵兰岛、施压和激烈批评欧盟、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降低对俄乌冲突的关注、成立“和平委员会”等。这些使很多美国盟友感觉到，当今导致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正是曾经被认为给予世界某种保障性和稳定性的美国霸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在华盛顿签署行政命令前，在白宫发言。来源：美联社） 合作性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为参与者提供确定的行为和利益预期，在一个霸权体系的制度合作中，霸权国提供的最重要的集体物品是未来行为模式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它主要表现为对盟友的明确战略承诺和连贯性的政策。在霸权体系的不对称合作模式中，美国必须要迎合盟国的需要，要为更大的收益而作出一定的牺牲，同时也要求盟国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对不承担义务的成员予以惩戒。对于霸权规则的维持者而言，这种可靠性的信誉极其重要。但是由于当今美国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内部秩序出现了巨大问题，不仅导致其“承诺能力”不断减退，而且促使生成“霸权国利益绝对第一”的认知模式，美国会不断使用累积的信誉对盟友进行愈演愈烈的“榨取”和“惩戒”，这将使美国霸权体系赖以存在的信赖关系和可靠性日益透支。 实际上，对于美国作为“不可靠霸权和盟友”的认知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始于小布什时期，川普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也不会到川普终结，因为美国“政治的衰退”和“霸权可靠性”的衰退将是一个一体两面、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种“不可靠性”将加速盟友从霸权体系中脱离出来和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坚定奉行“确定性”和“可靠性”外交政策将具有更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4篇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 教授 执政一周年之际，特朗普的美国继续甚至加速了颠覆秩序的进程，从委内瑞拉到达沃斯会议，春风得意且志在必得的特朗普对现有秩序表达了充分的不屑和誓当终极终结者的气势。战后美国主导创立和维系的秩序中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体系、关税、国际法，都成了特朗普重点打击的对象。相比关税，这次对盟国的近乎羞辱的指责和傲慢以及对国际法类似于”就是废纸一张“的态度都可谓国际关系中可圈可点的经典案例，如果不考虑结果而仅从过程看，特朗普的一年对于战后国际政治绝对是“精彩纷呈”的一年。 差不多一百年前，孙中山在斥责日本对华霸权时提出了王道和霸道的概念，前者讲究仁义道德，后者则是功利强权，或许这值得美国多去思考。但是，仔细想来，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其前提是还存在一个“道”，广义言之可理解为规矩，但现在，特朗普的美国却是在破坏这一根本中的根本。在没有或摧毁主要规则的情况下，“霸”就成为纯纯的弱肉强食，可能就只剩下对权力随心所欲的滥用和烂用了，谁会想到一个曾经主导现行国际法体系实践的国家会明目张胆的索要甚至强要仅仅觉得应该是自己的土地呢？这种私利即真理、强权即利益的霸王式言行对秩序的冲击可能是颠覆性的。 （以色列在北部城市海法一处住宅楼遭伊朗空袭摧毁现场进行搜救工作。来源：法新社）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会让加拿大总理说出中国较之美国更“可靠可预测”的话，可见特朗普的美国对盟国和中等强国的冲击是多么大。估计很多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会想着再忍3年就有盼头、就有希望，但按照现在特朗普的魄力，或许用不了3年，这些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未必基于共识和规则的“新（无）秩序”的局面了。正如特朗普对加拿大作为国家存在意义的彻底否定，没有美国什么都不是的盟友们是继续熬着或者宠着特朗普，以期求3年后建制派们重回正轨，还是乞求特朗普赐不杀之恩，亦或干脆跪拜特朗普门下充当忠诚小弟，都不会是容易和低成本的选择。 （4月5日，在首尔汝矣岛纯福音教会，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复活节联合礼拜，他承诺，将全力以赴克服中东战事带来的危机。 来源：韩联社） 而对于崛起国家而言，最大的考验或许是诱惑。一般而言，学好不易学坏却更随意，毕竟当你拥有权力的时候，只要放弃自我约束和道德规则，短期收益大概率是不会小的。假定我们把遵循国际法作为“学好”的标准，那么当以往始终标榜自己站在正义一边的所谓正能量模范变成实打实的负能量的带头人时，这种低成本(至少不用考虑一部分外交和国际公共财物的成本)高收益（弱肉强食的所得和满足感）的诱惑或许很难抵抗。如果要抵抗，就必须要去设计和推行一个新的更具吸引力的秩序观、细则和为此付出的经济、安全等各方面成本。如果不抵抗，甚至模仿，那么至少争取个局部性的战略优势地位并通过利益交换形成势力范围的均势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种利益与价值观、长期与短期效益之间的取舍，对于崛起大国而言才是最大的考验，是基于低成本和尽快收益的“同流合污”，还是高成本不确定但或更有前景的另起炉灶，的确很难决策。 战争、暴力和霸权正在越来越成为大国热衷的目标和手段，而特朗普的美国为这种时代的到来拆墙和开门。由此想到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典故，夏最后一个帝王桀独断专行，当臣子劝其慎行时，他傲慢地表示“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意即我就是太阳岂会灭亡，而民众的反应却是“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就是说宁可不要太阳了我们也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希望我们的世界不要惨烈到这种地步吧。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1篇 刘西诺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秩序并非总是稳定持续存在的，当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国家或个体的强势行为，而是规则逐渐退居幕后、以实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国际交往互动中被越来越多的组织和行为个体接受为常态。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古代帝国的扩张还是区域体系的更替，秩序的崩解往往始于统治阶级对其自身力量边界的误判，当阶段性的优势被视为长期优势，当原本被视为“可以如此行事”的彼时概率性成功逐渐演变为普遍默认的此时行为的逻辑基础，规则便开始失去约束力，冲突也随之积累。 今天所见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具体的物质文化及背后制度层面的观察视角。如契约文书、度量工具与货币所呈现的并非抽象的文明想象，而是当时政治经济制度运行的真实痕迹。这些古代器物共同指向一个结论：长期稳定并不依赖持续施压而取决于背后规则是否清晰、公平是否可感、交换是否可预期以及公共供给是否能够持续。历史一再证明，当秩序主要依赖强制而非规则时，贸易会萎缩且信任会流失，边缘地区往往率先动荡，中心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 因此，在当前国际秩序显性松动、规则被多方选择性使用的背景下，中国在应对大变局尤其在东亚这一高度敏感、规则密集的区域，并不需效仿以突破和主导为特征的“唐罗主义”式做法。从更久远的文明尺度来看，克制并不等同于被动而是一种需要实力与耐心共同支撑的能力。因为稳定本身即是一种稀缺的公共产品，当各国都面临规则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时，仍然坚持秩序可预期性的一方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稳定锚点，真正决定长期位置的从来不是谁在混乱中走得最快，而是谁在混乱中仍然努力维护并提供可被信任的公共秩序，更像围棋中的“厚势经营”，看似不急于得失，却在时间中逐渐显现其优势。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2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当超级大国毫不掩饰地更改游戏规则时，权力逻辑迎头暴击了习惯于遗忘二战后的秩序属性叫做“霸权”的国际社会。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他不需要国际法，作为三军统帅，他的权力仅受“自身道德”限制。无独有偶，作为特朗普最为倚重的幕僚之一，斯蒂芬·米勒“教导”CNN主持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由实力、武力和权力统治的世界。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然而，面对如此纯粹的权力政治话语，即便在学理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人们也不会感到高兴。毕竟，一旦“丛林法则”被直白地写进白宫决策者的行动指南，在实然层面本就难受拘束的霸权更将如一匹脱缰野马，在规则的荒原上横冲直撞。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理性的胜利，而只是权力最为粗粝野蛮一面的显现。 富布莱特参议员曾宣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唯一准备好为了改变世界政治的本质而领导世界的国家”，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冷战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霸权稳定的幻想——通过权力构建秩序、借助价值改造现实。然而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历史上，主宰大国的表现都很糟糕”。在制衡缺位的后冷战时代，从单边制裁的滥用到对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系统性抵制，再到一口气退出一系列“有悖于美国利益”的多边机制，“霸权即秩序”的幻觉正被层出不穷的规则撕裂所戳破。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现行国际法体系即便尚未消亡，也不得不在权力野蛮化的缝隙中艰难挣扎。 事实上，即使在“霸权秩序”时代，强国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但这些行为至少遵循一种“伪善剧本”。无论是发动战争还是干涉他国内政，行动方总会极力寻求法律外衣，援引“自卫”“人道干预”或是模糊的联合国决议，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支持。无论多么虚伪或牵强，这些做法都内含着对规则本身的默认——自1648年以降，哪怕在战争尚属“合法”的年代，动用武力也需要一个“合理理由”，这构成了国际关系最基本的语法之一。 因此，在宣扬国际法“无用论”时，特朗普并非真的不要规则，而是在支撑霸权秩序的权力结构与规范结构均摇摇欲坠的背景下，动用“尚能饭”的实力地位颠覆“霸权时代”的旧规则，重构“后霸权时代”的新规则。当前危机的核心则是初露端倪的新规则——划分势力范围、任意干涉内政、使用武力常态化——极具冲突性和毁灭性，这是在21世纪版本“丛林法则”的危险所在。美国在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表现与“必须的国家要求”并无太多关联，更与“审慎而明智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当政者正在从自由主义大幻想的一个极端滑向误认为权力的使用可以无所顾忌的另一个极端。 然而，恰恰是霸权的退场与失序的风险，为国际法的“重生”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沃尔兹在解释为何冷战后制衡缺位时曾说过：“当你不能改变一个巨人的行为时，为什么要惹他发怒呢？”当下世界仍对特朗普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忍让乃至恭顺，但由于权力结构变化与力量博弈方式调整，其本质与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巨人”的行为不再是偶尔的越轨，而是系统性的颠覆时，沉默与顺从便无法换来安全。国际法的“重生”，将不再依赖于任何单一强权的恩赐或自我约束，而是源于一个去中心化的、由多元力量驱动的“集体自救”进程。如果说“霸权秩序”时代的国际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训”，那么“后霸权时代”的国际法将更多呈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赋权”。这套重生的法律体系，必然更少理想主义色彩，却可能更具韧性，其合法性不再源于单一文明的普世叙事，而是建立在多元力量对“最低限度秩序”的共同需求之上。 国际法还有用吗？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有用”。如果“有用”意味着能够阻止最强大的国家为所欲为，那么国际法从未“有用”过，将来也大概率不会。但如果“有用”意味着凝聚国家间追求安全与发展的普遍意志，那么国际法不仅有用，而且在强权肆虐的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或缺。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9篇 杨恩辉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校级最高荣誉终身教授 引言：预测未来，先看秩序如何崩解与重组 本文尝试从历史结构与制度演化的角度，理解当代世界的变化趋势，而非对具体国家政策作价值判断。 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支配人类行为的结构性逻辑高度相似。 当一个世界秩序开始动摇时，人们往往沉迷于“谁对谁错”，“谁赢谁输”，却忽略了更关键的问题： 秩序是如何被维持的？ 当维持秩序的成本超过收益时，世界会走向哪里？ 当下世界，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转折点。 一、全球化秩序的终结：并非失败，而是“供给机制失效” 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化秩序，本质上依赖一个前提： 存在一个愿意、也有能力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核心国家。 这一角色，长期由美国承担。 然而，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这一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 • 美国不再愿意为“体系稳定”承担超额成本； • 美国国内政治、产业回流、安全焦虑优先于全球治理； • “规则维护者”逐渐退回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者”。 这并非道德判断，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阶段对应的不是王朝覆灭，而是： 周天子势微，礼制尚存，但执行力丧失。 二、现代世界正在进入“区化 + 博弈”的春秋战国阶段 当中央权威衰退，世界不会立刻陷入全面混乱，而是进入一个多中心博弈阶段。 其典型特征，与春秋战国高度相似： 1️秩序碎片化，但规则尚未消失 • WTO、国际法仍在； • 但“谁来执行”，“谁来兜底”无人负责。 2️冲突常态化，而非全面战争 • 热战被控制在区域。 • 更激烈的是： o 科技战； o 产业链战； o 金融与制裁战； o 法律与合规战。 3️联盟高度灵活化 • 不再是铁板一块的阵营。 • 而是：…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0篇 张畅 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面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单边行动、对格陵兰主权的公开觊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续军事行动，“国际法已死”的论调再度甚嚣尘上。然而，若仔细审视，当前的困境或许并非国际法的简单“失效”，而是其功能正从“普遍约束机制”蜕变为“选择性修辞工具”。更值得警惕的是，大国之间正在从规范争论向规范竞争加速演化——它们不再满足于在既有规则框架内争论诠释权，而是竞相抛出替代性规范体系，试图重写游戏规则本身。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单边行动 这一趋势在近年大国实践中反复呈现。 美国在批评他国时高举国际法大旗，在自身行动时却毫不犹豫地诉诸“美国例外论”：重拾“门罗主义”，将西半球的“特殊利益”凌驾于主权平等原则之上；以“反恐战争”之名绕过联合国授权；甚至公开宣称对他国领土的主权诉求。 日本则通过重新诠释宪法条文，将“集体自卫权”从宪法明文禁止的对象，转变为”符合宪法精神”的正当权利，进而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实质性约束，为军事力量的域外投送铺路——这种“不修宪而改宪”的操作，本质上是对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单方面重构。 俄罗斯同样在进行规范重塑：以“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既有行动提供合法化叙事，主张大国势力范围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这些行为背后都伴随着竞争性的规范建构：从“保护的责任”到“人道主义干预”，从“先发制人”到“维护区域稳定”，各国不仅在争夺对既有规范的诠释权，更在建构相互排斥的合法性话语体系。当联合国安理会因大国否决权而陷入瘫痪，国际法院裁决被公然无视，国际法便从约束工具退化为话语武器。 这场规范竞争的终局会是什么？悲观的预判是，当规则本身成为竞争的对象，国际秩序终将回归赤裸裸的实力政治——“法”不过是“力”的修辞包装。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正是在这种竞争性的规范重塑中，一种更具包容性、更能反映当代国际力量对比的新秩序有机会浮现。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种尝试——强调共同安全而非零和博弈，倡导发展优先而非意识形态对抗，主张文明互鉴而非价值观输出。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旗帜的规范倡议，在进入国际场域的那一刻，是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场规范竞争的一部分？当所有大国都在竞相“立法”，国际社会还能否就基本规则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抑或，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个更加碎片化、区域化的多元规范体系的诞生？这或许才是比“国际法是否有用”更根本的追问。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7篇 张勇进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对于关心当前支离破碎的世界秩序未来的人而言，2026 年达沃斯论坛传递出数条不容回避的明确信号。 第一，所谓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早已被其主要缔造者亲手撕裂，如今已然彻底消亡、不复存在。 第二，跨大西洋盟友之间，乃至更广意义上曾被视作整体的 “大西方” 阵营内部，尽管拥有共同价值观，分裂却远胜于团结，而这种分裂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 第三，以美国为首、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层面大体统一行动的西方，已不复存在。 第四，同理，若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 “西方” 与 “非西方” 两大阵营，也愈发不合时宜。 这些冷峻信号背后，藏着一个尖锐而重要的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 这一理念无论好坏，都从根本上塑造了世界秩序，定义了其合法性与目标 —— 如今的变局，是否意味着这一理念的终结？倘若答案是肯定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附英文原文： For those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of the current fractured world order, several brutal messages from Davos 2026 are loud and clear. First, the so-called liberal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lready torn apart by its chief protagonist, is truly dead and buried.…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8篇 卫娣  日本周南公立大学讲师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秩序正被单边主义、集团政治和“脱钩断链”不断侵蚀；地缘冲突此起彼伏，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叠加，“丛林法则”的幽灵再度浮现于国际舞台。 在此背景下，有人不仅会问：旧秩序崩塌之后，新秩序何以建立？更会关注：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如何行动？尤其在东亚这一战略要地，面对日本右倾化、半岛局势反复、蒙古地缘敏感等复杂局面，中国是否应效仿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以区域主导者姿态强势介入？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东亚不是“后院”，中国拒绝“门罗式”逻辑 19世纪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则将拉美视为自家势力范围，排斥外部干涉的同时也压制区域内国家自主性。这种以“区域主导”为名、行“区域强权”的逻辑，本质上仍是霸权政治的变种，与当今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中国始终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面对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加速突破专守防卫、韩国在中美之间艰难平衡、朝鲜半岛问题久拖不决、东盟国家担忧被卷入大国博弈、蒙古在俄中之间寻求战略空间，中国的选择不是“接管”或“主导”，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展开。 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地生效，到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从中日韩自贸协定持续推进，到澜湄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稳步建设，中国始终以制度性安排而非武力威慑或政治胁迫来增进互信、稳定预期。这正是对“丛林法则”最有力的回击。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有实力，更有定力 质疑者常问：中国是否有足够实力在秩序真空期承担领导责任？数据与实践已给出明确的答案： 经济上，2025年中国GDP占全球约17%，制造业增加值超美欧总和；对东盟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日韩贸易依存度持续深化。安全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东亚唯一明确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拥核国。理念上，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构建起系统性替代方案。 然而，实力不等于霸权冲动。中国深知，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不能靠一个所谓的“新霸主”来维持，而需通过多边机制、规则共识与相互尊重来实现。因此，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双暂停”与“双轨并进”主张，在南海问题上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克制的国际领导力。 图片来源于中国日报。 中国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发展与和平 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中国所能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核心，即为确定性。在全球治理碎片化背景下，中国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推动金砖国家扩员、上海合作组织深化功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这为东亚乃至全球提供了多元共治的制度锚点。 面对美日韩同盟强化、半岛局势紧张、南海摩擦偶发，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在东亚制造阵营对立。中国—东盟海上联演常态化、对菲律宾等国的人道与救灾援助、与韩国重启防务对话，均体现了一种立足东亚、非对抗性的安全实践。 在全球治理失序之际，中国坚定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架构，全力推进RCEP高质量实施，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建设，并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完成。这不仅维护了亚洲合作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为区域提供了可预期、非排他的制度保障。 归根结底，中国在东亚不谋求主导权，而是致力于提供发展动力、安全缓冲与制度支撑——这正是不确定性充斥的世界中最珍贵的公共产品。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丛林法则的再现，是旧秩序失灵的恶果，而非新秩序的起点。中国的使命，不是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而是与东亚各国携手，共同将本地区建设为和平、繁荣、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能力之所及，更是其道义之所向。

美东时间2026年3月25日，浩瀚智库与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简称“华人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华盛顿中心举办了“特朗普2.0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华人论坛全球召集人赵全胜主持，以线上、线下中美联动的方式进行。 华盛顿现场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Robert Sutter、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Mike Mochizuki、欧亚集团主席Cliff Kupchan、美国国防部前任东亚事务助理部长帮办（2019-2021）Heino Klinck、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教授杨溢、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内华达大学副教授蒲晓宇、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孙太一。 线上参会的专家、学者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邵育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浩瀚智库执行主任朱俊玮。 会议围绕“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特朗普访华议题与影响前瞻”等两大议题展开，就“全球格局”“中国所受影响”“贸易战”“美战略重心”“拜登与特朗普政府涉华政策对比”“台海”“伊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立场与感受”“访华议题”“军售”“中美日关系”“特朗普表述”“关税与贸易”“新华盛顿共识”“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行为及影响”“中期选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观点碰撞。 在附近的大红袍中餐馆餐叙后，华人论坛在美协调小组的此次参会的数位成员又返回会场，就华人论坛的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和展望。 《海外看世界》接下来将持续追踪报道华人论坛的方向。

美东时间2026年3月21日晚（北京、台北时间3月22日晨）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和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主办，台湾旺报和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第四十九讲暨闭门线上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召集人赵全胜主持，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高原明生主讲，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和日本拓殖大学荣誉教授杜进与谈。来自全球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戎抚天、包承柯、白智立、周文星、李春利、赵宏伟、张望、殷燕军、熊达云、孙哲、胡少华、祁冬涛等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分享了看法并提问。 高原明生教授首先分享了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相关表态之后日本内部的反应，不仅对中方在言语上的反应感到吃惊，采取的实际措施，尤其是经济、文化交流、供应链、农贸等领域的具体措施也远超日方的预期。高原教授认为高市的表述总体上有可能是被误读了，国际报道或许并不完全准确，但高市所提的“有事”的多种形式的阐述确实不太合适。他同时分析了中方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也认为中日当前针对双边关系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高原教授也对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做了预判，并提出建议。 何思慎教授表示，中日关系的最大问题在于两边对对方的想法越来越不清楚的时候，就越需要对话，但因为有前提、有底线，反而对话本身都成了很困难的事。所以中日关系很难解决。何教授同时提出“高市的话是否意味着日本政策的转向”的问题，并指出北京有反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需要担心“一中原则”出现“破窗效应”。何教授同时建议，因为事情是由日方引起的所以日方需要主动推动和解。如果直接道歉有困难，那也可以采取国会答询的方式把日本对台的态度再说明一次。何老师也探讨了日本是否存在军国主义的问题。 杜进教授提出除了考虑中日之外，还得考虑这当中的美国因素。而就连美国的安全报告都认为日本首相的表态是重大转变。杜教授随后根据人民日报社论分析了中方采取制裁措施的理由，并认为当前因为中美、两岸、中欧等多重关系的变化，时机非常微妙。杜进教授同时抛出了“如何理解高市早苗高支持率”的问题，与大家探讨日本右翼保守化的问题。他同时提及了日本的焦虑、美国主导下规则制度的崩溃以及美国政府换届给日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在问答环节，学者们就“高市访美”“白宫与美方发布资讯的同与不同”“日本对华政策变化”“中日建交与中美建交时台湾议题表述的差异”“赴日旅游业、留学生情况”“中国稀土出口日本”“日本立法”“安全困境”“高市发言内幕”“北京对高市和对赖的定位”“存亡危机”“军国主义”“措施是否是雷声大、雨点小”“日本在中美间的定位”“战略问题”“是否会修宪”“高市讲话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今后该怎么做”“高市大胜与事件联系”“高市哪里说错了”“高市是否继承了安倍外交”“日本对台政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观点碰撞，也有不少学者强调了中日之间的交流、沟通对解决当前困境的重要性。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推出《两岸热点》系列讲座，《海外看世界》也将持续追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