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最新文章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海外看世界】主编 2026年5月举行的习特会并没有解决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所有结构性矛盾，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凸显了领袖引领和战略定调的作用，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基调。过去几年，中美之间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机制，战略互疑不断上升。2025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某种值得关注的阶段性缓和。无论是高层互动的恢复，还是经贸、人文领域重新出现的松动，都表明中美双方正在重新寻找一种“斗而不破”的相处方式。这一次的北京峰会至少意味着双方已经认识到，中美之间如果缺乏战略稳定，将不仅影响两国本身，也会对整个国际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中美之间要建立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并不愿意“接这个球”。自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已经逐渐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到了特朗普第一任期，贸易战、科技战以及供应链“去风险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高度对立，但在对华强硬问题上却形成了罕见的跨党派共识。这种氛围一度使中美关系滑向危险边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峰会表明美国内部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变化一：对中国的认知 从这次特朗普访华我们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界、商界以及政策界人士意识到，中美之间谁也无法真正打垮谁。中国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测的那样即将崩溃，美国也并未因为内部政治极化而迅速衰落。特朗普在重新执政后，虽然依然保持强硬姿态，但其政策逻辑更加突出“交易性”和“现实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国务卿鲁比奥等人，都开始更多强调中美需要“管控竞争”，避免失控性冲突。这种变化虽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戒备，但至少表明，美国已经开始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 （来源：politico） 当然，美国对中国的忌惮与怀疑依然根深蒂固。中美之间此消彼长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仍然让美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正因为如此，美国虽然开始调整战术，却不会改变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霸权)的根本战略目标。换言之，美国的“变”更多体现在方式与节奏上，而“不变”则体现在其对全球领导权的执着。 变化二：对台政策 近年来，美国内部对于台海风险的认知正在发生现实主义转向。特朗普曾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并且坦言一旦发生台海军事冲突，美国很难进行长期、大规模的直接军事介入。这种表态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并不多见，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军事实力对比变化的新的认知。美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周边进行长期高强度军事对抗，其成本和风险都在迅速上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台湾牌”。恰恰相反，正如特朗普所强调的那样，台湾问题仍将是美国对华博弈的重要筹码“bargaining chip”。美国可能在形式上不公开支持“台独”，但仍会通过军售、政治接触、国际空间支持等方式继续强化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因此，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仍将长期存在。区别只在于，美国可能会更加谨慎地管控风险，而不愿轻易走向直接军事冲突。 变化三：经贸领域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脱钩”一度成为华盛顿的热门词汇，但现实证明，中美之间深度的经济互补性很难在短期内被切断。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美国则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领域具有突出优势。此次中美互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美国商界、科技界和金融界的大量重量级人物重新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对于美国资本市场和跨国企业而言，一个长期敌对、持续对抗的中美关系，并不符合其根本利益。 因此，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的对抗出现了 “降温”，在投资、供应链和金融市场问题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然而，这种缓和仍然是有限度的。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限制并未根本解除，芯片、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竞争依然激烈并强调“去风险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快推进科技自主和产业升级。因此，中美经济关系未来更可能呈现“竞争下的有限合作”格局，而不是完全回到过去全球化时期相互依存的状态。 变化四：民间与人文交流 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留学生数量、学术交流、旅游往来以及媒体互动都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这种趋势不仅加深了双方误解，也使两国社会逐渐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基础。如今，美国开始重新认识到民间交流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并在这一领域有所松动，例如计划增加中美之间的航班、恢复教育合作以及重新鼓励部分学术交流。这说明，美国内部已经意识到，如果中美之间完全失去社会层面的联系，两国关系将更容易滑向全面对抗。 但必须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之间长期积累的互不信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善。美国社会内部的对华负面认知已经相当深厚，而中国社会对美国战略打压也仍然有着很深的警惕。因此，人文交流的恢复仍然会受到政治环境和安全氛围的持续影响。 中美关系发展走向 上述四个变化表明中美两国正在逐渐意识到，双方都无法承受“新冷战”甚至热战的代价，“战略稳定”正在重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词。事实上，早在2012年，我就提出过“双领导体制”这一概念（见赵全胜，“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我认为，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双方在亚太地区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共同影响区域秩序的格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而美国则在军事、安全与制度层面仍保持优势。两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塑造亚太秩序。 （来源：AP） 今天回头看，“双领导体制”的判断并没有过时。相反，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它反而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中美作为全球的两只领头羊既不可能完全脱钩，也很难形成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的局面。因此，未来最现实的状态，就是长期竞合，在世界事务中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最近提出了 “四个不会停止” 的判断。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不会停止；第二，跨太平洋的权力转移不会停止；第三，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地区主导权的努力不会停止；第四，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决心不会停止。这“四个不会停止”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结构性的。它既不是短期内可以结束的竞争，也不会简单走向全面对抗。双方既有多领域的深刻矛盾，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幻想彻底战胜对方，而是学会如何在竞争中避免失控，在博弈中保持底线，在合作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中国的应对与小结 对比美西方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大国，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这个战场上，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新手。这就要求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中美之间“第三方”的作用（例如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在下大力气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补上软实力的短板。这一次从网上看到的在中美两国顶尖企业家聚会的场合中，中国企业家所表现出的拘谨和缺乏自信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在真正实现现代化方面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次峰会表明，中美关系真正的挑战，不只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在于双方能否建立一种新的战略认知。未来世界最危险的局面，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误判。中美如果能够避免战略误判，保持必要沟通与克制，那么即使竞争长期存在，双方仍有可能维持一种“斗而不破、长期竞合”的格局，并发挥“双领导体制”的引领作用。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5篇 万晓宏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冲突一直持续到4月8日才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宣布停火，并在伊斯兰堡举行双边谈判。但由于美伊双方在关键的浓缩铀存废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互不相让，加上彼此长期敌视，严重缺乏信任，因此要在短期内达成协议非常困难。如何理解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破坏的冲突？笔者以为首先要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做出判断。 4月7日，伊朗民众在德黑兰集会，悼念遭美以空袭遇难的米纳卜小学学生。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1 这是一场战争，而不只是冲突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将战争的定义界定为死亡超过1000名军事人员的武装冲突。截止2026年4月初，据美国和伊朗政府发布的数据，在美国针对伊朗展开的“史诗愤怒行动”中，美军有13人死亡，365人受伤，其中陆军247人伤、海军63人伤、空军36人伤、海军陆战队19人伤；伊朗军民至少有1900-22800人死伤；以色列有20人死亡、6833人受伤；黎巴嫩有1100多人死亡。因此，可以判定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而不只是冲突。 2 这是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而不是美方所谓的“史诗愤怒行动” 无论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还是根据美西方确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都是一场侵略战争。如果根据我们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那更是一场侵略战争。另外，这场战争也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授权，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没有任何合法性。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略，而不是美国自己所称的“史诗愤怒行动”。 4月7日，伊朗民众在德黑兰集会，悼念遭美以空袭遇难的米纳卜小学学生。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3 中美：领导力退潮下的战略试探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视角来观察，这是一场发生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是发生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一场宗教战争。 4 这是一场影响全球的地区性战争，而不只是美以-伊三国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参与国家不仅有美国、以色列和伊朗，还有支持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因此这不只是美以-伊三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东地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对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重大破坏，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如果不能及时停止，将不仅造成目前的全球能源危机，拖延下去很可能造成全球粮食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甚至不能排除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图片来源于网络 5 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国家恐怖主义行动 2月28日，美军突袭并斩首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和50多名高官。这种在国际谈判期间突袭并击杀对方国家领导人和高层官员群体的行为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国际法有这样的授权。笔者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国家恐怖主义行动，不仅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且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破坏，也违背国际道义，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声誉。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6篇 庚欣 深圳广电集团评论员 伴随百年变局、全球动荡，俄乌、中东、美洲（委内瑞拉以及古巴等）不断生战生乱，确实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战争形态。直观的技战术方面，相对于技术上一些似乎“超前型”的如AI和无人机的运用，借用大数据等进行各类规划和操作等，战术上却出现了“倒退型”的各种勒索性恐吓、欺诈性不宣而战、“偷袭、暗杀式斩首”等各种不要脸、无底线的流氓操作，好在主要战争发起国的优势似乎并没有那么强悍，以为会“闪电式完胜”的俄乌之战打了四年多还在僵持不下，美国在伊朗现在也是身陷窘境，进退维谷，近日美俄最高司令官都到“以和为贵”的中国访问，似乎殊途同归地表达了停战的意愿并确有行动，使我们可以有空闲做一点“总结式”的文章了。 我之所以想到“战争启示录”这种略显空泛的标题，主要是我觉得这几年美俄主打的这些仗，无论是战争目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或经济目的等）、战略构筑包括战役安排以及技战术运用等，都是“乏善可陈”。在四年前俄乌开打当天，我就说过：“俄乌无义战，战争无赢家”，后来中东直至今天伊朗的战事，也基本适用这个说法，用中国政府的话来说，“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战争”。我觉得应该更明确地说，这些战争不仅是“不该发生的战争”，而且都是政治、军事包括道德水平很低、今后在世界军事史中只能作为负面案例、用批评的方式予以记载的战争，几乎所有交战方都从一开始，就作出了“四个错误估计”：第一是他们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第二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而且被定位为对手的有些本来是可以谈判、协调的对象，基本定位就先错了）；第三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朋友的态度；第四是错误估计了今天所处的时代。前几天是5月9日俄乌二战胜利日，俄乌短期停火，美伊也正好都想达成协议，我当时就建议各方抓住机会，实现“双停一转”（“双停”是指乌克兰和中东战场同时停火，“一转”是指两个战场都由军事厮杀转向政治解决方向）。可惜这个机会又“错”过了。美俄这两个靠战争起家、军事实力“遥遥领先”的核大国，面对乌克兰和伊朗这两个对手，打又打不赢，退又退不出，处于“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困境。 这种局面使我们得到了哪些“战争启示录”呢？ 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向无名烈士墓献花活动。 第一个启示，虽然现在是百年变局，变乱交织，天下并不太平，但是今天的世界仍然处在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流的时代，霸权思维和丛林法则无论借助怎样强大的军事优势，也很难通过战争获取超额利益，如果不自量力地冒险投机，反而会自取其辱。2000多年前《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种“慎战”、“不战”的理念，在今天的乱世间，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显得重要。 第二个启示，最近这些冲突尤其是最近全球瞩目的霍尔姆茨海峡的争斗，表现出今天世界已经形成了主要大国以及冲突相关各方“力量相对均衡、利益紧密依存和风险高度共有”的微妙格局。我们以霍尔姆茨海峡的争斗为例，所谓“力量相对均衡”，是指美以虽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打了两个多月，并没有在霍尔姆茨海峡这个伊朗具有“地利”优势的地方占了多大的便宜，有的朋友开玩笑，说这里像伊朗的“井冈山”，双方目前这种相互封锁，其实是形成了一种“相对均衡的僵局”，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也可以看到。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谓“利益的紧密依存”，是指霍尔姆茨海峡的现实表明，冷战后全球一体化格局的构建，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相互紧密依存的利益关系，这是一个已经成形的“超稳定结构”。过去那种零和式的对抗游戏，已经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关系取代了。霍尔姆茨海峡这个案例是冷战后30多年来极为重要的一个表征。这不仅是能源和经济利益共同体，而且是发展与和平的共同体，所有人都感同身受、心知肚明。 所谓“风险的高度共有”，是指目前霍尔姆茨海峡的危机，几乎已经伤害了世界上的所有人，伊朗受害自不待言，这里本来就是伊朗的生命线。而就美国来说，仅汽油价格就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现在这种折腾式的暴涨，不仅推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还会引发全局性的多种危机，这无疑是特朗普的噩耗，中期选举的结果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正是这种“力量相对均衡、利益紧密依存和风险高度共有”的“三位一体”框架，使今天两个战场都呈现了“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僵持局面，制约了美俄等强权军事冒险成功的可能性。 第三个启示，最近在各方都想停火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难解难分”的困难局面。本来，解铃还需系铃人，但在美俄这两个“系铃人”希望解铃时，冲突似乎并没有顺畅地走向结束。这表明，战争一旦发起，就有它自身的恶性循环规律，并非是谁想停就可以马上停下来。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俄罗斯和俄乌冲突的态度，调整了全盘敌视俄罗斯的战略，但是并没有使俄乌战场马上走向停火，矛盾反而还有些加剧。现在美国在伊朗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特朗普本想打一下就退出，哪怕是像阿富汗那样狼狈退场，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他很难轻易脱身。中东矛盾的复杂和伊朗等各国的韧性，更是头脑简单的特朗普难以应付的。可见，无论什么样的强权，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都不可轻易言战，不可轻易冒险，不然的话，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很难给自己找到下台收场的机会。 第四个启示，去年正好是二战胜利80周年，美苏是二战胜利的主要力量，但今天，这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包括英法）却陷入了自己挖好的战争泥坑。这说明，任何国家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选择时，都要随时、经常性地温故知新，“警钟长鸣”，好在今天美俄关系处于比较缓和的状态，中美也决意要共同构建“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中俄关系又正值历史最好的状态之中。最近，美俄高层都和中国互动频密，这当然是它们都看重中国比较好地汲取了二战等的经验教训，妥善地坚持了“以和为贵”的基本国策，成功地落实了“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主张，并且以成熟、善意、具有包容力的态度，就各类战事纠纷积极斡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实践正在告诉美俄和各国，中国坚持的“和为贵，忍为高，谈为上，信为先”是应该成为所有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和解决各类纠纷的必由之路。 当地时间2023年4月19日，美国无人驾驶船首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图源：视觉中国 总之，几年来人类付出重大牺牲的两场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和平，要稳定，要和解，这就是我总结的战争启示录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和平”，其实所有纠纷各方都有自己的各种说辞、道理，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坚持“不诉诸武力冲突”、维护和平的底线。 第二个是“稳定”，各方之间不仅只是维系“不冲突”的局面，而且还应该达成一种合作共赢的积极稳定，而不是那种恐怖平衡的消极稳定，这次中美要构建的“建设性稳定关系”，就是这样的目标。 第三个是“和解”。战后8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人类今天又踏入了战争与冲突的泥坑呢？我认为，其中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二战胜利之后，或者是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虽基本实现了表面上的和平与均衡，但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心灵的和解。我们的价值观、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制度规则的建构等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旧有的丛林法则，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重新瓜分势力范围（领土等）导致战争的规律作用，常常是强权、霸权或者“恐怖平衡”等维系着脆弱的和平。因此，我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人类要维护和平，就必须真正“走向和解”，也就是要根除战争的根源。今天，中美俄正在带动世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的“学费”不会白交，世界应该有新的未来。

【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3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 大约十年前，有一中学生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全境断连》，假设未来月球人类对地球人类发起战争。月球方悄悄在地球轨道上布下了十八颗干扰卫星，切断了地球所有的网络连接。结果地球军武器无法获得授权，地球成为“不设防星球”。 这个故事指向一个近未来乃至当下的问题，AI发展，衡量国家实力，要看其在断掉全球网络之后，整个国家安全，社会生活系统是否可以继续运转。 未来的冲突，“断连”不再是简单的无法上网，更常见的可能是AI系统自我怀疑，主动断开连接，或者不同系统之间互不信任，彼此停止交换数据。此外，算力供应链被掐断，时间同步受到干扰，系统逻辑分崩离析。未来战争的现实是，网还在，算力还在，但整个系统已经陷入内耗式的瘫痪。 从国家韧性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将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一类是“堡垒型国家”，冗余够厚，极端打击下能降级运行，甚至反过来利用断网状态形成优势。另一类是所谓AI发达国家，这种“精密型国家”，极致的效率就是它最大的软肋。 《全境断连》预示未来的霸权竞争之一，将围绕AI系统韧性展开。事实上，未来战争竞争已经开始，当下中东战争已显现未来战争的要素。

【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4篇 郑继永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 我们正告别传统大规模全面战争，全面迈入以情报为核心的可控冲突时代。这不是某一项技术突破带来的临时改变，而是国际战略格局调整、军事技术革命与实战经验积累共同催生的结构性变革。2026年美军在委内瑞拉开展的“绝对决心行动”，仅用150分钟就完成目标抓捕与全员撤离，耗资仅5亿美元——不足伊拉克战争单日消耗的四分之一，却达成颠覆性战略效果，正是这一转型最具代表性的实战印证。 对比两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传统战争，当代冲突最直观的特征，是大规模陆军推进与全境占领模式大幅减少。但战争规模收缩，不代表作战效果弱化。恰恰相反，小规模、高精度、节奏可控的军事行动，往往能产生远超投入的战略影响力。战争的底层逻辑，已从“靠规模换胜利”转向“靠精度控全局”，这是贯穿目标设定、作战实施全流程的系统性变革。 一 从“规模压制”转向“精度压制” 传统战争的核心逻辑围绕“规模”构建：兵力总数、火力密度、工业动员能力直接决定胜负，战争靠持续消耗拖垮对手，最终实现全面占领与彻底政权更迭。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动员50万兵力，经数周空地联合火力覆盖才突破防线，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重建泥潭，累计耗资超万亿美元，最终也没能实现稳定的战略控制，这就是传统规模战争陷入困境的典型案例。 当代冲突的决胜变量，已经彻底转向“精度”。这里的精度，不只是武器打击的物理精准度，更包括目标识别精度、行动窗口把控精度、战略效果控制精度。关键打击不再对准敌方整支军队或整片领土，而是精准锁定作战体系与权力结构的核心节点——国家领导层、军事指挥机构、通信枢纽、电力核心设施等。摧毁关键节点就能瘫痪整个体系，无需追求全歼敌军、占领全境。在“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依托多源情报融合，掌握马杜罗每日行程、住所结构乃至安保换班时间，精准锁定凌晨防御最薄弱的窗口，先以电子网络瘫痪防御体系，仅投入80名特种兵就完成任务，己方零伤亡、附带损伤降至最低。节点化打击完全替代传统“面状摧毁”，推动战争从“消耗战”转向“结构战”，从根本上改写了战争的成本结构。 2026年1月3日，一名抗议者手举标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参加抗议活动。 （来源：新华社） 二 从单域作战转向多域融合 随着作战目标逻辑转变，战争空间从传统陆、海、空三大物理域，拓展至电磁、网络、信息、认知多维空间，且各域高度嵌合，不再是先后衔接的独立战场。电磁压制削弱对手感知能力，网络攻击干扰指挥体系，信息操作影响决策判断，所有非物理域行动同步发力，为物理打击打造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 “绝对决心行动”中，多域融合已形成完整作战闭环。行动前，电子战飞机对防空雷达实施全频谱干扰，制造大量虚假目标误导敌方判断；网络司令部同步攻击电网与指挥平台，导致委方首都停电、指挥中断，形成“电磁真空”与“信息孤岛”，让委内瑞拉20万陆军全程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为特种部队突入扫清全部障碍。电子战、网络战、特种作战深度耦合，打破传统线性作战逻辑，各域力量协同发力，短时间内就能瓦解对手整套防御体系。如今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传统“前线”“后方”界限彻底消失，战场高度分散却又全域联通，即便拥有规模庞大的正规军，只要感知与指挥体系瘫痪，就根本无法组织有效抵抗。 三 从“战役终结”转向“冲突管理” 传统战争追求一劳永逸终结冲突，以占领、投降、全面政权更替为目标；当代冲突的核心取向则是“控制而非终结”。当前热点地区普遍呈现冲突长期存在、强度周期性波动、升级被严格管控的特征，冲突本身成为“被管理的常态”。军事行动不再追求一次性决定性胜利，而是作为调节战略关系的工具，通过有限打击传递威慑信号、重设谈判条件、修正力量平衡，战争进入“刻度化使用”阶段——根据战略需求灵活调整冲突强度，既保持长期战略压力，又规避全面战争的不可控成本。 美国对外干预模式的三代演变，清晰印证这一趋势：冷战时期靠军事政变实现彻底政权更替，冷战后靠颜色革命开展长期社会动员，当下则转向控制型干预——仅通过有限军事行动调整目标国权力精英结构，后续以经济绑定、联盟控制实现长期战略影响，彻底摆脱全面占领与国家重建的高昂代价。这一转型本质，是把对外干预从“终结性战争”转为“控制性冲突”，以最低成本达成可持续战略目标，完全契合可控冲突时代的核心逻辑。 四 从单一军事行动转向复合行动体系 战争工具实现系统性拓展，军事手段不再孤立存在，而是与外交、法律、信息、经济深度整合，形成一体化复合行动体系。军事打击只是战略链条的一环，外交谈判、法律建构、舆论塑造、经济布局共同服务于最终战略目标。典型运作模式为：军事打击与外交谈判同步推进，信息叙事与法律正当化并行展开。谈判不仅用于达成协议，更用于争取兵力部署时间、塑造对手与国际社会预期；军事行动则打破原有谈判格局，舆论操作降低行动的政治成本。 “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国开战前始终保持与委内瑞拉的外交接触，以谈判分散对方注意力，暗中完成兵力集结与情报核实；法律层面将行动包装为“反恐”“反毒品走私”，援引国内法绕开联合国限制，联合区域盟友营造多边合作假象，有效分化国际反对声音。这套法律—政治—军事—外交复合操作，大幅降低单边干预的政治成本，充分说明现代战争是国家综合能力的整体较量，战略竞争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多领域工具的协同整合能力，而非单一军事力量的规模优势。 2025年12月31日，在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地区的努尔沙姆斯难民营，以色列挖掘机拆除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 （来源：新华社） 五 从高成本消耗转向成本可控 传统战争最核心的短板，是成本完全不可控。一旦进入全面战争，资源消耗往往远超战前预估，甚至拖垮优势方的财政与国内政治支持。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耗资超6万亿美元，引发美国国内严重政治分裂，正是传统成本模式的必然结局。当代冲突则对成本实施严格约束：行动规模与战略目标精准匹配，资源投入与作战任务一一对应，普遍采用高端平台与低成本装备组合模式，实现成本与效果的最优平衡。“绝对决心行动”中，F-35、B-2等高端平台负责突防空域，MQ-9无人机承担侦察牵制，最终将总成本控制在5亿美元，仅为传统大规模干预的零头，让战争成本从不可控变量，变成可计算、可管理的确定项。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成本优势本身就是战略优势：能以低成本持续牵制对手，无需承担全面战争风险，这种模式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流选择。 六 从物理打击转向认知控制 近年来最值得重视的深层变革，是战争目标向认知层面延伸。传统战争主要针对人员、装备、设施等物理目标，如今越来越多的行动直接作用于对手的决策系统、心理预期与舆论环境，认知空间已成为与物理空间同等重要的主战场。信息控制干扰敌方判断，虚假信号制造战略误判，精准打击改变风险认知，战争结果不仅由物理战场决定，更取决于对手“如何解读战场”。认知优势能放大物理打击效果，甚至达成物理打击无法实现的战略目的。“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瘫痪委方通信后，通过社交媒体推送“目标投降”“将领倒戈”的虚假信息，直接瓦解委内瑞拉军队抵抗意志，大量基层部队放弃动员，这就是认知打击的典型成效。控制对手认知，就能以更低成本实现战略目标，这正是可控冲突时代的核心逻辑之一。 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活动。 （来源：《环球》杂志） 七 人力情报强势回归 这一变化很反直觉，但却是现实。谈论技术驱动的战争转型时，一个被普遍忽略的核心事实是：战争技术越发达，对人力情报的依赖反而越强。这一结论看似与“AI主导战争”的主流认知相悖，却完全符合实战逻辑。其一，技术无法替代对“人”与“权力关系”的深度理解：卫星能定位目标位置，却无法判断领导层内部博弈；信号能截获通信内容，却难以解读背后真实意图。“绝对决心行动”能精准锁定防御漏洞，核心依靠人力渗透获取卫队内部一手信息，这类深度信息是技术侦察永远无法替代的。其二，人工智能算法高度依赖训练数据，数据质量的根源，在于人力情报的源头采集，没有可靠人力支撑，算法极易陷入“垃圾进、垃圾出”的困境。其三，复杂环境下的关键判断——比如领导层决策风格、内部博弈结构，仍依赖人力情报积累的经验与直觉，这类能力目前无法被算法复制。 由此可见，当代作战体系的真实结构是：人力情报提供源头信息，技术系统完成处理整合，算法辅助决策，精确行动落地执行。技术没有取代人，反而放大了人的核心作用。未来战争不是机器对抗机器，而是情报与技术能力的综合比拼，这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必要修正。 综合来看，当代战争形态呈现清晰变革趋势，全面进入“控制型竞争时代”。战争规模持续缩小，复杂程度不断上升；战争目标从“终结冲突”转向“管控冲突”；战争手段从单一军事行动，拓展至多域复合体系；战争支撑从单纯技术依赖，回归情报核心支撑。 简言之，当代战争已从“以胜利为导向的全面战争”，转变为“以控制为导向的持续竞争”。冲突不会轻易结束，也不会轻易失控，国家通过精细化手段，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对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必须调整分析视角：不能再以兵力、装备、战场为核心，而应重点关注情报体系、决策结构、认知空间、成本约束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战争的外在形态不断迭代，但决定胜负的关键，始终是对信息的掌控与对不确定性的管控。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1篇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2026年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两场军事行动搞得人心惶惶。尤其是“绑架”或“斩首”他国领导人的做法令人胆寒，仿佛一夜回到历史上充满战乱和血腥的年代。尽管战后国际秩序已逾80个年头，但《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普遍禁止使用武力和主权平等原则屡屡得不到遵守。如今，“斩首”领导人的行为更是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不断瓦解国家间交往最基本的信用和道义。当务之急是大国之间首先围绕互不“斩首”达成政治承诺，为所谓的竞争划定红线。在联合国框架下，国际社会应当重新审视禁止针对他国领导人实施“斩首”、“暗杀”或“恐怖主义”的法律规则，并建立专门的保护和惩罚机制。 而相关“斩首”行动的背后，也都有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影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战场愈发透明，战争节奏也越来越快。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要求确保人在回路，即人类指挥官对战争决策权的控制。但客观情况是，由于信息过载和战争节奏过快，人类指挥官很可能根本无法做出及时有效的判断，也压根不知道海量数据中的哪一小部分会出现问题。算法正在与人类争夺对未来新型战争的主导权。 | 图片源于网络。 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中误炸学校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则给所有正在大力发展军用人工智能的国家敲响了警钟。智能体的内生安全风险以及真实世界应用中的数据、流程和人员耦合风险很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如果无法明确究竟哪些环节需要由人来审核，那么确保人在回路就会沦为空谈。 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及其治理方面，中国去年11月发布了新版军控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是时隔20年后再次以白皮书形式全面阐述军控政策。其中更是首次以专章形式阐述了中国在网络、外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军控政策，凸显了中国应对新兴领域国际安全治理的政策主张。2021年，中国向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提交了《中国关于规范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立场文件》，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可靠、可控。 随着未来新型战争条件下人工智能的失控风险进一步上升，各国应当积极采取单边措施，严格审查相关技术，确保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彼此交流经验做法，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在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双方如能就人工智能危机管控开启对话，将为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典范。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32篇 刘西诺 江苏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从古罗马为粮仓与银矿发动征服，到二战中日本为石油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试图夺取东南亚资源以维持战争机器，再到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运河埃及国有化引发三国武力介入、全球市场恐慌——人类历史上，战争的目的始终与文明的命脉紧密相连。霍尔木兹海峡几百年来的争夺史，正是这一逻辑的缩影。三十三公里——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宽度，比北京到天津的距离还短，却是人类数千年来争夺最惨烈的一段水道。古代满载香料与象牙的商船从这里穿行，将中国、印度与欧洲连为一体；马可波罗路过此地，惊叹于它的繁华。然而繁华之下，海盗、部落冲突与帝国边境争夺如影随形，商路几度中断，船队屡遭劫掠，这片水道从未真正平静过。后来葡萄牙殖民者把持霍尔木兹、控制波斯湾贸易通道，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联合波斯将其驱逐，此后数百年间列强轮番角力，直至今日的波斯湾每一次博弈的背后都是对文明生命线的争夺。然而当代战争的目的已悄然发生根本转变：从可见的领土与资源，转向不可见的技术标准、供应链控制权与文明叙事话语权。围绕芯片、稀土与产业链的“无形战争”表明，和平时期的出口管制与关税壁垒，已具备昔日军事封锁的战略效果。战争的语法没有变，但词汇表已然面目全非。 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在于战争目的随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性跨越。农业时代，土地与人口是财富的核心来源，战争的目的是将对方的耕地与劳动力纳入自己的版图；工业时代，煤矿、钢铁与石油成为新的权力根基，谁掌握了能源与工业产能，谁就掌握了战争机器的命脉；信息时代，标准的制定、叙事的主导、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掌控才是真正的战略制高点——谁能定义技术规则，谁就在无声之中掌握了现代文明的神经中枢。更值得警醒的是，战争目的“不直观化”带来了道德麻木的风险——芯片禁令不像炮弹那样震撼人心，稀土管制不像封锁那样触目惊心，但它们重塑世界秩序的力量并不亚于任何一场传统战争。当暴力变得隐形，社会对战争代价的感知也在悄然钝化，这或许是新型战争最危险的文化效应。 | 图片源于网络。 面对这一转变，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恰恰提供了穿越时代的参照。儒家以“仁者无敌”立论，认为持久的战略优势来自道义感召而非武力威慑；道家以“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为戒，“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更道尽战争对文明的摧残与代价；佛家以慈悲为怀、以“不杀生”为五戒之首，不以杀戮为手段的生命观，指向超越零和博弈的文明愿景。而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战略等级，则将这种哲学智慧化为具体实践——与今日“技术战”“叙事战”“规则战”的现实逻辑高度契合。老祖宗数千年前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决定文明胜负的，从来不只是刀剑与炮火，而是谋略、道义与人心。这，或许是理解新型战争最深刻的文化钥匙。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9篇 李海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青年副研究员 基本上来讲，像米尔斯海默教授那样激烈批判特朗普的陷入伊朗困局，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这个行动严重干扰了米尔斯海默所期待的“联俄制华”，“联白制黄”，“联东正教以制无神论者”的所谓“现实主义”行动路径。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堵客观上可能有利于俄油在国际市场的销售、虽然全球关注和聚焦点转到伊朗可能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俄方在乌克兰战场行动所面临的压力（以及还有一部分原本投入在乌克兰战场的武力资源会被分流到中东区域），但伊朗局势的发展无论如何也可说是“在俄罗斯家门口上生战生乱”（从伊朗往北走，只要越过阿塞拜疆，即可进入俄罗斯领土），特朗普政权一上来就直接对哈梅内伊进行斩首的高烈度行为必然也让克里姆林宫深感不满。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军事卷入伊朗无疑是很严重的不必要的distraction。此外，米尔斯海默是名著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的作者，由此出发，他会得出 Israel would prefer to wreck Iran, much the way Syria was wrecked. And Israel and its enormously powerful lobby have the means to make Trump dance to their tune以及Israel Owns Trump和the war was not driven by oil or traditional strategic necessity, but by Israeli…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30篇 杨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大国对抗从贸易规则到产业链安全、从地区地缘到军事威慑全面拉锯的当下，特朗普所谓的“谈判艺术”核心，是在筹码互换中精准锚定双方的利益平衡点，在军事威慑、政策施压与战术让步之间牢牢把控冲突升级的红线。特朗普这套“交易型谈判逻辑”，不仅深刻重塑了美国外交与贸易政策的底层逻辑，更让全球看清了极限施压与战争威慑的真实效力边界；而这套极具个人标签的行事方法，也被外界总结为标志性的TACO体系，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博弈中最具争议的谈判样本。 近期全球地缘与产业博弈中，特朗普谈判的艺术始终贯穿于每一场极限对抗的背后，展现出“以施压促谈判、以妥协换共赢”的核心特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中，伊朗以“封锁全球石油航运咽喉”为威慑筹码，与美国就核制裁解除、地区安全格局展开多轮拉锯，其核心逻辑从来不是真的触发海峡封锁的全面冲突，而是以不可忽视的威慑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放宽单边制裁、做出安全承诺；而美国虽在海湾地区部署重兵，以军事反制威慑伊朗，却始终不敢轻易派遣地面部队，最终在多轮谈判中做出了部分制裁放宽的妥协。这场博弈中，双方都清晰地知道，战争威慑只是谈判的工具，而非最终目的，海峡封锁与军事反制的终极目标，都是在谈判中拿到自身核心利益，这正是谈判艺术最经典的现实展现。 （来源：CSIS） 在芯片、稀土等关键产业链的全球博弈中，谈判的艺术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持续加码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近期国会又推出MATCH 法案，从强化多边对华出口强制协同，到成熟制程设备也考虑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看似是无底线的极限施压，实则每一轮管制加码都预留了谈判窗口——部分成熟制程设备的许可放宽、特定品类的临时豁免、以及通过发放许可证允许厂家为特定设备提供维修服务。 （2026年4月2日，美国众议院提出了 “MATCH 法案”，该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旨在弥合对中国出售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方面的漏洞，并使美国与包括日本和荷兰在内的其他国家保持一致。来源：路透社） 但事实上，特朗普这套极限施压与战争威慑的效力，存在着清晰的边界，其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从战术层面看，短期的极限施压与军事威慑，确实能快速制造恐慌、拉高谈判筹码，迫使对方做出临时性让步。但从战略层面看，这种手段一旦越过“可威慑、不可兑现”的红线，就会从谈判工具演变为冲突导火索，最终反噬施压方自身。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早已证明，伊朗封锁海峡，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已经导致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局部地区冲突加剧；而美国对华芯片的极限管制，虽然短期给中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了冲击，却也彻底打破了全球产业链对美国技术路径的单一依赖，倒逼中国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国产替代加速，长期来看反而让美国失去了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也削弱了其技术管制的核心筹码。无数案例证明，只有当威慑“可兑现、但不轻易兑现”时，才能成为谈判的有效工具；一旦把施压当成目的，把威慑当成常态，最终只会陷入“越施压、越反弹”的恶性循环，彻底失去谈判的空间。 特朗普的“交易型谈判艺术”核心有四大鲜明特征：其一，极限施压前置，先以最高关税、最严制裁、最强军事威慑拉满筹码，用不可预测的强硬姿态把对方逼到谈判桌前，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其二，零和博弈思维，始终以“美国优先”为唯一准则，追求单边的绝对收益，而非多边共赢，无论是盟友间的军费分摊谈判，还是大国间的贸易谈判，都以“美国不吃亏”为底线；其三，议题捆绑与反复横跳，将贸易、安全、地缘等多个议题捆绑谈判，同时用“今天放狠话、明天谈和解”的不可预测性，打乱对方的谈判节奏；其四，重短期交易、轻长期承诺，更在意单次谈判的即时成果，而非长期的国际规则与国家信用。 （来源：Politico） 这套谈判逻辑，确实为特朗普带来了不少短期战术成果，但从长期来看，这套“极限施压+交易至上”的谈判模式，其反噬效应远超短期收益，也不能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国际合作秩序。最核心的问题，是对美国国家信用的全面透支——反复退出国际协议、对盟友也动辄施压制裁，让美国的盟友体系出现了根本性裂痕，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纷纷加速战略自主，不再无条件依附美国的安全承诺。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安全博弈，还是芯片、稀土的产业链攻防，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只能回到谈判桌前——在守住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适度妥协，在尊重彼此诉求的基础上互换筹码，在管控冲突风险的共识中实现互利共赢，这才是国际谈判的成功范式。

37学者评【评新型战争形态】第27篇 沈丁立 复旦大学教授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执政以来，采取了所谓“唐罗主义”对外战略，其要点有二。第一，周边是首要，即其“西半球战略”，矛头直向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巴拿马、委内瑞拉、古巴等，通过极限施压皆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斩获，下一步还可能瞄准哥伦比亚、秘鲁等，决意把域外势力彻底赶出拉美，夯实美国在这一区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第二，大国是关键。特朗普这一任期的聚焦还是印太，核心针对是中国和伊朗。当前美国朝野对什么议题都卷，唯有一点举国共识，那就是中国构成了美国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而伊朗则是北京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抓手。特朗普第一任期所抛出的对中国的认知，为拜登政府所全盘继承。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采取了更为周全的策略，只干不说，以图争取时间，弥补短板，争取在极短时间内取得在战略供应链上的全面独立，同时大力投入资源，全面整军备战，从而为中美战略摊牌做出万全准备。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对外军事行动，是否在国际法层面对战争形态做出了改变，非简单的是与不是。今年1月3日美国对马杜罗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同1989年老布什政府出兵巴拿马逮捕诺列加的行动如出一辙，理由皆是所谓对美贩毒，均未获得联合国授权。此类“战争”形态，没有什么变化。另外，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国两次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是没有获得国际授权，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与能力，世界早已心知肚明。按照联合国安理会1991年通过的第687号决议，伊朗已经构成了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如何处理朝核这种威胁，六方会谈的唯一后果就是朝鲜成功获得核武器。如何处理伊核威胁，上告联合国安理会一定会被否决。继续与德黑兰谈判，伊朗一定也会获得核武器。朝鲜发展核武是为了威慑，伊朗发展核武还有一个目的，是消灭以色列。在走“国际法制”不可能成功与先发制人给美国留下几代人安全的两难之间，特朗普的政治选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战争形态变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