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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系列文章第15篇，“全球南方篇”第7篇 罗欢镇 东京经济大学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据说最早由美国作家兼政治活动家 Carl Oglesby 于1969年在一篇讨论越南战争的文章中提出。当时，他使用了“the North’s dominance over the global South”这一表述（详见 Vincenzo Di Nicola, 2020, “The Global South: An Emergent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Psychiatry,” World Social Psychiatry, Vol. 2, No. 1）。此后，这一概念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2023年前后，“全球南方”突然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一个似乎难以绕开的概念。 “全球南方”之所以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热门概念，大概与近年来以下几个重要变化有关。 第一，与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以中国为代表，同时包括印度、东南亚、非洲和巴西等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提升。 第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要求改变长期以来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和制定的国际规则与制度安排。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三，在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问题上，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采取的经济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相比，许多非西方国家并没有采取明确的选边立场，而是选择保持中立或采取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 对于这些非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过去已经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名称，例如“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那么，为什么今天又需要一个新的名称？ 问题在于，与“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全球南方”似乎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共同内涵。从形式上看，除了所谓“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国家之外，其余国家似乎都可以被归入“全球南方”。然而，这个“南方”既包括中国、越南等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等非社会主义国家；既包括经济快速发展的所谓新兴经济体，也包括经济长期停滞、甚至被认为属于“失败国家”的国家。 换言之，“全球南方”似乎是一个包罗万象，却又很难找到共同特征的集合体。我们甚至可以说，“全球南方”是一个外延相对明晰、内涵却十分模糊空洞的概念，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空壳’概念。 图片来源于中新网 任何一个概念，如果要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分析概念，都应该具有相对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例如，“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虽然其具体划分标准一直存在争议，但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概念，它至少试图描述一类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其共同课题在于如何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减少贫困，改善教育和社会福利，并扩大个人发展的机会。 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相比，“全球南方”作为与“全球北方”相对应的概念，似乎并不具备如此明确的共同经济特征和政治目标。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与一个长期陷于贫困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新兴经济体与一个政治和经济体系高度脆弱的国家，都可以被归入“全球南方”。 因此，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看，“全球南方”似乎缺乏能够将这些国家真正联系起来的共同属性。那么，一个内涵如此模糊空洞的概念，为什么反而会越来越流行？ 在我看来，恰恰因为它是一个“空壳”概念，不同国家才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战略需要，赋予它不同的内容，并利用这一概念服务于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目标。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印度眼中的全球南方 印度是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长期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印度既是上海合作组织（SCO）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的成员，又是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 2023年1月，印度组织召开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Voice of Global…

45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系列文章第16篇，“全球南方篇”第8篇 卫纯娟/Chunjuan Nancy Wei 温州肯恩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我理解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一种类别。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的“类别”，全球南方的边界相当模糊，它并不是一个拥有稳定共同利益的实体。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把“全球南方”理解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结构性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尽管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外交取向上存在巨大差异，却具有若干相似的历史经验和结构性处境：不少国家经历过殖民主义或半殖民主义；多数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中的代表权和制度性影响力相对有限；同时，它们也普遍关注国际金融、贸易和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问题。 与此相比，“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主要国家之间具有更高程度的制度化整合，并通过跨国军事联盟、金融体系、贸易网络以及国际制度建立了密切联系，例如北约和欧盟。全球南方则明显不同：它不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政治“集团”（bloc），没有统一的成员资格、共同的领导机构或一致的外交政策，甚至对于哪些国家应该被纳入“全球南方”，国际社会也没有统一标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因此，全球南方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种结构性类别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世界地图上清晰划定边界的地理实体，更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具有统一利益和统一行动能力的政治集团。由于内部高度异质，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南方”：既包括中国、印度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实力南方”（Power South）国家，也包括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经济实力较弱的“贫穷南方”（Poor South）国家。与北方国家不同，在全球南方，共同的结构性处境，并不必然产生共同的国家利益；共同的历史经验，也不必然转化为统一的政治行动。这正是理解全球南方概念时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45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系列文章第13篇 【全球南方】篇  第5篇 周阳山 台湾中流基金会 全球南方是一个模糊而宽泛的概念，与它相对应的是西方世界与殖民帝国的遗绪，亦即过去以G7为核心的所谓先进国家和自由帝国秩序。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许多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和北约，成为新欧洲的一部分，开始接受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并且加入西方的外交运作与同盟体系，过去的第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却已一去不返！不过其中有些国家，如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一黑塞哥维那，黑山，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莫尔多瓦（及旁边的德湼斯特左岸共和国）等，却徘徊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最后到底是加入西方行列，还是留在全球南方？尚不明确。 2024年12月29日，格鲁吉亚当选总统米哈伊尔·卡韦拉什维利（前中）在首都第比利斯举行的就职典礼上讲话。 （来源：新华社） 相对的，全球南方却逐渐取代了原先的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辞汇和概念，继承着过去的77集团（G77，目前已有134成员国），特别强调南南合作，彼此亲善，共同协力发展。它主要指涉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构成了一张庞大的国际关系网络，但既无正式的成员身分，也没有明确的地图边界。当前它主要是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非洲联盟，东协（东盟），拉美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南锥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联盟等组织成员国。 在160多个全球南方国家中，目前有152国、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档，并且投入参与。但也有一些国家尚未加入此一由中国提出的国家发展倡议与国际合作计划，其中包括：印度，不丹，巴拉圭，巴拿马（近期退出），瓜地马拉，贝里斯等。换言之，全球南方与中国倡议之间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绝大部分国家都与中国友好，而且密切往来，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不但符合全球南方的基本精神，也的确是大势所趋。 2024年7月11日至13日，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16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的代表参会交流研讨。 （来源：中新社） 但是，全球南方却和西方世界一样，正面临许多现实的挑战。兹列举其中几个要项，以供参考与反思。 一，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与欧美优越论的挑战？如何应对基督教世界价值观、美国优先论及欧盟标准等诉求？如何处理西方国家所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究竟谁才有权参与并制定上述的规则？ 二，全球南方国家如何运用国际组织、国际建制和国际与盟的力量，抗衡欧美旧殖民帝国的持续性约制和霸权式卵翼？如何在独立自主、依附性发展与国际合作之间，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利基，并对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长期挑战？如何面对等级化的国际秩序，追求真正的平等、繁荣、正义与自由？ 三，在美欧关系恶化，美国甩锅退群，北约内部松动，新自由主义备受挑战，而单极霸权又难以维系之际，全球南方国家期待的新秩序是多极、G20？新的G2？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的大联合？还是区域性的联盟（如东盟及非盟）？或者是多元化的参与、多种发展模式并行不悖，作弹性选择？ 四，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去全球化的新挑战，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面对内部的贫穷、不平等、欠发达、区域落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如何建立起基本的国家治理、经济发展、财富分配与社会安全机制？并落实基本的建国（nation-building)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任务？

45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系列文章第14篇 【全球南方】篇  第6篇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全球南方”目前不仅成为各国政府政策文件中的一个热门概念，在学术界也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到底满足什么样的标准属于是“全球南方国家”，为何现有的一些概念无法代替“全球南方”，仍然一个让笔者感到迷惑的问题。这几年阅读了中国学术期刊上大量的关于“全球南方”的论文，这些迷惑不是消失而是加深了。因此，这里提出几点肤浅的思考，求教于这一研究议题上的大家。 首先，“全球南方”的概念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第三世界的概念本身也比较复杂，同时带有政治和经济的含义。如果按照西方理论，“第三世界”需要满足经济上落后、被剥削的标准，以及政治上不依附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性标准。如果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划分，“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样一个标准主要是经济标准，但也带有隐含的政治含义，即将美国和苏联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美苏试图搞霸权主义、控制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早年“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发展。如果说第三世界同时需要满足经济和政治上的标准，那么“全球南方”是否只满足其中一个标准？或者说也同时满足两个标准，但标准本身有所不同？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权威、清楚的论述。 其次，“全球南方”的概念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有什么区别？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无疑是一个经济的标准，凡是满足这个经济标准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全球南方”的概念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不一样，要么“全球南方”的概念和第三世界的概念一样带有政治含义，要么就是它遵循不同的经济标准。例如，可能有学者提出来，“全球南方”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但新兴市场国家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吗？从笔者肤浅的理解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侧重那些发展势头不错的国家——例如金砖国家，其实大多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它似乎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例如，之前许多学者认为韩国是新兴经济体，2021被联合国一个下属机构认定为是发达国家，但实际上韩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由于说不清楚新兴市场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本身的定义，因此“全球南方”的概念将其纳入其中，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反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概念本身变得更模糊、难以衡量；其二，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态势不错，它们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往往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导致国际政治立场出现更多的差异性。 中国铁建承建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 （来源：企业观察报） 最后，如果“全球南方”是一个纯粹的国际政治概念，强调那些在国际舞台上追求独立、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家——不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否发达，那么似乎戴上一个“南方”的帽子又不合适，因为“南方国家”的原初含义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如果“全球南方”的概念同时强调经济不发达和政治独立性，那么它与第三世界的概念就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全球南方”不仅意味着政治独立性，还需要满足更多的政治标准——例如对国际政治秩序有更多的一致立场，那么现实中恐怕也难以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更多的一致立场意味着更多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但实际上在如此复杂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中难以找到更多的政治上的一致性，就如发展中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所表明的。

45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第11篇 【全球南方】篇 第3篇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 “全球南方”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 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范畴。很少人注意到, 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实际上由两个大的政治板块组成: 77国集团和OECD国家, “全球南方”就由其中一个板块组成。拥有134个国家的“全球南方”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印度, 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字显示, 她的人口今年刚刚超过中国; 有年轻的东南亚国家东帝汶; 还有战乱纷飞的国家索马里和繁荣昌盛的新加坡, 也有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佛家弹丸小国不丹；非洲群雄之首南非和南美小国巴拿马都位列其中。 图片来自网络  “77国集团和中国”哈瓦那峰会 占了联合国国家数量近70%的“全球南方”国家虽然政治体制不同, 文化传统各异,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但她们许多共性: 共同对西方殖民史的记忆, 共同对当今世界权利和财富分配失衡的不满, 共同摆脱大国控制的诉求, 共同对一个多极世界的向往。“全球南方”国家不分大小都不喜欢由一个超级大国, 一个价值体系, 一个经济联盟主导的单极世界。这和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们力图挽救他们主导了几十年的“自由世界秩序”形成鲜明的对比。很少有来自“全球南方”的国家希望回到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政治学里面的所谓“霸权稳定”理论在全球南方基本没有追随者和市场。 “全球南方”国家一般都不相信西方的“叙事”, 这一点在对俄乌战争爆发根源的判断上显现得尤其充分。许多南方领袖国家对西方关于战争的原因的说法公开提出质疑。他们在联合国的表决中呼吁俄罗斯应该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而又同时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全球南方”国家还有一个共性, 就是认为“有罪不罚”现象一般来说是所有强国的专利，而不仅仅是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沮丧而又无奈的“全球南方”。他们认为, 美国在气候、人权、核不扩散和对小国动武都犯过很多错误甚至罪行, 但华盛顿和它的盟友们从来都没有用他们要将普京“绳之以法”的热情来追究美国总统在越南,伊拉克或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行”。 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估计在未来的岁月里会越演越烈。一个是古老而年轻的东方大国, 不愿照搬欧美强国的模式, 正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奋力崛起, 探索着自己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另一个是年轻而傲慢的西方强国, 被中国的强势崛起所震惊, 被她的荣耀归来说困扰,苦苦思索着如何防止被这个东方大国超越, 以保持和延续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然而, 中美的体量再大, 实力再雄厚, 她们也不是世界的全部。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还有一个比她们的人口和地域大得多的“全球南方”。历史将证明, 无论中美博弈朝哪个方向发展, 出现什么结局, “全球南方“的态度和所作所为将起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45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第12篇 【全球南方】篇 第4篇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全球南方”在哪里？它不在色彩固定的地图上，也不在成员明确的政治集团名册中。它首先存在于国际权力、财富与规则分配的不均衡之中，并在围绕发展融资、气候治理、债务处置和制度代表性的一次次跨区域博弈中显现出来。因此，“全球南方”代表的不是统一的地缘政治阵营，这一概念实际上延续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话语曾经承担的认知功能——不是抹平国家差异，而是为观察共同的结构处境提供一副透镜。特朗普政府公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称，美国及其盟友“尚未制定、更遑论执行”针对“所谓‘全球南方’”的联合方案。“所谓”二字刻意透露出距离感，但同时也表明“全球南方”已成为战略竞争和国际秩序讨论中无法绕开的政治现实。 图片来自网络 “全球南方”不是一块边界整齐的版图，其本质是不平等的国际体系投下的一道政治阴影。这道阴影并不会把国家塑造成整齐列队的战略集团。印度追求大国地位，巴西重视发展空间，海湾国家在资本、能源与安全之间多向下注，许多低收入国家则首先面对粮食、气候与基础设施难题。它们有时合作，有时竞争，甚至还会“挟洋自重”彼此牵制。差异不是消解“全球南方”的理由，反而说明它不应被误解为同质实体。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关系性政治类别，即处于相近结构位置的国家和政治力量，能够在特定议题上形成有限却有意义的协调。因此，相关国家的共同行动显然超越了“抱团取暖”的自救属性。面对债务、气候、粮食安全、技术转移和制度改革，单个国家确实难以同既有规则制定者平等议价，他们在联合国谈判中联手，又在投资谈判中各自寻找伙伴，分合有致大概可以算作全球南方行动的基本态势。因此，全球南方的共同性，不在于永远同声同气，而在于能够把分散诉求带到同一张谈判桌上。 图片来自央视新闻 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把“南方国家”正式列入全球治理框架 理解“全球南方”，首先要避免将其当作划分阵营的标准，更不能把它想象成可以随意动员的地缘政治队伍。这一概念的核心启示在于能否把相似的结构处境转化为具体的互补与互助，在发展融资、减贫、绿色转型、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产业能力建设上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合作。口号会很快贬值，但合作若有实效，就会沉淀为真正的凝聚力。说到底，全球南方很难成为一个紧密的战略集团，却也绝非一场语言游戏。只要不均衡发展、规则代表性不足和南北差距依然存在，它就会继续出现在国家争取更大自主空间的行动之中。全球南方未必会越来越整齐划一，却很可能越来越重要。

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第9篇 全球南方篇 第1篇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G和S大写） 最近几年成为国际事务中广泛使用的词汇，但它不是一个新概念，也不是一个新词语。 西方学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使用这个词。 美国作家和新左派活动人士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elsby）据说于1969年首先创造了“全球南方”这个词。在越战高峰时期，他在一家天主教杂志上撰文指出：“北方对全球南方的控制…已经汇聚…造成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全球南方”这个词就带有反霸权、反战争、反西方政经秩序的色彩。 图片由AI生成 大部分发达国家如欧美处在北半球，被称为北方国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地处南半球，但所谓南北国家不是完全以赤道线来划分的。例如印度、墨西哥等较大的全球南方国家都在赤道以北，而属于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则位于赤道以南。 图片由AI生成 “全球南方”的表述再次兴起是发生在国际社会走向多极、不少西方国家逆全球化、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更公正更包容更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当下。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没有一个组织把所有成员联合起来，也没有规章制度，甚至究竟包含哪些成员也没有共识。一般认为“全球南方”包含了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概有130多个国家都可算为“南方”国家。显然“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统一的和单一的团体，其成员利益也不完全一致，甚至有点鱼龙混杂，但它确实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成为人们口中经常冒出的一个表述。 中国与众多亚非拉国家拥有反殖民反侵略的相同历史，发展和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及“南南合作”也一直是中国外交重点之一。 中国跟全球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患难与共。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发展了，但内部问题仍然复杂，包括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 中国官方自己仍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自然也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 但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分量及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大大缩小了与传统北方国家的差距，同时拉开了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距离，所以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认为不能简单将中国归为南方国家，也许是横跨南北或介于南北之间吧。 过度强调“全球南方”不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反而突出了传统南北国家间的矛盾。 如果从地球的上空看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其实没必要将世界人为划分成不同的类别或团体，自我设限。人类生存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地球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天灾人祸是各种界线挡不住的，科技的发展包括AI技术日益更新，将使得地球变得更小，老问题没解决，新挑战又会出现。 人类要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推翻人为的藩篱，多多合作，不应组成种种排外的团伙。遇到问题时不应以各种名义推诿或逃避，而是要一起寻求共同解决之道。

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第10篇 全球南方篇 第2篇 何岸  浩瀚智库秘书长 “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联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概念，主要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群体。从机制领导看，金砖国家扩员后常被视为南方国家协调立场的主要平台。因此，“全球南方”没有公认的“盟主”。但在国际舆论场中，被视为全球南方主要代言国有印度、中国、巴西、南非、印尼等国，其中中印两国尤为突出。 一、谁来担任“全球南方领袖”？ 印度最积极扮演“全球南方领袖”的角色。2023年印度担任G20主席国时，莫迪明确提出印度是“全球南方的声音”（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并于2023年1月主持“全球南方之声”线上峰会，自称南方的领导者。这是近年“全球南方领袖”话语中最突出的一次实践。 图片由AI生成 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强调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和“永远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机制、“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中国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南方国家中最具实际影响力的力量。 此外，巴西在2024年担任G20主席国期间重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南非长期作为非洲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中地位突出；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最大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影响力也在上升。 图片由AI生成 二、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南方领袖”之争？ 在上述国家中，印度和中国在谁是“全球南方领袖”问题上，实质存在竞争。比如2024年印度主办的“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就没有邀请中国，是竞争的具象表现。两者目前呈现出一种“话语竞争”的状态。 但在是否竞争“盟主”地位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在口头上坚决不当所谓“盟主”，另一方面在行动上积极扮演“引领者”的角色。 中国在该问题上的核心表述是：中国是“全球南方”的“一员”而非“领袖”，回避任何单独领导地位的暗示。这背后既有“决不当头”的传统，也有对“盟主”概念本身的批判，在官方叙事中，“盟主”话语本身就是霸权逻辑的产物，与“全球南方”追求平等、战略自主的理念相悖。 尽管嘴上不说，但中国的行动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全球南方事实上的领导者“。具体包括：推动金砖机制扩容，打造南方国家协调立场的核心平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南方国家提供公共议程；在国际危机调停方面，既有直接撮合、签署成果文件，也有穿梭劝和、提供平台或政治方案，前者如沙特伊朗复交、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等，后者如柬泰冲突、乌克兰危机，以及近年在中东海湾与巴阿方向斡旋。 对于对印度争夺“全球南方的领袖”（如印度于2023年起主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我们可以继续以不承认、不点破、不接招来应对：即不承认印度是“全球南方”的代言人；不公开与之争夺名号，避免把竞争摆上台面；强调南方国家是“平等伙伴”、反对任何形式的“小圈子”和阵营化，对冲印度搭建的排他性平台。 三、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定位与愿景 对于“全球南方领袖”之争，我应维护道德高地：“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是反霸权、求平等，自称“盟主”、“领袖”等于自我拆台；应避免刺激伙伴国，南方国家普遍警惕被任何大国主导，自称“领袖”会吓跑潜在伙伴；规避“中国威胁论”，西方已在渲染中国争夺领导权，若中国自己认领，等于送弹药；关注机制、资金、贸易、议程设置权等实效，其他名号都是虚的。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担当自主发展的中坚、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而非追随某一方阵营。具体而言，中国期待南方国家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走自主现代化道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叙事，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而非复制西方模式；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变革，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南南合作与联合自强，加强南方国家凝聚合力，在金砖框架下共同落实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等倡议，增强在全球产供链中的韧性；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享发展机遇，向南方国家开放市场、分享技术和经验，同时期待各国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安全、气候变化、AI治理等议题上协同发声，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全球秩序向多极化、更加平衡的方向演进。

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第7篇 西方危机篇 第7篇 肖   龙 奥斯汀社区学院政府学兼职副教授 导论 近年来，“西方国家” 是中国外交与公共讨论中最常见、也最含混的概念之一。它究竟是指七国集团（G7）、欧盟，还是更广泛的美国盟友或伙伴呢？若以G7为标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被排除在外；若以欧盟为标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又不在其中。然而，这五个英语国家共同组成了高度紧密的五眼情报联盟。这些相互错位的名单促使笔者反对将 “西方“ 这个概念强加于某个单一的地区、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笔者认为，现代西方乃至西方国家的组成，需要被理解为由历史身份、制度规范与战略关系交叠而成的多层网络。在当今暗流与明流交织涌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定义和分析西方的维度也应该超脱 “一股脑打包” 的笼统概括，并不再停留于单纯的名单或列表上。 三种 “西方” 为了更好地说明此论点，笔者在本文中简单梳理和概括三种定义与分析西方的主流思想。 1. 历史-文明西方：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提出把西方是为由宗教传统、历史经验和文化认同连接起来的文明共同体。与之相反的，霍尔（Stuart Hall）在其经典文章《西方与其余世界：话语与权力》中则认为，“西方”是在欧洲扩张、殖民主义与现代性形成过程中，通过与“其余世界”的对照建构出来的历史分类。 按照这一标准，西方的典型核心是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并通常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移民社会；日本虽是G7成员，在亨廷顿那里却属于独立文明。国关和社会学界对亨廷顿界定的主要批评就在于容易把内部多元且彼此交往、碰撞的国家行为体固化为边界清晰的文明实体，并低估文明内部的冲突、文明之间的联系等历史变化。霍尔的建构主义视角恰好揭示了这种分类的权力属性。 图片源于网络 2. 制度-规范西方：多伊尔（Michael Doyle）和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描绘二战后世界重建时，时常会强调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法治、多边合作和开放秩序在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战后美国联合西欧与东亚伙伴，通过制度和联盟建立起了一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那么，按照这一标准，西方可以从欧美扩展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未必共享相同的文明起源，却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制度与经济安全体系。战后新兴的民主国家，诸如印度和巴西，则未必因此而进入其内核。这一界定的局限，是容易把西方国家宣示的自由价值同实际外交政策混为一谈，自由秩序及其倡导者也因而长期面对 “规范承诺与现实行为不一致”的批评。 3. 战略-安全西方。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国家间结盟的主要动机为共同面对或平衡威胁。同时，莱克则强调（David Lake） 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包含保护供给、政策约束与不对称依赖。按照这一标准，西方的内核是五眼联盟和北约，并可以向日本、韩国等美国亚太盟友延伸。另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不属于G7或欧盟，却既是五眼成员，也是北约的印太伙伴。 这一界定最能识别谁会在安全危机中协同行动，却容易过度强调外部威胁和军事依赖，低估国内政治、经济利益与领导人选择。此外，威胁认知和联盟可靠性都会随议题与时间变化，战略结盟也不必然意味着文明或价值认同。 图片源于网络 标签为何失灵 由此可见，似乎没有一种定义能够单独划出完整而稳定的西方边界。同一个国家在三个维度上可能处于不同位置，即 “西方” 概念是多维和程度性的，“西方联盟” 概念也是会随时基于国家间关系、重要议题、和时间而发生变化。 现实中的国家行为也往往会先否定我们的标签。加拿大是G7、北约和五眼联盟成员，却在继续强调北约第五条承诺的同时，公开质疑加拿大在贸易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并通过 “Buy Canadian （买加拿大制造）” 的防务战略和与欧盟的安全伙伴关系来分散风险。更关键的是，卡尼在2026年达沃斯演讲中把这种调整放进一个更大的判断：世界面对的不是渐进的“转型”，而是旧制度秩序的“断裂”；自由秩序的规则被大国当作制裁、关税、供应链和金融武器使用，原本用来稳住西方的制度正在制造新的不安全。 加拿大的路线因此不是退出制度—规范西方，而是从西方内部重新审视战后秩序，要求用新的议题联盟和中等强国合作重写规则。 图片源于网络 类似的有限对冲也出现在欧洲。2026年初，英国、芬兰和爱尔兰领导人相继访华：英国处于五眼情报内核，芬兰是北约新成员，爱尔兰则属于欧盟；它们并未脱离原有西方制度，却在安全上依靠北约和美国、在经贸上继续接触中国，以避免被锁死在单一阵营。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教授郭清水（Kuik Cheng-Chwee）将这种不对称的对冲理解为在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的保险行为。换句话说，此为欧洲盟友为了避免被锁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美国阵营而采取的既不完全制衡，也不完全追随的的去风险战略。 反过来看，“全球南方”也不是统一的反西方或亲中阵营。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并举行联合演习，随后开放机场供美军进行后勤活动；多米尼加共和国则临时向美国开放空军基地和国际机场的限制区域，用于军机加油和设备运输；圭亚那在长期边界争端背景下支持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部署，并加强与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安全合作。 这些国家在文明和制度意义上与 “西方” 的相似度不尽相同，却在具体安全议题上屡屡成为华盛顿的伙伴。与此同时，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则坚决反对美国单方面动武。 可见，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全球南方”，都只能粗略描述身份和结构处境，不能直接预测任何一个国家在具体危机中的立场和行动。 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对中国外交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跳脱单纯的为 “西方国家“ 列名单、贴标签，而是更多地转向对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实用性分析。…

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第8篇 方鹿敏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在竞争性政党制度内含的对抗逻辑下，西方国家“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现象日益凸显。这一现象最早源于部分研究者对美国两党制下特定现象的观察：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公众对本党的积极情感持续增强，对其他政党则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偏见与厌恶。与此同时，公众的政策偏好并未随之走向两极，大部分美国民众在意识形态上仍保持相对温和的中间立场。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等学者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情感极化”：即公众基于党派身份而非立场偏好所产生的情感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体间分歧与对抗。这种社会分裂现象与民主表现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一方面，日益加剧的群体间情感对立持续侵蚀多元政治主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民主规范；另一方面，民意与情感偏好通过选举等竞争性机制深刻影响国内政治结构的演变。相关数据显示，党派认同所引发的情感极化普遍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其中，美国情感极化加剧的趋势尤为显著，法国、瑞士和丹麦等国也呈现上升趋势，而德国、瑞典和英国等国的情感极化水平则有所下降。 美国显著的情感极化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党制所塑造的清晰的政党认同边界。在两党制下，政党具有鲜明的社会分类属性，党派倾向在政治实践中逐渐与种族、性别、阶层等身份对齐、彼此强化，形成明显的社会分选的现象。因此，美国公众的政党认同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个体对政党的忠诚度通常不会因国内现实问题以及总统的执政表现而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共和党持续右倾化，两党内部的同质性增强，彼此之间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两党成员之间的身份界限也更加明晰。而相较于实行两党制的美国，欧洲多党制国家的情感极化水平则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多党制国家通常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公众的情感认同往往并不局限于单一政党，而是可能同时对多个政党持有亲近或厌恶的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其对单一政党的忠诚度。 图片源于网络 近年来，情感极化的来源逐渐超越传统的党派认同，延伸至其他类型的政治认同。部分议题在西方社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从而催生以议题立场为基础的群体认同。例如，围绕欧洲一体化和英国脱欧等议题，分别形成了“支持欧盟”与“反对欧盟”、“留欧派”与“脱欧派”等对立群体，群体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情感对立与偏见。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个性化政治加剧，公众对本党领导的偏爱以及对其他政党领导厌恶，进一步形成了以政党领导为对象的情感极化。尽管在美国以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公众围绕政党领导的情感极化程度通常低于对政党本身的情感极化，但当政党领导的个人特质与政治立场具有高度争议性时，公众对其情感极化的程度可能超过对政党的情感极化，并加剧社会分裂。当前，欧洲部分国家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的极端立场与争议性言论，正使精英驱动的情感极化在欧洲社会日渐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