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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21篇 邓中坚  金门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教授 美国特朗普总统在拉美及中东采取军事行动，以战争为核心的极限施压，企图达到维系其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在委内瑞拉仅仅是牛刀小试，但某种程度上达到其威吓的作用，彰显其在西半球的霸权。 在委内瑞拉顺利得擒获总统马杜罗也使得特朗普见猎心喜，试图在中东地区进行另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也受到其他几项因素的影响。第一，以色列的蛊惑，希望藉此削弱伊朗并在其周边地区建立缓冲区。其次，俄罗斯仍陷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暂时无暇顾及中东地区。 美国和以色列联合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以空军为主要力量，不但完成斩首计划，杀死了最高领袖哈米尼在内的将近五十名高级官员，也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空军及海军。它们的设计中重要的一环是引发伊朗内部政权的更迭。 | 图片来自网络 可是在发动攻击四十多天之后，美国仍不得不透过巴基斯坦的调停，停火并派出以副总统范斯为首的代表团与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在国安战略报告书中瞧不起的伊朗居然获得这样的机会和地位实在难得。 斩首行动世运用AI的惊人算力，精确的掌握这些领导人的位置，断然采取行动。可是AI的算力仰赖信息的收集。美以两国可以透过电子和人员的间谍手段了解这些领导人的各项活动，并进而分析之。但是“藏之于九地之下”的武器装备，美以两国却是一无所知。以色列神气的情报组织莫萨德也被看破手脚。 更重要的是“动于九天之上”的各式各样的中长程导弹及无人飞机。美以情报单位对这方面的信息战争前一无所知，战争进展到这个阶段仍然无法确切掌握。伊朗利用这些武器，摧毁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雷达预警系统，也大量消耗了防御飞弹。其结果是造成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无法运作，以色列甚至以各种方式遮掩其国内受损的状况。 AI的惊人算力更无法了解伊朗领导阶层已经建置了分层负责的指挥体系。而美以两国有这些地方级指挥官的资料吗？显然没有。因为后续零星的斩首还都是高阶指挥官。不了解他们，美以两国不知如何对应伊朗的攻击。 | 图片来自网络 在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有大规模的示威，这显示美以两国在当地社会有“暗桩”，可以带动政权转移。可是在伊朗政府暴力镇压之后，反对势力就消失了，没有再产生醒目的冲击。由是观之，美以两国长期缺乏与伊朗社会的交流，当然无法真切了解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美国在高科技发展领先世界是无庸置疑，但这主要是在硬件方面。就像前所述，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利用AI作为助力，发挥其极大的战力，逼使伊朗屈膝。然而，美国与以色列的短板在软件方面。美以两国对于伊朗的了解不够深入，无法融入这个社会，发挥关键的影响力，尤其是信息情报的搜集及运用。 总体而言，未来在有关运用AI的软件运用方面是建立霸权的关键。在国际关系领域，强化国别和区域的研究势必为努力的方向。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22篇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当今全球局势风云激荡，俄乌对峙持续胶着、拉美地缘博弈暗流涌动、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多重冲突交织叠加、多点动荡并行，深刻改写着全球安全格局的原有秩序，也推动战争形态迎来历史性变革。 在核威慑的终极约束、高新科技的全面赋能、商业交易原则的深度渗透与国际体系的深度转型四重力量协同作用下，传统大规模全面战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有限冲突、智能对抗、代理人博弈等新型对抗形式频繁显现，新型战争形态、博弈逻辑与冲突范式发生了根本性重塑，呈现出与传统战争截然不同的运行特征。 解码新型战争形态的底层逻辑、把握其时代走向，核心在于精准审视这四重力量的作用机制与相互关联，科学研判时代变局下全球安全领域的新挑战、新态势，为应对安全风险、维护和平稳定提供思路与支撑。 一、四重核心力量： 新型战争形态的底层制约与驱动 新型战争形态的演化与成型，根植于四重核心力量的深度交织与协同发力，这四重力量相互作用、彼此制衡，共同构成了新型战争形态的底层逻辑，决定了其变革方向、运行范式与发展边界，成为推动战争形态迭代的核心动力。 其一，核武器形成终极战略制衡，彻底终结了一战、二战时期大规模人海作战、全面兵团决战的传统战争模式。核威慑的存在，将战争格局从“全面对抗”严格约束为“有限博弈”，牢牢锁定大国直接热战的可能性，为新型战争形态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终极红线，成为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重要基石。 其二，高新科技全面赋能战场，推动战争形态实现智能化、数字化转型。AI智能算法、无人机集群、大数据情报研判、网络电磁对抗等前沿技术广泛应用，彻底打破了传统战争中平时与战时、前线与后方、军事与非军事的清晰边界，推动新型战争形态向弥散化、模糊化、长周期的持续博弈生态演进，全方位重塑了作战方式、战场格局与制胜逻辑。 其三，商业交易原则大行其道，深度渗透到新型战争形态的决策制定、博弈方式与目标设定全过程。成本收益核算、筹码交换、利益置换的商业逻辑，被全面融入地缘对抗与军事博弈之中，打破了传统战争“非胜即负”的单一逻辑，使得“以战促谈”、“以压促让”成为新型博弈的常见方式，成为新型战争形态博弈逻辑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 其四，旧有国际秩序加速坍塌，新的国际体系处于重构过渡期。国际规则的约束力持续弱化，武力使用的门槛不断降低，战争逐渐成为大国重塑地缘格局、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的重要杠杆，世界由此步入冲突多发、动荡加剧的变革周期，为新型战争形态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土壤。 二、形态嬗变： 新型战争形态的主要特征与表现 在四重核心力量的共同驱动下，相较于传统机械化总体战，当前区域冲突呈现出全方位、深层次的形态嬗变，这些变革汇聚成新型战争形态的鲜明特质，集中体现在作战方式、参与主体与冲突边界三个主要维度上，勾勒出新型战争的全新面貌。 在作战方式上，精准化打击取代规模化对抗、非接触作战替代面对面交锋成为主流。“特别军事行动”、“定点斩首”等有限作战形式广泛应用，核心逻辑是以最低成本实现特定战略目标，摒弃了传统战争中全面歼灭敌方有生力量的作战思路；同时，战场空间实现多维拓展，从传统的陆地、海洋、空中，延伸至能源、科技、网络、认知等非军事领域，形成了多维立体、全域交织、虚实结合的博弈格局。 在参与主体上，非国家行为体崛起成为影响冲突走向的重要力量。民间武装、雇佣军、跨国组织等深度介入区域冲突，承担侦察、作战、补给等多种任务；同时，大国依托代理人开展间接对抗的模式日益普遍，形成了“大国避战、小国承压”的鲜明博弈格局，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进一步丰富了新型战争形态的博弈场景，也增加了冲突管控的难度。 在冲突边界上，战争的名义愈发模糊，边界愈发淡化。“非战争军事行动”、“反恐行动”、“维护利益”等成为大国介入冲突的常用借口，没有明确的宣战程序与固定的战场范围，战争与和平的界限逐渐模糊，混合战争——融合军事、政治、经济、网络、认知等多重手段的对抗形式，已成为当前新型战争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 | 图片来自网络 三、规则与技术： 新型战争形态的双重挑战与应对 新型战争形态的快速演进，不仅重塑了战争本身的运行逻辑，更带来了国际规则与军事技术的双重变革，既催生了全新的安全挑战，也对全球安全治理与各国军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国际规则层面，传统国际法与战争伦理遭遇严峻冲击。“不斩来使”、“保护平民”、“主权不可侵犯”等经典战争规范频繁被突破，部分大国奉行双重标准，以自身地缘利益为借口，随意动用武力、实施单边制裁、干涉他国内政，严重破坏了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的混乱。 同时，智能化作战、网络攻击、供应链武器化等新型对抗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现有国际法体系存在明显规则空白。传统国际法难以适配新型战争形态的发展需求，在界定作战主体责任、规范新型作战手段、保护非军事目标等方面缺乏明确规定，规则滞后性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新型战争形态有序管控的重要瓶颈。 在军事技术层面，智能化技术全面重塑现代战争体系，既提升了作战效率，也带来了新的技术风险。大数据研判大幅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让作战决策更具科学性；无人机集群承担高危侦察与打击任务，降低了己方人员伤亡；AI辅助决策优化作战部署，实现了“精准用兵、高效制胜”。但与此同时，技术垄断引发的军备竞赛、AI作战的伦理争议、网络攻击的无差别伤害等问题，也成为新型战争形态下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 四、战争商业化： 特朗普的实践路径与大国博弈镜鉴 在新型战争形态下，商业交易原则深度渗透大国博弈，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实践，成为战争商业化的典型样本，其具体路径与深层影响，为当下大国博弈提供了重要镜鉴。 特朗普战争商业化的核心逻辑，是将商业领域的成本收益核算、筹码交换思维，全面嵌入军事决策与地缘博弈，打破军事与商业的传统边界，以“盈利优先”为核心，构建起独特的战争商业化实践范式。 其具体实践路径清晰明确：一是绑定军工与商业利益，通过管控国防合同价格、扩大国防预算，扶持关联企业，形成“军工-商业-政治”的利益闭环，实现商业资本与军事布局的深度捆绑；二是将地缘博弈商业化，把领土、战略要地等作为可交易筹码，通过觊觎资源、掌控战略通道等方式，实现商业与战略利益的双重收割；三是将极限施压作为商业化博弈手段，以军事威慑、经济制裁为筹码倒逼对手让步，将战争威慑异化为商业议价工具。 从本质来看，特朗普的战争商业化实践，是将国家战略安全工具异化为商业利益攫取的手段，忽视国家主权与安全底线，不仅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谴责，更导致商业利益反噬军事布局、加剧全球军备竞赛，透支自身国家信誉。这一弊端清晰揭示了大国博弈的基本准则：必须坚守国家安全利益，摒弃战争商业化的短视思维，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而非单纯的利益算计。 | 图片来自网络 特朗普的实践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冲突格局，加剧了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博弈分化：大国规避直接军事对抗，转向围绕军工、资源的商业式间接博弈；中小国家则沦为这种博弈的“筹码”与“战场”。 综上，特朗普的战争商业化实践，是商业逻辑渗透新型战争形态的极端体现，其核心是利益算计取代战略考量，既重塑了大国博弈方式，也带来复杂安全挑战，为各国参与大国博弈、管控战争风险提供了深刻镜鉴。 结语 百年变局下，核威慑、高新科技、商业交易原则、国际体系转型四重力量协同发力、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弥散化、智能化、代理人化、混合化的新型战争形态——核威慑守住全面大战底线，高新科技重构作战模式，商业逻辑重塑博弈范式，体系转型提供时代背景，四者共同决定了新型战争形态的发展走向，也带来了全球安全领域的全新挑战。 解码新型战争形态的底层逻辑，核心是认清这四重力量的相互作用，把握其变革规律与发展趋势；应对其带来的安全挑战，关键在于摒弃双重标准、完善国际规则、管控技术风险、坚持多边合作。 我们只有坚守主权平等、多边合作、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博弈中管控分歧、在合作中完善规则，才能有效管控新型战争形态带来的安全风险，推动全球安全格局向均衡稳定方向发展，筑牢人类和平发展的坚实根基。

36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9篇 王海良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就战争形态而言，我认为今年2月28日爆发、至今尚未结束的美以伊战争确有不少新特点，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新战争形态。从总体上看，第一，这是一场大规模空海一体战，完全没有地面战，空战为主，海战为辅，伊朗海军基本上全军覆没了。第二，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空战，二战初期著名的伦敦空战与之比较，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越战期间，美军对越南的轰炸虽在强度和时续上更厉害，但没遭到对方的激烈反击，这次几乎是互殴式的隔空对抗。第三，这次上演的是综合性新型空战，美以一方以战机攻击为主，伊方以导弹防御和导弹攻击为主，双方都动用了大量无人机，美方投入并损失了不少空中加油机和多种战机及攻击直升机，双方都充分利用了卫星导航、激光制导或红外雷达，这是俄乌冲突中没有达到过的。 第四，这是一场外溢效应很大、破坏性很大、宏观影响较大的局部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约30个军事基地受到严重破坏，军事资产损失巨大，军事能力被大大削弱；近10个中东国家被卷入了战事，可能带来战后力量结构的改变。第五，这是一场非典型、非对称、非速决战争，出乎发起攻击的美以方预料，伊朗的防卫和反击都是非同一般的，防卫采用了库存旧式导弹，消耗了美以先进武器弹药，然后拿出较好的新型导弹反击美以，打击美军基地，甚至威胁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非对称性则表现在美以二打一、美方以大欺小、美有战争经验等；非速决则出乎美以的预料，伊朗立足用新游击战术打本土长期防卫战，美方因石油问题与国内压力拖不起，这让美方不得不选择谈判。 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突然宣布立即有序停运、永久倒闭。图片来源于网络 就战争的目的而言，这场新型局部战争的目的，在美以方来说是消除伊朗核能力甚至废掉伊朗政权，从而彻底消除对美国掌控中东和以色列地区霸权的威胁；在伊朗方来说则是反侵略、卫主权、护本钱，其实就是守护命根子。所以，这场战争基本上不争夺土地和自然资源，以色列与伊朗隔着邻国相互越境攻击，美军也是隔空打击或近海出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而无需此资产。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则属战争溢出效应，伊朗把控制它当杀手锏使用，产生了有力效果，遂使美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来封锁这条石油咽喉，其实不可能持续长久。 双方还是要谈判的，不妥协就谈不成结果。伊朗本来就在与美方谈判，是美方出于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思维，在以色列鼓动下，错误地发动了对伊战争，中断了谈判，却没能达到目的，回到谈判桌是必然的。美方终于得出了一个正确结论——灭不掉伊朗，不如重新盯住它的核能力。在以色列那里，最怕的是伊朗拥有核武，这与美方利益一致，美方要谈判，以只能接受，毕竟以色列靠单打独斗根本不是伊朗的对手，这次交战就是证明。不过，最近美方的表现充分展示了特朗普的谈判艺术，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早上说硬话，晚上放软话；一边推谈判，一边派军舰，始终就不让对手摸清套路，更让世界看不懂。其实，特朗普一辈子都在乐此不疲地玩弄这种艺术，最终目的是多少捞到一点好处。如果在谈判中拿不到他想要的，即得多失少，特朗普是无法对国人交代的，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结果等于公告世人，这位精明一世的商人最后以吃亏失败而告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场战争如果从国别上看，并没有特别的新情况。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并没采取避战策略，本可以避开战争祸害的。另一大国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自然不可能再卷入伊朗战事，但其为伊朗提供的技术支援恐怕不低于美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支持水平。如果我们把以色列看作小国的话，她却能量极大，竟促使美国为其打起了“代理人战争”。至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尽力维护公平正义不仅是一贯的，也是明智的。中国不卷入冲突，但十分关注事态发展，也在联合国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向受害民众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对新型战争形态，中国一定关注，其中不少东西也是中国的强项或研究开发对象，相信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并立足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中国，一定会靠超强实力保卫自身利益，避免战争破坏，维护和平安宁。

36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20篇 韩荣斌 佐治亚大学国际事务系教授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访的西班牙总理时称“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礼崩乐坏。”这个论断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描述可谓精准：二战结束以来的相对稳固的国际秩序，正在剧烈震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三十年和平与发展的短暂“恒纪元”已经过去，世界渐渐落入“乱纪元”。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多重征兆与动因。本文欲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这一视角对当前局势做一番探讨。 如果所有关注国际新闻的人们而言，当前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引人耳目：俄乌战争已经历时四年有余尚未平息，最近美国通过特别军事行动一举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接着又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大打出手。这些冲突不仅具有关键的地缘政治影响，且关乎网民口中的“上三常”中的“两常”，它们也体现出了新的战争形态，包括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的大规模运用。如果说无人机还可以用新武器对战争的影响来类比（类似坦克的出现对步兵战术的冲击、航空母舰对大炮巨舰的替代），人工智能在战争的角色则尤为值得关注。特别是公开报道显示Anthropic公司的Claude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对马杜罗的抓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也在加沙战争中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涵盖从监视、识别、筛选目标，到精确控制武器实施打击，再到毁伤评估的全过程。可以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现代高科技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美国大模型公司Anthropic IC Photo 人工智能被用于战争或许并不出乎意外，毕竟人类文明和战争之间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但是这其中包含的伦理问题特别值得探讨。显然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运用已经对人类社会的基础伦理带来了深刻的挑战。例如，如果人工智能参与战争的底线是机器不可自主杀人（这也是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第一条：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那么这条底线伦理已经受到严重挑战，至少可以说我们已经快速地向这条底线滑落。虽然貌似目前人工智能军事行动中还是辅助人类决策，但是考虑到决策其实是一个有机过程，人类最终按向发射按钮的手其实也只剩下了象征意义。早在2024年就有报道，以色列通过人工智能选定攻击目标，而人类确认的过程只有短短20秒。这种程度的人类参与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且不说这个仅具象征意义的人类之手也只需人工智能程序的细微改动即可取代，实际上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才是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决策者，因为人类的所谓最终决策不仅完全基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前置决策，并且人类甚至不清楚大模型决策的具体逻辑和动因。而且，人类参与的象征意义也极为有限，我们不仅很难通过这种程度的人类参与来给参与其中的人类在必要时（例如杀害平民）进行追责，因为人类的角色似乎可有可无；而且即使参与其中的人类确有责任，人工智能也提供了一个甩锅机会。 我们面临的伦理的困境其实在当前Anthropic公司与美国战争部的争端之中也有所体现。在Anthropic公司的大模型被用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被曝光之后，该公司与美国战争部之间表现出了分歧。战争部希望人工智能模型可以用于“所有合法用途，”而Anthropic公司则坚持须有伦理红线，特别是需限制将大模型用于致命自主武器以及大规模监事美国人。目前的结果是Anthropic被美国政府列入“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实体黑名单，而战争部转头与另一人工智能巨头OpenAI签署了合同。这一事件虽然并未完全尘埃落定（目前Anthropic正寻求通过诉讼摆脱黑名单），却具有某种谶纬式的指标意义，Anthropic其公司名称意为“与人类相关的，”似乎象征着人工智能时代仅存的人性底线，美国战争部则代表着人类最具毁灭性的力量，而OpenAI的公司名中仅有人工智能而无人类。这场争议结果是否预示着战争和人工智能最终会达成同盟而置人性于不顾？ 美国许多影视剧对未来的反乌托邦式想象中一个相当常见的场景就是人类与人工智能或智能机器人的大战（例如《终结者》系列、《黑客帝国》系列、《我，机器人》等）。目前而言，何时实现真正的AGI尚不确定，所以也许我们还不会很快面临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直接战争。但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影响人类战争。也许当我们想象末日场景的时候又可以增加一个：人类世界的终局是人工智能辅助下的战争自杀。毕竟从人工智能筛选目标、人类20秒确定，要人工智能自主筛选、自动杀敌这一步的跨越实际上已经没有技术性的障碍，真正能阻止迈出那一步的似乎只剩下人类心中的道德准绳。风起青萍之末，您对此有信心吗？

一、“国关人的国关”：一场超越校庆的精神聚会 刚刚收到消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2026年5月5日举行了一场题为“国关人的国关”的报告会。这个报告会不仅是北大国关建院三十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场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国关校友的学术聚会。 会议议程显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澳门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高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齐聚燕园，同时还有世界贸易组织、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加。这次北大国关院友的聚会，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院庆活动，而更像是一场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的集体回望。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北大国关的真正特点：出人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句话出自《礼记·大学》，强调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人格、责任与精神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讲，“育人是大学之本”不仅是一句口号，更应成为大学真正的精神坐标。 大约二十来年前，在倪世雄老师安排下，我从华盛顿赴上海为复旦大学博士班短期授课。当时与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交流时，我们曾讨论到1964年成立的三所国际政治系（后来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各自的传统与特色。有人强调教材体系建设，有人强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谈到北大国关时，大家一开始似乎难以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但深入讨论之后，一个共识逐渐形成：北大国关最大的特点，在于“出人才”，并且不断向全国输送人才。 三、所谓大学，不只是论文与排名 据学界朋友统计，如今全国许多国际关系学院和相关院系的领导班子中，相当比例都与北大国关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渊源。很多人曾在北大国关求学、任教，或者受到北大国关学风与传统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北大国关不仅培养学生，更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塑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人才结构与知识共同体。 更重要的是，这种“出人才”的传统，并不仅仅意味着培养出大批学者和学术带头人。北大国关培养的人才广泛分布于外交、媒体、国际组织、智库、企业以及公共事务等多个领域。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作用，也就使北大国关形成了一种兼具学术性与现实关怀的独特气质。国际关系本来就是一门与现实世界高度互动的学科，因此，一个真正优秀的国际关系学院，不仅应当有理论高度，也应当有现实关怀。北大国关长期形成的“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相结合的传统，恰恰是这一学科精神的重要体现。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从燕园走向世界：北大国关新的引领作用 记得几年前和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聊天时，我们曾经探讨过一个真正伟大的大学，不仅能够把世界一流博士招聘到本校来，更重要的，也许是能够把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推向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大国关所培养的众多优秀本科生和硕士生在欧美顶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除了回国的之外，相当一批留在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大学里任教。然而，北大国关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能够直接进入欧美主流大学长期任教的案例，仍然是凤毛麟角，这也就限制了它的全球影响力。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因素之外，这既与国际学术体系的话语结构有关，也与中国高校国际化程度、英文原创研究能力以及国际学术传播机制有关。 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几十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在规模、制度与政策影响力方面发展迅速，但如何真正创造并且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理论，方法论，和相应的学派，如何不仅“研究世界”，而且能够“影响世界如何理解国际关系”，仍然是一个新的挑战和长期的任务。北大国关由于其历史传统、人才积累与学术资源，有条件在这一深化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和上面提到的兄弟院校一起打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五、育人是大学之本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句流传甚广的话，确实道出了大学教育最核心的精神。北大国关过去三十年的快速成长与突出成就有目共睹，但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是“已经取得了什么”，而是“未来还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只有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将中国经验与全球视野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立足中国、胸怀全球、并且能够参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新一代国关人。  （赵全胜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外看世界》主编） 附：会议议程

【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7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近期全球局势的发展表明，战争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与战术层面，也体现在战争与全球秩序之间关系的重构之中。从乌克兰战场到拉美到中东，再到围绕关键航道、能源与供应链展开的博弈，我们正进入一个以不对称性、多维度竞争以及多重危机交织为特征的新时代。 首先，新型战争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对称性”与“巧实力”的崛起。一方面，弱势一方可以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手段，对强势一方造成极大的打击。例如，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可以用一集装箱的无人机摧毁俄罗斯数亿元的战略轰炸机群，充分体现了以小博大的战术逻辑。另一方面，即便是技术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也难以完全规避这种不对称威胁。美国“福特号”航母编队在部署时，并没有选择更近的红海航线，而是绕道好望角，本质上是出于对曼德海峡可能遭遇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低成本火炮持续攻击的担忧。虽然美方武器更为先进，但拦截成本极高，即便准备再充分，也难以长期承受低成本、高密度火力的消耗。因此，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航母编队不得不选择更为安全但成本更高的路径。 与此同时，高科技本身也可能成为强大一方的软肋。现代战争的脆弱性，不仅存在于武器装备层面，还可能出现在个体行为、网络空间乃至供应链之中。例如，即便军队部署高度保密，但某个水兵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次无意发帖，也可能暴露整个舰队的行踪。因此，新型战争的“漏洞”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征。 2023年8月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无人机袭击。 （来源：新华社） 在此基础上，战争正在越来越演变为一种“武器消耗战”。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应对为例，虽然在技术上占据优势，但由于拦截弹成本极高、生产周期较长，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拦截，不得不借鉴乌克兰的低成本防御体系来应对伊朗的低成本无人机攻击。这种成本结构的反转，使得战争的胜负不再单纯取决于技术领先，而越来越取决于谁能够以更低成本维持更长时间的作战能力 – 强大的制造业和完整的供应链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资产。同时，现代战争中“斩首行动”的门槛也显著降低——无论是针对哈梅内伊的打击，还是对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的绑架行动，都说明空袭与定点打击在技术上越来越容易实现。然而，斩首很容易，空袭很容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劫持对方元首也并不困难，但在相关行动之后，要维持住胜果，尤其是在不派遣地面部队的情况下，难度依然非常大。 新型战争还带来了新的道德问题。人工智能的运用，在减少己方人员伤亡的同时，也可能降低决策者对战争后果的内疚感，从而使冲突更容易发生，也可能更为激烈。如果未来发展为“AI打AI”，并且能够通过严格规则避免平民伤亡，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出路。类似于古代战争中通过主将对决来决定胜负以避免人员过度伤亡的默契，现代战争或许也可能通过无人系统之间的对抗来分出胜负，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事实上，在乌克兰战场上，泽连斯基最近表示，乌克兰已成功通过完全由无人地面系统和无人机参与的战役，夺回了此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种“无人战争”的雏形。 然而，这一趋势同样带来深刻的伦理隐忧。当决策者明知不会有人员伤亡时，是否会更容易做出动武的决定，从而忽视甚至跳过外交等更为复杂、但更具人类理性或感性的路径？与此同时，战争也不再局限于海陆空，而是全面扩展至网络空间。借助人工智能，虚假或夸张的图像与视频可以被快速生成，用于巩固自身基本盘的支持，或者动摇对方军心。我们从美伊双方对临时停火的不同解读中可以看到，双方在实质上并未达成共识，但仍可以通过构建各自的“胜利叙事”，向国内民众兜售“赢学”。 尽管如此，传统战争中的一些关键因素依然具有重要作用。有时，对关键要塞的掌控甚至比直接军事打击更为重要，而且可以在不消耗武器的情况下占据先机。伊朗并不需要频繁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往船只，但只要建立起“有能力打击”的可信威慑，就足以迫使过往船只和相关国家做出配合。此外，人员提供的情报依然不可替代。以色列通过长期策反伊朗高层，掌握了老哈梅内伊的行踪，从而使得斩首行动成为可能，这再次说明人力情报在现代战争中的核心地位。 在这种新型战争环境下，政府的组织和决策形式也变得尤为关键，甚至直接关系到政权的韧性。总体来看，高层权力更为分散的结构，可能更有利于政权的延续。伊朗虽然是神权政体，最高领袖拥有绝对权威，但在最高领袖被斩首后，并未出现权力真空，反而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民选总统领导的政府，在新最高领袖产生之前，发挥了维持稳定的重要作用。随着人工智能和高精度打击技术的发展，通过锁定具体领导人进行斩首将变得越来越容易，尤其是对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而言。因此，更为多元的领导体系，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维持稳定的过渡机制，将成为政权延续的重要保障。 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赋予他任命的政治官员对包括FCC、SEC、FTC在内的联邦机构的广泛控制权。 （来源：华尔街日报） 相比之下，美国在对伊战争中的决策过程则暴露出另一种问题。《纽约时报》的披露显示，特朗普团队内部多数成员对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但缺乏公开表达和有效制衡机制，最终形成“一言堂”的决策模式。这种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对形势的误判，以及对后果严重性的低估。 此外，美国传统上的战争软肋——地面部队伤亡对国内支持度的冲击——正在被新的约束机制所替代。特朗普显然吸取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经验，试图通过避免地面部队投入来减少政治成本，这也是为何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行动能够迅速展开且避免伤亡。然而，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看到除了人员伤亡之外，还存在其他多重影响渠道。例如，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影响全球石油供给和价格，从而冲击美国国内的通胀与民生，进而影响选民态度。这表明，战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路径，正在从“伤亡驱动”转向“经济与市场驱动”，内政与外交的联动更加紧密。伊朗之所以能够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影响战局，正是因为其能够间接影响美国国内选民，从而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压力。 从更宏观的结构性视角来看，这一系列变化也与全球秩序的转型密切相关，尤其体现在“代序崛起”的逻辑之中。美国在实践中已经明显背离《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普遍禁止使用武力和主权平等的原则，甚至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实施绑架或斩首。这一趋势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特朗普个人，而更应从结构层面理解：当守成国发现既有制度框架已无法维持其霸权地位，甚至反而助推了崛起国的发展时，就可能转而寻求新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规则来重塑秩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崛起国在这一过程中反而更多地嵌入并利用现有体系，如联合国等国际制度，以实现“继承性调整”，而非彻底颠覆，以实现“代序崛起”。 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是战争形态转型的时代，也是全球秩序重构的时代。在不对称战争、人工智能介入以及多重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冲突本身既在加剧不稳定，也在塑造新的稳定机制。“代序崛起”所揭示的，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一种既非彻底对抗、也非简单延续的秩序演化路径。

【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8篇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 近来，美国等大国主导的战争频发，从委内瑞拉“擒王”到伊朗“斩首”，再到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多地挑起战火。本应担负国际和平责任的超级大国却在全球到处点火，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都受到挑战。大变局下战后国际秩序及和平格局面临威胁。中国在为捍卫国际秩序及和平而努力。 一 大国出手未必都胜 川普2.0以来，美国对外发动战争态势明显，国防部干脆改称战争部！到今年1月美国已经退出包括联合国31个实体组织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为了自身利益，美国在破坏国际秩序及国际法。而俄国发动俄乌战争至今已4年多仍看不到尽头，川普曾吹嘘能斡旋“一天结束战争”。大国为了各自利益，先后大打出手。国际社会则对这些战争行为感到心寒！ 2026年1月17日，人们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参加示威游行。当天，丹麦本土与格陵兰岛多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或“购买”格陵兰岛。 （来源：新华社） 川普甚至公开要“吞并”盟国（加拿大），或索要盟国领土（格陵兰）！美国对盟国安全承诺在摇摆，盟国支持美国战争有迟疑，欧日韩等盟国都是同床异梦。川普对盟国“不帮忙”嗤之以鼻，甚至质疑“盟国比敌人更好吗”？美以对伊朗战争被美民主党领袖舒默称为“史诗般失败”。使美国国际地位与声誉，海峡通行状况及油价等等越来越糟。本来被认为稳操胜券的战争，结果却反陷被动。 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由“闪电战”变为持久战。传统战法在新一代军事技术变革推动下正发生空前质变。看见最强大国也未必能有胜算。大变局下战争多发，给相关国家和地区造成深重灾难。中国必须对局势不确定性做好充分准备。 二 亟待规范潜在威胁的新规 根据战后联合国宪章及战后国际秩序。解除德日等纳粹/军国主义国家武装，不使旧敌国在军事上再起是核心目标。目前国际社会亟待思考管控潜在威胁的新规。 在大变局加速演进中，根据周边国家发展态势，近期中国提出关注旧敌国威胁问题。它们大多已是美国的盟国。冷战以来北约多边机制或美日双边机制提供核保护伞，同时也是防止德日再起的双刃剑。多年来德日等也在各自宪法及国际社会约束下，走低军备与和平发展之路。然而近年来形势变化，美国对德日在军事领域放纵，甚至督促其加快扩充军备，要求德日出兵帮助美国的军事行动。德日等也都积极响应，军费开支达到或接近GDP的2%（2025年中国军费低于GDP1.5%）。原本非军事化的德日正朝再军事化方向突进。德国在欧洲又开始扮演主要军事大国角色。日本常规军备也在世界达到屈指可数水平。人们都清楚自卫队刚配备的“对敌基地反击能力”是针对中国的。特别是日本现任首相宣称“台湾有事”言论，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与中日联合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相抵触，使中日关系激烈动荡。尽管日方宣称其对台立场没变，但拒绝撤回高市讲话，使两国关系难以修复。从新近日本右倾化趋势和再扩军等形势下，日本把中国当做假设敌国和最大挑战。战争与和平问题再度提起，人们有理由担心“中日不再战”的口号或变为空话。中俄等警惕日本扩军，担忧日本重蹈侵略覆辙。中日间牵制反牵制越演越烈。 2025年9月22日，小林鹰之、茂木敏充、林芳正、高市早苗、小泉进次郎（从左至右）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政见发表演讲会上合影。 （来源：新华社） 同时，中国在联合国等提出，如何防止旧敌国成为国际安全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根据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公约，五大国及联合国相关组织可能探讨建立维护国际和平新机制，提醒国际社会共同关切，为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安全，而非个别大国为一己之私养虎为患。目前美英法等对德日等扩军采取怂恿态度，中俄则对此表示担忧。五大国为中心的联合国体制有必要协调立场和行动，在新形势下共同评估管控遏制潜在威胁等的问题，或提出必要的管控其军备水平与规范。中俄等应使美国等理解，放纵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遗憾的是除中国以外的各大国都成为战争当事者或参与者，无暇顾忌长远问题。 三 中国责任：引领主导和平规范 近年俄美先后成为战争的当事国。英法作为美国盟国也参与战争，对和平斡旋很难公允。只有中国没有介入战争，还算“局外人”。 中国需高举和平与发展旗帜。与其他大国介入或已经下场相比，中国是超脱的。中国面临自身发展与维护国际和平的重大责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屈指可数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在诸多国际机构及国际社会负有重要责任和作用。中国应该有所作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和声誉的提高，可以考虑采取一系列促进缓和紧张局势，争取和平发展的政策行动。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除积极劝和促谈之外。中国对周边环境，对东亚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都十分关注。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之间协调立场，说明中国政策立场的必要性，伸张正义性。 1.与战后主导非军事化的美俄等大国间磋商评估管控旧势力再军备的风险。 2.提倡与周边邻国等共同关切磋商遏制威胁防止战争等问题。可提出建立东亚各国（俄朝蒙日韩）等邻国磋商机制，敦促重新审视东亚缓和紧张局势与和平机制问题。遏制不稳定势力发展。 3.与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协调立场，研讨管控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带来的危险，采取共同措施防止上述势力的潜在威胁。 4.斡旋停战促谈，呼吁建立防止阻止战争的新地区及国际机制，为冲突及战争边缘国家，已有战争国家间冲突提供缓冲或止战寻求有效途径。这些做法既有必要性，也是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具体行动。 5.中日之间需重建互信。日方既然宣誓对台政策没变并想改善关系，就该重申其对台立场，确认其走和平道路的国策，确认“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1972年联合声明第三条）。“没有想把台湾变为日本的领土，完全没有支持台独的意图”（建交谈判日方对中说明）等立场。这举措日方如能实施，或可能使中日关系重回健康轨道。也可能化解中日对抗的僵局。 总之，大变局下世界频发新型战争，大国介入与小国崛起使战争性质与形式都远远超过传统战争的状况。大国挑起或介入战争战争都难有胜算，持久战或把核大国拖垮，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中国积极斡旋各国越来越重要，同时中国需关注周边环境迅速变化。有些不确定性的潜在威胁正在生成，为了自身国家利益与领土完整，为世界和平，中国需奋发有为，防范于未然。厉兵秣马以屈人之兵。

美东时间2026年5月2日晚（北京、台北时间5月3日晨）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和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主办，台湾旺报和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第五十讲暨闭门线上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召集人赵全胜主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主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和台湾大学政治系莫内讲座教授、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宏达与谈。来自全球各地的60位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戎抚天、邓中坚、邱坤玄、雷倩、郑振清、王英津、邵育群、夏立平、信强、庚欣、陈兼、朱志群、徐昕、罗欢镇等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分享了看法并提问。 萧旭岑副主席首先与嘉宾们分享了两党主席会面的种种，尤其是会面时达成的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党共同推进民族复兴，以及两岸合作、为两岸人民谋福祉等诸多两党间的共识。萧副主席从去年11月开始以来国共两党的多次沟通以及郑丽文主席访问大陆前的踩点等相关细节谈起，着重强调了郑主席在大陆多次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以及通过参观美团、小米、清华附中等活动对大陆取得的成就和对未来人才培养的深度了解。萧副主席随后详细分享了中山陵、人民大会堂的重要瞬间，以及回到台湾之后与台湾民众的交流，尤其是听取民众心声，了解了大多数台湾人民支持两岸协商谈判的态度。萧副主席同时也分享了郑主席所代表的台湾人民想要“和”不要“战”的想法以及北京给台湾民众的明确的善意。这种双向的、互相尊重是极具意义的。 贾庆国教授肯定了相隔十年两党领导人会晤的重大意义，同时分享了他观察中明显的成果，以及一些具体提法、意愿、善意表达的积极作用。贾教授判断，经过长期较量，两岸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国两制”，台独势力没有成功把台湾分裂出去。贾教授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分析了两岸关系所处环境的演变。当然，贾教授也观察到，因为岛内主要谋求的是和平，短期统一的难度依旧很大，但台独不太可能。同时，美国对台独的支持也已到临界点。接下来，国民党可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苏宏达教授分析了近来因为郑丽文主席的大陆行而越来越受关注的“郑丽文路线”。在大陆行之前，很多人可能觉得郑主席只是一位非典型的领导人，但到大陆之后，尤其是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之后，“郑丽文路线”浮出水面。整个行程，承先启后，既有原有的东西被重新提起，也有新的东西被提出。苏教授追溯了2005年的连-胡会，并分析为什么“大胆西进”在当时的环境会有犹豫，而郑丽文却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原因。苏教授从抗日战争时期讲起，梳理了国民党体制外几次重要的党外运动，分析了它们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同时，他也指出，郑丽文在“大罢免”期间，其实已经为党外力量的联合做了铺垫，而相关论述的重要性也从那时开始逐渐凸显出来。 问答环节，学者们就“国民党内部磨合与团结”“年轻世代的想法”“最近半年两岸关系的新气象”“线上线下、民众精英两大汇合对交流的深刻影响”“台湾主体性提法的变化”“武吓如何不伤及台湾民众”“港台的联系”“国民党所面临的内部障碍和外部挑战”“基层的变化”“特朗普访华”“馆长直播的重要性”“民间交流”“郑丽文叙述的创新”“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实力的问题”“中美关系”“郑丽文访美的目的”“大国际观”“和平与统一”“一国两制”“日本对台海的介入”“岛内疑美论的变化”“一中事实”“美国打台湾牌”等议题进行了精彩纷呈的交流和观点碰撞。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推出《两岸热点》系列讲座，《海外看世界》也将持续追踪报道。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5篇 戴二彪 亚洲成长研究所教授 近年在欧洲、南美、中东接连发生的地区性战争中，高科技的威力有目共睹。特别是，AI在信息分析、目标导航、行动实施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突出作用，令人瞩目。 AI辅助的军事武器/装备的大规模导入是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准上升，各国国民对自由和生命越来越尊重和珍惜，愿意把孩子送上战场的父母越来越少。政治家以国家利益的名义选择战争，往往要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人道压力：既要尽可能保护本国军人的生命安全，也要避免滥杀对方的无辜百姓。因此，AI辅助的无人机等省人力、高精度的新型军事武器自然成为最佳选择。不过，尽管AI能提高行动精度、减少平民伤亡，但降低了普通人参与军事行动的心理障碍和战争门槛，从而会增升军事磨擦的发生风险。另外，目前似乎还没有完全由AI控制的军用无人机和机器人，但将来很有可能出现。缺乏＂人性＂的高智商冷酷AI杀手的大规模问世、及其可能发生的自主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令人担忧。 | 图片源于网络。 值得注意的的是，尽管近年接二连三的地区性战争给世界和平带乌云，部分军事关联产业（包括AI、通信、半导体、、材料、能源、资源等产业）、以及拥有上述产业优势地位的部分国家却貌似获益不浅。随着主要各国的政府国防支出比率的持续上升以及地区性军事冲突的频发，全球资金正在大规模流入军工产业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AI、通信、半导体、机器人等高科技产业。2026年4月16日，美国股市的S&P 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同步创历史新高。科技股比重相对较低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接近2026年2月份的历史高位。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石油消费量的九成以上依赖中东，但是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尚未结束的4月16日，日本股市的代表性指数—日经股价指数居然也创历史新高。这与日本新政府提高国防预算、重视AI、半导体、机器人等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受到国际资本追捧有密切关系。 战争的确能够刺激部分产业和尖端科技的发展，从而带来金融市场以及经济全体的一时繁荣。但是从中长期看，战争既违背各国人民期待安居乐业、和平相处的基本意愿，也往往会失控，从而对一国乃至全球的产业、金融、科技带来毁灭性打击。对此，历史已留下大量案例和教训。非到迫不得已时，战争行为应该慎之又慎。 （2026年4月17日）

37学者【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6篇 由冀 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悉尼大学荣誉教授 若从道德的层面选一个词来定位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世纪咆哮”，“春秋无义战”或许比较贴切。然而若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的崇尚实利、武力的传统观念来看，他不过是把历史向后倒退了几个世代，还原了人类弱肉强食的原始属性。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袖而言，遵从国际法远没有奉行丛林法则来的实惠，特别是在无需付出多少经济军事代价的情景时。 其实内地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存在许多误解。首先从严格的军力对抗的意义上说，它不能算作真正的战争，而是一场绝对强者对绝对弱者的降维式的惩罚。当然即便是绝对弱者，它也会有点反击能力。冠之以各种不对称的战法，对敌手造成些许的伤害，也在情理之中。相比美军所投入的兵力而言，它的战损其实很微薄。不对伊朗进行陆地作战虽然暴露美军的天然弱点，但仅靠非接触攻击就将伊朗重创更反映了美军主宰战事的压倒优势。 | 图片源于网络。 第二，以几架战机的折损，弹药的消耗量来判断此次战事的成败是否过于肤浅。所有这些实难撼动美军的战场主宰和承受力。若说特朗普的开打目的是伊朗政权的垮台，自然是他的期许之一，但很难说是他预先敲定的终极目标。伊朗政权仍在，so what？这又如何？其国本被动摇，军力，财力，生产力被伤至根本，这或许才是特朗普发动攻击的初衷。 第三，从更宏观，更战略的层面看，特朗普此次的任性或许造就他独特的历史定位。里根被说成是整垮苏联的功臣，其实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更大。没有美国总统在过去47年里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特朗普做了，而且这很可能从根本上加重德黑兰现政府的危机。回头看他在委内瑞拉的成功，下一步对古巴政权更迭的推动，如能一气干掉三个美国的宿敌，几十年后会不会有好事的美国人也把他的头刻在山里的石头上？相比于和平奖，这是不是他更期待的？ 问题是，他的这些努力一点一点地把逐渐被文明世界所扬弃的强权及真理的法则又带回到人类冲突的现实里，尽管他的所作所为符合美国的利益。新的阵营对抗，新的国与国的对峙，新的军备竞赛正加剧新的世界级战争的生成。或许美对伊现在所做的仅仅是人类大历史回转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