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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此轮校园示威不会有深远影响 随着示威抗议在美国校园的蔓延，全球媒体都在聚焦事态的发展。报道的同时，有的人开始揣测随着抗议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会不会又是一次类似60年代反越战抗议那样的能深远影响美国政策并改变大选结果的重要社会事件？事实上，此次事件不仅不太可能影响实际的政策以及今年的美国大选，它和60年代的抗议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当前不同的校园内状况也很不一样。 1 不同校园大相径庭 虽然校园内的示威最初大体上都是从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为开始的，但事态升级的原因和过程，甚至抗议者诉求都有很大的不同。哥伦比亚大学是警察最先进行大规模清场的学校。但学校之所以请来纽约警察清场，主要原因是因为抗议者（很多都是非本校学生）在清场前一天晚上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并对楼内的包括所有摄像头在内的设施进行了破坏，也把门窗全部封住。如果仍然是由学生们在校园的营地里不打扰他人的抗议，估计事态也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经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校园，所以最近有一个比较连贯的观察。这个校园位于离白宫仅仅五个街区，毗邻美国国务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地带，但警察、学生、校方等的互动与哥伦比亚大学很不一样。最初抗议者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华盛顿特区警方就直接拒绝了校方领导层要求将示威者赶出校园营地的请求，称他们担心针对少数和平抗议者采取行动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抗议区域外围首先是该校的一些教职工手拉手围成一圈保护学生，避免校方或警方对自己的学生采取暴力手段。而离营地最近的各个方向的一个街区自抗议开始以来就被警察封锁了道路，因为帐篷搭到了路中央了 – 警察可能主要是为了考虑学生的安全。所以，在华盛顿，似乎教职工和警察到目前为止都站在了学生这一边，学生的抗议也比较有序、平和，只有学校管理层处于对立面。当然，最终乔治·华盛顿大学还是因为市长受到不作为就得去国会作证面临问询的威胁后被清了场。 4月25日，巴黎政治学院学生们在校内聚集举行抗议活动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的对立面既不是哥大那样的学校管理层和市一级的警方，也不完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那样学校的管理层。因为在警察清场的前一个晚上，该校亲以色列的反示威抗议群体想尽办法要破坏亲巴勒斯坦群体的抗议活动，除了朝对方丢危险物品外，还引发了肢体冲突。因为两派示威者出现了群体性斗殴事件，本来像华盛顿特区警察那样仅仅在外围观望的洛杉矶警方才决定第二天晚上清场。而且警方很有经验，故意早早围起来，但按兵不动 – 因为他们掌握着主动权，什么时候动手他们说了算。抗议者这边，本来当地时间晚上六七点就已经做好顽强抵抗的准备了，结果没能一鼓作气，反而经历了再而衰，三而竭的过程，等到凌晨，无关人等都回家睡觉去了，警察才开始动手，而且很顺利就完成了清场。 其他几个我了解的包括我自己教书的大学的情况也都和以上三所大学的情况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此次抗议的核心对立面并不完全是美国的联邦政府，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且，因为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不破坏学校设施、不导致学校活动中断的前提下，一般只要和校方报备一下（有的要批准，但批准并不难），便可在自己的校园里进行正当的抗议。学校可能会因为学生缺课而做相应的处罚，但不能因为政治信仰和立场让惩罚变得更严厉。 2 不同时代相去甚远 因为哥大被抗议者占领并封锁的汉密尔顿大楼在56年前的1968年的同一天（4月30日）也被当时反越战抗议的群体占领，所以很多人拿2024年和1968年进行对比 – 甚至还有人提到这两个年份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也正好都在抗议发生后在芝加哥开。但事实上，两场抗争已经有着天壤之别了。 首先，抗议者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1968年，当时警方逮捕了700人；进入汉密尔顿大楼的一些抗议者烧毁了很多教授辛苦积累的研究素材，有点打砸抢的感觉。而这次，抗议者们并没有被热血冲昏了头脑，而是在营地进行平和地交流与对话。对于想破坏他们示威的人，他们很温和地将其请出，并设立了营地的守则，明确了边界。在期末、毕业临近的时刻，很多学生也在学业和示威之间找到了平衡，当然与60年代一样，他们同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学生们还很在意照顾群体内的少数人，去满足一些人素食或者宗教相关的诉求。学生记者对现场事件的报道也努力做到客观、有效。而另一些人也练习了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撰写声明，搜集数据，利用社交媒体等一系列技能。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名女性在抗议活动中被捕 其次，警方的操作也很不一样了。无论是哥大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警方都通过各种方式，尽量避免事态升级，在没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下就带走了几乎所有大楼和营地的抗议者。这种协作经验的积累在哥大之后清场的几个校园里尤为明显。 而学校的管理层，则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深刻的问题。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对金主负责，还是对学生负责，做决策时完全没有听取本应参与学校治理的教职工的意见，与60年代相比有着重大的退步。一些学校领导层越来越把学校当作盈利机构在运作，与学术精神日益脱节。这使得他们并没有用心在解决问题，满足诉求，而是在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要时时考虑金主的感受。 当然，1960年代美国的抗议直接涉及到的是大多数美国人自身的利益，除了服兵役外还涉及到民权、反种族歧视等多重议题，更可能让多元的美国社会聚拢，进行抗争。而当前的以哈冲突，在美国国内缺乏大规模的有强烈诉求的受害者，很多人都是因为价值认同、身份认同而将自己代入，并不直接受害。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抗议规模比1960年代要小得多。像哈佛大学这样的抗议，抗议学生们已经自行决定拆帐篷收场了。 3 不太会影响政策 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校园里，抗议者的诉求很不一样，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把“停战”作为主要诉求，而是更希望学校管理层“转移投资”，不再把资金注入帮助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公司。但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有用，是否真的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呢？有研究学生运动及诉求效果的学者指出，这样的做法其实恰恰不利于他们的诉求。因为一旦学校减少持有相关公司的股份，他们的话语权相应的也会减弱，这些公司就更没有必要来听取学生的诉求来改变行为了。 另外，我们同样看到，诸如布朗大学、西北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与学生抗议者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仿佛是校方做了让步。但事实上，校方可能仅仅是以此拖延时间，让学生们提交一个具体的“转移投资”的操作方案，然后答应对相关方案进行投票。而在学生研究操作方案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大学可能根本没有直接投资以色列的公司（比如密歇根大学），很多学校，都是托管专业机构管理资产，买的也有很多都是包含各种投资组合的指数基金。而一旦这个研究和撰写方案的过程经历数周或者数月的话，学生们都放暑假了，可能事件本身已经化解了，但抗议者的政策诉求也许并未实现。 抗议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支起帐篷 学校层面是这样，政府层面也一样。拜登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发声，但很显然，他依然决定坚定地站在以色列这边。这不仅涉及到个人偏好，也有对政策延续性的考量。所以，拜登政府的对以政策不会转向，顶多就是支持的力度会略微有些变化，比如暂缓提供进攻性武器等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提供。当前，拜登和布林肯都已经提到了不会支持以色列在拉法的地面进攻行动，布林肯最近在中东也是希望能在以色列发动更为惨烈的战争之前，能够在和谈上取得进展。但拜登政府的这点微调显然改变不了真正在地面推进攻势的以军。内塔尼亚胡也已经明确表示，无论和谈是否成功，都会进攻拉法，而且也已经向美方和一些国际组织通报了相关的计划。也就是说，最近的这轮抗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很难实际影响政策和结果。 4 不太会影响总统选举 前文已经提到，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校方和学生或者不同派系抗议者内部，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并不是最主要的。虽然拜登会比特朗普更担心抗议，毕竟抗议已经直接造成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也给拜登政府披上了“和特朗普时期一样混乱”的阴影，但真正参与该议题甚至关心该议题的群体仍然是少数。 最近一次哈佛大学做的针对18-29岁年轻人的民调询问了这个群体最关心的在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议题。问卷给了16个不同的议题，而巴以冲突仅仅排在倒数第二位。年轻人最关心的依旧是通胀、医保、住房、枪支暴力、就业等直接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议题。在加沙地带的受害者毕竟不是美国人 – 这和当年反越战的群体和逻辑很不一样 – 有不少当前参与抗议的人也是职业抗争者。所以，虽然对一小部分在乎的年轻人而言，这个议题他们很在意，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十分在意这个议题，就更谈不上对这个群体的投票产生实质影响了。 当地时间4月24日，得克萨斯大学校园内，一名抗议学生静静地盯着一排德州警察。 另外，即便因为这一议题，一些年轻选民对拜登产生了反感，但他们知道任何不投给拜登的票都将是在帮助特朗普，而他们中很多人憎恨特朗普的理由要远远超过不喜欢拜登的原因。因此，在考虑了拜登以外的其他选项之后，很多人最终可能不得不还是不情愿地把票投给拜登。当然，这并不是说拜登连任是大概率事件了。拜登的民调依然低于特朗普，在六个关键的摇摆州里有五个都明显落后，他要连任依旧挑战重重。只不过，真正让他连任受阻的因素可能仍然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因素和社会议题，而不太会是巴以问题。 所以，此轮校园示威虽然很吸引眼球，也让一些人浮想联翩，但不太会有实际而深远的影响。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5篇 王景贤 《日本华侨报》专栏作家，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美国和欧洲各地大学爆发了众多大规模支持全美学运和“挺巴反以”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上世纪60年代“反越战学运”领军大学的哥伦比亚大学于4月17日举行了大规模校内抗议活动，再一次成为了这次21世纪全美学生反战运动的源头。 哥伦比亚大学声援巴勒斯坦学生的营地 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政府以报复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行动为名，引发了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人民的轰炸和屠杀，造成了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而在美国政府持续偏袒和支援以色列的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校方仍因拿了犹太资本的援助，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成立“全球中心”，并在该中心实施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只允许犹太人进入，禁止阿拉伯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层对于犹太资本的这种效忠行为惹怒了学生，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学生们要求校方撤销该种族隔离政策，并从以色列资本密切相关的公司撤资。 对此，学生们因“反犹主义“遭到警方镇压和逮捕，引发了包括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全美著名高校学生的愤怒和加入，其后美国警方则加大了对学生的镇压力度，据《纽约时报》统计，截至5月3日为止，全美高校示威中被捕人数已超过2300人。随着全美高校示威行动愈演愈烈，抗议行动形成“挺巴反以”的浪潮蔓延到欧洲其它国家。5月3日，法国巴黎先贤祠广场声援美国学运和“挺巴反以”抗议集会的学生达400人，学生们希望以此唤起更多青年群体加入，从而影响法国政府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态度。街头接受采访的法国民众表示，“这是一场正义的运动……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今天，（加沙的）儿童和老人正在被屠杀，目前数据显示已有35000人受害……年轻人是未来，我希望他们能坚持到底，让这场屠杀停止。” 5月3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也有300多名学生举行“挺巴反以”抗议运动，遭到了警方清场和调查。示威者高呼的“从河到海”的口号，源自一句歌词“从河到海，巴勒斯坦终将解放”，该言论被批评者认为是“反犹主义”。 在法国的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队伍 说起反犹主义，必须提及美国国会5月1日投票通过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法案规定，所谓“反犹”行为，将由“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2016年制定的“IHRA 2016”标准定义。众所周知，犹太族群在长久的历史中遭到过迫害和屠杀，从保护特定种族避免遭受歧视和迫害的角度而言，反对”反犹主义“无可厚非。进一步而言，反对对特殊族群的歧视和压迫，诸如反对”反华主义“反对”反亚裔“等都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只单独提出《反犹太主义意识法》？ 据统计，美国犹太社区的人口数量约为700万，仅占美国总人口的约2%。尽管如此，美国犹太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犹太人在华尔街的金融界具有重要地位，许多犹太裔企业家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犹太人在政治领域也拥有极高的代表性，当今美国政坛的主要人物如布林肯、耶伦等皆为犹太人，他们对当今美国政治乃至国际局势起着决定性影响。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的问题也在美国社会中不断出现。据称，近年来，一些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传播反犹主义言论，煽动仇恨和暴力。这些言论和行为威胁了犹太社区的安全和稳定，也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和谐与团结。美国《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的出台，据说正是为了确保社会团结与和谐。通过保护犹太群体，遏制反犹主义浪潮，美国社会要向世界传递出明确的信号：无论种族、宗教还是文化，每个人都应受到平等和尊重的对待。 然而有人指出，这一立法的局限，在于将打击美国的盎撒群体，反而进一步推动反犹主义。以昂撒群体为例，美国的盎撒群体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上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当今美国的资本主义则在犹太资本猖獗下导致严重贫富分化，经济衰退，众多昂撒人正在饱受剥削和贫穷。在此状况下，盎撒人只受到法律限制和约束，却没有生活的彻底改善，则该立法不仅将对他们的权益产生影响，也很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冲击。进一步而言，只是人为的限制人们对犹太资本的责难，却并不对犹太资本进行限制，则会推动反犹主义运动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发展。 美国的现实情况是，犹太人和昂撒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引发了两者在当今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机会和地位的不平等，激化了两者间的矛盾。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但在代表性产业诸如好莱坞影业、金融、军工、医疗、媒体等各大产业均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资本的力量几乎掌控了美国的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思想，并影响和决定了美国的政策，这些也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对，很多居于社会底层的盎撒人则深刻地面临贫困、毒品、枪支事件、“零元购“等现实。这种美国内部的深层矛盾日益激化，而此次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明显只倾向于保护犹太人利益。 不仅如此，这一法案如题所示，不仅在言论上侵犯了犹太人以外族群的言论自由权利，甚至在“意识“上也侵犯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这与美国宪法是背道而驰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禁止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及国会不得确立国教及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就是政教分离原则。此次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要求不得将当代以色列的政策与纳粹政策进行比较，也不得使用与典型的反犹太主义相关的符号和形象。但有人却指出，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平民的屠杀，与纳粹对于当年犹太人的屠杀无异两样。至于基督教《圣经》中众所周知的”犹太人杀害了耶稣“这一说法，未来似乎也将违反了法案。这明显侵犯了基督教的宗教自由，也侵犯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简介与推进进度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笔者也反对反犹主义，认为应当保护包括犹太种族在内的任何种族不受歧视和侵犯的权利，但美国社会所谓的“反犹主义”却并非凭空而生。美国社会贫困加剧、言论思想自由乃至民生也逐渐得不到保障、其各种资本主义特征日益衰弱，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资本操控者——犹太资本集团却因主导国家参与各种战争，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战争资源，大大地影响了民生。这种以犹太资本为核心的资本制度逐渐走向反动的背景下，全球性的”反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地浪潮。 因此，笔者认为，要想彻底保护犹太族群不受利益侵犯，首先应该做的不是镇压大学生的抗议游行、利用突发性立法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而应该是改变犹太资本在美国的肆虐和猖狂。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4篇 随着哈以矛盾的激化，美国校园最近爆发了一系列同情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抗议，其行为有尖锐化的趋势。应该说，美国政府以及学校系统起初包容了这些表达不满政府相关对外政策的言行，体现了美国多数学校作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功能，以及社会与法律层面在合法范围内兼容并蓄并根据民意不断调整政策的自我完善之制度设计。 作为标榜“高山之巅”的民主灯塔，美国在公平对待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问题上的态度历来不太公允。在上世纪德国纳粹当局迫害犹太人的时代，美国波士顿港务局曾拒绝逃离德国汉堡的一船犹太难民登陆，美国联邦政府对此也未予以逆转。当年美国政府对犹太人有多冷淡，如今它对巴勒斯坦人就有多淡漠。英国殖民者撤出英占巴勒斯坦之后以巴双建国的方案是由联合国通过的，美国曾经投票支持过。以色列复国已经七十多年，但巴勒斯坦却迟迟未能建国，其民族自治政府迄今也没能加入联合国，其中有来自巴方内部的原因，但美国不愿兑现它对联合国的承诺则是最大的外部因素。 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偏袒以色列，不公平地压制巴勒斯坦建国与收复失地的正当利益，不愿为营造巴以双方长期公平共处起积极作用，已经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导致这波美国校园抗议起伏的主要原因。当然，和平表达意见是所有师生的权力，过度甚至非法表达以致不能容忍他人表达不同意见，则需予以阻止。美国处理巴以和平共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从而避免内外处于双重困局。相信美国制度的设计仍有韧性，它既能从“911”事件中重估中东政策并走出困境，也很有可能不浪费这次挑战所伴随的机会，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摆上议事日程。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3篇 赵宏伟 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研究生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惊诧！校长招美警进校园 读鲁迅杂文,知晓警察是不进大学的。至今亦是。没有大学校长招警察入校园的事儿,这是犯大忌的。 在日本教书三十余年,仅听说,1968年3月东京大学学生占领大学安田讲堂楼,校方两任校长与学生团体谈判8个多月,达成协议,仅是过激派学生仍然拒绝撤离安田讲堂。1969年1月16日-19日,校长招入警察排除了占领学生。 新闻说：现今在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在校园草坪上支起来几顶小帐篷,女校长就叫来大批警察入校,老拳乱棍放倒手无寸铁,也并无拳脚抗争的学生们,甚至是教授们,塞进警车,抓走。 还有新闻言及1960年代反越战运动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生带头,也是一样被放倒在地,再被踩上一只脚。 读此等美国新闻,大感惊诧之余,不禁自问：为什么东方和西方不一样？因为吾等是儒文化圈？所以便是起码的礼数也必须顾及尊师重道。 在日本的大学里确实有校方跟警方设局在校外抓学生的。我奉职的法政大学,有过如下操作。校方罗列几件违纪的事儿,宣布对革命学生停课个把月,不得进入校园。革命学生嘛,一般会来校门处大辩论,也是为了宣传革命。届时,待机的警方假装劝阻几句,然后顺势以“防害(警察执行)公务罪”来逮捕该学生；大学再以犯罪为由宣布长期限停课处分,或开除该学生学籍。警察只是在校外拿下了违纪现行犯学生。这是儒文化的虚礼？ 美国学生在校园内支起帐篷支持巴勒斯坦，校长招美警进校 “夜警”、宗教警、意识形态警 近代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又自称“夜警国家”,在西方政治学中有这一自称 。源自初始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做的主要工作是保护私有财产,与时俱生的警察们需在资本集聚的城市夜巡,防偷防抢。 1980年代后期来东京留学时目睹警察扛着一根1丈八木棍在街上转悠,时时拄棍站立。可能是防累用的？后来多骑自行车了。日本人称呼警察为“お回り”桑,即“绕圈的”。问于日本人,答曰：这不是贬义词,是昵称。隔几个街角就有一个小屋,叫“派出所”。原来如此,中文“派出所”原是日语词儿。 但是,中国警察很少“绕圈”,都是在写字楼型的派出所里办公。本世纪初“警亭”始于大连,兴于重庆,渐进波及各城,又发展出大批的“协警”、“城管”、“保安”,发挥“夜警”式“绕圈”职能。 近代警察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有宗教警察之色彩 不过,实际上“警察”史起源于中国,概因官僚制起源于中国。大秦郡县制用的是官僚(行政官员),不是侯府的家仆家丁；所谓县府的衙役便是警察。哈佛的福山教授,本世纪才突然发现“中国于一千百八年前就具备了很多近代国家因素”。可这早已是学界的常识了。 只是,古代官僚只派至县,衙役亦如此,现代的人民公社也未曾设置派出所,那时警察数屈指可数。 美日欧的1960、70年代是意识形态斗争年代,可以说冷战时期就是意识形态斗争时期。一位当年的日本老革命回忆道：革命斗争的结果是警察越来越多,警员增加之后就不会再减下来了。 警察的工作范围越广,所需人员便越来越多；人员越多,人员之间又生出许多要做的事儿来,人群发展壮大。 近代美西国家都是宗教国家,近代警察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有宗教警察之色彩；宗教又往往有人种、民族色彩,都需要警察管。 近代美西国家都是意识形态国家,警察当有意识形态色彩。英国国家运用警察力量,把清教徒赶去北美,这即是宗教警又是意识形态警的所为。清教徒军警们又在北美绝杀了印第安。 当今又应时而生了海警、网警、国际警等等,只增不减。 再品品今日美国大学之乱中的警务是何等警务吧。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2篇 刘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以哈冲突的事实并不复杂，各方对事实的表述也没有很大的差异。哈马斯毫无疑问夸大了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数字，但是以色列也承认有较多的平民伤亡，只是强调低于哈马斯宣布的数字。争论各方只在如何解决冲突的方案上存在差异，以色列只接受人质换停火，甚至愿意释放所有在押的哈马斯人员来换取剩余人质，但以色列不接受止战，誓要彻底消除哈马斯；哈马斯的诉求是生存下去，甚至开出了转变为非军事政治组织的条件，但是哈马斯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它无法交出更多的人质了，剩余人质大概率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交换了。冲突之外的各国和联合国，最偏向哈马斯的一些势力要求“从河到海，解放巴勒斯坦”，中间路线的国家要求以色列停战，而最偏向以色列的则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并投降。总结起来，也不过这三种观点。 亲穆和反犹并非美国舆论场的主流，然而民主党的移民政策和偏左的倾向制造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对立。本来，以哈冲突是一场中东地缘政治的争斗，从以哈双方到各种明暗势力都在角力，但是它很快就演变为世界各地的意见表达斗争。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穆斯林移民较多的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亲哈马斯抗议活动，并很快进入美国校园，经过十几天的发酵后，出现了冲击教学秩序和反犹的倾向。 警方行动之后，显示出来了校园抗议的两个问题，一是很多抗议者中有很多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再度引起对移民政策的讨论；二是本轮校园抗议的理论实际上出自民主党这些年来在教育和新闻界努力渗透的左倾理论，即多样性、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ve），在实际中就会过于强调对弱势一方的无条件支持。这一政策的悖论通过这次风潮显示出来：即是否要包容那些主张不包容的群体和做法？是否要支持强势一方面对不对称攻击时的反击？“从河到海”无疑是在否定以色列平等的生存权，否定犹太人在历史上称为“巴勒斯坦“的这一区域平等的生存权，这种不包容的主张却得到了高呼“正义”、“解放‘的抗议者的支持。这些抗议者也从不呼吁哈马斯释放人质。众议院这次关于反犹问题的立法行动已经给出了立法机构的应对意见，也相当于给出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应对意见。这再一次说明，声音大的未必是多数。 尽管拜登政府需要平衡美国国内各种声音，尤其是左翼要求美国逼迫以色列停战的诉求，但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不会改变。在国际政策中，英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日本是美国亚太政策的基石，以色列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这三个同盟关系构筑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支点，三国是美国绝对不会放弃的战略性盟友。因此，无论拜登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有多少政策不一致，美以关系都不会动摇。这一点是国际政治的明牌，是双方完全一致的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完全不需要阴谋论。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无法生存；而对美国来说，伊朗、沙特、伊拉克、土耳其、埃及这几强都有控制中东的潜力和野心，没有以色列对中东各路伊斯兰势力的压制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抓手，美国大概率要纠缠于中东的各种冲突。举例来说，以色列对萨达姆伊拉克和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都实施过遏止行动。 美国一方面多次高调要求以色列保护好平民，在没有稳妥的平民保护方案之前不要进攻拉法，另一方面却通过了大笔援助以色列的立法，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常成员国的提案，就是这种战略同盟关系的反映，即尽管美国要安抚国内外指责以色列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舆论压力，但是它绝不会伤害以色列的核心利益和安全诉求。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1篇 伍国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尽管美国爆发了自反越战示威以来的最大规模大学生抗议，但笔者认为，学生的集体行动以及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同情和对以色列过度使用暴力的谴责，不会改变美国政府的根本立场，事实上反而还促使美国立法者加强了对作为国家的以色列的支持和对作为全球性离散族群犹太人的保护。 首先，就笔者在美国亲眼目睹的针对地方政府的请愿（因为车祸两次致死本校学生而要求政府降低通过校园的道路的行驶限速）和本校裁撤中文项目引发的学生抗议，无一取得结果。一般人想象中的，美国人在和平请愿后可以和当政者进行坦诚对话，并促使有关政策调整（降低限速），或者撤回某项决定（取消中文教学项目）的场景，从来没有出现过。美国当权者执行既定政策的“坚定”或曰某种意义上的冷血，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固然，美国法律允许自由表达意见，但听不听还在于掌权的人，其次，和平和合法表达意见的过程在转化为室外大规模集体行动以后，其合法与非法的界线将变得模糊，而合法与否的定义权并不在抗议者这里。 第二，越战结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直接卷入和美国士兵的伤亡。不仅当时的大规模征召就已经受到当时适龄青年的抵制和逃避，美军在战场上的伤亡也影响美国国内民众的观感。美军制造的美莱村屠杀，记者发布的越南女孩在被村庄被燃烧弹袭击后赤身裸体奔跑的新闻图片，都强烈地刺激美国社会的神经。但在目前的以哈冲突中，美国媒体并没有这样的叙事，而缺少美国军队的卷入，损失，以及直接军事行动引发的争议，也使美国人隔岸观火，除了少数精英大学，一般人并不特别关注中东冲突，或不持显著立场。当年因为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学生而轰动美国的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这次也没有任何动静。 总之，学生抗议的意义首先就不能高估，而此次学生抗议和当年反越战示威的全民卷入在总体规模， 媒体导向上也存在很大区别，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也并非是否撤出自己的军队那样的决定，而只是作为特殊的第三方在两边站队，而美国国内犹太势力的庞大，与政界和学界利益的深度纠缠，社会蔓延的恐穆（斯林）心态，对“恐怖主义”的抵触，也会极大限制学生抗议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美东时间2024年5月4日晚（北京、台北时间5月5日晨），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和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主办，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和上海东亚研究所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第三十七讲暨闭门线上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主持，前金门高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前立委雷倩和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宏宇主讲。来自全球各地的近20位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王海良、朱志群、胡少华、孙太一、赵宏伟、段瑞聪、祁冬涛等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分享了看法并提问。 雷倩博士首先回溯了金厦融合发展的演变以及2022-2024年间发生的板块挪移。这当中，佩洛西窜访台湾对转折起了关键作用，而今年2月14日的渔船事件也改变了禁限制水域默契。随后，雷博士从自己担任金门高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时的趣闻开始分享了对“金门、厦门两门同安”的看法。以“和平-战争“”独立-统一“两个维度建构的四个象限为基础，雷博士分享了三种可能，也分享了四方面以金厦为试点，以“搁置争议、先易后难”为原则实验两岸制度对接与调整的可能性。她最后也提到了金门和厦门既可以是和平的枢纽也可能是战争的引爆点的两面性，希望以金厦同安来让两岸摆脱战争的机运。 雷倩博士 林宏宇教授身处厦门，也分享了他眼中金厦融合及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当前因为天时和地利的原因，机遇仍然大于挑战，而挑战主要来自于人不和。天时方面，除了北京对金厦融合高度关注，屡出实招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外，也想打造台胞登陆祖国大陆的第一家园。地利方面，“金厦同安”源于闽台同源，两边文化同源，习俗相通。这涉及到地缘、血缘、文缘、商缘、语缘等多个方面，因此金厦理应成为“一国两制”的试验田。而一旦试验成功，未来厦漳泉金几个岛都可以连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也拥有“金门大桥”的中国的湾区。在“人和”相关的挑战方面，林教授提到了他对赖上台后的顾虑，但也同时提到新冠疫情的余孽尚存、负面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状况。 林宏宇教授 学者们在问答阶段主要围绕“金厦融合探讨时台湾的参与度”“金厦大桥到金烈大桥的转变”“大陆的军事准备”“赖的反应”“520发言稿”“金厦师生来往”“美方对金厦的态度与评估”“潜在的安全通道”“大陆单方面就能为金厦融合而采取的措施”“二轨与三轨”“Deterrence和Reassurance”“民进党给台湾人赴大陆就业制造的障碍”“立法院变化带来的机遇”“跑步前进”“金门与大陆和与台湾本岛哪边关系更紧密”“大陆学者赴台参会的挑战”“国民党内部的统一程度”“小三通与大三通”“四不一没有”“免签、免税政策”“各阶段的安全环境变化” 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们认为讨论深入，且两位嘉宾不仅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而且还身在金门和厦门，带来了第一线的视角。 赵全胜教授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推出《两岸热点》系列讲座，下一讲，嘉宾们将在赖上台后分析点评其政策，《海外看世界》也将持续追踪报道。

24学者评【南海局势加剧】第24篇 陈淑英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独立学者 春游下的暗潮涌动 中国人有一个沿袭了千百年的传统风俗，那就是每年在3-4月间除了会在慎终追远中传承祭祀，还会出门踏青赏花、插花戴柳、放风筝和做青团，人们用亲近大自然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期待。唐代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就是古人春游在中华文化历史中的印记。 美国财长耶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随着疫情的解除，这样的风俗也使得更多的政客纷纷来中国春游：美国财长耶伦于4月4日至9日访华。这是她上任以来第二次访华。这次不同的是，耶伦的访问期限长达7天。财长还没走，就有消息对外公开称布林肯随后会在4月23日也会访华4天。4月1日至11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前来大陆出席祭轩辕黄帝陵大典，这是马英九时隔一年再度来大陆。他这次来大陆有10天，这个长度也是很罕见。他们的来访都很重要，这给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即什么事情都可以谈：一方面，耶伦拿着钱袋子在大陆晃悠谈金融稳定；另一方面，马英九们意图告诉大陆，台湾还没有完全被台独侵蚀，还大有认同中华文化的人在。其实，这是美式外交惯用的组合拳手腕：马英九在大陆参加公祭的时候，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副主席夏立言都去了美国华盛顿“旅游”；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4月9日也到了华盛顿去踏青，还在美国国会发表了表忠心的演讲。 当然，美国的手段远不止这些。拜登4月2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和中国领导人通了电话，亲自澄清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表态。从2023年3月18日视频会议时拜登对中国承诺“四不一无意”，到2023年11月14日在旧金山的会晤时，拜登也加码承诺“五不四无意”，再到这次的“六不一无意”（包括了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以及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拜登上任后还没有正式访问过中国，但是对中国的承诺却层层加码，可见美国有多着急去稳定中美关系。 美国不愿意大陆“武统”台湾，但是，要尽量拖延和平统一的进程，而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就能在台海问题上造舆论，麻痹大陆，拖延统一的进程。作为对以上美国组合拳的回应，大陆4月9日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华并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这说明中俄在诸多问题上是非常警惕的，也能保持高度一致。4月13日，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去平壤会见了金正恩，这些外事活动的意义不言自明。 美日菲联合意欲何为？ 美国过去几年，拉拢盟友、建立针对中国“小圈子”的事情一直没停过：如，美国2017年组建了“四方机制（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2021年，美英澳又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4月11日，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三边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将加强防务合作以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并攻击中国“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中方在南海、东海等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表示所谓“关切”。 这一幕并不意外，也不陌生。这些组织的本质短期内都是为了在中国周边搞对立，分散大陆的精力，拖延统一台湾的进程；长期目标是，以冷战思维搞集团政治，打压潜在竞争对手，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然而，遗憾地，这些机制从未真正发挥过效力，只能停留在概念阶段，到目前为止实施得并不理想。所以，作为一种策略，美国就需要不停的改头换面变换组织的名字和成员以期达到威慑中国的目的。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很不满意中国不制裁俄罗斯的态度，因此，美国在此次构建的新组织上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在安全合作方面，三国计划于2025年在日本附近海域开展联合演训等。美国还向菲方重申，如果菲飞机、船只或武装部队在南海地区遭到攻击，可以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把日本和菲律宾拉进来，美国在北边可以利用日本钳制俄罗斯，南边可以搅乱南海，插手亚太事务。作为美国的“准殖民地”和原殖民地，日本和菲律宾当然很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于是乎“狐假虎威”也做着自己的盘算。 南海海域图 日本想和美国共治世界：东亚战略博弈中，中美日三方关系微妙。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右翼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成为“正常国家”的想法：军事方面，日本希望获准拥有航母、潜艇、核武等武器，以洗清战败的耻辱；政治方面，日本渴望摆脱美国对日本媒体、司法、情报等机构的结构性控制。正是基于这种心态，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滑，日本利用了“中国威胁论”，利用了美国对日既利用又防范的复杂心理，通过对中国叫嚷，让美国放松控制。所以日本愿意迎合美国的各种召唤，日本的每一次附和都是希望借机向正常化国家迈进。  尽管美国仍很自信，认为日本就是囊中之物，一切皆在掌控之中，但是，安倍晋三的激进也让美国担心过度松绑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所以，美国大行霸权主义，一方面要遏制和防范中国，一方面也要防范日本等盟友对美国的“威胁”。日本清楚中国的发展会改变世界的格局，与其要面对中美共治世界，不如借助美国，让美国再拉一把依靠大国来寻求安全感。所以，岸田文雄在华盛顿美国人面前，表扬了美国——力挺美国继续发挥全球领导力，批评了中国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最大战略挑战，然后毛遂自荐了自己——日本已经准备好与美国一同承担国际责任。这已经是赤裸裸地告诉美国，日本决意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 岸田的稿件当然是事先被审过稿的，不过，美国人盘算过，自己单枪匹马地治理世界已经力不从心，找个日本来做事，里外里还是自己说了算，正中下怀。这就是很多议员多次起立鼓掌，事后美国两党都对岸田表示赞赏的原因。日本想和美国共治世界是不可能的，一个战败国从道义上就不能服众，这点日本清楚。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投资肯定会增加，再扶持日本一把去对抗中国，再不济，利用日本的人力和资源让日本经济慢慢复苏，到时候再来一个《广场协议》就都解决了，毕竟，成功的经验就摆在那里呢。再说，将来能在日本部署中导看住俄罗斯，从安全的角度上来看，美国多了一个帮助看门的，也省不少心。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左）、美国总统拜登（中）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右） 为啥是菲律宾？印太战略提出多年后，收效甚微，美国感觉印度真的指望不上，不仅仅是印度和俄罗斯明里暗里脱不了干系，关键是不管美国在背后怎么使劲，印度始终都不敢对中国越雷池一步。失望之下，菲律宾就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好在菲律宾原来是美国的殖民地，还有一些在地家族利益与美国深度粘连，加上美国也清楚台湾早晚也被统一，在台湾部署再多都是白搭。继中国破解了C型包围圈之后，美国现在想在日本菲律宾和中南半岛加上北极形成一个倒三角把中俄围住，菲律宾是那个倒着的角，所以在菲律宾身上投点资是值得去尝试的。 而菲律宾这边呢，希望在安全和军事上得到域外大国扶持，还指望在经济上能够分得甜头。而经济合作，正是美国抛给菲律宾的另一个诱饵。除了总统小马科斯家族在美国有利益被人拿捏了之外，他本身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巩固在菲律宾的统治，这也是一拍即合的买卖。所以，他向美西方提出要求1000亿美元资助的请求，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就看美国的诚意了。而美国也是这么想的，也要看菲律宾的诚意。因此，菲律宾在南海地区就可劲表演，这本质上就是一场“投名状”。美国认定未来如果在菲律宾部署中导看住中国，受打击的是菲律宾自己，美国本土又没啥损失，死道友不死贫道，美国判断这笔买卖可以做。 中南半岛融入大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美日两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本不该干涉南海问题，但是随着美西方变换各种姿势插手亚洲事务，中南半岛的国家已经开始觉醒了。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清楚美国干涉南海只会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的对抗而非合作，加剧南海紧张局势。老挝副总理、越南外长、东帝汶外长于4月2日至5日分别访问中国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都期待进一步和中国增强联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东帝汶外交部长贲迪拓 2024年3月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在执政仅一年后提交了辞呈可以理解为越南将调整对华政策；4月11日越南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开建连接河内和中国的高速铁路，该项目被视为越南交通网络现代化、促进越南与中国“互联互通”以及支持越南整体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一步，这也预示着泛亚铁路的西线会很快开工建设。一旦泛亚铁路的三条线路贯通，以后中南半岛势必与大陆捆绑的更为紧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中美要寻求共处方案 数字化的发展打破了美西方原有的能源结构，这导致战后形成的惯性利益平衡被打破。在利益重组的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抢夺资源和地盘的情况，但是受制于有限的资源，导致美国内部在重新充分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出现了分裂和纷争，而外溢效应又导致中美关系不稳。新一代的美国领导人缺乏长期的战略谋划能力，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美国过于依赖惯性枪炮手段治理世界，用零和博弈思维对他国进行威吓和拉拢，但是没有考虑到世界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个现实。 尤其是中国整体发展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相对衰弱了，物质基础差距被缩小了之后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但是美西方落后的思维模式跟不上超前的现实改变，因此必然导致新冲突的产生。当年美苏争霸时，美国和苏联的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动荡期，双方的日子都不好过。尽管中美都不承认中美间正在进行新冷战，然而事实上中美“冷战”已经开启，因而中美这种胶着的状态也将会持续30年左右，直到2049年左右。但是，未来的30年如何相处，是中美都需要共同去寻求的方案。 中国要学会担任新角色：在南海升温中，中国要学习了解美西方在背后折腾的逻辑。巴以冲突导致红海的商船无法正常通行，这让美西方的商业集团感到担忧，害怕哪天亚洲发生冲突时，南海地区的航行会遭遇同样的问题。美国清楚，中国从来都是保障南海的航行自由的，但是其它国家呢？万一发生冲突，南海周边国家如何确保它们也能保证航行自由呢？这就需要中国有超前思维，对这个地区的治理有预见性和预判性。中国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下，主导制定南海商船航行安全通行规范，确保各国海运在南海地区不受侵犯，打消美西方利益集团在南海航运利益上的焦虑。 美西方秉持的是零和博弈，非此即彼，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是称雄不称霸，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登顶，这将给未来世界的治理带来新的理念并呈现出自工业时代开启以来不同的世界形态。但是，在中国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之前，如何与美国共处是中美都需要去寻求的方案。中国目前最需要去做的是，培养更多有国际化视野的领导型人才，在学会利用国际法去治理世界的同时，对于世界治理的方式有更大突破。同时，中国要认真面对美国在下滑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一定不要重蹈美国失败的覆辙。 美国应务实对待中国：美国4年一次的选举其实是有很大弊端的，其中一年要忙着选举，一年要忙着适应，实际执政只有2年的时间，中间若再加上国会换届选举，2年时间里也是相互掣肘，这对一个国家的长期治理是不利的。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需要美国人自己觉醒对其现状进行审视和变革。 中国领导人2023年曾前往旧金山。那次领导人会晤中，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美国向全世界公开阐述“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这也是新中国的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告诉美国中国的国家意志。特朗普在任期内就曾访问过中国。虽然，他执政后期发起了对华系列竞争，但是，去年他在确定参加新一届总统大选后，在台湾问题上拒绝表态“保卫台湾”：特朗普了解美国目前的困境，一定会做一个战略收缩者。拜登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位在位期间没有访问过中国的总统。作为执政党的首领，拜登是一个有40年政治经验的政治人物，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他对世界政治的判断难道都不如一个政治素人吗？ 美日菲联盟阻挡不了大陆统一的进程。美国应务实对待，与其在南海折腾，拜登不如在任期内来中国看看新变化。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主要面临的还是国内问题。枪炮外交解决不了国内的通胀，治安恶化和政治对立，美国需要了解并学习为什么中国发展了，而不是老想着怎么才能让中国不发展。拜登更应该面对现实来北京谈点实际的，不要像耶伦和布林肯他们那样来中国主要是为了来批评中国的，那种纯粹浪费公款的外交活动没啥必要。拜登应该有面对未来的智慧，谈谈等台海统一后中美两个大国要如何面对多极化的世界，并发挥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共同解决世界性的发展难题。中国可以考虑给拜登发个邀请。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4月16日，日本外相向内阁报告了2024年度的《外交蓝皮书》，该蓝皮书是反映日本对他国认知和相应政策立场最权威的文件。据报道，蓝皮书时隔5年在对华政策上首次重提建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这本应该说是一个积极动向，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也在上月提及过。然而，蓝皮书在其他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定位上延续之前的表述，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重大的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对于日本有关文件沿用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坚决反对。而就在一周前，日本首相访美在美国国会演讲，将日本的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和中国作为日本的最重大战略挑战相联系，首次召开的美日菲首脑峰会对中国点名批评。在中国看来，日本一方面想要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前所未有的最重大战略挑战对中认知，渲染中国威胁认知的上不遗余力，两者南辕北辙，口是心非。  蓝皮书时隔5年在对华政策上首次重提建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日本的“三个世界”的战略认知框架 近年来，日本在中国威胁认知上的表态有时候甚至找过美国，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有的分析认为这是日本政治极度右倾化的结果，有的认为这是美国鼓励日本对抗中国的副产品。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常常被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认知，例如中日关系的认知就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笔者认为，承认相互认知构成战略认知的一部分，但更为根本的核心则是对于整体国际关系的结构和未来走向的基本认知框架（perception frame）。 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开始认为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变化，奥巴马总统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警察”发言常被引用作为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领导力不足论据论据。岸田执政后，上述认知进一步强化。2021年拜登政府仓皇从阿富汗撤退，2022年俄乌冲突美国虽发动对俄严厉经济制裁但没有赢得全球普遍支持，2023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意味着美国面临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同时“三面作战”的巨大战略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战略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在2023年逐渐形成世界上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以美日欧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集团，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广大的新兴国家集团。日本对国际关系走向和趋势基本判断是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将会对抗长期存在，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将是主线。 日本在中国威胁认知上的表态有时候甚至找过美国 日本 “三环外交”与“战略机遇期”思维中的中国定位 202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认为国际社会进入历史性转型期。上述日本战略认知框架看，日本认为国际秩序变动期为其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及中美对抗的长期性为日本在本地区发挥领导力提供了机遇，借此实现战后一直以来对美战略地位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占领战略高地。为此日本需要相应地进行“三环外交”， 第一环是首先强化日美同盟，通过自身防卫能力建设和相关法制放宽实现对等的同盟；第二环是构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家关系网络，岸田首相连续两年参加了北约首脑峰会，强调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日韩，美日菲等三边机制，这样可能让原来东亚海上的美国单个中心的中心-轮辐框架变成美日双中心；第三环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区域板块的关系。2023年，岸田首相文雄在7国集团广岛峰会前密集访问埃及，加纳，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四个非洲国家，年底则是召开了日本东盟特别峰会，据报道今年还会召开日本中亚峰会，主要目的将广大全球南方拉到西方一边。     而上述三环外交要体现出日本在国际日程设定力和话语权塑造力上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聚焦中国风险成为有效的工具。在弥补美国领导力不足的名义下，日本担负地区安全重任在肩。 安倍晋三前首相曾的“三个有事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而岸田首相多次说的，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本质上都是日本在战略方向上要朝着对等和正常化的日美同盟发展。强化日本的威慑力，增加日本防卫费达到GDP的2%，并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都可以用对应中国挑战的需要来正当化。日本认为作为七国集团的唯一一个亚洲国家，需要在中国认知上引领欧美，让他们不会因为乌克兰和中东失去关心亚洲安全。2023年，日本主办7国集团广岛峰会还特别设定如何应对中国的日程。日本在其全球南方外交中强调以法治为基础的价值观，也和日本批评中国单方面以力量改变现状，挑战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话语体系相联系，旨在获得更多新兴国家共鸣。 日本相应地进行“三环外交” 中日需要有效的战略对话 从战略认知框架角度来分析，日本近年来的对华负面认知的升级不单纯是厌华情绪或者国内政治右倾化的结果，这是日本战略认知框架决定的，因此也不是单纯搞好中日友好外交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既然日本在认知塑造和外交日程设定上对华消极是战略决定，就产生一个问题中日对话是否还有必要？笔者认为，中日关系要坚持对话，而且需要高层次的战略对话。 2023年11月中日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如何才能够让中日关系战略互惠关系的元首共识和承诺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经济上的利益交汇点已经不够，积极寻找战略认知交汇点不可或缺。而前面所述的日本的三个世界的战略认知框架，以及认为国际关系发展主线和趋势的三个主要支柱（即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中美将会对抗长期存在，以及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都存在很大的知识上和实践上的漏洞，经不起辩论。 尽管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但是中美高级别往来一直持续，美国国务卿和财长等重要阁僚去年以来相继访华，今年耶伦财长再次访华，布林肯国务卿也即将访问中国。中美战略性沟通，王毅中央外办主任和沙利文共同安全事务顾问在维也纳，泰国等地也在继续。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尽管也有分歧和杂音，但中欧互动相当频繁，仅今年以来1月李强总理访问瑞士和爱尔兰，2月王毅外长访问德国，西班牙和法国，3月荷兰总理访问中国，4月德国总理，中法外长访华，商务部长访问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5月习近平主席据报道将会访问法国。相比之下，没有日本重要阁僚访问过中国。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日俄关系基本处于断绝关系，如果再和另外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大国又是邻国的关系恶化，意味着日本外交将会相当被动局面。中美长期对抗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并不是注定的事情，将战略认知固定在大国对抗上将会自我失去战略机会。即使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即权力转移过程中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的论述）的哈佛大学艾里森克教授也说中美对抗并非必然。 作为本地区全球南方的代表的东盟国家，近期印尼新当选总统将中国作为首次出访首站国，越南国会，新加坡副总理，泰国诗琳通公主访华。王毅外长在广西相机会见了老挝副总理外长，越南外长等，中国和东盟连续四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今年初，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互免签证。阵营分裂不是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对新冷战感兴趣，冷战时代大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情况不会重演。如果将阵营分裂作为战略认知框架，将会让宝贵的外交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投入。 未来国际关系最为根本的特征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国际政治意识的大觉醒，只要占人类大多数的国家不愿意参与大国对抗，新冷战就不可能成立。中日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对于引领本地区朝着更加美好的整体国际关系方向发展肩负重要责任。中日战略对话的核心是战略认知框架问题，建立契合新世代中日关系首要是寻找认知共同点。

联合访谈人：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伍国            中国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赵喜鹤 郑华树先生简介 郑华树先生是美籍华人，获得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理科学士（优等学位）及弗罗里达州立大学金融方向MBA学位，在巴拿马大学担任电子学和数学教授，并在美国拥有三十多年的科技、金融、政治领域的丰富经验。 郑先生曾为美国硅谷的科技工程师、顾问及企业家，合作过的单位包括美国商务部、苹果、IBM、阿尔卡特、泰科、爱立信等，是第一个VR虚拟现实护目镜构件（1994）、第一个红外万能遥控器（与苹果联合创始人史提夫•沃兹尼亚克合作）、第一个光纤到户、第一个WiFi和WiMAX多天线系统等项目的创始团队成员。郑先生还是一位风险投资专家，曾担任美国富国银行战略合伙人、美国亚洲商会会长、Fairbanks对冲基金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全球最大的天使投资俱乐部Bridget Network的共同创始人。 作为美国的百位杰出华人，郑先生曾入选马奎斯“世界名人录”西方专辑及全球专辑，曾担任美国加州亚洲贸易委员会成员、美国总统商务委员会成员、祖炳民博士基金会（五位美国总统的顾问）的创始成员和前主席、乔治·布什总统竞选活动北加州副主席、环太平洋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常务委员会成员、加州圣马特奥郡中央委员会成员，曾帮助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成功参选，成为第一位入主白宫的华人女性。 郑先生还曾担任四川遂宁市和广东中山市的经济顾问、中山三乡侨联副主席、中国国际商会河南商会资本专业委员会投融资顾问。 郑先生目前担任郑观应国际研究院院长、河南省郑文化研究院常务院长、河南省黄帝故里基金会郑姓公益基金董事长、山东沛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善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等。 著有《去美国并购：中国公司如何通过并购成为跨国公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软件安全标准》、《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软件产品开发中的软件安全》等。 1.  在全球现代化历史中，“后发国家”（ late comers）往往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比如日本明治政府曾积极推广和示范先进工业技术，奖励工商，制定法规等。创立于晚清的轮船招商局也和清政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您认为怎样才是理想的和积极的当代政商关系？ 政府和企业的运作方式不同，很难让它们统一运作 — 因为无法混合。在中国，国家需要强大、现代化的私营经济来补充国有经济。私有企业在资源分配上通常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中国发展了良好而强大的国有企业系统，现在发展了越来越多的私有企业。这些私有企业需要更加以质量为导向以及更具全球化意识。您提到的与日本明治政府作比较则进一步回答了理想和积极的政、商关系。首先，日本从一开始就迫切需要以全球化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这种努力又将国有和私有经济统一起来。在日本明治时期，国家起初培育并启动了某些行业，之后允许私有企业完全独立于国家而发展。作为回报，私有企业的行业领导者及管理者则以爱国主义为驱动。 其次，从错误中学习和改进是优良的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明治与清朝的现代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都有较多的政府介入，包括初期私人企业家的介入，这表明西方的现代化主要来自私营经济。中国在私有经济起步发展的速度上比日本要快，因为日本大多是老式商人，没有现代行业经验，也没有特定的管理技能和投资经验，非常缺乏运营国际商业事务管理所需要的概念。并且，中国有受过西方现代培训的企业家和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级管理人员，郑观应就是其中之一，但国企与私企之间不团结，而私企又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即便是起步较早，但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 — 部分归因于清政府的控制方法，包括猖獗的腐败、不良的资本配置和资金的混合 — 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以至现代化的努力进程被强行终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 近65年之后。相反的是，日本人在那段时期不仅不断学习和适应机械化和各种技能，而且还在不断学习和运用现代西方管理方法。 考虑到剥削历史及贸易和金融、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在19世纪70年代 — 现代化应该全心全意且认真地进行。其他驱动因素是，相对于中国的渐进式发展，日本明治时期发展始于大规模侵入，从而对外国帝国主义有着极大的恐惧，以至于国家自上而下都牢记，任何错误都可能损害其主权。因此不论是帝国法院、精英阶层、还是即将面临危险的公务员，他们都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出于生存目的，他们采取了积极的解决方案，即国有和私有经济都向着共同的国家目标而努力，同时相互尊重彼此运营上的差异。 中国之前的经验是偶发的，国家稳定比任何完善的方法都重要，因为无法挽回损失的时间。中国遭受了两次连续的打击，使其现代化停滞不前：自强运动的失败及随后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尽管日本和中国的近现代社会大体相同，中国在现代化方面甚至一度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在国家经历了这些剧烈且持久的动荡之后，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始发展现代化，而日本却稳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开始现代化和创新就应该继续下去并且永不停歇的原因。 2.     您在您2012年的著作《去美国并购 — 中国公司如何通过并购成为跨国公司》一书中提到，海外并购最重要的是“时机”，主张“中国公司应去美国并购”。那么，在目前，即2021年的后疫情的中美关系形势对海外并购还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新问题？ “去美国并购”这本书问世的动机是让本土公司意识到可以通过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如果中国公司能更快、更系统地行动起来，中国企业将更加广泛地适应全球化，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少数几个产业，其中大多数还是传统行业。 后新冠疫情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使用这种现代的并购方法来使企业发展成为跨国企业。企业的有机增长不仅不够快，而且也不可行。通过并购，如果做得正确的话，不仅可以收购公司，还可以获得高级系统和人才，并且可以立即成为全球性企业。鉴于并购业务在美国发展得最为成熟，美国的管理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而且用于并购的资本也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从美国开始并购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并购并非唯一目的，在美国开展并购活动是向全球拓展的战略。鉴于中国企业目前尚缺乏全球经验，并购可以助其走出此类困境，并且可极大地补充“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 3.     您在《去美国并购》中，专门谈到中美文化差异，也可以说是不同民族的个性差异，比如中国人相对美国人更谨慎，顺从，不够主动，等等。这种差异将如何影响购并、投资、以及商务谈判? 双方如何更好地做到您所说的“顾及当地文化”？ 不仅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东西方企业文化也大不相同。您所提到的谨慎、顺从和不够主动在中国和亚洲更多地是指人的因素，而非企业层面的因素。我也看到许多具有进取心和竞争文化的现代中国新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另外，总部位于香港的和记黄埔，也是具有悠久历史且通过并购建立的集团企业，业务遍及50多个国家。这样的例子可能还有成千上万。 良好的领导力加上并购计划可以使企业快速获得高素质人才和管理体系，企业中可以有各国人，以及有高度竞争力的企业文化，这意味着企业不仅仅在国内，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在19世纪，郑观应已经证明，他运用从前西方伙伴那里学到的相同的竞争方法去运营并购的公司，在多个由西方主导的产业上都赢过西方，包括当时最著名的蒸汽航运业。 以日本为例，日本有与中国类似的亚洲文化，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主导了许多行业，像汽车行业的丰田和本田、互联网行业的软银、电信行业的Verizon、消费品行业的7-11和索尼，企业除了增强竞争力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目前中国公司多采取在价格上竞争 — 即以低价为竞争力 — 但是为什么不争取成为超强的顶级公司呢，可以在具备竞争能力的同时仍保持亚洲或中国特色。 深圳是中国多种文化的聚集地，居民和企业员工来自中国各地，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美国硅谷也是如此，硅谷混合了不同的民族，主要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有犹太、黑人、拉丁裔、欧洲人等其他许多民族。关键是要着重建立一种高性能的文化，而这只有当企业领导者有意识地不断强调直至这种意识变得极为狂热才可能实现，其后公司其他成员应用并遵循这种文化，苹果和亚马逊都是这样的公司。 4.     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中国企业的并购遭遇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阻挠，您在书中也提到“中海油”2005年的一项并购被美国众议院投票否决。国内企业应该怎样更好地面对或预见这类问题？ 中国企业 — 尤其是国有企业，但也有私有企业 — 喜欢找杰出或行业中规模最大的公司去并购 — 交易额在10亿美元或更多。而他们从来没有成熟的并购流程，存在收购后的失败风险，这对并购双方都没有好处。对于某些重要的公司和行业而言，暴露此类公司的成功、失败和运营可能会有产生巨大负面社会影响的风险。 首先，有些行业对国家来说具有重要性。每个国家都有关键产业，中国当然也有许多此类产业。中国公司应避免并购关键行业及杰出公司，而应将他们留给经验丰富的收购方。此外，收购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性的破坏，因此一部分注意力应放在确保平稳的文化过渡上。每个经验丰富的收购方都有一个并购后整合团队，以确保将这种干扰降到最低，许多收购方都善于使过渡成为充满活力和积极向上的过程，那为什么不让他们这样做呢。 为了吸引并购卖家，中国公司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中国公司可以帮助对方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并且还处于增长状态，而且是一个有国家背书致力于发展和创新的市场。如果展示得当，这样的市场会很吸引人。毕竟并购就像一个求婚过程 — 除非是危机收购而导致的强迫出售 — 否则双方都是在不断衡量关系，并自愿完成交易。如果并购可以利用彼此的优势，则会进行得很好，因为双方公司成员享受快乐的整合。如果没有这样的能量，则并购会像任何人际关系一样，不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并购就是基于这一点开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今的后新冠疫情时代，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尤其是美国，都希望并亟需恢复其业务，而中国公司在这一点上可以提供很大帮助。 5.     中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如何能更好地利用美国的投资银行？ 一家好的有口碑的美国投资银行是最需要的顾问并且是大型并购过程的重要支柱。投资银行可以提供许多企业内部人员无法提供的功能。鉴于其在专业领域和市场深入、持续的参与，他们的人脉关系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并购标的。投资银行是服务方，因此并购双方都依赖他们的意见，由于其明显的中立性，投资银行通常充当解决谈判冲突的中介。 与投资银行合作的最好的方式是企业本身拥有一支优秀的并购团队和财务人员 — 通常是一位真正拥有并购经验并致力于并购战略的首席财务官。但因为首席财务官是整个公司的关键人物，所以并购活动常常得不到高层的适当重视。 请一间好的投资银行并不能减轻管理层的并购责任。恰恰相反，想请到一个好的投资银行，需要有忠诚而敬业的高层管理者。许多人将投资银行称为经纪人，类比其和并购为房地产经纪和购买房地产的过程。不过这个比方与事实相距甚远，因为与固定的惰性资产相比，公司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投资银行是重要的专业服务人员，而非仅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因此，关键是公司要有一个专门的内部团队与投资银行并肩工作。 6.     在您的著作出版以后到现在的近十年间，还有哪些比较成功的并购案例？ 2005年是公认的中国开始海外投资和并购的一年，在那之前，有数据表明1985年并购的交易总额为1.24亿美元。那段时期，并购活动必须主要由国有企业完成 —  而大多数国企还在学习和获取经验，因此多半交易都不太成功。当我的书出版时，开始看到更多真正的民营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案例，不过并购的质量仍具传统性质 — 联想和吉利是当时少数较好的案例中的两个 — 实际上，当时几乎没有多少成功的投资交易（并购被许多人归类为投资）。而自那以后，并购交易呈几何级数增长。 2016年，中国的并购交易量急剧上升，共进行了11,409项并购交易，总价值达7,700亿美元！之后，当中国开始打击以并购的名义进行资本转移的活动时，并购案大为减少。2018年，中国仅完成577项跨境并购交易，总价值为1,898亿美元，与2016年相比有大幅下降。在2019年，只完成220项跨境并购交易，总交易额为456亿美元。 我们预计，并购活动将在2021年开始增长，大部分将来自私有版块。尽管之前有很多很大的案例，我们预计交易的质量和规模将更多面向中级市场（单笔交易在10亿美元以下）。 7.     有的中国企业出口产品面临美国的质量诉讼和巨额索赔，相关诉讼耗费大量的费用和时间，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最好？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关于企业诚信、责任和品牌的问题。但是，国家也可以在某些领域提供帮助。 在西方，有监管和检查机构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对于食品、饮料、药品和某些化妆品等关键产品的检查要向公司收费。并且州政府会在每个公司站点委派一名政府检查员进行定期检查，检查费用由公司支付，违规者将被处以罚款，公司负责人有遵守产品质量流程的受托责任。 要监控到美国的中国的产品质量，当产品来自第三方且不是同一家公司时，对法律执行能力是一种挑战，因此会要求地方当局和生产者的关注。 涉足这些领域的公司首先应意识到，尽管他们可能免受美国法律的制裁，但其品牌的公共关系成本可能会很高。行业协会应该认识到，此类风险对整个行业都是有害的，就像老话说的：“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最终，随着消费市场的成熟，公司需要认识到为打造品牌而付出的大量努力和资金，并应取得质量方面的认可。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必须意识到质量成本和不良宣传的问题，并诚实地致力于遵循最严格的质量流程。例如，可口可乐公司每天销售超过17亿份产品，如果其中一份产品有问题都可能会对整个公司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