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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傅士卓系列】第19篇 杨雪冬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11月8日，我在微信圈程浩发出的详细信息中得到Joe不幸辞世的确切消息，内心非常悲痛。8月份我在浙江温岭调研的时候，看到他当年调研温岭参与式预算的留影，非常高兴，当天（8月8日）就把几张照片发给他，问他是否还记得，什么时候再重访温岭。他在电邮中回复说，当然记得，还询问是否可以给他发一封邀请信。3个月之后，没有等到他来访的喜讯，反而收到了他去世的噩耗。 我知道Joe，可以追溯到1997年左右。当时我在中央编译局刚刚开始自己的中国政治研究生涯，开始对海外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托尼•赛奇当时任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他与中央编译局来往密切，曾经听他提到过Joe。1999年，我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在费正清中心图书馆，通过南希女士，认识到傅士卓教授。还记得他幽默地说，我在BU工作，没有哈佛那么有名。后来，往来就越来越紧密。他到中国来，都会来编译局做客，我到美国，有机会，他也会请我吃饭。几次在哈佛广场，他都从家里坐火车转地铁赶过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疫情前的北大勺园，俞可平教授主持的宴请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Joe，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群体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学者之一，他师承芝加哥大学的邹谠教授，后来长期浸染并活跃在以哈佛为中心的新英格兰中国政治研究共同体中，始终密切关注、深入分析中国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并具有理论化抱负和反思精神。他集中体现在，在长期跟踪中国精英政治，尤其是领导层变化之后，在学术生涯后期，他力图用“制度化”来解释中国政治的变化，并出版了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 (202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这本虽然很薄，但很有洞见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制度化可以描绘中国政治变化的样态，但是几代政治精英的更迭，反而印证了列宁主义是比制度化更深层的，更有说服力的力量。 尽管他的判断和观点有争议，但他积多年研究的发现，人、组织比制度更为重要这个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政治的变化，依然具有启发性。 这印证了中国人常说的，学术比生命更持久。更如他的姓Fewsmith所意味的，一个少见的匠人，终将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流传。

【追忆傅士卓系列】第20篇 郎友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11月5日，是我给研究生讲授《当代中国政治分析》课程的最后一次课。我梳理了包括Joseph Fewsmith教授在内的西方学者对中国体制的研究文献，没想到第二天竟然听到他去世的噩耗。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发生这样毫无征兆的事，让人没有思想准备。Joe今年5月刚刚退休啊，这就走了，惊愕难言。 大概20年前我认识Joseph Fewsmith教授。谁介绍他来杭州找我，记不得了，也许是郑永年教授吧。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杭州的香格里拉饭店。我带着我年幼的儿子同他一起吃晚饭。儿子尽管不到上小学的年龄，但是中国人待客的基本“礼数”还是有的。他将菜夹到Joe的碗里。Joe很礼貌地说，谢谢你，并问万一夹的菜，客人不喜欢吃，那怎么办。估计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他，儿子有点懵了。Joe见此样子，开心极了，接着说，你们中国人太客气了，不过客气背后有着强迫的意思，万一夹的菜，客人不喜欢，可是，按中国人的礼节还得吃下去，应该自己夹菜，吃自己喜欢吃的菜。儿子年幼，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那晚我们谈了什么，想不起来，但他同我儿子的对话依然清晰地记得。 图片来源于网络 Joseph Fewsmith教授那时来浙江，主要出于对浙江各地的商会尤其温州商会的关注。我带他去温州调研，随后将研究温州商会的我的同事郁建兴、陈剩勇教授介绍给他。2004年我与何包钢教授一起开始关注并介入温岭的民主恳谈会。Joe特别关注温岭民主恳谈会，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了问题之所在，足见他对中国了解之深和准。我也曾几次陪他去温岭调研，参加那里的研讨会。他访问的村民尤其温岭的地方领导、基层干部很喜欢他，我想原因不仅在于Joe幽默风趣，笑眯眯，能用中文交流，更主要在于他对中国有同情性的理解。 安息吧，亲爱的朋友，Joseph Fewsmith教授。愿您安然长眠，愿您的智慧之光将照亮中美两国光明的方向。

【追忆傅士卓系列】第17篇 何俊志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今年2月初，我和同事一起在波士顿访问期间，有幸再度与傅士卓先生见面。我清晰地记得是波士顿今年最冷的那天，他结束上午的课程后，邀请我们在学校的餐厅相聚。当时的他仍然精神矍铄，还专门叫了他的博士研究生冯博一起过来交流。虽然室外的温度极冷，交流结束我们好几人都被冻感冒，但午餐期间的交流非常热烈。大家就博士生培养，中国政治和中美交流的研究状况等话题做了非常充分的探讨，最后还特地安排了合影留念。临别之际，他还专门提出，希望我能够在年底前邀请他到中国来做研究，还说现在更有时间和精力来做一些深度研究。我当时欣然应许，并且正准备在近期安排他来华访问事宜。突然间噩耗传来，竟一时不知所措，怅然若失。 我与傅士卓于2006年前后相识于上海。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两个明显的印记：宽厚的身躯和流利的中文；他对中国的财务报销过程中的发票使用居然也极其熟悉。我后来了解到，他同时在区域研究和政治学学科方面都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对理论与实务都有深度的把握。 在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群中，有不少人都对当代中国政治有深度的研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不但对当代中国的政经议题有非常深度的研究，而且常常能够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常常都会令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学者为之一惊；惊叹之余又觉得他确实抓住了一个被我们严重忽视的重大问题。 | 图片来自网络 更让我们感到汗颜的是，他不但对结构与过程有深度的理解，而且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的熟悉程度也超越常人。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与他仅有过一面之缘，后来都一再跟我感叹，对近代史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及傅士卓先生。正是因为他对中国近现史有深度的理解，他在探讨当代中国的政经议题时，才能够从更为深远的层次来驾驭现实问题的研究；再加上他定期会来中国利用各种机会就研究的主题做深度的田野调查，又导致他们的判断比较精准。他的这两种治学态度的结合，使得他的观点整体上较为温和，不会走向极端。从我与他曾经指导过的各种学生的交流之中，同样能够感受到他在治学方面的宽厚与温和。 原来以为还可与傅士卓先生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再度交流与探讨，可惜未能实现我们在年初确定的计划。他的离去，让我们少了一位学界的长者，少了一位能够在轻松的气氛中展开多维探讨的朋友。愿他在天堂过得更好。  2025年11月23日于广州

【追忆傅士卓系列】第18篇 高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2017年至2019年，断断续续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和访学期间，有幸认识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教授。听闻傅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共党史，我与傅教授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主要研究中美日关系与美国政治，未能详细请教，十分遗憾。 近年来，一直在观察海外中国学研究，发现欧美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内容大致有三种：1.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2.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3.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研究方法基本有两种视角：1.着眼于从西方的角度阐释中国问题的特征；2.从东方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试图深度理解并解读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与延续性。傅士卓教授研究中国的“制度化”问题，正是用行走式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从东方角度特别是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中寻找中国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从而使其研究成果更加富有学理，更加接近中国政治问题的本源。 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东亚学派”以及“中国学派”学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哈佛学派”特征。例如，有些学者注重政策研究，例如傅士卓教授、陆伯彬教授、William Overhalt教授等等。有些学者注重以理论为分析工具，例如约瑟夫·奈教授和江忆恩教授等。有些学者则注重历史研究方法，例如傅高义教授、宋怡明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等。还有一些学者更加注重文化、文明的研究，例如萨缪尔亨廷顿教授。上述这些学者们尽管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十分注重“田野调查”，他们不仅活跃在欧美学术舞台，更时常行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中国的实地学术交流与调研。 这些精彩纷呈的研究成果，不仅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对华认知，影响美国决策层在制订对华政策的决策思路和判断基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中国认识，以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决策思路。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往往采取两种方式：其一，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独自思考；其二，借鉴欧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在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书斋里收集了很多美国学者的著作，例如约瑟夫·奈、傅高义教授、宋怡明教授、傅士卓教授等的巨著。例如，原东京大学教授沟口雄三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的中国学研究途径，热切倡导“中国模式”研究，正是对应了傅士卓教授等学者们从东方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的制度本身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科学路径。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五百旗头真教授与傅士卓教授、约瑟夫·奈、傅高义教授等的互动交流，也推动了中美日三边关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傅士卓教授不仅学识卓越，也在中美文化交流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当然，傅教授等美国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与中国的主流观点未必一致，甚至有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建立十分重要的中美学术交流平台与外交决策二轨渠道，使得中美两国学者们能够坦诚相见求同存异，加深了中美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与相互了解，避免战略误判，构建了改善并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人文护栏。 十分感谢“海外看世界”以及大学沙龙、“中美印象”等非常重要的中美学术交流平台的联合组织，参加了傅士卓教授的网上追思会，再次深切感受到中美两国学者对痛失傅老师的沉痛哀悼。作为一位桃李满天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教授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独立自由的研究风范永远定格在中美两国的学术殿堂，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纪念。

【追忆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系列第16篇 沈永东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教授 隔着大洋彼岸，猝不及防收到傅老师仙逝的噩耗，我整个人僵坐在办公室久久不能释怀，眼前浮现的一幕幕都是傅老师的音容笑貌。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老师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不仅因为他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更因为他走进中国现实、理解真实中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第一次见到傅老师是在2011年杭州炎热的夏天，他是来浙江调研温州商会，途径杭州来浙江大学作报告。我依稀记得，傅老师顶着酷暑，满头大汗，从外面走进会议室。大家都说，天气太热了，让傅老师吹吹空调，他说，“天气热好可以排汗。我就喜欢杭州的夏天，因为波士顿没有夏天只有冬天”。他的幽默风趣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正好我读博期间的研究主题也是行业协会商会，傅老师听我作了自我介绍后说，“研究温州商会很有意思，我这次是专程去温州调研商会，你一定要好好研究下去”。也正是这次见面，开启了我前去波士顿大学跟随傅老师学习的念想。后经郁建兴老师强烈推荐，我终于有幸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访学机会。 2012年8月，刚到波士顿不久，我风尘仆仆想要拜见傅老师，于是我发邮件向他预约。他在邮件中说，“下周四我刚好在学校有教学，我们中午去石库门共进午餐如何？我想你肯定是想念吃中国菜了，而不是美国的汉堡与披萨”。我当时想，傅老师居然这么了解一个来访学的中国学生。我们边吃边聊，相谈甚欢，特别是他提出要真真切切地理解真实中国，并鼓励我多参加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的学术交流会。正是傅老师的鼓励，让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认识了许多来自哈佛、MIT、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小伙伴。午饭末了傅老师说，“不要浪费，你把这些菜打包带走”，这对于当时还不会做饭做菜的我临时解决了一顿晚饭。 | 图片来自网络 2012年秋学期，我去旁听傅老师开设的本科生课程，孙太一是本科生课程的助教，当时特别羡慕太一能够追随傅老师学习教学精髓。傅老师的本科生课程虽然教授的内容比较简单，但我从中学会的是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知识灌输，更为重要的是傅老师通过自身经历让美国本科生知晓中国真实发展情形，并通过纽约时报、人民日报、联合早报等多元信息来源全面了解中国时事热点。 2013年春学期，我又选修了傅老师的研究生课程。傅老师对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方式是每周选择一个主题，让研究生先来讲讲对该议题的理解与讨论。期间正值他的新著《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与限度》出版，我围绕着该著作中的温岭民主恳谈、温州行业协会商会等议题向傅老师汇报讨论，傅老师对于上述议题的独特观察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也为我后续博士论文写作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一次见到傅老师是2019年5月，也是他最后来浙江大学访问。作为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JCG)编委，傅老师与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编辑部成员共同探讨了JCG期刊如何组稿选稿，如何提升期刊在海外影响力等系列议题。遗憾的是，疫情之后，我没能有时间前往美国看望傅老师，而傅老师也没能有机会前来浙江调研。我们之间的见面就永远定格在2019年春夏之交。 傅老师虽已离去，但那些向他学习过、请教过，甚至被他改变过命运的学生，都将继续前行。“傅门弟子”不会解散，我们将相亲相爱、勇猛精进，把傅老师热爱的研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敬爱的傅老师，您安息吧！

【追忆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系列第15篇 吴斯 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我第一次与傅老师交流，是因为我需要开始撰写系里要求的“第二年论文” (second-year paper)。当时我还没完全决定好要研究中国还是美国，于是去向傅老师请教该如何推进这篇论文的研究。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我很乐意听听你的想法。”(It strikes me that China and the US are pretty different places, but I would be happy to hear what you have in mind.)  我继续追问怎样才能改进我的研究课题。傅老师紧接着告诉我，“也许你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打算如何进行问卷调查？我觉得现在做问卷调查比过去难多了，也挺贵的……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可行性问题。” (Perhaps the first question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is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survey research? I understand that doing survey research is…

【追忆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系列文章第13篇 逄锐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5年11月初，当陈昊师兄告诉我傅士卓老师因中风去世时，我十分愕然。记得离开波士顿大学时，他也不过70岁，去年圣诞节时我还给他发过邮件，前几年我入职世经政所的时候，他还向我表示祝贺。我回国后至今也未回美国，曾经列过一些如果哪天回到美国要做的事情，包括取回我落在系图书馆的上百本书、落在Bromfield 笔店的一枝威迪文 Le Man 100钢笔······当然，最重要的是拜访Berger和傅士卓老师等一众师友，他们对我在美学习期间的帮助可谓无微不至。但没想到，拜访傅士卓老师这一如此简单的愿景竟然再难实现。 2015年年初，凌晨，当我还在巴特勒图书馆加班加点准备期末论文时，在查看邮件的时候惊喜地发现了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第二天，傅士卓老师便给我发来贺信，表示期待与我见面。来到波士顿大学后，他成为我最经常拜访的教授。我们探讨的话题包括精英政治、台海问题、中国外交。他多次表示其对所谓“威权主义”一词的反感，认为这一词汇笼统地概括所谓非“自由民主”国家政体，但每个国家的政体都有各自鲜明的特色，不能用如此笼统的词汇将他们混为一谈。他对黎安友和沈大伟所谓“威权弹性”亦有不同看法。虽然我们在这些话题上也常有不同的看法，但他经常触及我不曾想过的问题，拓宽了我看问题的视角，给我以重要启发。 学者傅士卓 （来源：波士顿大学） 他真的很喜欢中国，从大约50年前开始，研究中国已经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记得最后一次跟他长聊时，他说他正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在他女儿的婚礼上，他朗诵《诗经》的篇章。他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所以，他既访问中国的大城市，也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农村和偏远地区。他对中国的发展既表示欣喜，又担心中国年轻一代只因中国的强大而盲目自信，看不到中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基层治理的问题。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也十分熟悉，在第一次得知我是青岛人时，他提到青岛啤酒，揶揄说：“你们的胃口都被污染了，才觉得青岛啤酒是玉液琼浆。” 后来，由于一系列原因，我开始专注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撰写论文的题目与他的兴趣点逐渐远离，我与他虽时常探讨其他的问题，但论文研究的话题却探讨不多。我的论文与中国问题并不相关，委员会成员也都是国关理论、方法与国关史的学者。但是，他仍然对我论文提供帮助指导。在我试图沿着硕士论文的思路研究权力转移理论时，他建议我案例研究不要做中美，因为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权力转移，对于未来结果只能推测，故应该更加关注类似的历史案例······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2020年初，我回国内过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只能在线上答辩毕业。2021年在国内工作后，由于各种原因，也没能到美国拜访一众师友，只听说由于疫情和通胀，我熟悉的波士顿已经变化良多。这并不稀奇，现在的世界与2014年我初到美国时的世界，又何曾不是判若隔世。但是，环境变化，以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所能带来的唏嘘怎能比得上人生之无常！这两年经常听到以前的同学陆续毕业了，各自天各一方，现代社会“相隔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想见总能再见。然而，在2025年11月初的那一天，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傅老师了。一个熟悉、曾经经常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身影，一个即使回国工作后也常常想起的身影，就此远去，再也不会在现实中相遇。呜呼，斯人已逝，怔怔地看着那个熟悉的邮箱地址，想发些什么，虽然知道永远不会再有回音。乃属辞云：历阶除以徐进兮，伫空居于旧巷；拂游尘之遮目兮，掩虚座而增凉。揭书章以玄思兮，馨翰墨之余香；寄鸿雁而不复兮，感斯人而怳怆。呜呼！哀泉台之杳隔兮，思故人以泫涕；惟志业之相继兮，迈精进以安饗。

【追忆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系列文章第14篇 吉兰 (Ceren Ergenc)  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我失去了我的博士导师。傅士卓老师猝然离世。对中国研究界而言，这无疑是巨擘陨落；对我个人来说，我的心也碎了。 这些年，傅士卓老师是塑造我学术道路、指引我事业方向的重要导师之一。他既是我当面请益的前辈，也是我独自思考时常以对照的标杆与榜样。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主讲研讨会的傅士卓。 （来源：南洋理工大学） 从波士顿到北京，从安卡拉到芝加哥，从杭州到微信，在无数的回忆、相遇与思想碰撞中，我从傅士卓老师身上真正继承的，是一名区域研究学者对所研究国家发自内心的兴趣与感情——既投入其中，又不居高临下，也不失去自我。比如，花时间去学那门语言，用那门语言读一本小说；因这门语言结下的友谊，能让你和当地朋友就那本小说开个内部玩笑。在如今“快进快出”“任务导向”的学术环境中，他始终坚守这一点：用心、用情、用时间去理解一个国家。 得知噩耗时，我哭得不能自已。一位同事对我说：能有一段让你为之落泪的师生情，是一种幸运。是的，我很幸运。我曾以学生、以晚辈、以在中国研究路上同行者的身份，认识傅士卓老师。

【追忆傅士卓系列】第4篇 周志兴美中新视角基金会主席 美东时间11月6日，突然接到在国内的邵梓捷的微信，只有8个字： “傅士卓老师去世了” 我顿时惊呆了。 邵梓捷原来是共识网的员工，我推荐给傅士卓当他的博士生，她的信息应该是准确的。 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问AI，问在波士顿的朋友，都说不知道。我就有了侥幸心理，是不是误传呢？ 但是，昨晚费正清中心的一则正式的通告证实了这个消息！ 我还是难以相信。傅士卓1949年出生，76岁这个年龄在美国不算老。他刚刚办了退休手续。10月16日，疫情以后就没见过面的他突然给了我一个邮件，说他最近要到华盛顿来，问我在不在，遗憾的是我正好在国内，没有缘分见上最后一面。 听邵梓捷说，他就是在去华盛顿的路上，二次中风而离世的。 我和傅士卓是老朋友。2013年，我应约到费正清中心作了一个演讲，这时认识了傅士卓，之后直到2019年，每年都会和他见面。疫情开始了，我就没有见过他。 但是，此时此刻，我和他相聚的点点滴滴，都涌上了心头。 摘取其中的两则日记： 2014年:今晚和两个美国人吃饭，一个学者，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一个企业家，康明斯的全球副总裁曹思德。他们都取了中文名字，都说流利的汉语甚至都能看中文书，都和中国有几十年的渊源，都有很多的中国朋友。我太太和儿子都参加了，更像是一个家庭的聚会。又一次感到，地球村里，邻居常常串门，才能互相了解。 2017年1月14号:今天的北京格外冷，但是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傅士卓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海妮不约而同的到来，带来了热度。都是老朋友了，没有客套，都是友谊，是坦诚的交流。孩子们也参加了，要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无拘束交流的重要性。 傅士卓是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华裔政治学者、国民党创党元老邹鲁之子邹谠。他的博士论文就很接地气，《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的商会组织与政治1890-1930》。 傅士卓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议题，主要包括中国政治体制与改革：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路径、挑战及精英政治动态、历史与现实关联等等，并先后发表多本中国政治相关著作，其中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重新思考中国政治》。 在这本书里傅士卓提到，就像在所有列宁主义体系中一样，政治权力很难从一位领导人转移到下一位领导人，每一位新领导人都必须动用一切资源来控制关键职位，从而巩固权力。从中国政治的实践中，有些职位比其他职位更重要。除政治局常委，重要职位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公安部部长等，此外，控制军队也是必不可少的。控制这些职位可以做到相对的政治集权。 傅士卓还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制度（institutions）是约束、限制领导者的。制度并不总是阻止领导者做一些事情，但它们限制并反对权力的任意使用，它们建议制定规则。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领导人使用制度来约束其他人，也就是说，制度变成了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对权力的约束。 2014年，共识网曾经专门采访过他，有这样几个核心观点： 1、任何一个人，只要手上有了难以制约的权力，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提拔自己认识的人，给他们好处，像亲戚、朋友以及秘书等，这样一来，势必就会在地方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小派系。 2、当地仍有不少人对提高人大地位表示怀疑，不愿看到人大权力逐步扩大。但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像温岭这种增强人大作用的创新不仅合法，而且很有必要。 3、其实不用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仅就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前些年，傅士卓在浙江大学当讲座教授的同时，侧重于中国基层政治研究，屡屡到江浙一带考察，他的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为什么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催生公民社会。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找到源头。他说，作出这个转变的原因，是觉得当时的中国精英政治已经变得有些无聊。 在中国大陆浸淫多年，傅士卓对中国的了解非常透彻。他说，在邓的时代，中国的政治派系大致上是基于他们的政策取向，比如改革派或者保守派。但是现在的政治派系，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利益、个人背景。他认为，如果不能很好的协调或者治理这些问题的话，中国的派系可能会重回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人物们很可能会采取更加意识形态的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来验证他的预测。 傅士卓也十分关注中国的反腐。他认为，反腐要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则，对什么是腐败做出严格限定。现在的反腐为什么会让地方官员产生不作为心理，问题还是出在规则本身，规则不清楚，潜规则就会横行。他认为，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做改变的话，反腐很难取得成功，别的国家也会反腐，但不会像中国这样，把反腐搞成运动。 说了他这么多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深刻。但是，深刻是属于学者的。我是把这个学者当成老朋友看的。 这个大学者，特别在研究中国的领域里，名气很大。他长得可有点不像学者般温文尔雅，显得有点接地气。说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外貌和职业总是有点关联，傅士卓虽说是学者，但是，他在中国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就是常说的田野调查，因此，也沾上了中国的乡土气。 他的性格也有点像中国人了，豪爽，爱讲笑话，也讲义气。他总对我对，我姓傅，你的另一个朋友傅高义就是我的堂兄。 傅士卓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爱抢着买单，这不太像美国人。有两年，共识网有两个女孩在波士顿攻读学位，一个算是在他门下，另一个的专业和他不沾边，可是他时不时地就请这两位学生吃饭，像个家长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那年春天我去波士顿，他对我开玩笑说，弄得那个学生的本尊老师吃醋了，问他，我的学生，你为什么老请他吃饭。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故事。2018年，我带着全家到了波士顿，中午饭约了傅士卓。 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重视家庭，重视星期天，一般不出来应酬。傅士卓的家离学校很远，往返开车要三个多小时，听说我来了，他特地赶到学校来请我吃饭。 我太太说，上次你请我们在另外一个中餐馆吃饭。我开玩笑说，你看，还是要请我们吃饭吧，这样容易被记住。他说，那就这么定，在美国，我请你们吃饭，在中国，你们请我吃饭，反正中国饭贵。 不过，这次是我抢着把单买了，他直埋怨我不给他面子。 2016年，傅士卓到北京，又到杉园做客，他是专门和我来聊天的，说起这些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他感慨不已。他也看到了我给他画的像，因为是我前一年刚刚学画两个月时画的，水平很差，他笑着问我，我有那么难看？ 傅士卓走了，他带走了太多的精神财富，但是，也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我们的任务，是继承，是继续前进。

【追忆傅士卓系列】第11篇 王国勤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11月7日北京时间20点13分，我的微信突然收到好友Ceren（吉兰）发来的信息“Fewsmith passed away”和三个哭泣的表情，我一时呆住，内心有种突然被抽空的感觉，有点茫然无助。陆续和太一、高翔、永东、续武等好友联系上，得知了傅士卓教授一些情况。难过了好几天，现在终于可以写篇纪念文章了。很多纪念文章介绍了傅教授的学术成就，我就写几件和傅教授在一起的真切往事。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读博士期间，幸运得到国家留基委资助，于2007年8月份赴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学习。期间，傅教授是我的导师。第一次去拜访傅教授，是在他办公室，他的儒雅亲切，让本来紧张的我放松很多。随后一学期听了他的一门课，是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记得是在教学楼一楼的一间教室，我每次去上课，都拼命地记笔记。然后看看里面有哪些困惑或有异议的地方，课后就去和傅教授讨论。一方面是因为傅教授对我的鼓励和宽容，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无知者无畏”这句话，我开始和傅教授“抬杠”。这种状况后来越演越烈，以至于每堂课后都要堵着傅教授在走廊里讨论。傅教授有事要走的话，我就陪着他一路讨论，直到他的办公楼门口才罢休。我在波士顿大学学习结束时，傅教授请我在学校教工食堂吃饭，喝着咖啡，吃着丰富的自助餐。傅教授对我说，“国勤，你知道我为什么比较喜欢你吗？”我有些惊讶。傅教授接着说“是因为你喜欢和我抬杠，如果我说什么，学生就说什么，我是没有收获的，而学生说的和我不一样，我才有可能启发，哪怕学生说的不对，也是有意义的。”我听完很是感动，我想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怵老师的学生，但是在傅教授面前，却很快没有这种怵的感觉。“如沐春风”这个美好的词，适合用在傅教授身上，这也是一种师生在追求真理道路上结伴而行、共赏美好景致的陶陶然。 记得那一年学界爆出好几起学术不端的事件，影响不下。我有次问傅教授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傅教授说他很难理解，说一个人不是因为喜欢学术才会读博士、才会做研究的吗？既然喜欢学术，为什么要弄虚作假呢？我很受启发，我也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真正热爱学术？结论是应该是对学术的热爱才能支撑自己坚持走这条痛并快乐的道路。傅教授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喜欢学术、热爱学术的学者。这种喜欢和热爱体现在他的专业水准和勤奋上。在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傅教授的中文水平是上乘的，有学者称他看文言文都没有问题。记得2009年他来杭州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当他一串地道的成语和口头禅字正腔圆地飙出来的时候，满座惊诧。他为了研究中国基层政治，常来中国调研，记得有一阵，几乎年年都来中国。这种勤奋执着也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做到。后来他根据调研的资料写了一本专著，我有幸得到一本签名本。记得他还在后记里写上我的名字，我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大学者的著作中，也深感荣幸。 傅教授每次来杭州时，我们师生都要聚聚。他喜欢杭州小笼包，说来杭州不吃小笼包，还算来过杭州吗？说到吃，记得2011年我重返波士顿，那次是去燕京学社访学。刚去，傅教授请我、高翔等几个学生去石库门吃饭，就是太一的纪念文章中提到的石库门饭店。吃完饭，我去买单时，才发现傅教授是提前到的石库门，并预先将信用卡交给了收银员，这样别人就没有办法和他抢着买单了。这个时候，发现傅教授其实是一位中国长者。想起2008年元旦前夕，我是先收到傅教授的邮件，祝我新年快乐！这对于第一次异国他乡的寒冬季节冻成一团的我而言，顿觉全身暖流。这种温暖伴我至今，也会一直伴着我。 往事历历在目，情绪上头，一时不知如何下笔了。傅教授是位中国通，学生这里以一副中式挽联送别先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音容宛在，思忆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