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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准教授 靖国神社涂鸦，苏州校巴遇袭和中日互信危机  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向国民提供更准确的历史叙事，对当下两国关系进行更持平的讲述，避免让历史问题继续恶化。 —–傅高义(Ezra Vogel)，已故哈佛大学中日关系研究专家 中日政治关系自2020年以来由于地缘政治摩擦，一直处于欠佳状态。6月，在中日民间发生的两起事件，令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一是有中国网红在靖国神社涂鸦并高调拍摄录像，回国后借此举在网上博取流量喝彩。二是苏州日本人学校母女在等待校巴时遇到暴徒袭击，并导致中国籍引导员重伤后离世。两起事件在中日两国社会激起对立情绪，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回顾当代中日关系史，在中国国内使用暴力手段发起对日抗议不是新现象。2005年春，在中国各地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日抗议示威。当时，部分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动，在华日本餐厅和企业被破坏。笔者记得，当时不少对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主张表示同情和理解的日本学者，也对中方容忍群众在示威过程中使用暴力表示反感。早稻田大学一位长期研究中日关系的日本学者曾这样说道：中国青年抗议者以“爱国无罪”为借口，暴力冲击在华日企和日本人，反而弱化了中方在历史问题上的正义诉求，令一般日本人对中国反而产生了厌恶感，得不偿失。 “爱国无罪论”的还魂 如今，进入抖音网络时代，当年的泄愤式抗议演变成了一盘有利可图只赚不赔的生意。6月初，涂鸦靖国神社的博主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毫无悔意，沾沾自喜。日方舆论则明显不满：即这明明是一场有预谋，风险极低的反日爱国流量炒作。更重要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次事件只强调在外国的中国公民需要遵守当地法律，理性表达诉求。中国司法当局并没有对这个网红采取法律制裁，间接向中国社会大众传递出某种默认的态度。 笔者长期研究中日靖国外交纠纷，也不同意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一大部分日本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问题上，中国民众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抗议和举办集会的方式来发出不同声音。通过极端行为破坏靖国神社，只会激起日本社会的反感，无助日本社会自发反思历史问题。 NHK揭露731部队的纪录片 有观点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行为是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反省的抗议，是正义之举。笔者要指出的是：历史问题，是中日之间的老问题。但近10年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主动挑衅中国的事件大幅减少。例如，上次日本首相参拜参拜靖国神社是在2013年，将近10年前。之后的日本首相都拒绝参拜靖国神社，避免刺激中国。而且，2017年至2020年间，笔者还留意到，日本民营电视台和NHK电视台公开播放了多部揭露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和731部队细菌战实验的长篇纪录片，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在日方没有在历史问题上主动刺激中方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如今频频翻出历史旧账，反复炒作国恨家仇，是爱国还是误国？历史问题，最终还需要靠日本社会从内部自发地来加以反省。通过极端手段使用外部压力来敦促日本反省历史，只会引发日本社会的反弹，令民间层面的中日历史和解越发难以实现。 需遏止极端爱国民粹主义泛滥 如果说靖国涂鸦事件是为了个人谋利，那么苏州刺伤日本母女事件就更显得冷血反常了。日媒指出，即使在2012年中日钓鱼岛问题对立期间，也没有出现过日本人学校遇袭的事件，可见本次事态严重！而且，对妇孺弱者下手，已经越过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红线。对此，外交部在事件未结案就在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度。但只要观察一下相关新闻视频的评论区，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少为此次事件喝彩的仇日言论，诸如“毋忘国耻，他是抗日英雄”，“在中国日本人学校不应该存在”，试问读到这些言论的一般日本人怎么可能安心来中国交流？有日本网民甚至质疑：如今的中国是不是又回到了1900年的义和团时代？ 日本电视台NNN揭露日军南京暴行的纪录片 要平息本次事件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伤害，北京需明确要求执法部门严惩犯案人并公之于众，以此向整个中国社会传达一个清晰讯息：即假借爱国名义袭击外国平民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渴望崛起，但这一崛起不能只是物质层面的崛起，而更应是在精神层面的迈向成熟。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中国要懂得自制地使用自身力量，以德服人。纵容仇恨外国平民言论在网上横行，以排外爱国主义主导国家舆论，最终将毁掉中国/中国人在海外的国际形象！相反，在本次苏州袭击事件中，以一己之力奋不顾身地守护日本儿童而身受重伤过世的的中国女引导员，展现出普世人性的光辉，获得了相当多的日本民众的感谢和关切。这位女士，才是中国真正的英雄！

15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9篇 石之瑜 台湾大学 选举结果显示，欧洲的政治风向右吹拂，这表示1）前殖民母国寄生于前殖民地的手法，以及他们抢夺与剥削的吃相，也许会变得更为粗糙难看；2）前殖民母国之间，可能需要更多的协调，但他们迟早还是要靠新自由主义之类的论述，维持某种一致的表象；3）前殖民母国内部加速累积更多的罪恶感，将来找几个独裁国家当代罪羔羊的需要，难以遏制。虽然这些通通不算什么特别坏的事，但殖民母国群体之间，确实再也不会传出任何好消息。 欧洲政治风向右转或意味着殖民母国群体之间关系恶化 前殖民母国已经走入了颠覆自己号称进步文明的历史阶段，在基础建设力日益崩坏，与民生消费力激烈不均的困窘中，谁能不怀念起大家一度遗忘的殖民主义时代——那个明目张胆靠抢夺与剥削来表彰自己的享福日子。如今，欧盟与北约这种借由所谓价值与规则，建立安全社群，超越野蛮征战的自卖自夸，成为正在破碎的浪漫神话。价值或规则等等假托人权、和平、安全、生态，让前殖民地人心甘情愿、继续供养官商巨贾的口号，如同已然干燥的黏胶，反而成为撕裂欧洲的破口。剩下来象征欧洲文明的，不外乎每座城市哪一个啤酒帐篷环绕的教堂广场。 剩下来象征欧洲文明的，不外乎每座城市哪一个啤酒帐篷环绕的教堂广场。 殖民主义茶壶里的左右派，其间区隔不外乎：对殖民地要怎么抢，才可以抢得更心安理得。右派提出的挑战在于：让殖民地人自愿供养母国的意识形态鸦片，可以让他们一直抽下去吗？母国社会自己不会也上瘾吗？殖民地的买办、移民、留学生不会抽太多而躺平吗？追根究底，到底殖民地与母国之间，是一个发展阶段先后的差别，还是本质上就应该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注定是殖民母国的业障。而且，愈是倾心于欧盟价值与规则而自以为高尚的殖民地人，愈是殖民母国的梦魇。

15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10篇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最近，欧洲部分国家政治上向右转以及特朗普再度竞选情势看涨，给人一种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右倾化的感觉，它使世界百年变局具有更深刻的含义！  简单说，欧美这轮历史性的向右转，有三个鲜明的标签。一是种族主义。其突出特点是反移民意识和政策主张。从特朗普到法国国民联盟，都把外国移民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外国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危及本国民众生存。二是民族主义。其核心理念是反全球化，反世界主义，反同盟和区域一体化。欧美右翼普遍自视为全球化与世界主义的受害者，把本国经济社会状况恶化看做是遭遇了全球化的掠夺。在欧洲，欧洲一体化遭到质疑，特别是原本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的法德等国，民众普遍认为一体化拖了他们国家发展的后腿。三是民粹主义。其核心是反精英主义。美国特朗普和建制派的矛盾水火不容，难分难解。最近欧洲各国执政党在有关选举中遭遇挫败，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选民对其在经济、能源和俄乌战争中的政策表现不满。匈牙利等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相对冷静，就能获得选民的广泛支持。深层次看，欧美右翼崛起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开始显现。不管是欧美产业空心化，还是移民问题的困扰，都是欧美国家发展冲顶回落的表现，带有历史必然性。没有那一个国家可以始终直线上升式地发展。不管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是对现存处境的反思与呐喊。但从历史哲学的逻辑看，欧美国家的右倾化还是刚刚露出了一点点头，大势还在后面。 欧美这轮历史性的向右转，有三个鲜明的标签  欧美国家右倾化，将对欧美国家并进而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近期，它将加剧欧美国家内部纷争乃至分裂。在欧美高歌猛进时期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温和派稳健派很可能拿不出解决欧美国家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多半会处于政治弱势时期。总归形势比人强。因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漫长的调整转型期，又遭遇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强有力冲击，欧美国家国内政治右倾化必然影响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因此，在对外领域，右倾化理念和政策免不了谋求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现实。所以，北约欧盟难免遭遇不受待见，短期内又不会被抛弃，形同鸡肋！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将长期处在权力真空状态，陷入瘫痪半瘫痪，类似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这类局部代理人战争很可能持续胶着难分难解，结果就是国际政治的螺旋式下降，不排除未来几十年世界滑入“至暗时刻”！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5篇 李勇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胡晴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欧洲议会走向直接关系到欧洲整体的政策走向，欧洲各方政党，各方力量在本国和欧洲两个层面进行集结或重组，其实质是围绕欧洲一体化前途方向的根本性问题的较量。英国作为欧洲重要国家，脱离欧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三驾马车”解体，削弱了欧盟的力量和影响力，打击了成员国深化一体化的凝聚力，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近年来不断东扩，入盟门槛降低，各成员国之间对各领域政策的认知与反应不同，出台的相关政策落实非常不充分。 欧洲一体化的红利并未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公平分配。欧盟内部成员国存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等分歧，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行者——法德之间也存在分歧。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持续走强，法国、意大利、瑞典、芬兰和荷兰等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连实现历史性突破。有欧洲民调机构数据显示，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政治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说明欧盟各国国内的右翼政党崛起以及议会存在“向右转”“保守化”的趋势。 在法国，据《回声报》9日报道，根据7日公布的最新估计，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所在的国民联盟（RN）投票意向稳居在33% 欧洲极右势力反对全球化与多边主义合作，反对移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其崛起影响欧洲左右政治的平衡，并会导致欧洲政治的进一步保守化。虽然欧洲极右势力崛起，但是欧洲传统主流政党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欧洲社会的右转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中国以共同应对国际挑战为切入点，支持多边主义机制，欧盟加强战略自主，加强双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同时，中国应加强与欧洲的对话，合理管控中欧分歧，减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深化经贸、农食、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防止欧洲战略自主走向与中国对抗的方向，实现发展共赢。中欧关系对欧洲具有重要作用，双方在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经济互补性强，在多边主义和战略自主方面存在共识。进一步促进中欧关系，是双方的共同目标，符合双方发展的需求。新一届欧洲议会上台，毫无疑问会重视中欧关系，通过中欧合作促进欧洲战略自主，解决危机。 俄欧关系当前处于对抗状态。这是由于俄与美欧地缘政治矛盾的总爆发而导致的。无论是欧洲右翼还是左翼执政，俄欧关系都无法停止对抗，除非军事冲突停止，解决了领土问题，并且建立了新的欧洲安全架构。未来，因为“纠偏”，可能欧洲对俄政策或将更具有风险性。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6篇 王景贤 《日本华侨报》专栏记者 6 月 9 日，欧盟举行了重要的5年一次的欧洲议会（720 个席位）选举。冯德莱恩所在“欧洲人民党党团”（中间偏右）获得了超过上届13席位的189席，保持了其第一大党团地位，同时“社民党党团”（中间偏左）也以139个席位（减少4席）位居第二，保持了两个党团近十年来一直是欧洲议会排名前二的地位。因此，欧洲议会整体格局可以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然而媒体却将此次重要选举称之为“欧洲集体右转”。欧洲议会是欧盟国家的选民投票给本国政党，本国政党议员当选后，其所拥有的欧洲议会席位计入该议员所属政党的所在欧洲议会党团。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获得了31.7%的选票，大胜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复兴党（仅获14.9%选票）。同样，在德国，总理朔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也以14.1%选票大败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获15.6%选票）。相对于右翼，左派政党德国绿党只获得了12%选票，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在野党联盟（中间偏右）此次获得了30.3%选票取得绝对优势。由此，欧洲议会中最大势力的法国和德国执政党，分别败给了其各自的本国右翼党派，这一状况是世界主流媒体将此次选举称之为欧洲议会发生“右倾化”的理由。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路透社称，“对欧盟政策持怀疑态度的民族主义者扩大了席位，亲欧盟的主流势力后退，欧洲议会整体呈现右倾化。”日本《朝日新闻》称，“欧洲议会极右翼势力取得重大突破。作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举行大选，解散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这使欧盟政治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日本《读卖新闻》称，“根据欧洲议会10日凌晨赢得席位的结果预测，主张国家优先政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法国和德国正在增长，有望赢得总席位20%以上。” 与此同时，民调显示，意大利由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右翼政党“意大利同胞”也预计将在意大利大选中胜出。针对这种欧盟政治的“右倾化”，分析家认为，这一状况很可能会增加欧洲议会未来制定新立法的难度，同时可能推迟欧洲对安全保障、气候变动以及中美产业竞争问题所做出的反应速度。 有分析称，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借助外来移民问题迅速崛起的。其主要政策主张有两点：一是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二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前者表现为民粹主义，后者则表现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宣泄，这些主张从数年前开始在欧洲中下层民众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度。 6月10日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拍摄的选举临时结果。 2017年欧洲大选年时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家遭遇了主张脱欧的民粹政党挑战，奥地利、匈牙利、波兰、挪威和希腊等国也逐渐兴起右倾民族主义，当时的“再国家化浪潮”席卷而来使得“欧洲一体化”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冲击。 2021年法国《费加罗报》网站5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法国智库调查：欧洲舆论右倾化》的文章也显示，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舆论在当时已呈现右倾化。有关“政治立场”的调查结果显示，上述欧洲四大国家已有39%的受调查者将自己定位为右翼，2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左翼，20%的人为中间派，总体呈右翼占优势。且这种右翼立场同职业等个人社会特征并无关联。无论是工人、职员还是高管身份，持右翼立场者都位居榜首。 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欧盟及其域内的北约国家在美国的指挥下，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进一步导致了欧洲能源稀缺，能源价格高涨，物资供应紧张，企业外迁，民生方面也出现物价高涨等困境，这引发了各国民众对本国政府和执政党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下，反欧盟、反移民、呼吁本国利益第一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势力增长更有了适度的土壤。尽管欧洲主流政党和媒体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视为民主的挑战和威胁，德法等国的民众也大有反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民意，以欧美主流思想为主的民众一直持开放社会和民主宪政的价值观，他们极力反对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但此次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明显显示了左翼和中间政治力量的挫败。 难民问题成为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最喜欢攻击的话题之一 对此，笔者认为欧盟政治的右翼和极端右翼力量的趋强，与其左翼及中间力量过分配合美国政策，迎合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俄乌战争以来，欧洲民众曾多次爆发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反对军工复合体支援战争所间接造成的民不聊生。但始终得不到执政党及欧盟的回应。这种民众对现实的不满，为右翼和极端右翼力量的成长提供了条件。也就是说，右翼势力的成长，本质上是欧洲民众对欧洲主流政治不满的表现。 相对于欧盟主流政党的现有路线，专家分析，右翼议席增长后，将有可能对以往欧盟实施的朋友圈产业政策、气候变化措施以及欧洲的绿色协议等加以反对，有可能加大政策的保护主义力度，对经济的全球化进行进一步反对。同时，有可能进一步遏制移民，从而导致欧盟劳动力短缺状况发生进一步恶化，从而提高产品成本。进而，由于右倾势力反对重视气候变动相关问题，因此与保护环境和绿色减排协议等相比，有可能更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这将有可能使欧洲议会未来在环保政策和绿色协议等方面的法规出台遭到阻碍。也有日本分析家认为，这有可能为日本公司推迟向电动汽车转变提供机会。不仅如此，右翼力量增强，有可能出现更强烈的本国和域内保护意识，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经济和贸易限制。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从历史上、从长期来看，极右力量上行的世界是存在一定危险的，但从短期来看，欧洲右翼政治力量的增长，是基于反对过度附和美国政治的欧洲主流政治，反对牺牲欧洲利益迎合美国，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相矛盾。因此，从短期来看，这也是一种对美国言听计从的欧盟政治的力量平衡。 未来，在欧盟主流政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其迎合美国对中国发起各种制裁的情况仍会持续发生。但鉴于欧洲各国右翼保护主义势力的增长，中国可以更多着眼于单独考虑欧洲各国利益的基础上，加大发展与欧洲各国双边关系，通过达到双边关系的双赢，来突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经济封锁。笔者认为，欧洲各国的右倾背景，也许正是中国冲破欧盟封锁的良机。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3篇 吴白乙 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前所长 欧洲政治的长期性现象之一是“左右并存”，趋中者交替执政，以避免政策偏于一端的“颠覆性错误”。然而，最近十余年来这一铁律被逐渐打破，极右翼势力快速崛起，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匈牙利、土耳其、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国政坛先后发生“反转”，连法、德这样举足轻重的大国也在本次欧洲议会和国民议会党团选举中出现“右进左退”的局面。外界在惊叹之余不禁对这块世界政治经济重地的前途加重了疑虑。 笔者认为，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欧洲向右转”总趋势还会继续增强，主要原因是： 第一，经济萎靡不振，社会矛盾尖锐化，国家治理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复杂难解，进而形成相互掣肘和恶性循环，导致不少欧洲国家的多数民众因对生活现状日益不满而转向有别于传统“代言人”的政党。据民调机构Opinion Way的分析，41%的月收入1000至2000欧元的家庭和33%的月收入2000至3500欧元的家庭将选票投给极右翼候选人乔丹·巴尔德拉，表明“法国中产阶级开始转向更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国民联盟”。 第二，极右翼力量的政策主张反映了民众对“矫枉过正”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欧洲中左或中右所代表的“建制派”奉行自由经济和社会进步主义理念，推动了市场开放、人员流动、文化和解与包容，进而建立和扩大欧洲联盟的持续进程。随着内外形势变化和国际竞争、安全风险的加剧，这一进程所派生的发展差异、债务风险、社会福利、移民管理等问题突出起来并引起各成员国的内部争议。例如，近年难民潮的涌入引起德国百姓对资源分配、文化冲突、社会治安的普遍恐慌，导致超过一半的选民支持将移民人数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规模”之内，而成立时间不长的选择党便趁势大做文章，很快就赢得一定认同。据2024年最新民调，该党所获支持率已高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与传统大党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仅相差6个百分点。 第三，右翼思潮的重要基因是民族主义、复古主义，“疑欧”之声始终是伴随欧盟发展而从未消失，这不仅说明欧洲联合要完成思想统一，还得经过更多艰难、反复的历史检验，而且必须通过联盟、成员国和公众之间持续有效的“多层治理”，才能克服长期存在的“民主赤字”，弱化产生这一思潮的社会基础。然而，在经济下行和对外竞争力总体下降的背景下，欧洲各国要完成这一重任格外不易。不可忽视的是，当下另外两个因素还会进一步增加欧洲上下抑制右翼极端力量崛起的难度，一是欧洲议会为其跨国传播理念、联手操作政策议案提供了合法、便利平台，也使它制衡欧盟权力机构的能量有所增大；二是大西洋对面美国民粹思想和极右翼势力的上升之势所带来的影响。近期而言，如若特朗普重新掌权，必将会给欧洲造成一体两面的冲击——加税和“美国优先”政策不仅让左翼自由派进一步失去对外开放合作的信心，也使右翼保护主义主张获取更多的合理性。 辩证地看“欧洲向右转”现象，不好的一面和后续影响是欧洲对外开放度发生转变的机率注定会有所增加。客观地说，这也体现欧洲对全球南方和新兴市场兴起，国际体系结构变迁和力量多极化、科技创新和应用多源化、多极化、地缘安全危机交迭作用等外部挑战的某种自然反弹。不确定性在于未来欧洲各方领导人能否汲取历史教训，动员各种制度和社会性力量，防止“右转”走到极端保守和反动的地步。而好的一面及其影响可能在其有助于欧洲人对于自身定位进一步回归理性，对那些不尽其然的“白左”空想与自负心态作出纠偏，在竞争与危机中找到战略自主的正确方向，带领欧洲人民走出衰败的泥沼，成为建设性的世界力量。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4篇 丁悦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法国和德国正在成为极右翼的主要增长中心。由于法国和德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参与者，这对欧盟和北约影响巨大。加上特朗普在美国连任的前景，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就变得非常不确定。 德国选择党距离领导德国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国民联盟很可能会与下月在法国任命第一任总理。与欧洲其他一些右翼政府（例如英国的保守党或意大利的乔治亚·梅洛尼政府）不同，法国国民联盟对普京和俄罗斯非常友好，当然特朗普也是如此。乌克兰现在应该比较担忧，因为它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法国和美国大选。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的州级选举中，选择党也可能继续成为一个重要力量。但一个大问题是，欧洲各个极右翼政党在变得更强大的同时能否保持团结。马克龙出人意料推出的选举已经在法国右翼中造成裂痕。意大利总理也不再希望与德国选择党在布鲁塞尔合作。因此，欧洲右翼的崛起不代表右翼的统一战线。 欧洲右翼成功的很大因素是百姓对移民日益增长的担忧。这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右翼政党如果过度依赖民族主义并且治理不善，他们也会遇到麻烦。保守党现在在英国非常不受欢迎，尽管他们对移民的立场更强硬，而特朗普对新冠危机的管理不善以及对日常经济治理的普遍忽视是他在 2020 年以微弱劣势落败的重要原因。选民在哪里都是非常受经济驱动的。当我们将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看的时候，右翼的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1篇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 全球瞩目的欧洲议会大选结果基本水落石出, 虽然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核心国家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但统治欧洲75年的中间势力依然坚如磐石, 预示着未来5年的欧盟对内对外政策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除非美国变天, 普京战败。 右翼势力在欧洲核心国家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然而, 尽管欧盟议会仍然牢牢掌握在建制派中间势力的手中, 但反建制派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建制派就是除极左和极右势力以外的, 坚决维护现行欧盟体制和对内对外政策的中间势力。他们涵盖中右势力的人民党(EPP), 中左势力的社会民主党(S&D), 中间力量的自由民主党(Renew), 和同属中左阵营的绿党(The Greens)。 反建制派的势力常常被建制派和主流媒体贴上“反欧势力”的标签。事实上, 与其说他们是“反欧”, 还不如说他们是“反欧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 他们正是出于对欧洲的“无限热爱”, 才对建制派“伤害”欧洲的联盟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痛心疾首”。除“奋起抗争”, 为欧洲老百姓提供另外一个“选择“之外, 别无它路。 尽管欧盟议会仍然牢牢掌握在建制派中间势力的手中, 但反建制派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欧洲本月议会大选的结果表明, 建制派对欧盟的掌控率大约为60%, 反建制派为40.。但随着“右翼”反建制派在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崛起, 建制派和反建制派在欧洲政坛上平分秋色的现象估计会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现.。最多再经过两个或三个这样大选的洗礼, 建制派向反建制派过度的拐点将会来临, 除非建制派从现在开始痛定思痛,大幅度修改自己的政策, 将失去的选民从反建制派那里拉回来。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2篇 门镜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6月举行的欧洲大选中属于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胜出，而其合作伙伴中左翼的社会党党团和中间派复兴欧洲党团都比上一届得票低，尤其是复兴欧洲党团刚刚又遇到捷克议员退出的情况，由第三大党团跌落至第四大党团，给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升至第三位的机会。目前来看，这些党团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的推选将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想继续连任，但是，连任的前提是在720名欧洲议会议员中获得361名议员的支持。所有人民党党团、社会党党团和复兴欧洲党团的议员人数加在一起是399人。根据2019年冯德莱恩在议会推选的结果看，这三个党团有百分之十的议员没有支持她。按此推算，即便冯德莱恩获得欧盟理事会提名，仍然存在无法连任的风险。一旦冯德莱恩的无法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其他机构的职务包括欧盟理事会主席、欧洲议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人选的推选将发生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获得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冯德莱恩有可能与现在排名第三的保守与改革党团做交易，允诺梅洛尼领导的右翼党团得到欧委会执行副主席的职务。然而，如果冯德莱恩这样做，她很有可能失去更多的社会党党团议员的支持。该党团在大选前就明确表示绝不与右翼党团合作。 冯德莱恩连任面临不确定性 对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推选的不确定性反映了欧盟面临的更长期的、更大的挑战。本次选举是在欧盟层面上的议员直选，与成员国的议会选举及政府首脑选举不同，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这次的选举反映了欧盟内部普遍的民意，很多成员国的公民对他们现任的政府不满，不管这些政府是中左还是中右，都无法解决一次次危机带来的各种安全、经济、社会等问题。从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危机、俄乌战争等巨大挑战，各种外部问题和内部决策失误交织在一起，没有给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次大选的结果表明欧盟公民对政府的失望，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支持（极）右翼政党，希望新的面孔带来新的政策，改善欧洲的困难局面。 即便（极）右翼政党在国家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支持率，也很难得到其它政党的政治承认 由于历史的影响，人们对二战中纳粹和极端政党的记忆使得很多国家的不同党派达成默契，对极右翼势力设置“民主警戒线”。即便（极）右翼政党在国家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支持率，也很难得到其它政党的政治承认。但近年来，面对各种危机和困难，欧洲对极右翼政党的抵制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极）右翼政党出现在欧盟及成员国的政治舞台上，进入成员国议会甚至直接进入政府组阁，欧洲的政治版图正在经历巨变的进程。（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与难民/移民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欧盟内部有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极）右翼政党，虽然这些政党的纲领各有不同，但几乎都支持更加强硬的难民/移民政策。一方面，欧盟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欧盟确实需要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发生在欧盟周边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乌克兰战争造成大量难民，进入欧盟的难民人数太多，无法得到合理的安置，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给欧盟带来难以承受的安全、经济、社会压力。（极）右翼政党出于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强调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欧盟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无法快速得到解决，（极）右翼政党会得到更大的上升空间。未来的欧盟将更加保守，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发酵，给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拜登在今年美国大选周期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糟糕表现让民主党内部迅速出现了拜登尽快被替换的呼声，一些民主党内的包括议员、前总统顾问在内的大佬也毫不忌讳地表示是该开始讨论替换的方案了。那么拜登究竟是否会被替换呢？ 首先，替换拜登的时间窗口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充裕。民主党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尤其早，历史上较早得电视辩论都出现在9月，有的甚至到了10月才开始，这次比往年提前了好几个月，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都还没开，所以完全有时间换掉拜登。这固然是一个特殊的，给换人提供窗口的机遇。但机会窗口并不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俄亥俄州的相关法律让两党在开完党代会之后再确认提名人就来不及了，候选人就上不了选票了。而民主党这边选择的做法是以提前确认候选人身份的方式来避免候选人上不了该州的选票。也就是说，换人的窗口比预想的要小。 当地时间6月27日，拜登（右）和特朗普在亚特兰大参加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其次，是否换人依旧是拜登说了算，他不肯换，程序没法推动。继续支持拜登的人会说，不就是一场辩论吗？辩论有表现好的时候，也会有表现差的日子，他们也很可能拿里根当年同样出现了第一场辩论糟糕但最后结果却依旧是大胜的例子说事。尤其是当前的舆论环境，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基本盘对信息的接收已经出现了“双循环”的情况，他们各自都可能更多地听到更有利于自己党派候选人的声音和信息。我们也很难想象民主党的基本盘仅仅会因为拜登坚持要做候选人而不去投他改投特朗普了。拜登可能也会以基本盘固化为理由来提出自己依旧有胜算而临阵换帅不利稳定军心的主张。 第三，民主党在价值和流程层面仍无法自圆其说。为了和特朗普搞国会山暴乱、破坏规则做对比，民主党一直在塑造自身有规则意识要捍卫民主追求程序正义的形象。但如果在党代会甚至之前强行把拜登这个在党内初选中获得了将近99%的党内代表票的候选人给换下来，势必会给人一种“党内精英和寡头操纵了局面破坏了程序正义”的感觉。虽然民主党内部确实有在候选人丧失行为能力时更换候选人的相关条款，但条款的适用性和火候的拿捏也十分微妙，很难既推进条款，又不遭人诟病。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拜登可能会被换掉或者拜登已经铁定无法连任的判断。除了辩论之后民主党内哀鸿遍野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说明问题的实际行动。比如，我们注意到拜登的一些助手因为对总统辩论非常失望而已经连夜开始修改、完善自己的领英（LinkedIn）页面，也就是准备在拜登这一任期结束后乃至更早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了。一些本来和拜登关系非常好的知名人物也纷纷撰文，劝拜登见好就收。弗里德曼就写了专栏评论文章，标题是：“拜登是个好人，也是个好总统，但现在他必须鞠躬谢幕、退出选举了。” 当地时间6月27日，民众在华盛顿特区观看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一些潜在可以替代拜登的人选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当前呼声最高的并不是副总统哈里斯，而可能是加州州长纽森。纽森为了保留政治资本，在辩论一结束就在被媒体围着问关于替换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拜登的辩论在政策“实质”上是获胜方，并呼吁不能背叛拜登，要继续支持拜登，百分之百地全力以赴，并比喻说“你带去参加舞会的舞伴铁定是会在离场时你希望一起走的人。“ 其他包括密歇根州州长Gretchen Whitmer，肯塔基州州长Andy Beshear，北卡罗莱纳州州长Roy Cooper以及2020年周期就已经参选的当前在拜登内阁的布帝吉格等都是热门人物。而且，这些在摇摆州甚至红州摸爬滚打很多年的民主党政客如果真的能顺利替代拜登（也就是替代的过程不过多伤害候选人的公信力和政治资本），对特朗普的胜算基本都比拜登的要高。 拜登自己很可能至少还会想挣扎一下，因为他自己很想连任。拜登和第一夫人在辩论之后在亚特兰大与支持者们见面的集会上似乎并不觉得自己这场辩论完全输了，吉尔·拜登还赞美拜登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但拜登如果坚持不退选，则势必需要找访法弥补今晚的损失，他接下来可能不得不增加在电视上的曝光度来尝试挽回局面。但电视上得越多，有破绽、有不足的可能性也会越大。也就是说，拜登的局面可能会越来越被动。真正想要劝动拜登，可能一方面要看拜登的家人，二来要看拜登最信任的幕僚，比如其高级政治顾问Mike Donilon，前白宫幕僚长Ron Klain，以及做了很多年拜登助手后接替拜登在特拉华州参议员席位的Ted Kaufman，三来要看党内最有影响力的大佬们，比如奥巴马、佩罗西、克林顿以及舒默、杰弗里斯等。 换还是不换，美国今年沉闷的大选周期终于又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