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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1篇 日本经济篇 第5篇 暴凤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 在战后日本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版图中，对“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的研究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所谓新兴宗教，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近代化进程而出现的、脱离传统宗教常轨并形成新教义与新活动方式的宗教团体。日本的新兴宗教发展经历了三个高潮：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经历了制度崩溃与精神空虚的双重冲击，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重建或诞生。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这些宗教团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土壤。它们不再满足于提供精神慰藉，而是多方面参与社会活动——其中，政治领域成为最具野心也最具争议的舞台。 一、政教互动的主线：创价学会与统一教会 在战后日本政教关系史中，有两个新兴宗教团体扮演了不可忽视的政治角色：创价学会与统一教会。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教结合模式。 创价学会于1964年建立公明党，直接进入政党政治。最初，它是一个带有鲜明宗教底色的小党，但凭借坚实的信徒组织与稳定的票仓，逐渐成长为掌握众议院“关键议席”的重要政治力量。1999年，公明党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正式成为执政党之一，开启了长达26年的“自公执政联盟”时代。这一路径代表了新兴宗教直接组建政党、深度参与议会政治的典型模式。 统一教会自1958年开始在日本传教，1968年成立反共团体“国际胜共联合”。与创价学会不同，它并未组建自己的政党，而是作为外部压力团体，与自民党右翼保守派政治家保持密切往来。其活动方式包括：制造社会舆论、开展保守社会运动、培养和支持政治代言人，尤其致力于反共与保守价值观的推广。这一路径代表了新兴宗教间接影响政治、绑定特定派系的典型模式。 二、转折点：自公联盟解体与统一教会的司法解散 进入2020年代中期，上述两条线索几乎同时遭遇了历史性断裂。随着自民党“政治黑金”问题持续发酵，以及被视为比安倍晋三更为右翼的高市早苗出任自民党总裁，创价学会于2025年10月宣布退出执政联盟。这一决定宣告了延续26年的“自公执政联盟”正式解体。它不仅是政党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更象征着宗教团体与保守主流政治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松动。 2022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凶手山上彻也供述其动机源于母亲因向统一教会高额捐献而导致家庭破产。由此，该教会长期胁迫信徒高额捐款、发展大学生入教、开展“灵感商法”及组织集体婚礼等社会问题被全面曝光。2026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裁定维持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裁决，解散统一教会。至此，统一教会成为继1996年奥姆真理教、2002年和歌山明觉寺之后，日本历史上第三个依据《宗教法人法》被强制解散的宗教团体。 2022 年 7 月 8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进行助选演讲时，被嫌疑人山上彻也使用自制枪械枪击，图为安保人员制服行凶嫌疑人现场，来源于网络 三、结构性原因与后宗教时代的宗教发展路径 创价学会与统一教会的同时“退潮”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战后日本政教关系进入新调整期的深层结构性原因。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持续的低增长削弱了大型宗教团体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动员能力；少子老龄化与个人原子化导致传统社区与家庭纽带瓦解，宗教的集体归属功能下降；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下，人们对制度化、组织化的宗教权威日益疏离，关注更分散、更个人化的精神实践，宗教形式本身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日本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从“组织性宗教”向“后宗教”形态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呈现出两个看似相反、实则并行的方向：一是新灵性运动，即新时代运动，一种个人化的精神回归趋势，不追求组织建制、不介入政治、不强求集体认同，而是强调个体的精神体验、灵性成长与心灵疗愈。二是以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为载体的价值观政治。这一方向与美国基督教右翼高度相似，表现为：反对夫妻别姓制，维护传统家庭观；反对女性继承天皇，维护男性血统秩序；反对LGBTQ权利，维护传统性别伦理，等等。这种形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团体参与政治”，而是政治运动本身带有宗教化的价值观狂热。它不依赖特定的宗教教团，却可能比任何教团都更具社会动员力，尤其是在日本政坛整体右倾化的趋势下。 因此，值得警惕的是，后者民粹主义价值观是对传统宗教政治功能的激进接替，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政教关系的“新调整”也许才刚刚开始。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2篇 日本经济篇 第6篇 潘秋静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特任副教授 日本国会审议育儿补贴、育儿支援金相关预算，对应异次元对策立法讨论新闻现场 近年来，日本少子化问题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2025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67.1万人，总和生育率跌至1.14，双双创下统计史上最低记录。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率约为2.1。日本早已越过这条红线，进入人口持续萎缩的通道。从历史发展来看，日本并非一直面临少子化问题。战后日本曾经历两次“婴儿潮”：第一次出现在1947年至1949年，第二次出现在1971年至1974年。彼时经济高速增长，终身雇佣制度相对稳定，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普遍抱有乐观预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生人口进入长期下降通道。2007年，日本首次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此后人口负增长逐渐加速。 图1 日本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等推移表（1947～2025） 图表来源：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ja/japan-data/h02802/) 少子化，首先表现为“不结婚”和“晚结婚”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参照表1），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70年的26.9岁推迟到2024年的31.1岁，女性从24.2岁推迟近30岁,54年期间，男女初婚年龄分别延后了4.2岁和5.6岁。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也由25岁左右提高到29.8岁。更关键的是，终身不婚的比例在飙升。男性50岁从未结婚的比例接近30%，女性接近20%。而在日本绝大多数新生儿仍出生在婚姻家庭，结婚推迟、不婚增加，出生人口自然持续走低。       表1. 平均初婚年龄推移表（夫/妻）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作成(1970~2024) 不是“价值观变了”，是“账算清楚了” 今天的少子化危机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长期累积形成的结果。 经济上，门槛在变高。日本长期经济低增长、非正式雇佣比例扩大以及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提高了年轻人组建家庭的门槛。许多青年并非不希望结婚生育，而是在收入和职业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断推迟人生规划。这不是”价值观堕落”，而是一种被迫的、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社会文化上，负担在倾斜。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劳动市场的程度不断提高，但家庭内部的育儿和家务责任依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当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时，婚姻和生育的机会成本便显著增加。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中日差异。日本家庭在成年子女婚姻和生育问题上的干预相对有限。成年之后，子女通常被视为独立个体，其婚姻选择、生育计划乃至人生规划都应由本人决定。即使父母希望子女尽早结婚生育，也较少通过持续施压等方式影响其决定。这种尊重个人自主性的社会文化传统，一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婚姻和生育更多成为个人成本与收益权衡后的结果，而较少受到家庭责任、代际期待或亲属规范的约束。与中国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催婚”“催生”现象相比，日本社会对于单身、晚婚乃至终身不婚的包容度相对更高。这种社会氛围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却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家庭对于婚育行为的推动作用。 一个被忽视的群体：高学历人才“理性”弃权 从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日本少子化还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高学历人才群体正在成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日本大学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青年学者普遍面临获得职业稳定的年龄不断后移的问题。获得博士学位后，许多人需要经历长期的任期制职位、博士后流动以及激烈的学术竞争，往往要到35岁甚至40岁以后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教职。而这一阶段恰恰与婚育年龄高度重合。在学术界，“先获得稳定职位，再考虑结婚生育”已成为许多青年研究者的现实选择。然而，当稳定职位迟迟未能到来时，婚育窗口却在不断缩小，这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无奈的现实困境。 对女性研究者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根据《第四次科学技术系专业人员男女共同参画实态调查》的结果，约四成女性研究者处于未婚状态，即使在35至50岁的年龄阶段，未婚比例仍超过三成。同时，约三分之二的女性研究者没有子女，在40多岁的群体中，平均子女数也不足1人。 这意味着什么？日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人口再生产危机，也是一种人才再生产危机。 日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人口再生产危机，也是一种人才再生产危机。当受教育程度最高、承担知识生产和创新责任的人群越来越难以完成家庭形成和代际延续时，少子化问题便超越了人口数量本身，而开始影响大学系统、科研创新以及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不是”读书读多了不想生”，而是制度设计让最该安心生育的群体，最不敢生育。 因此，日本年轻人并非突然失去了生育意愿。少子化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价值观的简单变化，而在于就业制度、家庭制度和教育制度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错位。非正式雇佣的扩大、学术职业的不稳定、育儿责任的女性单方承担等，这些制度性错位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这个困境，日本自身仍在求解。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关于未来支持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1995—1999年）》是日本政府为提高生育率出台的第一项措施）到2023年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但效果始终有限。所谓”异次元”，更多是预算规模的翻倍，而非政策逻辑的创新，其核心仍是补贴、保育服务、工作方式改革老三样。这些政策往往停留在”鼓励生育”的层面，却未能触及让年轻人”敢于规划未来”的结构性问题。 1.14的生育率，不是 日本人“想通了”，而是 “算明白了”。在不确定性的账本上，生育这笔账，暂时还不敢下笔。日本的经验同时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或许不是如何”鼓励”人们生育，而是如何建立一个让年轻人能够安心规划未来、兼顾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毕竟，当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时，婚姻和生育往往会成为人生规划的自然组成部分；而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即使拥有生育意愿，也未必能够转化为现实选择。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9篇 日本经济篇 第3篇 杜进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 经过2026年2月的大选，自民党独揽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导致政党政治中的在野党丧失了制衡能力。可以说，在立法层面上，高市早苗政权在推行其保守的政治和外交议程方面的障碍基本被排除了。然而，经济问题永远是选民的主要关切和政策运营的中心所在。目前，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设计已经在市场遭遇到强烈的结构性反噬，由汇率、债市和国际游资等组成的“市场在野党”，有可能对她的施政发出严厉的弹劾，并迫使其进行深度的政策调整。 图片源于网络。 “高市交易”和“早苗经济学” 在过去两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总理任命选举中，每当高市早苗优势的报道传出后，市场就会出现所谓的“高市交易”（Takayichi trade），即日元贬值，国债价格走低（国债收益率上升）和股价上涨。这是因为市场普遍认为，高市早苗主张的经济政策将继承和发展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众所周知，安倍经济学以“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的财政政策+激励投资的结构改革”的三支箭为标竿，强调货币先行，通过零利率和数量宽松摆脱通缩。而高市早苗更主张在坚持货币宽松政策的同时，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重点产业领域实现“官引民随”的大规模投资。 大选胜利后，高市早苗的经济主张（“早苗经济学” Sanaenomics）逐渐框定了经济政策的轮廓。我们可以将其核心政策归纳为以下四大支柱。 第一，尽量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物价上涨连续40个月超过2%的情况下，日本银行本应加速提升利率的幅度，但利率上升可能会从消费和投资方面抑制增长，所以高市早苗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力维护低利率环境，反对过快收紧货币闸门，希望通过印钞和扩张推高股市并维持经济的表面热度。 第二，规划实施战略性政府投资。其中包括①危机管理投资，即增加向能源自给、国土强韧化、网络安全及医疗健康等领域拨款，以及②增长投资，即聚焦人工智能（AI）、半导体、核融合、量子技术等17个前沿战略领域，通过政府长期投资的承诺，试图激活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 第三，稳定和提高居民户的可支配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通过推行食品等项的临时性消费税减税，废除汽油税暂定税率，并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带支付的税额扣除”等措施，直接影响国民的可支配所得。此外，对亏损中小企业，也计划提供助成金补贴。 第四，修正财政纪律目标。放弃传统财务省坚守的财政收支平衡（PB）黑字化目标，将“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稳定下降”改为新财政纪律指标，主张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稀释债务压力。即在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不再过度拘泥于减少债务，而是优先考虑债务与 GDP 的比例。这一政策被赋予“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美名。 可以说，早苗经济学是在继承“安倍经济学”的基础上，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由政府主导的战略性投资，旨在打破日本长期的通缩心理和投资不足的现状。 市场的反应 上述的每一项政策措施，单独看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都有实施的紧迫性。但经济政策的真谛是在给定的条件下作出Trade-off决策，即在各项可能互相掣肘的政策中确定优先顺序，有取有舍；同时，政策当局必须重视同市场之间的对话。从目前的情况看，市场已经对早苗经济学作出了否定的回应。 首先，来自汇率市场的明确无误的警告。日元的持续走弱，是市场通过做空日元，对执着于超宽松金融和大幅度债务扩张的高市政府政策最直观的回应。为了抵制汇率贬值，日本财务省多次入市干预，最近的一次发生在4月底，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投入11万亿日元实施外汇干预，其效果仅维持了短短一个月，目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又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的所谓心理关口。 其次，来自国债市场的无声抗议。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表明：过度增发国债将会导致国内和国际市场对日本财政丧失信心，可能面临长期利率飙升、企业借贷成本暴涨以及政府债务负担的加重，这些都有可能加速日元贬值的风险。 再次，加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在加剧了输入型通胀，未在物价本已上涨的背景下再大举进行财政扩张与减税，无疑是给通胀“火上浇油”，增加普通民众的“菜篮子”负担。 最后，国民收入的K型分化。虽然宽松预期提振了海外投资者的“高市交易”情绪，战略性投资计划也刺激了日本股市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措施使一部分投资家赚得盆满钵满，但数据表明，普通民众的实际工资并不见增长，由内需驱动的经济繁荣仍然只是水中之花。 简而言之，高市早苗可以用压倒性的议席击败国会里的在野党，但只要“高市经济学”持续过度依赖债务而无意对日本经济进行实质性改革，“市场在野党”就会随时用资金流出和资产贬值等方式，对她的经济政策进行弹劾，并使政府的增长战略遭受挫伤。 图片源于网络。 必要的政策调整 目前，消费税临时减税和汽油消费补助等“惠民”措施已经进入审议和实施阶段，高市早苗政府的第一个经济财政运营的基本方针（所谓“骨太方针”）预计也将于6月份出台。面对上述市场发出的警告和抗议，我认为政策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方向进行调整。第一，为了抑制通胀与阻止日元的进一步贬值，必须容许和加速日本银行的加息速度；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健全财政运营机制，使其能够承受加息的压力。为此，应该坚守基础财政收支目标，并对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财政支出的相应财源作出具体安排。光靠通胀和名义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指标的表面改善，已经无法取得市场的信任，而失去管控的财政或将成为高市政权的致命伤。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经济议程同政治外交议程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改善日中关系对日本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5倍，日本的对华（包括香港）贸易占到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一。放任中日关系恶化，以及强化以中日对抗为前提的经济安保政策，都会对日本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政府间和民间的交流，积累了丰富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很值得日本的为政者重新审视。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0篇 日本经济篇 第4篇 许悦雷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宏观经济正在呈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不对称性。本土实际GDP增长动能持续低迷，股市却打破了三十多年的通缩枷锁。我们认为，这不是复苏，而是一场由流动性驱动的“名义复兴”现象。 2024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仅0.1%，2026年预测0.8%。日经225指数却在2026年6月触及68,786点，同比涨超70%，股市总市值/GDP逼近200%。市场在为未来定价，但这个未来不建立在日本本土实体经济繁荣之上。 图片来源：日经平均股价指数https://indexes.nikkei.co.jp/cz/nkave/index/profile?cid=3&idx=nk225 这种不对称性从何而来？负利率持续到2024年3月，实际利率长期为负。2025财政年度预测净买入可达约10.3万亿日元，为历史高位。这不是信心投票，而是全球套利资本在追逐低成本杠杆。另一面，2026年日元兑美元多次测试或突破160关口。日企海外收入占40-50%，汇率贬值直接变成盈利增厚。因此，日本股价反映的是全球竞争力，不是本土经济实力。 需要补充的是，评估日本经济，GDP是不准确的刻度尺。GNI已超GDP总量6%以上，海外投资收益足以覆盖贸易逆差，还能产生31.88万亿日元的经常账户顺差。更值得注意的是，约40%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作为“再投资收益”留在境外子公司。日本在本土之外建了一个庞大的“影子经济体”。 但另一方面，隐忧在累积。2026年基准利率可能到1%，数万亿日元“大回流”将至。主权债务/GDP仍超200%，激进财政扩张已触发“债券卫士”做空。2026年4-5月汇市干预耗资11.73万亿日元。这表明，日本经济正可能处于从长期超宽松政策向正常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同时面临财政可持续性、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平衡挑战。此外，在利差和海外资产配置决定的弱势日元格局下，单靠资金干预扭转不了日元贬值趋势。 图片源于网络 但股市繁荣并不等于经济健康。低利率下的估值溢价加上全球化盈利结构，等于股市高企。其根基是流动性，而非生产力。货币政策正常化一旦真正开启，估值修正的压力测试避无可避。政策者需关注日企海外盈利和全球流动性，但必须警惕压力测试触发条件——实际利率转正、外资流入放缓以及国债收益率急升。 我们认为，评估日本经济要完成三个转向——GDP换GNI，实际换“名义”，本土换全球资产负债表。只有穿透幻象，才能看见结构性真相。

高市早苗经常宣称自己是“安倍的学生，” 以此来拉人气。为了证明她是“安倍的学生”，她坚持要继续执行“安倍经济学”来推动日本经济增长。其实，她根本不懂“安倍经济学”。 首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推行“安倍经济学“时， 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是， （1） 长达14年的通缩–日本CPI从1998年到2012年下降了1.5%； （2） 日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过度升值–日元从110日元兑一美元飙升到77日元兑一美元。 为了摆脱持续的通缩，修正日元的过度升值，安倍推行了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 今天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与2013年完全相反。首先，日本已经完全摆脱了通缩。日本的CPI已经连续4年涨幅超过2%，日本央行最新估计显示，2026年不包括生鲜食品的CPI的涨幅将达到2.8%。因此，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缩！ 几个星期前，日本10年国债回报率已经达到2.8%， 创过去29年的新高。 国债回报率的飙升，反映了市场投资者对日本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现在日元不是过度升值的问题，而是过度贬值的问题！ 自从2021年以来，日元持续从110日元对1美元贬值到150美元的区间。 为了阻止日元贬值超过160日元的水平， 日本财政部在今年黄金周期间， 动用了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 这是1991年以来日本财政部在一个月内干预外汇市场的最大开支。 结果， 干预的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月，2026年6月8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又下滑到160.33日元兑换一美元的水平。  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的核心原因， 是日美之间的利息差距。今天日本央行终于宣布把政策利率从0.75%提高到1.0%， 这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结果。日本央行在今年前三次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都是按兵不动。 我猜测植田行长为了说服高市早苗同意加息是费尽了心血，把自己都累得住院了。 美元目前的政策利率是3.5-3.75%之间。经过这次加息之后，日美之间依然保持着显著的利差。 不缩小日美之间的利差，短期的人为干预， 是无法阻止日元进一步下滑的。 因此，为了应对通胀和阻止日元贬值， 日本现在需要提高利率和削减购买国债额度。而不是继续“安倍经济学”提倡的零利率，以及通过购买国债实现的量化宽松政策。 日本前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是“安倍经济学”的操盘手。 他在4月接受朝日新闻的访谈中公开说， 日本现在不是继续实施“安倍经济学“的时代了， 日本央行需要在两年之内把利率提高到1.5%。 这个利率水平是中性利率，对日本经济和企业不会有负面影响。 即使中东的石油危机没有结束，日本央行也必须毫不犹豫的提高利率。 高市早苗为了给“继续安倍经济学”的口号背书，就把投资银行Credit Agricole的首席经济学家会田卓司和日本央行原副行长现任早稻田大学教授若田部昌澄，塞进了自己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会田卓司认为即使日本债务已经是260%，日本也不用担心债务，可以继续发债来推动经济增长， 他也反对加息，希望日本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若田部昌澄则认为，植田和男领导下的日本央行，开始退出“安倍经济学”的量化宽松是错误的。这二位的观点给了高市早苗“继续安倍经济”的理论底气，让她觉得自己的理念也是“科学的”。 日本央行与美联储不一样。 日本央行的独立性是写在法律条文上的。 日本央行行长需要和政府沟通以及协调货币政策的。 这就是为何几周前美国财长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说：植田是一位杰出的行长，如果政府给他权利， 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今后日本央行继续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回归利率正常化的路径，依然会受到不理解“安倍经济学，”却把它作为“信仰”的高市政府的干扰的。

37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8篇 日本经济篇第2篇 孙丽 辽宁大学教授 2026年日本呈现鲜明分化格局：实际GDP增速长期徘徊于0—1%区间，而日经225指数却接连突破67000点、刷新历史峰值，形成实体经济冷、资本市场热的典型背离。 日本银行（BOJ） 图片来自网络 一 背离的核心原因 1.上市公司盈利与本土GDP彻底脱钩 日股权重企业高度全球化，丰田、索尼、半导体设备巨头海外营收占比普遍超80%，股市定价的是跨国企业全球收益，而非日本国内产出。日元长期弱势形成汇率红利，日元每贬值10%，上市企业平均净利润提升约7%，海外美元利润换算为本币后账面利润大幅增厚，即便日本本土消费收缩，巨头财报依旧亮眼。同时全球AI浪潮拉动日本半导体材料、设备订单爆发，东京电子、铠侠等企业业绩暴涨，成为指数核心拉动力量，这部分增长完全独立于日本内需市场。 2.宽松货币与全球套息资金持续托底估值 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极度温和，2026年政策利率仅0.75%，远低于美联储4.25%的基准利率，巨大美日利差催生海量日元套息交易：全球资本借入低成本日元，一部分投入估值洼地日股，形成稳定增量资金。外资已占据日股交易额七成、持股比例超32%，为巴菲特等长线资本入场带来示范效应；叠加日本NISA免税账户刺激本土居民入市，资金面充裕持续推升估值修复。长达三十年通缩压低日股市盈率、市净率，本轮上涨本质是长期低估后的价值重估，对比美股仍具备安全边际，并非纯粹泡沫炒作。 图片来自网络 3.企业治理改革重塑股东回报逻辑 东京交易所强制要求市净率低于1的企业加大股票回购、提高分红，否则约束经营甚至强制整改，彻底扭转日本企业重囤积现金、轻股东分红的传统模式。2025年日本企业年度回购规模突破5万亿日元，分红率创二十年新高，ROE稳步抬升，从制度层面打开股价上行空间。这套改革只作用于上市企业，无法改善日本中小企业、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与消费，出现大企业盈利走强、居民实际工资持续缩水的分层割裂局面。 4.GDP指标无法反映跨国企业真实价值 GDP统计只核算日本境内生产增加值，跨国企业海外工厂、海外营收不计入本国GDP，但全部体现在上市公司利润与股价之中。日本本土存在老龄化、内需萎缩、财政高负债等深层顽疾，居民实际薪资跑不赢通胀，消费意愿低迷，大众经济体感接近危机水平，形成“牛市衰退”特殊形态：股市是跨国大企业的资产价格，GDP是本土经济的总量标尺，两套评价体系天然错位。 二 背离的未来：难以持续 日本实体经济与股市运行态势的背离之所以不可持续，其主要原因在于： 图片来自网络 1.估值泡沫：脱离基本面的虚高 衡量市场总市值与GDP比值的“巴菲特指标”在2026年2月已达惊人的218.75%，处于“严重高估”区间，模型预测未来年化回报率为-5.5%。在基本面疲软的当下，这种高估值意味着巨大的回调压力。 2.盈利：增长乏力，无法消化高估值 支撑股价的盈利增长正严重依赖日元贬值（靠汇率换算拉高利润），而许多中小企业反而因日元弱势导致进口成本激增、利润承压。此外，TOPIX指数的公司预计今年净利润增速仅为6%左右，与年初33% 的涨幅严重背离，说明上涨主要由估值扩张驱动，而非业绩支撑。 3.货币政策：宽松的大坝即将决堤 日本央行已进入实质性紧缩周期－，预计最快在6月将利率上调至1%。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市场预期未来还会进一步上调。借贷成本上升，此前作为“市场定心丸”的央行大规模ETF购买计划也可能被迫退出，无疑将对股价形成巨大压力。 4.内需：引擎熄火，背离根基不稳 高昂的物价正严重侵蚀家庭购买力，日本个人消费陷入疲软，直接拖累了GDP增长。同时，出口还受到外部关税政策的冲击进一步恶化，经济呈“外忧内困”局面。日本本土消费市场和企业也面临严峻挑战，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6家主要百货企业的营业利润预计同比大幅下跌24%。 5.外部风险：“黑天鹅”事件随时可能刺破泡沫 随着中东局势等地缘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加速通胀，以及中日关系紧张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市场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资本正在流出。截至5月29日，外国投资者净卖出日本股票3950亿日元（约25亿美元），逆转了此前连续八周的买入趋势。 总之，在这场“冰与火”的角力中，估值泡沫的持续膨胀、货币紧缩的步步紧逼与外部风险的多重夹击，正如三股同步收紧的绳索，已勒得日股喘不过气来。这种脆弱平衡的打破恐难避免。

【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文章第16篇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否实现会晤是日本国内普遍关注的话题。从当前双边关系的发展态势来看，中日关系正处于近年来少有的低谷期，要重现2014年安倍晋三赴北京出席APEC并与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场景，难度显著上升。相关迹象表明，中日关系正在进入低烈度外交对抗的“新常态”。 首先，高市早苗围绕台湾问题的表态已经严重损害两国政治互信。对于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最核心、最敏感的利益关切。在中方多次要求澄清和纠正相关言论的情况下，高市不仅没有撤回有关表述，反而持续强调日台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受到侵蚀，高层互动的政治氛围也明显恶化。 2014年11月9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携夫人安倍昭惠乘坐日本政府专机，抵达北京，参加APEC北京峰会。供图：东方IC 其次，高市执政以来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大跨步行动，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社会和政策界的警惕情绪。近年来，日本持续推动防卫力量建设和军工体系重构，从中国视角看，日本不仅在军事能力建设上不断突破传统限制，而且在涉台、地区安全等问题上的表态日趋强硬。由此推动中国国内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判。 第三，双方尚未找到能够打开僵局的有效突破口。回顾2014年中日关系缓和过程，尽管当时也面临钓鱼岛问题带来的严重对立，但两国之间仍存在较为活跃的政治沟通网络。一批对华关系深厚的政治家以及相关官僚体系发挥着“牵线搭桥”的作用，为最终实现北京APEC期间的领导人会见创造了条件。相比之下，当前日本政坛“知华派”“友华派”影响力明显下降，对华强硬甚至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中日双方缺乏具有足够政治资源和互信基础的中间协调者，事务层面的磋商也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因此，尽管深圳APEC为领导人会见提供了可能，但从现实条件看，双方实现会晤的政治准备远不如2014年的那次充分。中日关系的缓和难以复制2014年APEC模式。

【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文章第13篇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2026年2月8日，日本众议院选举投票日，东京不同寻常地下了一场大雪。这似乎预示着日本政治的寒冬，亦仿佛是中日关系寒流来袭的预兆。 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选举大胜，对日本的对华外交亦具有深远意义。理论上而言，与2025年秋的情况不同，赢得自民党国会稳定多数理应能令高市政府在对华外交上拥有更大的国内政治让步空间。然而过去数月的状况显示。善于网络动员和鼓动情绪政治(emotional politics)的高市首相在选后也不愿意向就”台湾有事”发言问题向中方澄清，令未来一年的中日关系形成冷对峙的可能性升高。 2026年2月8日，在日本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工作人员将象征成功当选的红花贴在候选人名字上。 （来源：新华社）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4日，陆上自卫队少尉村田晃大被曝持刀侵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以神的名义伤害中国外交人员。这一举动无疑触碰了外交底线，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日本舆论主流对此次事件亦表示震惊，但日本官方（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的发言）对此事件仅表示遗憾，并称该自卫队员闯入使馆后意图自杀。这次突发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中日两国的互信危机，也令自去年11月以来本就复杂敏感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凸显出当前两国在安全与外交层面的脆弱性。 一 中日外交沟通不在同一个频道 自高市的“台湾有事”相关言论以来，中日双方在核心利益与地区安全认知上的分歧持续扩大。从过去半年的互动来看，中日两国的外交沟通并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就高市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而言，中方的注意力集中在“原则确认”。北京强调，日本应回到1972年以来中日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的轨道，要求日方重新确认不支持台湾独立，并维持日方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克制立场。同时，北京认为日方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偏离了1972年以来的政治基础，因此要求澄清乃至撤回相关发言。 相反，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政治上承认北京，法律上保持模糊，实务上深化往来，安全上日益关注，但避免明确表态主权归属。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于中方“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则采取“理解与尊重”的态度，意图维持一种刻意的战略模糊。 目前，日方显然没有意识到高市的“台湾有事”的发言极可能冲击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建交基础，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安全挑战”，将本次中国的对日施压置于2020年以来中国在海洋活动、对台态势及经济措施等连续性对日施压的脉络下来审视，强调自身强化防卫力量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因此拒绝就“台湾有事”发言作出明确让步。近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的对华发言，就是在这种“不应屈服于中国压力”的日本国内政治脉络（空气）下展开的，和他父亲小泉纯一郎在2000年代中日靖国神社参拜风波时所使用的政治话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这样，中日双方在“政治原则”与“安全现实”之间已形成持续对立的话语建构，短期之内难以弥合，使双方战略互信随着偶发事件的爆发而不断被侵蚀。 2026年5月3日，在日本东京有明防灾公园，民众参加护宪集会。 （来源：新华社） 二 外交信号混乱与互信流失 同时，近期日本对华政策也呈现出外交信号混乱的现象。一方面，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于3月底向《周刊文春》透露，高市首相并不希望过度刺激中国，因此刻意在日美首脑会谈日文版声明中删除了台湾议题；但另一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在26日的记者会上又出面否认相关说法。此外，日本《外交蓝皮书》还被指将中日关系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的邻国”，这一调整被外界视为对华定位的微妙变化。不过在台湾问题上，《外交蓝皮书》的表述则出现了另一种微妙调整。相较于前一年将台海局势明确与日本自身安全相联系的说法，最新版改以“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加以界定，并删除了2025年版本中“与日本安全直接相关”的表述。 在以上背景下，中日在安全领域面临潜在的“擦枪走火”风险。双方因台湾问题上的对立正在向其他政策领域蔓延，可能因误判或突发事件而引发更大冲突。中日双方的有识之士有必要保持沟通，防止对立积累为敌意，为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保留更多理性互动的空间。

【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文章第14篇 胡令元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尽管距今年11月深圳APEC会议还有数月时间，但届时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否实现正式会见，业已引起世人高度关注。由于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使中日关系陷入空前的低谷。这次的深圳APEC会议，能否成为打破两国关系僵局的契机？关注中日关系的人们，很自然会联想到2014年的北京APEC会议。           2012年因为日本的“购岛闹剧”，使中日关系陷入困境。两年后的2014年11月，双方达成处理与改善中日关系的四项原则共识，为在即将召开的北京APEC峰会期间实现两国首脑正式会见创造了必要条件，也借此打开了两囯关系的困局。至于这次深圳APEC会议能否成为北京APEC会议的2.0版，有两个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 2026年5月3日，在日本东京有明防灾公园，民众手持标语参加集会。 （来源：新华社） 一是当时的安倍政权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也处心积虑，有种种动作，但并未发生以现职首相身份、在国会答辩这种场合公开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践踏两国关系的红线的情形。安倍也曾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但毕竟是在他下台之后。       二是从北京APEC会议打破僵局、直至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这5年间中日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一个逐渐改善、重回正轨的过程。也即四项原则共识的达成与北京APEC会议实现首脑正式会见，对于安倍政权来说，虽然不乏出于国际格局变化的考量，并带有策略性，但也显示了其当时一定程度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尽管未必是其本意。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重回正轨后中日关系良好发展的势头，应该还会保持一段时间。                       而当下的高市早苗不仅拒绝收回错误言论，还变本加厉强化与菲律宾等的勾连，频频利用所谓军演、海洋划界等实际行动，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挑衅中国。此外，她上台不久，执政根基未牢，还需要利用对华强硬操弄国内政治，因之也无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综上所述，今年深圳APEC会议恐难复制2012年北京APEC会议模式，中日关系的转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第11篇 任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教授 先看现象。2026年3月，日本高市早苗首相访问华盛顿。当她看到站在白宫外迎候的特朗普时，显得非常兴奋，要与特朗普拥抱，但因为个子矮，看起来就像是一下扑到了特总的怀里。 | 图片源于网络。 今（2026）年5月，特朗普到访北京，习近平主席为他的到访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习主席不卑不亢，举止得体，显示了泱泱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稍后，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来北京，我和他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完全一致。 从去年到今年，特朗普总统不止一次再提“G2”，凸显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国对此G2提法，仍然持谨慎态度，仍然没有接，因为中方不想给其他国家造成中美“共管”世界的印象。但美、中两巨头在世界上发挥日益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只能面对现实，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寻找自己的位置。日美之间是同盟，日本在战略上以这一同盟为基轴是肯定的，这一点不会变化，同时它必须面对中国日益强大这一现实，必须逐渐适应。它仍然处在这种调适的过程中。这一调适一定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但对日本来说又是一道“必答题”。 至于中日何时才能够走出自去年11月以来出现的僵冷局面，一个观察指标可能是今年11月当高市早苗首相来华出席将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是不是将举行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