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最新文章

  • 叶敏 | 世界格局大转型下中国经济的思考 | 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1篇 前言: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三大转型:人工智能的发展,绿色经济的转型,以及亚洲经济体的崛起。中国位于这些转型的中心,具备利用这些转型的能力和机遇。然而,国内政治,外交关系和中美对抗可能阻碍这一愿景的实现。 中美主流经济讨论陷入了互相唱衰的怪圈 在中国,有关美国经济的讨论通常集中于负面现象,如预算超支、政府赤字、国会分歧导致预算拖延、经济增长乏力、通胀突出以及社会矛盾。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美国经济在总体增长和就业市场超出预期。纳斯达克不断创新高、劳工工资也达到历史高点。老百信关心的通膨问题,也比预期的要好很多。 在美国,主流媒体同样持续看衰中国经济,强调增长缓慢、科技发展滞后和就业市场的挑战。中国社会和内需受到质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面临挑战。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韧,新能源和新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出口也出现新趋势。 互相唱衰的原因很简单,在中美持续对抗的情况下,强调对方的失败有助于维护自身模式的优越性,从而起到更好的内部宣传动员的效果。但是,其政策后果也很危险,导致自满与忽略自身建设。例如,美国在新能源汽车和其它绿色转型方面的努力有所放缓;而中国则在内部改革与市场活力方面步伐缓慢,国家管控的路径越走也深,对外开放有限。 世界政治经济大改组,中国面临关键抉择 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人工智能革命刚刚起步,各国及行业都需要积极面对,积极参与。在这轮技术大格局中,落后就很难再跟上。其次,气候变暖刻不容缓,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在增速。这是一个全球难题,需要各国各行业共同参与。再次,世界经济中心向东移。亚洲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尼,越南等新兴经济,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技术密集型经济,都在进行积极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它们在很好地利用技术,能源和外交战略为本国崛起做不懈努力。 面对这三重变革态势,中国的起点较好,内部外部结构都非常完善。比如,中国的科技,人才,和市场的积累在这一轮的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可以游刃有余。而且中国的人口结构,内部发展的需要也迫使其经济脉搏要与这两个大转型互动。地理位置上,中国处于亚洲经济体的近邻或中心,可以很便利地参与和融入亚洲经济崛起。 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内政,区域外交,和国际政治现状均不利于把握这三大转型。比如,中国大陆与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关系极度恶化,已对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造成阻碍。同时,要把握这次大转型,中国需要社会,企业,市场主体去冒险、激进,去捕捉和创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有韧性,更灵活地去辅助、支撑。目前中国强调国家安全和市场风险。国有企业在内市场和对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活力、私有企业及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却日益收缩。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未来机遇可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不明。

  • 张望|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国力复苏|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9篇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准教授 进入2024年才两个月,日本出现了两个令人看似矛盾的经济数据。 一是日经平均指数破天荒升破40000点,刷新了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高峰时期的最高值。另一个是日本GDP总量(4.21万亿美元)排名被德国(4.45万亿美元)超越,屈居世界第四。日本国力到底是在复苏还是在衰退,令外界困惑。 日本国力到底是在复苏还是在衰退,令外界困惑 按照3月《日经》的分析,本次日本股市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半导体相关科技股的推动,令东京股市的相关股票也随之上涨,尤其是和人工智能(AI)与半导体有关的股票。此外,日元贬值,少额投资非课税制度(NISA)的推出,日本作为欧美国家“友岸外包”的布局地之一等因素也令日本股市呈现向好的势头。然而,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并没有切身感受到景气复苏。2023年11月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实际工资已经连续第20个月同比下降,通货膨胀的压力超过工资增长的速度,日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在被弱化。日本政治学者山口二郎教授在2024年3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辛辣指出:日本的经济数据是如此支离破碎,暗示在日本国内仿佛存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有钱人/投资家从股市获利,享受明媚阳光;另一个世界是大城市里等待食物救济的人不减反增,能登半岛地震的受灾者们无人理睬,犹如被淋了一场冰寒大雨。 日本国内仿佛存在两个世界 这或者也解释了日本的GDP总量被德国超越的深层原因。一般分析认为日本跌到第四经济大国可归结于近一年来日元的贬值效应。但即使日本自身的经济学家2月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访问时也认为,有1亿多人口的日本败给8500万人口的德国,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暗指日本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活力,急需结构性改革。 进入3月,日本央行正密切关注日本劳资协商(日语:春斗)的动向,以判断是否将在新年度正式结束负利率政策的实施。按照日本央行的设想,一个正面的未来愿景是:物价持续上升,日本企业改革成功并在盈利的基础上改变惯例上调工资,从而刺激消费以实现工资和物价的良性循环。但如果日本企业改革失败并拒绝提高工资水平,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本次年初的日本股市暴升将只是另一次泡沫的重演。

  • 杜进|以童话故事解读日本经济|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6篇 在不少人看来,2023年日本的经济局势十分费解。物价指数显示日本已经走出了通缩,实际增长率也达到了1.9%,这一数值不仅大大高于过去30年度平均,而且也超越了大部分欧洲国家记录。股市以及东京部分楼市的暴涨,更助长了一部分人的预期:日本经济已经浴火重生,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但是,政府统计并不支持经济已经持续向好的预判。根据3月初发表的第2次统计速报,23年第3和第4季度日本的国内需求连续录得了负值,年度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需求的增加;从全年看,经济增长率高开低走,说明疫情后日本经济的恢复趋势并不稳定。 国际组织的看法更不给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4和25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将会明显减缓。更有甚者,在完成了与日本2024年的第四条磋商后,IMF的代表团在东京举行了记者会,在随后发表的报告书中,敦促日本政府短期内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同时,缩小非传统的宽松金融政策并收紧财政支出,而在中长期内,为了维持每年不足1%的潜在增长率,日本政府强化财政纪律,加速劳动市场等领域的结构改革。     作者长期观察日本的经济的走向和经济政策,我认为要更好的了解日本经济的现状和未来走势,我们不妨考察两个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从中找出日本经济的定位,并试着思考在展望其未来时可能含有的寓意。 日本的“金发姑娘经济”     “金发姑娘”的典故来自19世纪英国作家Robert Southey的童话故事,讲的是少女Goldilocks(中文翻译为金发姑娘)在森林迷路后走进了熊的住宅,此时三只熊(熊爸爸,熊妈妈和熊宝宝)都不在家。金发姑娘发现每只熊都有自己偏好的粥、椅子和床。在尝试了三碗粥、试坐了三把椅子、试睡了三张床后,金发姑娘觉得不太冷又不太热的粥最合自己的口味,于是喝完了这碗粥;而不大又不小的椅子最感觉舒适,于是她坐在这把椅子上摇晃了几下,不料椅子坏了;最后,她选择了不硬又不软的床躺下,不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美梦。等三只熊回到家后,被惊醒的金发姑娘才意识到这座房子为三只熊所有,她短暂的幸福生活就此结束了。当然,童话中的金发姑娘由于跑得飞快,所以没有受到熊的质问和报复。     “金发姑娘”的故事经常被引申至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诸多领域。一些人将其总结为“三择一原则(rule of three)”,即人在面对三个选择时,通常不会偏向极端,而往往会选择偏向中间的那个刚刚好(just right)的选项。有的经济学家试图用“金发姑娘经济(Goldilocks Economy)”来形容某种理想的状态。例如,曾在北京大学深圳校区任教的Christopher Balding,曾经把中国政府调控房价的方针称做“金发姑娘方式(Goldilocks Approach)”,也就是既不让房价上涨太快,也不让它下跌太快,而是尽量让房价的变动保持同经济增长相同的幅度。     日本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日本已经进入了“金发姑娘经济”状况,即增长进入佳境而通胀威胁尚不明显,而且利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显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金发姑娘经济是投资者所梦寐以求的黄金时刻。如果相信熊很晚才会回来,那么金发姑娘在熊屋里享受的美妙时光就会很长,投资者当然希望这个阶段越长越好。随着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产生高度的乐观预期,投资将会增加,大牛市也往往随之而来。     问题是熊总是要回来的,大熊市一定会跟着牛市而来。我认为这个童话中还应该包含着一个更深刻的寓意,即人们应该居安思危,尽早做好应对熊市到来的准备,而不应该像这个无知的金发姑娘,迷恋于可口的粥,舒适的椅子和床。当你吃下本来不属于你的可口的粥时,你已经积累了今后加倍偿还的风险;而你损坏了不属于你的椅子时,你的风险已经陡然上升了;如果此时你非但不警惕,还在别人的舒适的床上酣然入睡的话,那么,你可能最终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在现实世界中,像金发姑娘那样一溜烟逃走的成功概率是很小的。     因此,当你庆幸自己进入了一个未曾预料的舒适区时,你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并努力寻找进行自我调整的时机。 日本经济的“克拉拉时刻”   我认为日本经济已经到了这样的时机。 “海蒂”是瑞士作家Johanna Spyri 19世纪完成的童话,在世界上流传甚广。1974年经日本动漫作家的改编,以“阿尔卑斯山的少女海蒂”为名,上演了52集的动漫连续剧。虽然过了半个世纪了,现在还有很多日本人对此剧津津乐道。故事讲一个从小失去双亲,由姨母照顾的小女孩海蒂,被寄养在爷爷所在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她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后来,在富商家担任女佣的姨母将海蒂带往大城市法兰克福,在那里海蒂陪伴富商的独生女儿克拉拉读书和玩耍。自幼丧母的克拉拉体弱多病,因无法行走而离不开轮椅,海蒂常常向鲜少出门的克拉拉叙说山上生活的种种趣事。当海蒂回到山上的爷爷家后,思念之情使克拉拉决心去阿尔卑斯山看望海蒂。虽然山上生活很不便,但由于有大自然的拥抱和好友的陪伴,克拉拉变得越来越健康和自信,终于,她能够不依赖轮椅,而用自己的脚行走了。 关于日本经济的主流叙事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困扰日本经济的最大原因是通货紧缩。而由于情况严重,陷入了所谓流动性陷阱,通常的货币政策无法打开活路,于是便有安倍经济学应运而生。安倍经济学就其思路而言极其简单,就是通过“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以及“促进民间投资”,其中最后一项的促进民间投资并没有明显进展。而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实行了非传统的宽松政策,央行入市大量购买国债,通过国债规模和期限的市场操作,实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央行还直接购买股票等风险资产。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市场提供资金,不仅使企业的贷款利率更低而促进其投资,同样也压低了居民银行存款利息,促使居民去消费。另一方面,政府还推动财政支出,拉动需求。然而,以安倍经济学命名的政策政策实施行了十年后,仍然没有实现当局使物价上涨2%的目标。 为什么这一政策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缩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心态和行为方式,在通缩心态下,经济活动与信心预期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即不好的预期会时投资收缩,并起到遏制消费的负面作用;而经济活动得不到振作,人们对将来的预期会越发悲观。同时,通缩心态还会衍生出年轻一代的躺平和生育率下降等社会问题。 最近,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在经历了10年的彷徨后,日本经济已经出现了复兴的转机。其主要原因包括中美关系的变化和新冠疫情带来了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新局面,尤其是2022年的俄乌冲突等地缘冲突,带来了国际商品市场的通货膨胀,以及先进工业国为主的利率上调。作为一个能源和消费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输入性通胀直接引起了日本物价的物价上涨,使得日本企业的经营成本变高,倒逼了其产品的涨价和员工涨薪,进而扭转了整个社会的通缩预期得以扭转。目前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自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一直超过2%。因此,日本经济到来克服通缩心态,走出依靠非传统金融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补助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时刻。也就是说,日本经济的“克拉拉时刻”已经到来,是时机让日本经济自立自行,摆脱对轮椅依赖的时候了。 是谁摧毁了克拉拉的轮椅? 有趣的是,海蒂的日本动漫版,在一个重要的情节上对原作做了很大的改动。在原作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中,是牧羊少年彼得这个海蒂在阿尔卑斯山好朋友,处于嫉妒的动机,偷偷地将克拉拉的轮椅推下了山崖。而在日本的版本中,是已经能够练习走路的克拉拉,为了让自己不再依赖轮椅,亲手将轮椅推出家门,不慎使轮椅坠落到了山崖之下。 究竟是牧羊少年彼得这一外部力量摧毁了轮椅,还是克拉拉为了克服自身不必要的恐惧感而自毁了轮椅?这里的时机意义是:如果把日本企业和家庭户比作了克拉拉的话,日本政府期待着他们改变通缩心态,能够意识到自身已经有能力独立行走而无需借助外力,从而实现日本经济的“克拉拉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日本银行强调要等待今年“春斗”中劳资交涉的结果出来,要确认迄今为止仍处于负增长区的实际工资有持续和显著的增长后,才准备着手取消非传统货币政策和巨额财政补贴这一轮椅装置。 本人的看法偏向于原作的安排,即摧毁轮椅需要外力,而政府应该而且可以充当这种外力。但是从最近的政策当局的动向看,日本政府似乎根本不愿意成为主动调整政策的主要力量。一个明显的示例是:在实际增长率已经达到甚至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仍然推出减税方案,并安排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预算。正如大多数经济评论家所言,此举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向选民示好,以提高对政府的支持率。如果政府在这方面不作为,正如IMF代表团所劝告的那样,政府立即着手缩小非传统的宽松金融政策并收紧财政支出,而在中长期内强化财政纪律,加速劳动市场等领域的结构改革,那么市场的可能会充当破坏性的外部力量,其结果将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

  • 王在邦|主要经济体世界排名乱像何其多|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4篇  最近,202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世界排名数据出炉,再次引起各国媒体舆论炒作。这一次,有两点比较抢眼。一是中美差距拉大了,二是德、日、印、英你追我赶,排位多变,德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三,印度超过英国跃居第五。其中,中美差距拉大主要原因是人民币美元汇率变动,属短期现象。按照本币统计,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26.06万亿,增长5.2%.德国因俄乌战争,基本陷入衰退,日本属于正增长,德国反而超越日本跃升到第三位,就是通货膨胀和汇率做贡献。倒是印度超过英国跃居第五,既有趋势性因素也有英镑美元汇率的短期因素。     世界主要经济体世界排名乱像的根源,首先是各方统计思路、方法与范围不一致。美国用支出法,中国用生产法,还有国家用收入法。尽管三种方法大体上应该差别不大,但统计口径和范围不同,统计结果往往差别很大。美国把家庭妇女居家做饭等都统计到GDP,比中国统计范围要大很多。其次是计量尺度不一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用美元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两种统计结果差别更大。例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7年就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购买力平价要比美元汇率更能稳定反映真实的情况。今天,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国GDP正好是中国的70%。印度则上升到世界第三,俄罗斯是欧洲第一。最后是GDP统计结果越来越被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近年来,美国就多次调整GDP统计口径,挖空心思地拔高本国GDP总量,就是要维持美国仍然并将永远是“世界老大”的“”皇帝新衣”。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中文媒体包括官媒和自媒体平台上,世界主要经济体世界排名多用美元汇率数据。这是多年习惯使然,还是有意避免张扬,尚不得而知。我们看到,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舆论战、心理战烽火连天,某些美方官员和中文自媒体看到2023年中国按照美元汇率计算的GDP与美方差距拉大,就幸灾乐祸地声称或许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因此,中文媒体特别是官媒再做此类报道介绍时,不妨更加全面客观些,至少同时介绍美元汇率数据和购买力平价数据。

  • 戴二彪|评 “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海外看世界

    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8篇 尽管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水准时人均GDP 远比GDP重要,但是后者能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所以在国力比较时常被关注。战后日本的GDP曾经历了让日本国民自豪的快速赶超时期。1968年,日本GDP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保持该位置42年之久。2010年,经历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的)“失去的20年”,日本GDP规模被中国超越,跌落为世界GDP老三,带给日本政经界不小刺激。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决心“要让日本回归世界大舞台的中央”。要保持在世界大舞台活跃,经济实力是基础。为此,安倍内阁推出了以”超常规金融宽松、积极财政、促进投资” 等三支箭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振兴政策。这些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一直实施至今。应当说,这些政策对刺激日本出口、促进投资、拉动就业和消费都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由于人口结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产业结构上的转换滞后等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顽疾的存在,其国内市场萎缩、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减弱等问题难以在短期间克服,日本的实质GDP增长率虽有所改善,但10多年来依然在年均1%前后徘徊。国际排名时常用的名义GDP(不剔除物价因素)从2012年的 500万亿日元上升到到2023年的589万亿日元,也只扩大了17%(年均增长率为1.5%)。 更为严重的是,利率低至零以下的超常规金融宽松政策导致日元急速贬值。特别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为了遏制物价上涨、美欧各国纷纷调整疫情期间实施的宽松金融政策,多次大幅度提高利率。而日本坚守宽松金融政策,加大了与美欧各国的利差,导致日元进一步贬值。过去十几年中,日元兑美元年均汇率从2011年的79.80:1下跌到2021年的109.75:1,再到2023年的140.49:1(2024年3月11日的汇率约为146.80:1),跌跌不休。日元兑欧元的年均汇率也从2012年的102.62:1下跌到2021年的129.83:1,再到2023年的151.98:1(2024年3月11日的汇率约为160.60:1)。如果以美元测算,2023年的日本GDP为4.21 万亿美元,与2012年的6.27万亿美元相比,反而下降了48%!其结果是,根据日本内阁府2024年2月15日公布的计测,在以美元计算的2023年国别GDP排名中,事隔55年,日本(总人口为1.24亿)被德国(总人口为0.84亿)反超, 跌出前三。这意味着,日本不得不接受一个尴尬的事实:安倍经济学实施12年,从美元测算的国别GDP排名看,日本反而离世界舞台中央又远了一些。 尽管日本的GDP国际排名下跌与日元贬值直接相关,但日本政府之所以容忍日元贬值,有其无奈之处。在产业层面看,出口比重较大或者海外产销比重较大的日本强势制造业(汽车制造等)以及近年成为新增长点的入境观光产业总体欢迎日元贬值。而担忧日元贬值会降低日本的国际人才竞争力的新兴产业(IT产业等)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和发言力都还不够大。从宏观经济决策层面看,要扭转日元贬值趋势,必须改变日美利差居高不下的状况:要么日本央行主动修正宽松金融政策,逐步推进利率正常化,要么被动等待美联储降息。但是前者危机四伏,困难重重。为了应对老龄化加速带来的社会保障支出激增和刺激经济,目前日本国债占GDP比例已经高达G7之首的220%,日本政府担忧利率上升不仅会给政府带来巨大还息压力,而且也会对日本大量依存超低成本(低利息、低工资)的低生产率、低投资回报率企业带来破产冲击。另外,如果利率上调幅度过大,会对依赖低利率和日元贬值大幅上涨的日本股价和房地产价格带来重大打击。出于政经稳定考虑,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在金融政策的调整时机和调整幅度上会相当慎重。换言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日美利差和日元汇率走向主要决定于美联储的金融政策。 总而言之,日本GDP世界排名跌出第三,表面上主要受日元贬值影响,但归根结蒂还是因为日本没有及时应对少子老龄化和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企业生产率不高、难以实现强劲经济增长所致。不过,德国等老牌欧洲工业国面临与日本同样的问题:在人才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缺乏足够快的新陈代谢,最先端产业难以与源源不断汇集全球优秀人才的美国竞争,比较先端的产业正在被中国等东亚后发工业国赶超。今后,随汇率变动,日德两国的排名很可能会交替上下。但是,日德的三位之争估计持续不了几年。5年以后,人口结构年轻、IT产业蓬勃发展、地缘政治环境有利的印度之GDP规模(2023年 约为3.73万亿美元,排名第5)大概率将超越日德。当然,印度还是一个人均GDP不到2700美元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社会问题。文明古国之所以会在近代落后,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印度赶超日德GDP的势头很猛,但也可能会有意外的波折,同样的波折也会发生在中国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从目前的态势看,美中领先、日德印你追我赶的世界GDP 五强局面将至少持续10年。

  • 周阳山|从具体的生活指数看经济排序|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5篇 过去我长期任教于台北与金门,在两地的研究生班上常有来自台北、金门丶中国大陆、东欧和美国等地的学生。我经常会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他们共同参与,比较各地不同的生活指数,并提供具体的生活经验来比对各种不同的经济排序,以掌握各国具体的经济处境。 首先,我们选择9个城市进行横向比较,分别是:台北、金门、厦门、苏州、上海、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斯洛伐克巴地斯拉瓦以及美国纽约。接下来,我们就下列数据进行细项的比较,其中包括:1)公共交通(捷运与公车)一日的平均费用,2)学生一餐中餐的平均价格,3) 一晚民宿或青年旅馆的住房价格,4)超市里一公升牛奶的平均价格,5)一本400页左右教科用书价格,6)公立大学一学期学费,7)一位50岁左右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一旦提出上述项目,现场学生们的总是七嘴八舌,各有千秋,往往莫衷一是。但我们总会尊重过去长期生活在当地同学所提出的具体数据,经过讨论、比较后再做必要的调整。而最后的结论是,由于中国与东欧三国共通的社会主义背景,无论是在公共交通、住宿、用餐以及学费方面都较廉宜。只要不是在观光客聚集的地方,生活成本都不高。若是以台北做为比较的基准,大概平均是在台北的二分之一,或纽约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但是在大陆各地差异很大,上海与台北的数值相近,有些项目甚至更高。厦门约为公北的七至八成。至于苏州,则仅为台北的二分之一左右。至于金门,由于生活物资仰赖从台湾转运,而且禁止从大陆输入生鲜食品,因此生活费用比台北还要高一至二成。由此看来,一般人看重的平均国民所得等看似客观的数据,其实只是一堆生硬无感的数字,只有经过了比较、分析和微调之后,掌握各地不同的生活指数后,才得见真章。

  • 张纪浔|中国的「日本化」和日本的「去日本化」|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12篇 张纪浔 日本城西大学教授 本文的题目是《中国的“日本化”和日本的“去日本化”》。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须对“日本化”的概念作一定义。本文中的“日本化”主要是指在日本泡沫经济崩坏后所出现的各种特殊现象。例如,泡沫经济崩坏后:①日本股市大;②房地产价格大;③企业破产增多;④随之带来的失业者增多;④企业减少工资;⑤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在本文中,“日本化”和“失去的30年”具有同样的意义与特点。本文主要从①股市和②房地产价格两个角度来分析日本的去“日本化”和中国的“日本化”问题。 1985-1989年:日本的泡沫经济 我是1985年2月,自费来日本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当时只带了5万日元来日本此一新天地。85年的日本正处在泡沫经济时期。1985年9月,美国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召开了广场会议,制定了“广场协定”。广场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对日元采取打压政策。允许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为此,日元飞速增高。日本政府为解决日元升值问题、扩大公共事业、实行低利息政策,其结果导致企业利益增多、个人所得增加。企业和个人多余的钱全都流向股市和不动产市场。1989年日经指数升至38900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不动产价格也飞速增长。 1985年,也是中日关系非常好的一年。我85年自费留学日本只有31岁。但因为15岁就“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兵团集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习日语,197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77年又有幸参加出国留学考试获得了出国留学资格。1978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国费留学生在大阪外国语大学(现大阪大学专修日本语学,当时全日本只有9名中国国费留学生,和现在12万中国留学生相比,真有“隔了一个时代的感觉”。80年回国后,我回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语教研室(现日语系)工作,担任讲师、日语教研室(现日语系)副主任。 由于我担任了5年系主任的工作,对日本、日本企业都有非常深的理解。1985年,日本企业没有了解中国企业的专家,所以考上博士后,我就要去工作,以解决生活费等费用。所以除了在东京经济大学院攻读学位外,我通过在第一酒店、住友商事、日本钢管等企业教中文,在三菱商事、日本航空旅行社等8家企业担任顾问,主要处理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及开发中国市场的工作。通过在日本企业担任顾问等来解决学费方面的问题。 1985年至1989年期间,我经历了日本最好的时期。从股市看,1998年12月30日,日经平均株价终值高达3万8915日元,创泡沫经济最高峰。 日经平均接近历史最高值 图1表示了从1985年到1989年日经平均指数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2009年受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2009年3月10日,日经指数只有7054元,创日经指数最低点,只有最高点的五分之一。 泡沫经济崩坏留下以下教训。第一,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有着密接的关系。和海外证券市场相比,日本证券市场没有透明性。第二,在许可免许制度下,偏向保护证券业界的证券行政。最后是轻视股东、投资家等。 2012年日本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不光是为了金融交易的国际化和对应日益激化的国际竞争,还是为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化,达到促进经济活性化的目的。 日经平均指数盘中创出历史新高 日经平均指数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日经平均指数从2012年以后,逐年增高。2020年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但一直保持增加的倾向。据日本新闻报道,2024年2月22日下午日经平均指数比前一日的涨幅765.48日元,甚至升到39027.64点,超过了1989年12月29日交易时间内的最高值(38957点)。3月10日,如2图所示,日经平均指数超过4万点,达历史最高值。 日经平均指数的上涨基调,也被称为“AI·半导体行情”,这是因为有望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应用的大型半导体相关股票的价格上涨。 2023年以后与半导体有关的股票上升倾向 据了解,自24年初以来,TEL(Tokyo Electron)、软银集团等半导体和人工智能(AI)相关股票已经推动了股票市场的大幅上涨。 进入2024年后日本主力股票的市值大幅上涨 房地产价格连续7年创新高 除了日经平均股市超过4万元创历史新高外,日本的房地产也连续7年创新高。日本国道交通省每月都发表不动产市场动向指数。图5是2022年7月28日发表的最新不动产价格推移。2013年以后,日本不动产价格指数一直是上升倾向。和上前调查(2022年1月度分)相比,住宅综合增加1.6%,一户建增加4.1%,公寓楼增加1.4%。 不动产价格指数的变化(2008-2022年) 日本房地产经济研究所2024年2月28日公布,2023年日本全国新建公寓平均售价为每套5911万日元, 比上年增长15.4%,连续第七年创下新高。 去年日本全国销售的新建公寓数量为65,075套,比上年下降10.8%。 除了建筑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飙升外,占销售份额40%的东京都市区的物价推高价格,促使价格第七年创下历史新高。房地产经济研究所预测,随着材料价格持续飙升,2024年新建公寓的高价趋势将持续,主要原因是东京23区连续出售价值超亿日元的“亿元套”销售趋势良好,形成提高销售平均价格的有力推手。 上个月早些时候公布的东京都地区(首都圈)的销售单位数量为26,886套,比上年下降9.1%, 而单价达8101万日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东京23区增长40%,达到1.1483亿日元,首次突破1亿日元。针对东京都中心富人层的超昂贵房产相继出售,显著推高了平均价格。 根据房地产经济研究所的调查,2024年1月关西地区新建公寓的平均单价为6,390万日元,这是自1973年调查以来的最高单价。根据房地产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24年关西地区新建公寓的每套平均价格为6390万日元,比去年同月增长34.6%。此外,每平方米价格为124,000日元,比去年同月上涨15.5%,均创1973年调查开始以来1月份的新高。 主要原因是大阪和京都市中心推出了塔楼公寓和高价公寓,大阪的均价为6890万日元(比去年同月上涨51.8%),京都为8,294万日元(增长47.4%),名古屋市上涨了14.5%,达到4108万日元。房地产经济研究所预测,尽管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关闭的样板房重新开始,公寓的需求仍有所减弱,但由于建筑材料价格飙升,今年公寓价格将继续温和上涨。 日本的“去中国化”和中国的“日本化” 和日本的去日本化相比,中国现在正面临和日本泡沫经济崩坏时十分相似的问题。也可能像1989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现在正进入泡沫经济“崩坏”时期,像不动产价格下降、失业者增多、公司大量破产等等,日本泡沫经济出现的问题现在中国都能发现,中国开始出现“日本化”。 而现在的日本正在“去日本化”。2023年开始日本开始出现脱离停滞的30年的动向,地价飞速上升、股市大涨、失业率才2.4%左右。2024年,我教的4年级毕业生28人中,14位日本学生和14位中国留学生,日本学生全员就职,就业率达100%。其中,一位当警察官,一位当消防员。留学生中,4位由于成绩优秀,被推荐升入大学院。在城西大学创最新记录。日本的各种指标己开始达到或超过泡沫时期的水平,日本己去“日本化”,进入重新发展的30年。但因为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不能总证明日本今后也会如此。 总之,日本在处理泡沫经济时的经验值得中国去借鉴。需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吸收日本失败的教训。

  • 张兵|日本经济分析与展望|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14篇 张兵 山梨县立大学国际政策学部教授  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日本股市的走势及其与日本经济的关联。虽然日本股市在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回升,但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涨势迅速,以至于不少人形象地称之为“暴涨”、 “疯涨”。日经平均指数从1989年12月29日的3万8915日元一路下跌,2009年3月10日低至7054日元,2012年以来借“安倍经济学”的东风逐渐复苏,2021年2月15日时隔30年恢复到3万日元大关,2024年2月22日以3万9098日元超过泡沫经济期的水平,3月4日更是一举突破4万日元而接连刷新了历史最高值。 日经指数变化图 股市上涨的原因,确实如大家所知可以首先举出海外资金的流入。据统计,海外投资约占日本股市交易额的60%,可见其对日本股市的影响之大。不过有不少分析认为日本股市的上涨跟日本经济好坏没有多大关系,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日本股市上涨的背后,其实存在日本经济恢复及企业业绩改善这一重要推力。据报道,日本企业的纯利润从1980年的18兆日元在2022年上升到74兆日元,此后升幅更加扩大,以东证主要上市企业为中心的1430家企业2024年3月期的纯利润达47兆日元,同比增长13%,创下历史新高。丰田汽车2024年3月期的纯利润为4.5兆日元,同比增长84%。 日元贬值有利于外向型企业扩大出口,这也是不少日本企业收益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丰田汽车在2012年后各项指标都逐步提升,近年来更是呈现加速之势,其整体走向与日本股市相吻合,可以说是企业业绩改善推动股市上涨的一个具体例证。 另外近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利好因素,例如日本政府于2024年1月推出的“新NISA”制度和日本央行将要实施的解除负利率政策都有助于推动国内投资的增加。“NISA”(Nippon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是日本政府于2014年1月创设、今年1月修改的关于个人储蓄理财和小额投资的制度,新制度扩大了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并对投资收益无期限免征税收,各金融机构跟进推出了包括国内外股票及债券在内的一系列金融商品,催发了一股个人投资热。据最新调查,“新NISA”的利用率已达38%,其中半数以上的用户表示是为了增加收益和积攒养老资金。 那么,日本股市及日本经济今后能否维持上升势头?抛开外部因素,关键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日本国内实体经济是否能实现良性循环而持续得到强化,二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否有成效。 面对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日本企业加大了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的力度,力图通过“少人化”、“省人化”、“省力化”来提高生产效率、节约人力成本。同时,涨工资成为今年的热点,已经有包括本田、铃木、马自达等在内的一些大公司率先大幅度增加员工工资。据报道,今年日本各界要求加薪的幅度平均为5.85%,时隔30年超过5%,非正规从业人员更是提出了最低提高10%工资的要求。如果加薪举措在日本企业全面并持续落实下去,将直接推动购买力增加和消费扩大,形成消费和生产的良好循环。 2023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新的综合经济政策,其中的一些重点政策已陆续启动实施,包括半导体支援政策、增加工资及改善劳动条件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及数字化应用政策、外国人材活用政策、入境游恢复振兴政策、少子化对策,等等。以半导体支援政策为例,日本政府计划确定的半导体补助金预算达4兆日元,其中最近引人注目的台积电熊本工厂的补助金最大将达1兆2080亿日元。日本经济界期待凭借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力支援,实现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复兴。今年2月13日发行的《周刊经济学家》杂志更是将半导体称作是日本经济复活的契机和引领。不过,日本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是否凑效、岸田内阁能够引领日本经济实现一个大的突破,还需要继续观望。

  • 吴白乙|世界经济将进入排名反复交替变更的时代|海外看世界

     15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2篇 2024年中国“两会”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上下一致形成“大力培育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共识。这不仅表明中国对自身现阶段经济增长条件和未来突破方向作出新的判断、选择,而且也是基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际竞争格局动荡变革,不确定的复杂因素超出以往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战略部署。作为位居世界前列的超大经济体,中国此举的影响自然不止于在国内“破局”,也对其他外部竞争者和未来全球经济转型具有“举旗”“导向”的意义。由此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加速转换增长动能,传统与新辟赛道并行和频繁切换,排名反复交替、变更的时代。 “新质生产力”是指具有创新、变革甚至颠覆性的生产力要素或生产关系形态,包括跨知识系统集成、产业领域、工具和方式以及管理组织模式调整与适配等。就当前美中日德印的基础和潜力而言,美、中两家确实是全球“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尽管二者在融资机制、基础性研究、实际制造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均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和较强的市场转化能量。日本和德国向“新质生产力”切换有一定的难度,要转变原有的管理组织模式、人力供给和社会保障制度、传统制造业优势和品牌文化,避免对其创新造成重大阻滞效应尚难确定。当然,鉴于内部市场规模的相对局限,两国也可能被迫通过参与地区、全球范围的合作与竞争来跟上“新质生产力”发展时代的步伐。印度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均在于其初级工业化阶段各类要素的“洼地”效应,其创造和引领“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社会条件是不充分、不显著的。 以“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从概念到现实推进为例,从中不难看出中美之间存在质量、规模上的某些差距,也可以发现几个排名靠前的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首先,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差异仍大,而相关方在技术规范、标准上的激烈竞争,特别是美国采取的排他性联盟政策无疑会导致全球5G、6G通信技术创新和成果共享前景黯淡;其次,在数据保护上日趋严苛的安全政策会加剧各方的“内循环”倾向,美中日德印在各自数字化发展边界,特别是新型智造业、智能物流领域对外合作潜力将受到压抑。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其内部市场规模、活力、治理水平的差异将更具决定意义;最后,假如这一负面前景能够倒逼中日、中德、中印之间的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合作,哪怕是点状和些小的突破,也将对全球经济排除分立、碎片化倾向的干扰,重回合作、升级轨道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

  • 孙太一|淡化旧指标 匹配新质力|海外看世界

    学者评【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排位】第7篇 2023年是全球经济经历疫情疲软之后复苏的一年,主要经济体中,有的发展很强劲(比如印度,GDP增长7.2%),有的则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依旧停滞不前(比如沙特,受石油价格影响GDP下降1.1%)。但明明GDP下降了0.3%的德国为什么反而超过了增长势头强劲的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呢?我们知道这当中汇率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虽然按照本国货币来算,日本经济在增长,但因为日元跌得厉害,根据汇率折合成美元得出的名义GDP体量最终被德国比下来。关注这种排位变化背后的细节,也让我们同时看到,有的时候GDP的数值在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光是按照不同的GDP的算法,我们就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中国的GDP总量在2022年大约是美国的73%,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来算GDP,中国在2014年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而如果算人均GDP的话,中国在2023年仍排在全球第66位。而且,我们细究GDP的统计方式,不同国家的算法也不太一样。有的国家,让两个农贸市场互相买对方的农产品都可以算在GDP里,没什么意义。所以,对中国而言,GDP这个旧指标可能已经过时,新质生产力需要新的指标来匹配。 比如,我们的台湾地区在“女性占议会总人数的百分比”这个数值上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大陆的“人口预期寿命”也不赖,从2020年起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同时包含预期寿命、教育年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不同方面考量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上,我们的香港地区就在2023年排到了全球第四。这些更为关注人作为个体的状况,以及“新质生产力”背后经济和民生质量的的指标,或许应该在这个新时代更被优先考量了。中国可以每年提出一两个在新的一年将重点关注的新质指标,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意一些领域,乃至可以引领这些方向,这不仅可以增强“新质生产力”,而且对软实力的增长也是很有帮助的。女性就业率、人均碳脚印、不同级别芯片制造能力,甚至去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指标都是可以考量的。 当然,要引领一些方向,数据透明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因为某一个时间段里数据不好看,就不公布了。举个例子,美国的很多大学在给教授评绩效的时候都能容忍偶尔一两个学期在教学、研究、服务等方面的不足,但最关键的是该教授在得知这些弱项之后是否能让评委们看到自己有针对性地做出了调整和尝试。因为不足的地方往往也是潜力。比如,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当前只有20%左右,远低于其他重要的经济体。但这恰恰又反应出印度在这一方面的巨大潜力。如果印度政府宣布,因为看到了自己这方面的不足,决定2024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是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那对内对外应该都能受到很大的欢迎。 旧指标虽然仍有参考价值,但不应该再是最主要甚至重要的目标参数。追求“新质生产力”的今天,恰恰需要新的、更为多元的指标来匹配,这也是我们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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