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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2026年1月3日晚（北京、台北时间1月4日晨）由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和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主办，台湾旺报和上海东亚研究所赞助的《两岸热点》系列讲座第四十八讲暨闭门线上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由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召集人赵全胜主持，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主讲，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前驻美代表处咨议黄介正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谢韬与谈。来自全球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其中戎抚天、邓中坚、王英津、顿世新、夏立平、包承柯、节大磊、朱志群、孙太一、赵宏伟、殷燕军、祁东涛等专家学者在问答环节分享了看法并提问，浩瀚智库的执行主任朱俊玮提供了中英文翻译。 史文教授从他2025年发表的三篇文章出发，解释了台湾虽然对美国重要、却不是美国核心利益的判断，并由此认为美国应该将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清晰化，而且是清晰地表明不会对台湾进行协防，因为继续保持战略模糊会是美国越来越大的战略负担。他认为大陆不应该将此视为为动武开了绿灯，而因将其视为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的契机。史文教授同时分享了他对各方变化的观察，包括美方“一个中国政策”的空心化，中国大陆军演对“和平统一”主张带来的挑战，台湾各党派的不利于统一的相关表述，以及自第三次“台海危机”以来军事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他同时指出，北京不该把特朗普的言行当成是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尤其是未来如果民主党政府上台，美国和中国激烈竞争的状况不会有大的变化。 黄介正教授在点评时提到史文教授的观点在台湾如果被一个台湾人说出来可能会被扣的帽子。他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在最近几年愈发明显，而鲁比奥所提的Recalibration和Prioritization意味着美国要重新寻找优先顺序。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无论是武器装备的调整，还是与盟友的协调，以及MAGA派内部的博弈等。另外，特朗普之后，MAGA派能否再有八年将变得对局势尤为关键。 谢韬教授认同史文教授关于美国放弃“战略模糊”而不协防台湾的观点，并指出“战略模糊”从某种程度上反而鼓舞了台独势力。谢教授也同时探讨了关于美国盟友（诸如日韩）介入台海后美方潜在行为以及台方游说势力在华盛顿的能量等话题。当然，谢老师也借委内瑞拉的最新局势谈到了中国的《反分裂法》及相关影响，并与史文教授探讨。 在问答环节，学者们就“中美竞争”“美战略调整”“特朗普访华”“武力保台不合法”“介入国家的损害”“高市早苗的言论”“核武器”“对台军售”“恶性循环”“战后秩序”“第五条”“特朗普2.0”“琉球和钓鱼岛”“美国战略的调整速度与调整期”“国民党上台与美政策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授权法案》描述对比”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委内瑞拉的最新局势也让2026年的第一期《两岸热点》讲座有了更多素材与发人深思的交流。 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推出《两岸热点》系列讲座，《海外看世界》也将持续追踪报道。

28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8篇 朱俊玮 浩瀚智库执行主任 “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一般指在国际体系中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塑造国际制度与规范、组织并动员多国合作、并通过综合实力来影响他国的国家。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壮大，在区域治理及部分全球议题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倡议”等理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日益关注。笔者在对外交往中亲身体会到，一些国家积极评价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相关倡议，并期待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然而，这种外部期待有时超出了中国当前的外交能力，使“能力-期待落差”问题逐渐凸显。 客观而言，中国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领导型国家特征，包括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贡献、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合作、在部分区域机制中的制度性影响力等。但在国际安全治理、全球制度设计、规范塑造以及软实力、话语权等关键维度，中国仍与典型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存在差距。作为一个走出百年屈辱的崛起中国家，中国对自身能力的判断相对谨慎，而部分国家则因为看到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突出表现，便将这种能力外推至其他领域，形成以偏概全的判断，由此对中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样，中国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和外界对中国的期待之间就产生了明显的差距。 | 图片来自网络 这种落差在当前多场重大冲突的调解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俄乌冲突、以哈冲突还是以伊冲突等地区紧张局势，不少当事方和相关国家都期待中国在冲突调解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俄乌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往往把美国主导的双边关系模式套用到中俄关系上，误以为中国可以通过施压去改变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而俄罗斯则期待中国提供远超中国实际意愿与可能性的支持。在中东地区的多场冲突中，当事方都希望中国能“主持公道”，支持己方，谴责和施压另一方。伊朗与沙特在中国推动下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就更高了，期望中国能够复制类似路径，协助调停其他冲突。一些国家甚至希望中国以“大国强势介入”模式来主导冲突调停。在笔者参与的智库对话中，不止一国的驻华外交官曾明确表示：“中国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个冲突解决方案来，让我们照着中国的方案去停止冲突、实现和平？”然而，这显然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中国外交往往强调尊重主权、重视当事方主导权，更是反对恃强凌弱。而且，中国不是万能是，即使是中国斡旋促成沙伊和解这样的成功案例，也未必具有可复制性。中国尚未披露具体斡旋细节，但学者圈倾向于认为，中国发挥的作用更多是推动者和沟通平台提供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发挥主导作用的调解人。然而尽管如此，许多国家仍然不断提醒中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期待中国在调停冲突、化解危机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当中国的努力无法达到其期待时，这些国家不仅对中国感到失望，甚至还会埋怨中国，误以为中国不是能力有限，而是不愿对他们提供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 图片来自网络 世界领导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国际社会期望”与“国家可提供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任何世界领导型国家在参与全球事务中都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中国作为不断上升的崛起国，遇到的这种“能力-期待落差”问题可能会日益显著，应通过战略沟通、公共外交等途径，在能力提升与预期管理之间保持动态平衡，避免在国际事务中陷入被动境地。

28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7篇 梁微   美国明德国际研究院教授 世界领导型国家通常意义上是指代那些有能力及有兼具前瞻性和普适性概念的国家，有意愿来提供符合本国长远利益的全球公共产品。在目前·情势下，似乎中美都符合这些要求。主要的区别是，美国在二战后提出了明确的关于基于规则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多边国际秩序，而中国至今仍在继续摸索改进自己对于新国际秩序的主张。 | 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现在的实力相对减弱使得它更加不情愿继续无条件的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填补空白。而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也成功的建立了一系列的新的多边组织，包括新发展银行，上合组织，AIIB等等。在这些新的多边组织中，不仅中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测试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一些新理念的场所。时至今日，中国的一些新概念包括了： 1)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或者说是国际新发展主义； 2）强调从成员国之间的互相尊重，包容，不排他性； 3）治理原则上重视灵活和效率，简化冗长的程序和决策机制。 这些尝试也有效的促进了现有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 |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目前来说，中国作为今后的世界领导型国家也面临一些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和受惠国，包括联合国、多边主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平架构、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因此中国此前更多的努力是改革，而不是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2）也因为如此，中国还没有发展出区别于现有秩序的兼具前瞻性和普适性的核心概念。 3）中国目前成功的努力集中在经济领域，贸易、投资、发展等等。 今后中美在国际秩序方面似乎合作则双赢，也就是G2的框架。

27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5篇 吴川 日本大学教授 1 中美：领导力退潮下的战略试探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发布，不仅标志着其外交政策取向的明显调整，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传统“世界领导型国家”在全球力量格局变迁中的困顿与重塑。这份以“美国优先”为底色、充满现实主义与收缩意味的文件，本质上更像是一份“退场声明”：它将国家战略的底层逻辑，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霸权管理，转向服务“核心国家利益”的交易性自保，所传递出的不再是自信，而是克制与不安。这表明，美国已难以继续以单极霸权方式塑造国际秩序。 在中美关系层面，这意味着竞争仍将持续，但其重心正在从“压倒对手”转向“拖慢对手、消耗对手”。这种战略试探并非以解决结构性问题为目标，而是通过制造长期紧张来维持相对优势。风险在于，当领导力不再建立在规则、责任与公共产品之上，而是依赖模糊与试探维系时，任何误判都可能被迅速放大。 2 日美：同盟前移与责任外包 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真正暴露的，并非领导力的稳固，而是战略焦虑的外溢。世界早已进入多极时代，但美国仍沉迷于“不可替代”的单极幻觉。规则被阵营化，制度被工具化，贸易、科技与价值议题被全面安全化，其结果并非秩序更稳，而是世界更加碎片化、紧张化。当一个国家越是反复强调自己在“领导世界”，世界却越感到不安，问题恐怕并不在世界，而在这种领导方式本身。 在这一战略调整过程中，日本成为美国最重要、同时也最脆弱的支点。美国不断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却同步降低自身承诺的确定性，日本被推向前台，却缺乏实质性的战略主导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表述看似强硬，实则揭示了同盟结构中的高度不对称：风险主要由日本承担，关键决策却掌握在美国手中。一旦局势升级，日本将首当其冲承受安全与经济冲击，而美国仍保有调节介入程度的空间。这已不再是对等同盟，而更接近一种危险的责任外包机制。 图片来源于网络。 3 台湾：被放大的筹码与被压缩的安全 当今世界真正需要的，是能够降低冲突风险、提供制度性稳定的“世界领导型国家”，而不是反复强调自身“不可替代性”的霸权国家。然而，在2025年NSS中，美国将“领导力”进一步阵营化、工具化：规则不再是普遍遵守的底线，而成为“自己人”的特权；制度不再是合作的平台，而被用于排他、围堵与施压。贸易、科技、产业链与价值议题，被一并纳入地缘政治竞争的框架。 台湾问题正是这种结构性风险的集中体现。美国在NSS中不断抬高台湾的“战略价值”，却始终维持模糊承诺，以政治象征替代安全现实。台湾被反复当作中美博弈的筹码，却缺乏真正用于降温的制度安排。支持越高调，误判概率越大；战略越模糊，冒险冲动越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世界领导型国家”，应当减少冲突变量，而非持续加码风险。否则，误判风险一路飙升，被考验的将不仅是所谓的领导力，而是整个东亚秩序的承受极限。

27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6篇 金君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随着特朗普12月5日提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进行外交策略调整的大趋势日益显著，许多国家都在寻求政策调整甚至战略转型。“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个概念的相关讨论，实际上反映出许多国家在国际形势高度不确定、对外工作找不到明确思路的大背景下，对于多国集体行动、解决部分国际性问题的期待。当前，由于部分传统上维护国际秩序的主要国家开始向“小多边主义”甚至单边主义转型，全球领导力赤字突出。部分传统霸权国试图维护其霸主地位。但是，未来的“世界领导型国家”不应该是单一的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以及多边主义全球秩序。 在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模型下，霸主国提供维持国际秩序的公共品，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技术领域，国际秩序领导者都需要支付一定代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货币领域的特里芬悖论。自由主义流派中的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也有类似逻辑，霸主国向国际制度让渡部分自由，以维持和领导这种国家间合作框架。但随着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型，霸主国对于其他国家“搭便车”更加敏感，同时试图通过自身霸权地位收取某种“补偿”。随着互联网发展、新兴媒体崛起和民粹主义抬头，部分霸主国内部出现片面强调其直接付出、忽视其隐性和间接收益的政治论调，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民粹主义者将贸易赤字视作公平贸易标准、忽略美国输出美元所带来的综合收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部分先前维持国际秩序的霸权开始诉诸“小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滥用单边制裁，肆意征收关税，排除他国制定国际规则，成为带头破坏国际秩序的“掠夺性霸权”，这是当前国际秩序面对的结构性困境。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未来的“世界领导型国家”是否应该重新建立全面的霸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答案。但许多国家对于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霸权抱有警惕的态度。未来我们可能面对一个多极共存的国际格局，没有哪一方占据绝对的技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主导；在国际金融治理等需要国际公共品的领域，由多国共同领导，共同提供公共品。相比单极世界，这种局面确实存在一些风险，特别是大国间摩擦的风险。但这种新格局对于国际合作是有利的，因为它更好地体现了基于各国自愿的国际合作原则。当前，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美国视角下的“集体安全”实际上都存在权责分配的问题，多个当事方都认为自己吃亏，国际合作因而受阻。基于自愿原则的治理合作可以提升集体行动的效能，也有助于为全球性义体排出优先级，各国优先解决最为急迫的事端。 多极共同领导秩序的核心就是大国共存。尽管当前的一些“大国一致”国际制度安排，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饱受中小国家诟病，此类安排却是维护国际秩序、避免毁灭性战争的必要护栏。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避免大国直接冲突，体现出一定的认知进步性；该原则的落实对于全球秩序至关重要。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提出质疑，例如芬兰总统斯图布不久前在《外交事务》发文抨击基于“大国交易”的国际秩序。这种言论当然有美欧利益集团维护其既有制度框架下优势地位的意图，但也反应了中小国家的普遍忧虑，担忧自身核心利益被大国私相授受。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局面，各国不应试图阻挡单极霸权向多极领导的转型，而应该通过积极的区域自治、自主开放的多边外交来争取权益。具体而言，以下这些原则或许对于一些国家的政策调整具有价值：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一，不要预设假想敌，以开放的姿态开展与域外大国的外交。在多极客观共存的情况下，阵营对立无助于国际争端解决，以仇恨和恶意揣测出发的外交政策可能引发国际局势升级。在中国对外合作中，部分国家凭空指责中国企业危害其国家安全，进而对中国开展经济霸凌，实际上有损双方利益。 第二，避免排他性的小多边组织，提倡开放式合作。除了引发阵营对抗、破坏国际经济体系以外，这些小多边组织必然会向外扩张并推广其政治、经济、技术标准，进而引发广泛的国家间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对峙。一些中小型国家看似从大国制度竞争中获益，实际上也会因为大国竞争激化而失去许多本可以用来解决跨国、区域治理挑战的合作机会和资源。 第三，积极开展跨区域合作。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技术便利，建设数字化贸易枢纽，开展跨区域合作，既是一些国家的经济起飞契机，也是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提升中小国家自主性的途径。 第四，权责对等。无论是向其他大国提出要求，还是开展区域内部的协调与合作，多极化背景下的权责对等原则都是合作成立的关键。在与其他大国的外交中，“虚空造牌”和“极限施压”这类只提要求、不提利益交换的外交姿态往往是阻碍各方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而在国家间合作中，确保各国劳有所得是推动合作、克服民粹主义阻力的重要基础。在全球治理合作中，成员国治理责任公平分配也是长期稳定治理合作的重要前提。 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上述四点以外，真正的文明互鉴也有助于建立多极共同领导的国际秩序。各国都有自己的软实力、身份认同和民族历史，应寻求符合本民族、本国和区域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多极共同领导时代不应存在一个文化霸权，特别是那种从“物质发达”构建“制度优越性”甚至“人种优越性”的文化霸权；各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摒弃“善恶二元论”，以平等开放的姿态接触其他国家。在认知差异大到无法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再退一步寻求基于现实主义和国家硬实力的政治平衡。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对于处于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从美国到中小型国家的世界各国都有积极意义。

【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系列文章第13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 当代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一场既延续冷战逻辑、又超出冷战想象的结构性变化。要理解这种变化，必须从相互确保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与复杂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谈起，再一路推演，便能推导出现实主义（realism）与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其实存在交汇之处。在当下，中美在稀土与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所形成的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MAED）与互赖脆弱性结构（Reciprocal 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 RVI）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被置于代序崛起（order-succession rise）与世界领导型国家（world leadership state）这样更宏观的秩序变迁框架之中。 原子弹研制时期二二一厂技术攻关会议。 （来源：北京日报） 相互确保毁灭这一概念（MAD）最初产生于冷战核威慑理论的语境之中，并由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学者系统化。其核心含义在于，当两个大国都拥有可靠的二次打击核能力时，任何一方发动核战争都将面临本国被摧毁的结局，因此理性的决策者会在最高层级上被迫克制，战争由此在极端意义上变得不可想象。MAD 并不是道德共识，而是一种冷酷的结构性相持：正是因为毁灭的对称性，才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高度不稳定中的有限稳定。这一逻辑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关于“威慑”“相持”与“结构性约束”的基本模板。 与核威慑并行发展的是复杂相互依赖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e），由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框架下提出。复杂相互依赖强调多个沟通渠道、议题多元化以及军事手段不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基欧汉与奈区分了“敏感性”（sensitivity）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指出国际经济与制度网络使得国家在相互依赖中获得收益，但同时也要承受成本。然而，在总体判断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倾向于强调制度、规则与互利合作可以缓解冲突、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战争与零和竞争的逻辑。 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realism and neorealism）则对这种乐观态度保持高度警惕。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学者强调，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所谓相互依赖往往意味着脆弱性，而脆弱性对于安全敏感的大国尤其危险。在这一脉络下，经济关系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互利交换，而是潜在的筹码与武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早在战后便通过《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揭示，对外贸易可以被用作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后来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在经济国策（economic statecraft）理论中进一步深化这一思路。近年，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与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提出“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指出掌握全球网络节点的国家可以通过金融、支付、信息与供应链体系对他国施压。可以说，现实主义传统不断提醒我们，复杂相互依赖既可能带来合作，也可能被战略性利用，其本质是一种权力关系。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刚出炉的稀土釉陶瓷。 （来源：新华社） 互依赖与武器化相互依赖之间，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新结构。中国在稀土矿产开采、精炼与高性能永久磁体生产上的主导地位，使其在新能源、军工与高端制造领域拥有关键原材料优势；美国及其盟友则在先进制程芯片、光刻机设备、EDA 设计软件与高性能 GPU 领域掌握不可替代的技术与制度节点。这种格局并非简单的单向依赖，而是双向且高度不对称的依赖：在不同环节上，各自拥有对方难以在短期内替代的关键资源。于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脆弱性”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互依性”，在中美稀土和芯片的互动之中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既互利、又彼此制约的结构。任何一方若试图通过出口管制、供应链封锁等手段对对方造成决定性打击，都必须同时承受对自身产业体系的巨大反噬，结果是双方在威胁升级时都面临极高的国内与全球成本。 在这一意义上，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系列文章第14篇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长期认为自己是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国际领导地位是美国的一个首要利益，而许多新兴的大国也致力于获得所谓的国际领导权，那么，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国际体系中是否存在制度化的领导权？如果存在，如何获取；如果不存在，那么如何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 全球秩序中是否存在制度化的领导权或者领导者？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领导权，就意味着国际体系是一个明确的等级制。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出现在一战结束之后，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为代表。国际联盟的大会和行政院采取的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决策方式，每个代表一票，这样的制度中自然不可能存在明确的领导者或者领导权。联合国大会是一国一票，体现的是主权平等的原则。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则拥有否决权，但否决权并不是领导权。否决权主要发挥的作用是常任理事国的关键利益面临威胁时否决对自己不利的提案，而这么做本身就因为就意味着该国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主导当时的局势。当然，否决权也可以用来做一些交易，但它无法确保一种制度化的、常态性的领导权。 2025年12月23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安理会就委内瑞拉局势举行的紧急会议现场。 （来源：新华社） 地区秩序中存在制度化领导权的可能性大一些，但事实上在当前的地区秩序中，也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案例。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北约的领导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实际上美国并不拥有某种制度化的领导权，因为北约采取的是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所有成员都有事实上的否决权。法国和德国或许是欧盟中的领导者，但也不意味着它们拥有制度化的领导权，因为欧洲理事会在外交政策、国防安全、税收制度及社会保障等敏感领域采取的也是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 之所以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中都不存在制度化的领导权，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国际体系，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存在大国协调但并不存在制度化的领导者或者领导权。既然不存在制度化的领导者或者领导权，那么世界政治中是否存在非制度化的领导者？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想要成为国际体系中事实上的领导者，首先需要有超强的实力，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实力是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其次需要通过多种外交手腕来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些手腕包括但不限于强迫、交易和吸引等；最后，领导者需要提供一些合理的、有吸引力的全球治理方案，并愿意为此提供最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只能让一个大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段时期的事实领导者，而不太可能让它在当今时代获得制度化的、永久性的领导权或国际领导地位。

27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2篇 门镜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在国际体系加速变化的时代，关于“世界领导型国家”的讨论日益突出。过去的领导型国家往往依靠军事、经济与制度设计来确立自身地位，但回顾二战后的经验，我们发现，语言、文化与思想所形成的认知影响往往被低估。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为美国在制度沟通、知识生产和全球叙事中提供了天然优势。其主导性的文化表达和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国际社会的思维方式与制度选择。由此可见，语言是传播载体，文化是意义系统，思想是价值框架，它们共同构成了软实力的核心结构，也是塑造国际秩序的隐性基础。因此，如果我们要界定“世界领导型国家”，上述三者是决定领导力能否形成与扩张的重要支柱。 | 图片源于网络。     毋庸置疑，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汉语将迅速取代英语，而是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议题的兴趣、对中国发展经验的需求以及对理解中国治理逻辑的必要性不断上升。汉语正在成为进入中国思想体系与文化语境的知识入口。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高校与智库主动开设与汉语、中国政治经济与治理体系相关的课程，尝试以原语言，而不再是英语，来理解中国提出的概念、范畴与政策逻辑。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在全球知识生产和国际沟通中的语言地位正逐步上升，语言背后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也正在成为塑造国际叙事框架的重要变量。 | 图片源于VISUALCAPITALIST 如果“世界领导型国家”意味着能够塑造规范并获得国际认同，那么思想、文化与语言所构成的软实力是其最不易复制、却最能产生深远影响的资源。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一个国家世界观的表达方式；文化不仅体现身份认同，也决定国际体系如何解读这个国家的行为；思想则为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提供正当性来源。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科技与治理创新中的参与度不断加深，汉语及其承载的传播体系从全球发展到人工智能治理，从气候合作到跨区域交流，都开始影响各国对这些议题的理解方式，推动国际讨论出现新的叙事范式。这种以语言为入口、以文化为载体、以思想为核心的软实力影响，正在成为国际秩序中新的认知维度。 | 图片源于VISUALCAPITALISTRobby Robin’s Journey       因此，从全球语言与知识结构的演变趋势来看，“世界领导型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能力：能够提出可被理解的思想，能够以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形式传播这些思想，并能够通过其语言体系使这些思想具有更广泛的可接受性。国际竞争已经超越单纯的力量较量，更是叙事权、意义建构权与价值表达权的竞争。在一个多语化、多极化的时代，能够用其语言体系让世界理解自身话语，能够以其文化系统使世界愿意与其对话，能够以其思想框架影响国际议题设定的国家，才更可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稳定而持久的领导位置。

27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3篇 暴凤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尚无单一权威概念。但通过二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发展，可以总结出一些判断标准，如：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国际通行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叙事话语权；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以及对于重要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参与程度等。   当然，这些标准往往并非孤立单一，而是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朋友与敌人，成为划分盟友阵营的主要因素。同样，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产生的三个领域——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被视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的对外政策，这三点无疑也可视为“世界领导型国家”具备的特征。 | 图片源于网络。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看似毫无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可能性，但是纵观时至今日的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回顾其做法，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19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经济崛起，日本加紧文化软实力建设，积极开展文化外交战略。战后初期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冷战阵营，强调“民主”“和平”“经济重建”的国家叙事，努力塑造和平国家的形象。1960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兴起了“日本人论”（肯定日本文化优越性）的讨论，代表性研究包括中根千枝的《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1967）、土居健郎的《“娇宠”的构造》（1971）、滨口惠俊的《日本特性的再发现》（1977）等。集团主义、耻感文化、间人主义、娇宠、纵向社会等词条不仅固定为日语中的流行语，甚至成为日本对外彰显文化特性的标签。 | 图片源于Tokoytreat        在学界构建日本文化软实力理论框架的同时，政府也设立专门机构开展文化输出。日本外务省于1972年成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作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机构，扩大日本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推广日语教育，推动日本文化走向世界。该机构于1994年在北京设立事务所，2008年更名为“北京日本文化中心”，面向中国学者提供赴日交流机会以及研究资助，举办茶道、花道、香道体验，歌舞伎、能剧表演等日本传统文化节目，同时开展各种对中国日语教育的资助项目。  依托经济实力，日本以对外援助的形式进行文化输出成为提升软实力的主要手段。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日本战后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它既是日本“和平国家”形象的重要展示，也是日本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经济与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1950年代至1970年代，日本基于对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家的战争赔款，以亚洲为中心提供ODA贷款，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为进一步落实开发援助，外务省于1974年成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向其他国家派遣志愿者，领域涉及贫困、卫生、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开发援助中融入文化项目，在传播日本技术的同时，强调民主、人权、治理等价值议题，提高对象国对日本文化的认可度。1982年JICA中国事务成立，开展中日两国间技术与人员交流。 | 图片源于国际交流基金        在日本动漫、游戏等二次元产业流行文化日益兴盛的21世纪之初，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内容产品，以及相关战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对外传播。2009年民主党执政期间，“酷日本”被明确为一项国家战略写入政府文件。在经济产业省下设“酷日本”海外战略室，之后又扩大为“创意产业课”。在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专门设立“酷日本战略担当大臣”，积极向海外进行文化输出。日本依托动漫、游戏、时尚等流行文化吸引年轻群体，形成全球文化影响力。通过系统化推进“酷日本”战略，实现政府与民间合作，在输出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7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0篇 沈丁立 复旦大学 教授 既然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首先必须赋能自身民众，给予本国公民以充分的幸福与安全，尤其是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分配等方面，让人民有足够的公平与满足感。如果在国内都做不到这些，就已经当起了“世界领导型国家”，或自认为已经具备了领导世界的资格，那甚是可笑。就此而言，目前国际社会具有内部高度发展与和谐的良治国家，并不太多。 来源：CNN 让本国人民幸福与安全，只是担当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必须条件，但还远非充分条件。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不仅其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值得人类钦羡，这样的国家还得有意愿和能力向世界输出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公平产品，包括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制度与资源。目前，有兴趣并已开始出口地区或全球制度的国家已有一把，可惜其内部制度值得世界公认的也还不多。必须指出，一个国家是否成为世界领导型，并不凭其想象或意愿，这还是需要经过时间考验而由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定。 来源：UN 综上所述，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中，能同时具备前面两段所论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之充要条件者，相当稀缺。美国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勉强达标，当然这也颇有争议。前苏联与俄罗斯从来就不是，其他国家更谈不上。当今美国更趋内向，对包括它自己创建的许多国际制度采取否定态度，它与“世界领导型国家”已渐行渐远。在一个缺乏世界领导型国家的时代，国际秩序恐怕会呈现不稳。各种力量组合，包括基于权益交换的利益苟合，会时起时伏，这不免将是现时与未来的秩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