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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新一期《一虎一席谈》，讨论英语该不该继续当主科。汤家凤的观点其实比网上很多标题呈现得要温和。他并不是主张不学英语，而是认为应该降低英语在中高考中的权重，把更多时间留给数理化。他也特别强调，降低考试分值不等于减少英语教学。 与此同时，关于“文科到底有什么用”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刘建军之前写过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题目就叫刘建军：文科不会消亡，但需要缩水。他的观点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大量社会科学、尤其政治学研究可能只是不断制造概念、变量和理论，对人类知识真正的增量十分有限。当然，他也特别声明，这是对自己几十年学术生涯的反思，不是要求整个社会科学界照此办理。这种“有用还是无用”的焦虑已经开始蔓延，一些大学甚至已经开始将资源慢慢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向理工科全面倾斜。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英语还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学吗？AI都可以实时翻译了，为什么还需要外语？国家竞争越来越聚焦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我们是不是应该干脆多培养工程师，少培养一些文科生？我的答案可能有一点反直觉。高考英语当然可以改革，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当然也应该改革。但越是强调科技竞争，越不能只培养会做技术的人；越是强调文化自信，越需要有人能够理解别人的文化。尤其是，越想自主，越不能靠别人替你翻译世界。 一、真正的自主，是别人说什么，我自己看 英语最重要的价值，甚至未必是交流，而是让一个人拥有更多独立获取信息的能力。如果你完全不懂英语，那么你看到的“美国人怎么看中国”“国外媒体怎么报道”“外国学者怎么评价”，很大程度上必须经过别人翻译、摘要和筛选。问题在于，谁替你筛选信息，谁就已经拥有了一部分解释世界的权力。所以，学英语和文化自信根本不是反义词。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把耳朵堵起来，而是别人说什么，我听得懂；别人写什么，我看得懂；别人怎么批评我，我也看得懂。然后，我自己判断。这是一种信息自主。 二、英语未必是最好的语言，但它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接口”之一 我身边有一些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掌握26个字母和一些简单规则以后，就已经可以捧着简单的英文儿童书尝试往下读。中文显然不同，一个孩子真正独立识读大量汉字，通常需要更长时间。这当然不说明英语比中文更易被接受。不同语言只是打开了不同的认知路径。今天英语真正的优势，也不是语法有多先进，而是近几百年历史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效应。W3Techs在2026年9月的统计中，在其能够识别内容语言的网站里，49.5%使用英语。这个数字受统计方法影响，但英语在互联网、科研、商业和跨国交流中的枢纽位置很难否认。它更像一种接口协议：当大家都用Word传文件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发展自己的软件，而且应该发展；但如果你的策略不是让自己的软件越来越好用，而是宣布从今天起我不打开Word文件了，那么最大的可能不是别人被迫改变，而是自己先看不到别人发来的东西。发展中文知识体系，与拒绝接入世界现有知识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真正强大的系统，不应该只能运行自己的软件。 三、AI能翻译一句话，却不能替你进入一个圈子 AI当然会改变英语教育，而且会淘汰大量低水平翻译劳动。旅游问路、菜单翻译、读一篇普通英文报道，现在已经不需要多高的英语水平。所以未来英语教育确实应该少考一些刁钻语法，少刷一点为了考试而存在的题。但AI降低的是“翻译一句话”的门槛，不是理解一门语言和一种文化的价值。假设你参加一场有十几个国家人士参加的酒会。几十个人三三两两聊天，你从左边听到有人提到自己的研究，右边有人正在谈一个与你有关的项目，还有人突然开了一个只有熟悉当地政治文化才能听懂的玩笑。懂语言的人会自然捕捉这些信号，然后决定什么时候走过去、什么时候插话、什么时候接一个梗。这不是把每句话翻译成中文就能解决的。机器可以告诉你别人说了什么，但机器很难替你决定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接话，什么时候一句话可能交到一个朋友。而商业、外交、学术和政策圈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有相当一部分恰恰发生在字面翻译之外。所以AI时代不是英语没用了，而是“什么样的英语有用”正在改变。 四、如果公共教育退出，英语可能反而更容易变成富人的工具 支持降低英语权重的人还有一个很有道理的理由：教育公平。城市家庭可以请外教、上培训班、出国旅行；一些县城和农村孩子只能依靠学校。但这恰恰值得再追问一步：假如未来科研、跨国企业、国际交流和大量高端职业仍然需要英语，而公共教育越来越不重视英语，最后谁最不受影响？恐怕还是有钱人。富人依然可以请私教、上国际学校、送孩子出国。真正失去低成本英语学习渠道的，反而可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真正值得改革的不是“大家都少掌握一种工具”，而是怎样让普通家庭的孩子，不需要花几十万元，也能把这件工具学会。英语可以少考一些语法，高考甚至可以允许不同专业赋予英语、数学不同权重。但不能因为尺子设计得不好，就把测量的能力一起扔掉。 五、工程师能决定东西能不能造出来，却未必能决定它能不能卖出去 这也是我对“理工科更有用、社会科学没什么用”最大的疑问。中国只缺理工科人才吗？中国这些年能够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光伏、高铁、通信等产业迅速成长，本身就说明中国工程师的能力。可今天的大国科技竞争，早已经不只发生在实验室里。工程师回答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造出来；但产品造出来以后，还要面对能不能进入别人的市场、政府会不会批准、议会会不会限制、消费者会不会把它视为安全风险、其他国家会不会跟进等一连串问题。TikTok就是一个极端鲜明的例子。TikTok的技术和产品能力并没有因为它进入美国市场而突然消失，美国用户一度超过1.7亿。但这样受欢迎的产品和过硬的技术、算法却一度受到阻挠。程序员把产品做出来了，接下来决定产品命运的，却变成了法律、安全、政治、舆论和社会认知。所以工程师当然重要。但在今天的科技竞争中，律师、经济学家、政治学者、传播人才和区域研究者等等，有时候是在保护工程师几十年工作的成果。工程师决定一件东西能不能造出来；一个社会还需要其他人帮助才能决定它能不能走出去。 六、更高层次的竞争，不是反驳别人，而是定义问题 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样。同样一辆价格便宜、性能不错的电动车，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事。一种说法是，这是补贴和过剩产能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正在冲击他国产业；另一种说法则是，这是高性价比的绿色产品，可以降低消费者成本，加快全球能源转型。同一个事实，可以进入不同的问题框架，被不同的方式塑造。而政策讨论一旦进入某一个框架，后面的结果往往已经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讲好中国故事”绝不是把已经准备好的立场、描述准确翻译成英文发到网上就行了。我们从来不缺讲故事的人，真正稀缺的是会讲故事的人。只知道别人说一句、我反驳一句，是最初级的话语竞争。如果问题永远由别人提出，你再雄辩，也经常只能处在防守位置。真正高水平的话语权，是让别人开始思考并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七、这恰恰回答了“社会科学有什么用” 所以社会科学到底有什么用？工程师可以研究怎样把芯片做出来，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可以研究出口管制如何改变企业的行为，法律学者可以研究一项限制究竟依据什么法律，政治学者可以研究一个议题为什么能够进入国会、哪些群体会支持、哪些群体可能反对，传播学者可以研究为什么一种说法会被公众接受，区域研究者则可以告诉你，同一句话放到美国、日本、东南亚或中东，为什么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当然，社会科学里存在重复研究、概念游戏甚至自娱自乐。刘建军教授批评这一点，我完全能够理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需要改革，但“有些研究没有价值”和“这种知识没有价值”，是两回事。一栋楼里有一些房间设计得很差，解决办法应该是重新装修，不是把整栋楼炸掉。 八、文化自信，不是让全世界自己猜我们的意思 类似的误区也存在于文化传播中。有人会说，中国文化本身足够优秀，为什么一定要用英语告诉别人？因为“东西好”和“别人知道它好”本来就是两件事。这一点上，许渊冲对世界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一点都不亚于他翻译的作品的作者们。莫言不会因为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才成为优秀作家，《三体》的想象力也不是刘宇昆翻译以后才突然出现。但如果没有优秀的翻译者和文化中介，它们进入另外一个语言世界的出版市场、评论体系和普通读者视野，当然会困难得多。文化自信不是坐在家里等全世界学会中文。越觉得自己的东西好，越应该有本事把它讲给别人听。真正强大的文化，从来不怕翻译。它恰恰应该拥有也配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群翻译者和传播者。 九、真正强大的国家，不能只培养一种人 我并不反对调整英语在高考里的权重。我甚至认为未来高考本身就应该更加多元。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充沛，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权力本身不应该这么困难。而一个数学天才不应该因为英语少考几十分就学不了数学，一个语言天才也不应该因为数学少考几十分就学不了语言。问题是，我们千万不要从“英语应该怎么考”，一路滑到“英语没用了”；也不要从“我们需要更多理工科人才”，滑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不重要”。这就像一支球队发现前锋不够强，于是决定把中场、后卫和守门员都裁掉，再派十一个前锋上场。一个大国尤其不能这样。我们当然需要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但也需要能够读懂国际规则的人，理解别国社会的人，预测政策变化的人，参与谈判的人，塑造议题的人，以及能够在别人定义中国之前参与定义中国的人。英语只不过是进入这套能力体系的一张基础门票。它不是信仰，也不是身份。学会英语不会让一个中国人少一点中国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熟悉两种语言、两个社会和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往往才更知道自己的文化独特在哪里，也更知道怎样让别人理解这种独特。所以，我真正担心的不是英语高考从150分降到120分，甚至100分。我担心的是，我们会不会在反对应试英语的时候，直接放弃了英语；在强调科技的时候，误伤了社会科学；在追求文化自信的时候，把隔绝误认为自信；在强调自主的时候，反而越来越依赖别人替我们解释世界。真正的自主，不是世界只说我们听得懂的话。真正的自主是：世界说什么，我们都听得懂。然后，该吸收的吸收，该反驳的反驳，该重新定义的重新定义。最后，我们也有本事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且能听懂我们说的话。

王在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研究员、副院长 西方国家是个集合概念，有多重复合属性。地缘上，它以欧美为中心；经济上，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它是代议制民主政体；对外，它奉行殖民主义掠夺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语言上，它主要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文化上，它奉行排他性欧美中心论。总体上，西方国家是工业文明的代表。 正如世界文明史所表明的那样，不管是反映人类社会整体进程的世界文明，还是反映特定国家的文明发展历程，都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迄今为止的世界文明史还表明，除了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外，其他所有的文明差不多都是昙花一现。有迹象表明，500以来西方国家代表的近代工业文明也难以摆脱终结的历史宿命。原因很简单，西方国家代表的文明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和速度步入系统性危机的轨道。全产业链持续空心化，贫富差距像脱缰野马，新自由主义全面失宠，保守主义同样黔驴技穷，西方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日益涣散，在世界上的分量日渐式微。其根源，就在于西方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无限制逐利的逻辑与共同体生存逻辑水火不容。缺乏全面深刻反思与根本性调整，西方国家很难摆脱日益复杂的系统性危机，西方文明终将陷入穷途末路。     西方国家的系统性危机并不意味着世界文明发展步入黑暗时代。应该看到，百年大变局的最主要内容无非就是西方文明的式微和世界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西方文明赖以存续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反对霸权，共谋发展，多元包容的新世界文明形态已经显露端倪。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的重新执政，无疑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形成基于价值观联盟体系的重大外生震动要素。从2024年特朗普大张旗鼓再次竞选，并优势逐步显现之后，欧洲等传统盟友已是颇为焦虑，加之乌克兰危机的外在安全压力，欧洲战略自主等议题又重提议事日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美欧传统联盟关系、美加墨的纷争亦是不断，由此带来一个不得不思考的困惑：难道是特朗普个人因素促成了西方联盟体系的变化，这是一种暂时的、个案式的，亦或是一种体系性的、颠覆式的变革？理解当今时代，美西方的联盟与战略联合的变化，需要从特朗普个人、美国角色自我重新定义、国内社会政治基础以及美国外交传统的轮替等多项要素加以考察。 | 图片源于网络。 第一，特朗普的个性与偏好。自十年前特朗普正式步入美国政治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他独特的个性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已是较为熟悉了。特朗普自我主导、依靠直觉而非专业的言行，决定了他不会遵循传统和惯例，而是以自我的政策偏好、理念价值，作为对外行为和政策的基础。在此，特朗普在诸多领域重塑美国对外战略的表现已是“路人皆知”。而且从政策理念来看，他精于计算、对于成本与收益的关注，对于美国传统盟友来说都是面临的新问题。从北约到东亚联盟，特朗普关于军费开支、联盟搭便车的批评不断，诸如“废除北约”等严厉言论也是间或出现。受《路透社》采访的数十位西方政客，均表示特朗普之下的北约联盟体系，虽没到瓦解地步，但已是紧张和压力倍增，西方传统盟友的信任基础已受到重大挑战。 第二，美国自我角色的重新定位。在二战后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念下，美国基于霸权的定位，就是自身领导的国际制度、联盟体系的公共产品供给者，也是一种“保护者”的角色。然而，近些年美国战略界早已提出美国所坚持的这种国际秩序观或已“消亡”，美国已不再也不应成为免费的供给者。对此，特朗普执政之下的美国政府，战略上已进行进攻性的西半球收缩，美国更为强调自己是一种“交易式的保护人”。即美国出于自身利己的自私利益，不再提供搭便车的供给与保护，而是需要美国盟友进行买单。这反应了美国自身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传统西方联盟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已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是由特朗普及其政府来完成的。 第三，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变化。无论是从产业经济地理，还是从美国社会思潮的变迁来看，随着美国逐步在全球产业经济地理分工中地位的变化，美国与国际体系，尤其是传统上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关系已是今非昔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群体性崛起也是一种事实。这种经济基础分工的变化，不可避免带来美国国内社会及其思潮的反省。由此，在对待全球化问题，对待新兴大国的积极发展问题，对于美国与外部世界及其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等，美国更加走向内向的大国，更加趋于保守和自我脱钩。在此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下，美国的国内政治也随之变化，这为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偏好赢得了国内社会和政治的支持。 第四，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轮替。美国对外政策存在多种传统，不仅为传统所述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根据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米德的归纳，美国对外政策有四种传统，即以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对外扩张民主，凸显美国对外政策的价值理念一面，以杰克逊为代表关注保持美国的全球权力优势和国际地位，看重物质安全，维护经济利益，而杰弗逊为代表的传统则更为关注美国自身的国内安全，反对美国插手与干预美洲大陆之外的事务，最后为汉密尔顿则强调重商主义，强调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以理性的方式计算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即使从美国贸易政策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是在三个目标之间维系平衡，即“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财政，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以及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基于此，特朗普重塑西方联盟体系的做法，可以部分追溯到美国对外政策、美国贸易政策的传统。 基于此，特朗普执政时期，美西方的联盟体系得到一定的重塑，但在一定意义上仍是其内部矛盾，更多体现了美国自我角色的在定位，并得到特朗普总统个人特质以及美国外交传统的支持。随着后续美国政府的更替，美西方的矛盾及其分化是否会延续，取决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再定位能否继续，而特朗普个人则是一个承办者的角色。

刘洪钟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纵观二十世纪西方的历次危机，其核心逻辑多围绕经济周期波动与结构失衡展开。1960至1980年代，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与两次石油危机接踵而至，日本、西德等后起工业国凭借出口导向型模式快速崛起，在汽车、钢铁、电子等领域对美国制造业形成强劲竞争，但总体看，彼时危机的本质仍是经济层面的。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纽带下，西方阵营得以在北约框架内维系大体稳固的联盟，未让经济矛盾演变为政治分裂。然而，当前的西方危机则从性质上已出现根本裂变。它不再只是单纯的经济衰退，而是经济停滞、制度失灵与联盟裂变相互叠加的复合型危机。国际环境由两极对峙转向多极化与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根源则由周期性波动转为结构性矛盾，去工业化、贫富分化、政治极化、权力高度垄断于少数企业等已成当前西方危机的主要特点。 （来源：AP news） 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盟国体系是否衰落，可从北约与美欧关系的变化窥见端倪。自2016年以来，尤其在特朗普两次执政期间，美国高举“美国优先”，抛出“北约过时论”，以军事威压、财政索求与关税施压构建交易主义外交，使安全合作附加条件化，美欧关系由价值观“天然盟友”转向“交易型”联盟，联盟内部普遍弥漫信任赤字。作为回应，欧洲转向追求战略自主，抬高防务开支、推进联合采购与产业能力建设，力图以独立姿态与美国相处。因此，虽然联盟并未瓦解，但其存续基础已由共同价值观转向对共同威胁的感知与利益权衡。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当前西方危机的程度更深，影响也更深刻。从西方内部体系和结构看，昔日盟友间的相互依赖，已逐渐因技术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沦为单向依赖。美国科技巨头掌控着数字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的关键节点，欧洲在经济主权焦虑中谋求替代方案，但却因为技术绑定而难以摆脱对美国的深度依赖。欧洲寄望于通过绿色与数字双转型重拾增长与战略自主，但却面临重重困难、步步维艰。数字转型须直面美国在云服务与人工智能标准上的主导，绿色转型又背负能源成本与产业外流的压力，使得欧洲在“去风险”和“保持开放”之间面临艰难选择。此外，以科技公司为首的美国“硅谷右翼”还大张旗鼓助推欧洲极右翼崛起，政党极化与观念分裂动摇了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共识。因此当所有后工业化国家普遍陷入停滞，危机的出路便不再是单一国家的政策修复，而是整个西方发展模式的重新校准，这正是当前危机具有体系性、长期性的根源所在。 （2026 年 1 月 22 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塞佩·卡沃·德拉贡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来源：Politico） 面对全球性停滞与供应链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西方自身的体系性危机也表明，单靠内部政策修复难以走出困境，唯有通过开放合作、重构均衡普惠的全球产业与治理体系，才能消弭冲突隐患，共享科技进步与现代化发展的成果。对中国而言，立足自身、以变应变仍是根本。对内坚持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与绿色低碳转型，以自身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对外则需更加主动地深化与欧美的务实合作。中欧在绿色转型、数字治理、高端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反对单边胁迫与“脱钩断链”方面立场相近，这为双方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构建稳定的经济伙伴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中西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中国应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抓手，在市场准入、标准互认、产业链协同等方面与欧洲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务实态度管控分歧、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重建互信，不断累积和释放合作空间。

朱俊玮 浩瀚智库研究员 与西方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经历的一系列联盟危机相比，当前西方联盟危机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其核心问题已从“如何共同应对外部威胁”部分转变为“美国的安全承诺是否仍然可信”。欧洲近年来推进核自主，既是当前西方联盟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欧洲对这场危机的一种积极应对。 自特朗普在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政府在欧洲安全和防务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与表态，增加了欧洲对美国长期安全承诺的疑虑，促使欧洲国家在短期内仍无法摆脱对美国核保护伞依赖的情况下，设法寻求一定程度的核自主。英法作为欧洲仅有的两个核武器国家，于2025年7月签署《诺斯伍德宣言》，首次声明两国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并成立由法国总统府和英国内阁办公室共同领导的核指导小组。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2026年3月宣布对法国核威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除增加核弹头数量之外，还提出“前沿威慑”的新构想，并向欧洲盟友开放参与相关核威慑演习和战略协调，作为对美国延伸威慑的补充。截至2026年9月，已有1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参与法国“前沿威慑”倡议。此外，德法也建立了核事务高级别协调机制，并计划开展包括德国参与法国核演习在内的具体合作。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于 2026 年 9 月 26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 来源：Reuters） 不过，面对英法核力量在规模及其配套支持能力上均远远低于美国这一现实，至少在短期内，欧洲仍离不开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依赖。北约的核威慑体系仍主要依靠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同时欧洲在若干关键高端防务能力上仍高度依赖美国，包括战略预警、情报监视侦察、指挥控制、导弹防御以及太空能力等等。因此，且不说欧洲内部在核威慑问题上的种种分歧，仅从能力建设和成本来看，欧洲要撇开美国、另起炉灶是不现实的。目前其追求的目标更近于形成一个不完全依赖美国、而非完全摆脱美国的第二层威慑：万一美国的核保护伞不可靠，即美国因担心自身遭受核打击而不愿为欧洲承担核风险，那么欧洲至少还有一个“B计划”。 欧洲试图通过增加核自主性来降低对美国的不确定性，却可能同时增加俄罗斯对欧洲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从欧洲的角度看，是试图通过提升自身核能力，来填补美国核保护伞可能出现的缺口，从而维持对俄罗斯的有效核威慑。但在俄罗斯看来，法国核威慑向欧洲盟友延伸，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核相关力量前沿部署，可能改变其对欧洲核力量和战略平衡的判断，因此俄方可能进一步强化核威慑，包括加强核信号释放和前沿部署等。这样，欧洲与俄罗斯就可能陷入新的安全困境：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防御，但一方增强安全的措施却会被另一方视为威胁，从而引发新一轮反制。欧洲国家内部不同的安全感知、对法国核威慑的不同信任程度以及对俄罗斯反制措施的不同反应，也会给欧洲自身核威慑能力建设带来诸多变数。这些因素都会使未来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框架的努力面临更大、更复杂的挑战。 对于欧洲加强自身核威慑能力，美国的态度则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可以减轻美国在欧洲安全上的部分负担，并为美国调整全球战略资源配置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如果欧洲提升军事自主、尤其是核自主能力的进程削弱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影响力，甚至逐渐形成一个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体系平行的安全体系，那么这显然会削弱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从目前公开表态来看，美国和北约更强调法国“前沿威慑”应与现有北约核威慑体系保持协调，而不是将其视为美国延伸威慑的替代方案。这意味着，欧洲核自主与美国主导的北约核威慑体系之间，更可能形成一种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欧洲核自主的直接军事影响目前相对有限，但其对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的长期影响值得关注。西方联盟未必正在走向简单的衰落或解体，而可能从过去高度美国中心化的体系，逐渐转向美国仍占主导、但欧洲盟友拥有更大战略自主和风险对冲能力的多中心体系。这既可能为美国将更多资源调往印太方向创造条件，也可能增加美欧在对华战略上的分歧，从而使中国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但也更加多元的西方战略环境。

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系列“西方危机篇”第1篇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 资本主义是一套世界性的组织体系，因此战后西方经历的两次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与2008年以来的金融—治理危机——都不能仅仅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解释，而必须放在世界体系的整体变动中考察。 70年代的危机，主要是制度内部的矛盾——是战后资本主义体制自身运行逻辑的产物。战后”黄金年代”建立在阶级妥协之上：大收买换大和平，即以福利国家换取工人阶级的支持。然而这套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安排内含张力：长期充分就业强化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工资上涨挤压利润率；生产率增速在60年代末开始放缓；政府干预导致机构膨胀、支出高企、税负加重。数据显示，美英非金融企业利润率从1950年的16%以上降至1970年的不足10%。利润挤压与石油冲击叠加，产生了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的”滞胀”——通胀与失业并存，宣告了旧调控工具的失效。 但是，这场危机是制度可以自我修复的危机。它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打击工会、削减福利——资本通过一次”体制内的范式转换”恢复了利润率。换言之，70年代危机动摇的是资本主义的某种管理模式，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结果是制度的改组而非制度的衰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下的危机则不同，它日益表现为制度本身的危机。2008年的金融崩溃并非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必然结果：经济脱实向虚使利润日益脱离生产、依附于债务和资产膨胀；脱实向虚的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迫使普通家庭的消费依赖信贷支撑，整个积累模式建立在不稳定的债务地基上。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危机直接侵蚀了制度的治理能力：西方国家的政治系统日益无力回应危机。民粹主义崛起、政党体系碎片化、政策极端化摇摆，显示代议制民主越来越难以整合社会分歧。政府既不敢让市场彻底出清（只能以天量救助维系金融体系），又无力重建有效的公共调控，国家既被资本俘获，又丧失了自主行动能力。70年代的危机问的是”谁来管理资本主义、如何管理”；当下的危机问的则是”这套制度还能否被管理、还能否自我更新”。这是从制度内部的矛盾到制度本身的危机的历史性变化。 两次危机的又一深层差异，在于全球生产格局的变化。70年代，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仍在西方，德日对美竞争虽激烈，但基本属于同一制度阵营内部的份额争夺。而新自由主义时代推动的全球产业转移，从根本上改写了世界体系：发达国家的资本为逃避国内的劳资僵局和利润率压力，大规模外包生产，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重心加速向东亚、特别是向中国转移。 这一转移在短期内缓解了西方资本的困境——廉价商品压低了通胀，全球套利提升了利润率，却在长期内掏空了制度的社会基础：制造业空心化摧毁了战后妥协赖以存在的中产阶级就业，锈带衰落与沿海繁荣并存，社会撕裂为民粹政治提供了土壤；金融资本的膨胀与实体经济的萎缩互为表里，使2008年的崩溃不可避免。 图片来源于网络 更重要的是，供应链中心的东移造就了一个在体量和组织能力上足以与西方比肩的非西方工业中心，使西方首次面对一个无法通过自身规则吸纳、也无法通过危机转嫁来消解的竞争者。价值链中心的转移不再只是经济地理的变化，而是制度矛盾的空间放大器：它把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转化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领导权的危机。 总之，70年代的危机是制度内部的矛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改造暂时得到解决；而这各”解决”恰恰埋下了今日危机的种子——金融化、去工业化、治理空心化，最终把矛盾从管理模式层面推向制度本身层面。当危机不再能被体制的自我调整所吸收，当世界体系的重心不再以西方为轴心，西方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又一次周期性的衰退，而是对其制度合法性、治理能力与世界地位的检验。

赖华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44学者评【西方国家危机与全球南方】系列“西方危机篇”第2篇 把今天的西方危机与冷战期间的西方危机相比，许多场景似曾相识。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加征10%的进口附加税，矛头直指西德和日本；1973年石油危机令美欧在中东问题上分道扬镳；1982年里根政府为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制裁欧洲企业。在国际法问题上，美国1982年拒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4年退出教科文组织，1985年因尼加拉瓜案撤回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接受。关税、退群、制裁盟友，都不是特朗普的发明。 但两场危机存在两处根本差异。其一，危机来源不同。当年的冲击来自外部，苏联威胁始终是同盟的黏合剂，美国的单边举动意在重谈负担分配，从未打算放弃担保人的角色。因此每一轮争吵之后，西方获得了更多的制度保障：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1975年开启七国集团。今天的冲击则来自西方体系的中心：一个北约成员国以武力威胁另一个成员国；2026年7月美国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本应为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十六年稳定预期的条约沦为“年检”。其二，危机与南方的关系不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1973年的石油禁运让南方瞥见了秩序重构的机会窗口，面对1974年联大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的决议，北方一度真切地担心自己数百年的优势就此终结。但这个新秩序终究未能建立起来。南方空有联大宣言纲领而无军事与经济实力；石油涨价在南方国家内部创造出赢家和输家引发新的矛盾。北方国家团结一致，美国激进提高美联储利率引发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西方经济得以软着陆，南方国家则陷入了贫困加剧和对西方资本更加依赖的恶性循环，走出危机的代价主要由南方国家承担。 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告：基于规则的旧秩序，将一去不返。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次危机则存在两处根本变化。一是实力对比。南方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已接近四成，西方不再能单方面决定成本由谁承担。二是北方不再团结。2026年1月20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宣告，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在“断裂”，并坦诚这套秩序的故事本来就有几分虚假：强者在方便时豁免自己，贸易规则的执行并不对称，国际法的宽严取决于被告和受害者是谁。冷战期间，新秩序的呼声来自体系之外，遭遇北方一致拒绝；这一次，即使是体系内部的受益者也不再为旧秩序辩护。 卡尼给出的方案是“可变几何”（ Variable Geometry），在不同议题上结成不同的联盟，减少大国手中针对中等强国的筹码，追求的是灵活动态的外交策略而非重建秩序。2026年金砖峰会宣言表明，南方国家就“不满什么”存在共识，却很难就“归咎于谁”和“该做什么”达成一致。在此次危机中，南方实力增强却缺少纲领，北方实力衰弱且共识不再。新秩序不会再寄希望于一纸宣言或一个组织；它若能建立，必然是多方诉求和多种观念带来的的脆弱平衡。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南方也许第一次在北方有了潜在的同路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13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红色摇篮”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地理将我们分隔开来，历史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这里是来自几十个不同国家的孩子共同的家园。他们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怀念他们的第二个家，甚至对一些孩子来说是第一个家。 俄罗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主楼 本文要介绍的，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及革命先行者们息息相关的地方——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是那个特殊的年代，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特殊的决定，正因如此，近百名中国早期革命家和中共领导人的子女曾在这里生活和学习。   上个世纪30年代，为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保护和教育全球共产主义者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遗孤，在苏联政府“国际援助革命者组织”（MOPR）倡议下，决定建立国际儿童院。所以国际儿童院也被誉为“红色摇篮”。当时，苏联一共建立了三所国际儿童院：莫尼诺，瓦斯基诺和伊万诺沃。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坐落于莫斯科东北方向的伊万诺沃市，1933年创办。学员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儿童院完全是在伊万诺沃居民及俄罗斯其他地区的人民自愿捐赠的帮助下建造的。莫斯科建筑师尼古拉·波尔胡诺夫采用当时非常流行的构成主义风格设计了儿童院的主体建筑。从上方看，它像交叉的锤子和镰刀，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的象征。儿童院以共产国际苏联“国际援助革命者组织”（MOPR）执行委员会主席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命名（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етский дом имени Стасовой）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儿童院的部分孩子的合影 1933年6月7日，成千上万的伊万诺沃居民来到火车站，迎接国际儿童院的首批居民——来自德国、希腊、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141名男孩和26名女孩。其中有德国工人领袖台尔曼的子女。恩斯特·台尔曼是德国共产党领袖，被纳粹抓捕之后，他的女儿被送到苏联儿童院避难。还有一大批德国反法西斯革命者的孩子先后在此生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侄子等亲属后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的儿子，法国共产主义活动家的儿女们，也曾经来到伊万诺沃。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大量西班牙共和派人士的子女辗转来到这里。西班牙孩子是儿童院非常庞大的群体。 中国革命者子女先是安置在莫斯科近郊莫尼诺儿童院，1941卫国战争爆发前后，才迁移到伊万诺沃。根据相关档案资料，先后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过的中国学员的名单如下： 毛岸英（永福）， 毛岸青（永寿），李敏（毛泽东之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少奇子女）。朱  敏 （朱德之女）。 任远方 （任弼时之女）。林琳，林莉（林伯渠之女），李特特（李富春 蔡畅之女）。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之女），蔡妮 ，蔡博，蔡转（蔡和森之子女）。苏何清，苏丽娃（苏兆征之子女），杨东（苏兆征之外孙）。张芝明（张太雷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肖力昂，肖维嘉（肖三之子）李明娜，李多力（李范五之子女），柴娥丽（柴世荣之孙女），黄健（黄平之子），郭志成（郭亮之子），赵施格（赵世炎之子），邓金娜（邓发之女），秦吉玛（博古之女），陈祖涛（陈昌浩之子），欧阳飞（欧阳申之子），王继飞（王若飞之子），高毅（高岗之子），伍绍云（伍云甫之女），赵绮莲（赵毅敏，凌莎之女），沈林如（沈志远之子），林晓霖(林彪，张梅之女），陈小达（陈伯达之子），刘维明（刘长胜之子），刘煜奋（刘亚楼之子），张玛雅（沈泽民，张琴秋之女），王苏南（王毓峰，吴舒兰之子），苏罗莎（赵罗莎）（赵世炎姐姐赵世兰之女），刘莫阳（刘鼎，吴先清之子），陈印 陈玛丽（陈进中，薛萍之子女），张兰（张维桢之女），蔡洛文（蔡叔厚，罗曼文之女），韩模宁（韩铁生，李金娣之子），郑耀华，郑新华（郑一俊，赵云荣之子女），任娅（萧寿煌之女），杨蕴华（杨兴顺之女）,李树华，李保华（李俊夫之子)，肖苏华（肖茂荣，周文之子），曾芳兰（曾三，沈少鸿之女）秦崴，秦平（秦化龙之子）于彬（于炳然之女），林鹰（金明，林纳之女）。刘霞（田永光之女），候果力（金进之子）李广（李介民之子），孙玉，孙和（孙万贵之子女），杨昆（杨松之子），张福（张锡俦之子），瞿克力（瞿景白之子） 伊万诺沃儿童院学员名册。中国名字 ，俄语拼音，俄罗斯名字 贺子珍和女儿李敏在苏联   张 梅 当时在苏联的贺子珍和张梅都在伊万诺沃儿童院工作过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共同的命运把这些中国孩子集合到了苏联伊万诺沃那栋镰刀斧头造型的大房子里。他们中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不远万里，突破重重封锁，从中国来到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有的是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父母因回国工作，来不及带走年幼的孩子，就托付给这所国际儿童院寄养。这一批中国孩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有的在苏联出生，有的是在幼年，青少年时期就来到这里，周围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国家的同学。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新家，俄语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伊万诺沃人”。在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的作品《说俄语的男孩》中，有这样一句话：“不用担心孩子，俄罗斯森林将你们拥入怀中……”，这些有着共同命运的“说俄语的孩子们”， 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新生活。 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被称为“太阳之家”，它温暖而充满热情。每个孩子都被关爱包围，每个人都享受到被周围的人保护的温暖。儿童院为孩子们准备了温馨的卧室、游戏室、图书馆、礼堂和体育厅、自习室、餐厅和浴室。院子里，规划了公园、温室和宠物场地。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些学生年龄刚超过3岁，儿童院内专门设有幼儿园和学前班。孩子们老师都是最优秀的。为了让孩子们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学校里有专门的教师，教授学生自己的母语，介绍他们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帮助他们理解父母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其中包括中文老师，他们都是由当时在苏联工作或养病的中国革命者担任。如韩铁生、朱家瑞、郑一俊、赵云荣、张梅等，师哲也给中国学员上过课。贺子珍曾在儿童院照顾孩子们的生活。 二战爆发之前，儿童院生活幸福而安稳。不同种族的孩子，穿着相同的衣服，说着相同的语言，生活在一个友好、充满爱的家庭中。这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集体，没有国籍或肤色差异，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有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被杀害、流放或监禁，但他们并没有沮丧，哭泣和绝望，儿童院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使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这里的生活帮助他们忘记了忧伤，让他们的日子充满了阳光。 学习俄语是孩子们的必修科目，同时还学习地理、历史、数学和物理等其他学科。儿童院竭尽全力为孩子们全面发展创造最佳条件，包括音乐、舞蹈，艺术小组，体育锻炼，军事训练等课外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看望毛岸英、毛岸青  |  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和老师合影 儿童院的教室 儿童院非常重视劳动教育，男孩接受木工培训，女孩学习缝纫。老师们还教孩子们如何种菜，种土豆，如何饲养鸡和牛。有些女孩子还经常帮老师熨烫和打扫卫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小女主人”。   学俄语是必修课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卫国战争爆发。所有苏联人民的生活被彻底颠覆。儿童院的孩子们也经历了艰苦的疏散岁月，他们熬过了严寒、物资匮乏的艰难时光。战争前，除了主餐外，孩子们每天都能吃牛奶和饼干，但随着战争的开始，他们亲身体验到了什么是饥饿。他们只能吃到土豆，煮熟后剥皮，撒盐后食用。那时即便是土豆也不能满足供应，造成许多孩子营养不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投身到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去。伊万诺沃虽然是后方城市，但所有战时的困难同样都落在孩子们肩上。孩子去医院为伤员唱歌跳舞，缓解他们的痛苦。他们照顾伤员，洗绷带，给伤员喂饭。十岁以上孩子则接受军事训练，清洗救护车，清理机场跑道，为士兵缝制手套等。他们养鸡养猪，在城外种土豆，就连儿童院的院子也变成了菜园。大家最喜欢的户外泳池都被填满了泥土种上各种蔬菜。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肉类、蔬菜等上交给国家，支援前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李特特（李富春之女）作为红军预备役接受军事训练。在轻机枪射击过程中，她获得了机枪手证书。在步行50公里，滑雪100公里的全副武装强行军中，李特特表现出色，成为中国学员的骄傲。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学生们开始收集木柴，学员们双手布满了血痂，但没有人放弃自己的工作。许多大一些的学员们自愿报名参军参战，如今，儿童院的博物馆内安放着一块大理石纪念牌，上面刻有17名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学生名字。 1994年，我有幸参加了电影《红樱桃》的摄制工作，这部影片就是根据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历史事实改编的。其中女主角楚楚的原型，就是朱德的女儿朱敏。  1941年夏天，在伊万诺沃儿童院学习的朱敏，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少先队疗养夏令营休养，恰逢苏德战争爆发，她与二十余名各国的少年来不及撤离，被德军俘获。为避免政治迫害，她刻意隐瞒朱德女儿的身份。为躲避搜查，她把列宁像章藏在舌下。1943年，朱敏被强行押往德国，关进集中营。集中营里生活条件恶劣，缺衣少食，她饱受饥饿、严寒的折磨。 1945年德军溃败，朱敏才重获自由，辗转回到苏联，直到1946年才与父亲朱德取得联系。 朱敏（赤英）和儿童院的同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磨砺了这群孩子，这段特殊的经历，把他们的命运和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紧联结在一起。 为了表彰儿童院中国学员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勇精神，俄罗斯驻华大使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期间，多次为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中国学员授予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勋章。 2025年…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第十二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沿着莫斯科基辅大道一路向前50公里，到达莫斯科州的圣三一区五一乡五一村，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的旧址。。 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别墅”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那么，中共六大对于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选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召开？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势力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中国大地瞬间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四处可见对共产党员的追捕和屠杀。中国革命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到了生死存亡的最艰难的关头。 革命的前途和出路在哪里？如何把革命的旗帜继续打下去。当前社会的性质是什么，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形势，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方针策略是什么等一系列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指明方向，带领党和革命走出困境。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的酝酿和筹备。其中，会址的选择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由于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难以找到一个能确保相对安全保密的会议地址。此时恰逢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中共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同意，安排和指导下，中共六大决定在莫斯科召开。 修复前的中共六大会址 修复后中共六大会址 大会的地点和场所确定下来了，如何保证来自祖国各地的代表们秘密安全抵达莫斯科，又成了新的难题。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与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秘密过境。 1928年4月底至5月初，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先后到达上海。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之外，大部分都是先乘船到大连，从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再通过满洲里、绥芬河的秘密接待站出境，乘火车去莫斯科。赴会的路途遥远艰辛，危险重重，经常会遭遇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时刻都处在被捕的风险之中。  中共大代表名单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出席六大途中遭遇的险情，充分反映出了代表们万里赴会的惊心动魄。他们夫妇二人扮作古董商人，从上海乘坐日本商船到大连。船靠岸之时，二人正要上岸，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过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要去哪里，干什么等等，周恩来都冷静镇定地逐一作答。这几个人又将周恩来带回警察厅仔细盘问，最终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日本暗探又继续跟踪他们一直到了长春，夫妇二人一路上镇定自若，行动如常，化解了危机。最终，他们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其他代表也都乔装打扮，途中沉默寡言，防止口音惹来麻烦。代表们还“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作为暗号，火柴棍完整接上即代表接头成功。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女儿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仅6岁半，开始记事。她回忆说：“过境时，混过敌人的盘查，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杨之华的引导下认了好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一旦过了关她不再叫了，心里想，我哪有这么多爸爸？”瞿独伊是六大遗址重建时唯一到过会议现场的健在的人。她协助承建者确认了六大遗址的历史照片，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资料。她回忆：“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外五一村的“银色别墅”召开。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为遗址的修复，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据俄罗斯档案记载，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他们代表着中国2万至2万5千名中共党员（有证据表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不足，因为部分代表未能按时抵达莫斯科或被国民党逮捕。郊外五一村的“银色别墅”召开。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为避免代表身份暴露，从到达会场报到之日起，所有代表均以编号相称（如瞿秋白为21号、周恩来为22号）。据当时与会代表回忆，为了安全和保密，代表们乘坐的火车窗帘紧闭，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然后乘坐同样拉上窗帘的汽车，来到会议地点。。这些特殊措施体现了当时革命环境的险恶和中共对安全的高度重视。大会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对外没有任何新闻发布。与会代表都用假名或编号发言。比如，瞿秋白的假名是“斯特拉霍夫”。代表们不同当地居民接触，也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当地居民知道有中国人在开会，但却并不清楚会议的主题和内容。会议召开后，外界都不知道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 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政治形势以及党的总体路线。选举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邓颖超的中共六大列席证 复原的中共六大主会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会议筹备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分别予以指导，澄清了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上的模糊认识。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派出大量人员参加了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选出由3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修改后的中共共产党党章（油印件） 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即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认为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六大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同时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尽管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共六大统一了全党思想，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一次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性命攸关的大会，是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大会，正如毛泽东主席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2010年3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与俄时任总理普京就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工程达成共识。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见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的补充议定书，确定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作为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的分支机构管理和运营，并与戈洛杰茨副总理共同出席了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工程启动仪式。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中共六大会址修复工程和常设展览馆展陈工作作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的重点工作顺利推进。2016年6月20日，全部修复工程竣工并顺利通过中俄联合竣工验收7月4日，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举行建成仪式并正式对外开放。 2016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仪式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就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致贺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奥丽加·戈洛杰茨分别宣读贺辞并共同为展览馆揭幕。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俄罗斯副总理奥丽加·戈洛杰茨共同为中共六大展览馆揭幕 如今，那栋当年被称作“银色别墅”的建筑，是中国在海外唯一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览馆，馆内有大量从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的有关珍贵的中俄文档案史料。这是一张红色的“中国名片”，是一处追寻初心使命、了解中国革命历程的海外红色印记。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11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幕，9日移至莫斯科举行，12月5日闭幕。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幕。 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中国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等参加了大会，后者还做了有关中国形势的报告。 陈独秀   刘仁静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共有510名代表参会，代表49个国家的60个组织。  会议重点讨论统一战线策略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在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需保持组织独立性。    中国代表团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等参会，李大钊作为中共首席代表率团参会，团员有王荷波、罗章龙并刘清扬等。李大钊在第22次会议上提交《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书面发言，系统阐述中共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策略，主要议题有统一战线策略、民族殖民地问题后续影响，推动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概念。会议的背景是1924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策略调整。共产国际需应对欧洲革命低潮与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交织的复杂局势，会议召开前已设立政治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等专门机构。                    李大钊   王荷波 刘清扬   罗章龙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瞿秋白、王若飞、周恩来、张国焘、苏兆征、邓中夏等多位代表参会。 会议期间确立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框架，决定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与同期召开的中共六大形成战略协同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通过政治报告和政治谈话会形式，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 共产国际六大会场 瞿秋白                                       王若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