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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1篇 戎抚天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台湾《旺报》社长 从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到南美地区的武装对抗，可以观察到“新型态战争”的成形。它并未取代传统战争，而是“混合化、科技化、去中心化”的变化，对美中关系与台海问题将产生重大影响。“新型态战争”有几个特色： 一 无人化、低成本、高杀伤力 俄乌战场出现大量廉价无人机，可以摧毁高价坦克，也可以轰炸住宅、电厂，制造社会恐惧。廉价的无人武器，弱方亦能造成对方重大损害。 二 精准打击与非对称作战 运用精准飞弹、卫星导引及电子战技术打击对方，弱方可以避开正面决战，直攻对方“痛点”以瘫痪对手。 三 资讯战与认知战 交战方以社群媒体、AI生成内容、假讯息操作舆论，“谁掌握叙事”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振奋民心士气。战场不只在前线，也在手机与新闻。 四 混合战 军事行动之外，兼以经济制裁、网攻、代理人(佣兵、民兵)等手段多重打击。战争往往不宣而战、以灰色地带行动代替兵团作战，战争与和平的界线变得模糊。 五 商用卫星军事化 民间科技公司参与战争，打胜仗不再只是军队的任务，战争由兵团对决走向“社会化”，因而节奏碎片化、长期化，造成经济、能源、国力的长期消耗。 不过，新型态战争的战争本质未变，仍是政治的延伸，最终的胜利仍需要控制对方，包括领土、资源与战略节点。强国的工业、后勤、科技能力强，仍具整体优势，只是由“大规模正面决战”转为“多领域持续消耗”。 由美国近期几次军事行动，显示其具备有效的跨领域整合能力，包括情报整合与战场透明化；引进民间企业掌握的通讯、卫星、云端、AI资源投入战争；精准打击与远距作战；盟友之间的情报共享、武器协同、同步制裁机制；金融与经济战能力，其他国家均难望其项背，可以判断未来美国仍能掌握战争优势。 但美国也有其弱点与限制，如武器昂贵、后勤庞大，战争很难持久，还要面对政治与民意的约束，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显示美国可以打赢战争，但“收尾”往往难堪。川普第二任与盟国关系恶化，这次与伊朗的战争，欧盟、英国、澳洲、加拿大各行其是，让美国显得孤立。美国战术能力可能还是世界超强，但持久性、盟友体系等重要战略节点衰退，是不争的事实。 2026年4月8日上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领国民党访问团拜谒中山陵。 （来源：新华社） 对中国而言有两个启发，一是真正的挑战不在美军，而在美国的“体系”能力，二是台海、南海或东海发生冲突，美国大概率不会直接参战，但会提供情报、武器，并启动经济战。对台湾而言，不能期望美国下场，更可能以“乌克兰模式”，提供政经军资源。 台湾不是美国的扈从，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东亚地缘政治与新型态战争格局下，若将“备战”上纲为安全唯一解方，反而可能在推高误判的机率，使战争风险上升。当一方持续强化军备、另一方亦以同样逻辑回应时，强化安全反而可能成为不安全的来源。 务实的战略思维应兼顾“不投降”与“不打仗”。一方面，维持基本防卫能力与社会韧性，确保不在压力下屈服；另一方面，保留对话的空间与政策弹性，降低冲突的动能，为最终方案做好准备。新型态战争使台海问题更复杂、误判可能性更高，战争危害性更大。在此情境下，单纯强化军备已不足以应对，而需要更高层次的危机管理能力与沟通机制，避免局势失控。透过稳定两岸互动、降低敌意螺旋，同时维持必要防卫能力，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最大的安全空间。 对世界而言，台海安全涉及全球经济安全，根据Bloomberg Economics最新报告，若台海爆发冲突，全球首年经济损失将高达10.6兆美元，相当于全球GDP下降约9.6%，并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与航运，台海的安全至关重要。

【评新型战争形态】系列文章第2篇 曾敬涵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围绕伊朗的潜在冲突，一个突出的新型战争特征，是“斩首行动”与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与传统战争依赖大规模打击不同，近年来针对关键人物与核心节点的精准清除，越来越依赖数据融合与算法支持。从情报筛选、行踪预测到打击窗口选择，AI正在把“发现—锁定—打击”的链条大幅压缩，使斩首行动从高风险、小概率事件，转变为一种可重复、常态化的战术工具。 2026年4月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人们参加悼念活动，缅怀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来源：新华社） 这种变化的关键，在于AI显著降低了行动的不确定性。在伊朗相关博弈中，各方可以通过多源数据（通信、卫星、社交网络等）构建目标画像，并利用算法进行行为预测，从而提高打击成功率。这意味着，过去需要长期渗透和复杂协同的行动，现在可以在更短周期内完成。但与此同时，这种“算法加持”的精准打击，也更容易基于不完整甚至错误的数据作出判断，一旦识别偏差被系统放大，其后果可能迅速升级为地区性冲突。 更值得警惕的是，AI正在改变斩首行动的战略意义。它不再只是削弱对手指挥体系的手段，而可能演变为一种持续施压的工具，甚至成为替代全面战争的“低烈度选项”。在围绕伊朗的对抗中，这种模式可能诱导各方频繁试探红线，在不宣而战的状态下不断升级冲突强度。技术让行动更“干净”，却未必让局势更可控——当斩首行动变得高效而常态化，真正被侵蚀的，反而是冲突之间原本脆弱但关键的克制机制。

张望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  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中东战火再度升温，东亚各国普遍采取谨慎态度。然而，日本的反应却格外引人注目。 （4 月 20 日，在伊斯兰堡塞雷纳酒店附近，美伊可能举行第二轮会谈的广告牌格外引人注目。 来源：美联社） 3月6日，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见访日的加拿大总理时，就急剧恶化的中东局势谴责伊朗的行动，批评伊朗攻击周边国家的民用设施，并封锁了关乎日本能源输送要道的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对于美国的军事行动，高市则刻意避免直接评论。这种选择性表态，再次凸显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高度依附。 日视美国为对华威慑后盾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对他国动用武力通常需要满足严格条件。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Oona A. Hathaway教授最近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才具有正当性：一是在遭到外敌入侵时出于自卫目的；二是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换言之，本次美军单方面动武在法律与道义层面都存在争议。 然而，在此次事件中，日本官方并未就这一原则展开讨论，而是将外交重点放在谴责伊朗。这种避重就轻的表态方式，可视为高市首相对特朗普立场的默契配合。更令人意外的是，一直以来日本与伊朗曾保持相对稳定的能源与外交关系，如今在美伊冲突表态上迅速向华盛顿靠拢，显示高市治下的日本外交正在发生质变。日本采取这种立场，与当前的战略考量密切相关。首先，高市会在3月19日访问美国，在此之前维持稳定的美日关系被高市政府视为首要任务。日本国内不少战略界人士认为：只有牢固的美日同盟，才是日本在面对中国时最重要的威慑基础与战略后盾。在这种思维下，日本官方自然不愿在这一敏感时刻对特朗普发起的军事行动提出任何公开质疑。 不过，日本国内民意未必认同高市政府的立场。3月16日，《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82%的日本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早在2011年，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政治学者 Paul Midford 就在其著作《Rethinking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and Security: From Pacifism to Realism?》中，通过系统性的长期民调分析指出，约七至八成日本公众对海外军事干预持反对态度，仅在“本土防卫”的情境下支持自卫队动用武力。因此，尽管有观点认为“日本正在成为东亚以色列”，但从日本的安全文化与民意结构来看，这一类比是否准确值得讨论。从内部视角来看，日本目前的状态既非坚持绝对克制的和平主义（pacifism），亦非以色列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而更接近于一种以威摄为核心、逐步迈向“正常国家”的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与美以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对等性同盟”不同，美日同盟在制度与能力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依附地位。日本在面对美国政策压力时，往往倾向于通过折衷与模糊化处理来降低成本，而非正面抗衡或主动牵引美国战略走向。（例如，2021年春，美国拜登政府曾对日方施压，要求东京制定类似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日本最终予以拒绝，并通过在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纳入台湾议题的方式，实现对美方诉求的“象征性回应）。 东京担心美军分散弱化同盟威慑 其次，日本也担心中东冲突一旦长期化，再加上欧洲俄乌战事的持续，美国的多线作战会影响美军在东亚的威慑能力。近期已有媒体报道指出，随着伊朗导弹不断消耗中东美军的“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库存，驻韩美军部队正在将韩国乌山空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调往中东支援防御。《日经》3月9日的最新报道也指出：特朗普3月6日召集了美国7家国防企业负责人，要求将先进武器产量提高到4倍，原因是“战斧”巡航导弹、标准-3（SM-3）防空导弹以及陆基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已被迅速大量消耗。这一新动向在日本安全界引发关注。 日方担心：若美伊战事拖长，美军武器供应持续向中东倾斜，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将受到波及，美日/美韩同盟体系的对华威慑能力会被削弱。因此，日本在外交表态上更倾向支持美国，是为了确保特朗普政府对东亚地区同盟与威慑体系的重视。 （4月12日自民党党大会上，首相高市早苗更公开宣示“修宪时机已到”，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修宪草案。来源：BBC） 另一方面，中日关系近期也面临新的压力。春节假期过后，北京宣布对日本二十家实体采取新的进出口管制措施，显示中日双边摩擦仍在升温。3月8日，中国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面对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日方的选择；台湾事务是中国内政，日本有什么资格插手？然而，高市政府并没有对中方压力展现出任何软化迹象。东京政治记者圈的普遍感觉是：高市决策团队很可能认为，拒绝向中国妥协将有利于维持高支持率以及今年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和国家安全的相关立法。在中日缺乏有效高层政治沟通渠道的背景下，未来中日政治摩擦恐进一步升级。

赵全胜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海外看世界】主编： 当今的国际秩序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开始形成的，并衍生了全球公认的一系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就是说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可不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美西方的手中呢？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河滚滚来”，今后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主导力量又会有哪些变化呢？这都为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圈开拓想象力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参加这次快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的56位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英国、以及，以及中国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 讨论同时还涵盖了一些现实而又敏感的话题，例如美国霸权的走向，美欧同盟体系，台湾问题的解决（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所带来的启示），日本的前景，以及各国的应对等等。 2026年1月24日 56学者评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目录 杨希雨  国观智库 《第五个国际秩序：战争构建，还是和平转型？》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世界大变局与美国同盟体系的消亡》 储昭根  浙江理工大学 《世界大变局与美国同盟体系的消亡》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丛林法则是国际秩序的底层法则  中国是例外》 任   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 《由“一超多强”转变为“两超多强”》 石之瑜  同济大学 《国际秩序要是真的失控就好喽！》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丛林世界”》 韩荣斌  美国佐治亚大学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 冯玉军  北京大学《全球失序，中国何为？》 王建伟  澳门大学 《特朗普何以能重温19世纪的旧梦？》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委内瑞拉模式会在台海上演吗？》 黄旻华  台湾大学《台湾社会对于大陆武统台湾实力评估的同温层》（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文章） 张家栋  复旦大学《中国为何不能学习美国和俄罗斯》 张钧凯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问题边缘化，台海终局脚步近？》 钟厚涛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今日马杜罗，明日赖清德？》 周文星  南京大学《马杜罗被捕事件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宋   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仍然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作用》 孙   雯  南京大学《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看国际法的作用》 杜   进  日本拓殖大学《日本在“强权即公理”的世界里挣扎》…

俞剑鸿  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教授暨兼任所长 摘要 孔子诞生于耶稣基督之前。在这位中国圣贤的著作中，我们确实发现他谈论过 God（上帝）。然而，他的上帝既不同于后世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也不同于阿拉。 我们必须谨记，存在一种名为 “一贯道” 的宗教，它包容了五种不同的宗教。 Albert Einstein 以方程 E=mc² 闻名于世。该方程可用于描述、解释并推论大爆炸（Big Bang）及其后的宇宙。若如此，大爆炸前的世界亦即上帝又当如何？对此而言，我的一点理论是否也能够成立、应用？须要知道的是，一点理论要比阴阳（五行）理论更高一个层次、且为进一步的被简化的境界。 需说明的是，一点理论于 2007 年 4 月被我正式提出，它可被应用来描述、解释和推论例如佛祖。 对人类而言，终极（大写的）Truth【有别于相对的（小写的）人间 truth（真理）】为何？就 Einstein 的方程与我的一点理论，哪一种可以等同于 God？ 关键词：孔子、上帝、阿拉、耶稣基督、佛祖、宗教与非宗教研究、E = mc²、一点理论 Compare and Contrast What Confucius Said About God and What the Bible Said About God   Abstract: Confucius was born before Jesus Christ.  In this Chinese sage’s writings,…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 国际教养学部教授 高市早苗能否构建类似安倍晋三的长期政权？ 2026年2月8日，当日本执政自民党取得远超预期的压倒性胜利。作为首相的高市早苗，却在胜选当晚神情严肃，并未展现出过度喜悦。这一令人意外的细节，耐人寻味。据称，自民党高层并未料到本次选举会出现压倒性结果，胜利来得如此迅猛，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大量首次当选的新人议员如何迅速熟悉国会运作、避免失言与丑闻，成为摆在高市自民党面前的现实课题。胜选之后，如何维持胜利果实，比胜选本身更具挑战。 从历史来看，日本首相善于动员民众情绪并非新鲜事。从2001年到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打造所谓“小泉剧场”，将邮政民营化和靖国神社参拜议题转化为政治情绪动员，成功重塑了自民党和国会政治版图。据当时日本学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议题上，2001年至2005年日本各大报章的民调都显示，反对参拜的日本民众超过支持参拜。但是，当把提问改为“是否支持外国政府在靖国问题上的抗议”时，各报民调都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施压持抵制态度。当时日本的普遍舆论已呈现：不希望日本首相迫于外国压力而停止参拜。这反映出早在2000年代，日本人渴望受到别国尊重其独立意志的集体心理。 同样，此次高市在面对中国在台海议题施压时，没有因外压而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皆被纳入“主权与尊严”的叙事框架。这种强调自主与强硬的姿态，也唤起了日本部分选民的民族情绪，导致中国对日压力越大，民间对中反弹越强，支持高市的舆论不减反增。 一 四大背景因素造就高市压倒性胜利 然而，仅仅以“对外强硬，对内收割”的视角并不足以解释本次自民党议席数量超乎寻常的历史性大胜。更深层的原因至少有四个： 第一，高市将选战主轴设定为“为日本未来而大胆改革”，而非单纯的对外强硬。她强调国安体制重建、产业政策升级，描绘出一幅日本未来重新崛起的蓝图。这种愿景式动员，成功吸引原本对政治冷感的中间选民，同时亦促使分散于小党（如极右翼的参政党）的保守势力票源重新回流自民党。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自民党投入庞大资金于网络宣传，特别是在YouTube上以广告形式高频率推送政策影片与形象短片，总点击量高达一亿次。通过算法精准投放，反复强化“令日本富强”等关键词汇，使选民在信息洪流中持续接触相同讯息，形成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这种网络战略，显示日本的国政选举已全面进入数字化竞逐时代。 第三，选战操作大量采取“偶像化”动员模式。高市被塑造成兼具坚定与亲和力的领袖形象，支持者通过社群平台转发影片、制作二次创作内容，形成近似粉丝文化的“挺早苗热潮”（日语：さなえ活）。对年轻选民而言，投票不再是基于理性政策辩论的选择，而成为一种情感认同与集体参与的行动。 第四，不可忽视的是，大量由AI生成的假视频与阴谋论在网络空间泛滥。部分内容抹黑反对党“中道改革联盟”与中国“勾结”，或夸大政策风险，并借由点击流量在选举期间谋取暴利。目前尽管难以量化其实际影响，但在信息辨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可能放大既有偏见，明显削弱了在野党形象，导致中道党兵败如山倒。 选战操作大量采取“偶像化”动员模式。高市被塑造成兼具坚定与亲和力的领袖形象。 二 高市的执政能力有待检验 以上原因，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政治经验相对不足的自民党年轻候选人，最终却能击败深耕政界数十年的在野党资深干事长，并导致多名老牌反对党议员落选（例如，自民党森下千里在宫城4区击败了中道党的安住淳）。这，都是高市旋风的愿景动员、网络策略与情绪政治（emotional politics）交织的结果。 展望未来，高市极可能凭借压倒性议会优势，大举推动安保三文件等国家安全相关立法。然而，根据各大报章的民调显示，日本民意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经济与民生。若物价上涨压力未能有效缓解，实际薪资无法明显改善，即使高市在安保议题上姿态强硬，也难以长久稳固执政。 2026年初的众议院胜利只是起点，高市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5篇 高梓菁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特朗普将包括美洲在内的“西半球”明确界定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并试图排除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最大化美国自身利益。他将这一立场称为“唐罗主义”，这是“门罗主义”与其名字“唐纳德”（Donald）的谐音。在这一思路下，特朗普不仅在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行动，还强调要将影响力扩展至古巴、哥伦比亚，甚至一度流露出“占领”位于北冰洋、隶属丹麦的格陵兰岛的意愿。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日本国内对此呈现出“政府冷、学界热”的反应。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日本政府的强烈谴责不同，高市早苗此次回避了对美国军事介入委内瑞拉的直接评价，既未明确表态支持，也未公开表达关切与担忧。相较之下，日本学界对“唐罗主义”带来的冲击表现出明显警惕，相关忧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 图片源于新浪网。 世界或进入“以实力求和平”的时代 不少日本学者认为，“唐罗主义”预示着国际社会可能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转向“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换取和平”的逻辑。美国在其认定的势力范围内动用武力以塑造秩序，将对既有国际规范造成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外交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眼中的“势力范围”究竟延伸到何处？“使用武力”的门槛又由谁界定？美国对国际法的相对漠视，增加了世界倒退回无规则、弱肉强食状态的风险。 与此同时，日本也被迫重新审视自身定位。美国行使“武力”的现实，一方面再次凸显日本作为“西方阵营防波堤”的角色，另一方面却可能使日本在地区内所承担的防务义务更加复杂。更有学者指出，这一事件折射出一种残酷的“等级化国际社会”，即只有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才具备征服他国并按照自身利益改写规则的特权。世界正在明显分裂为“拥有核武器、可以入侵他国的一方”，以及“没有核武器、只能被大国逻辑左右的一方”，此言论表达出对日本“拥核”的强烈诉求。 “G2”强权世界中，日本的重要性下降 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唐罗主义”的深层逻辑在于：美国只关心西半球的治理，因此不应过多介入东半球事务；相对应地，东半球国家也不应干预美洲事务。象征这一思路的概念，正是“G2”——由中美两大强国制定规则、主导世界秩序。与以往美国总统通过联合欧盟、日本等意识形态相近国家、共同对抗中俄等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的做法不同，特朗普更倾向于从纯粹的权力视角看待世界。在他看来，全球真正具备决定性力量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尽管中美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中国所拥有的体量与实力，使其成为特朗普无法忽视、甚至必须设法“打交道”的对象。 基于这一判断，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日本在特朗普眼中的战略优先级并不高。真正重要的是“G2”，其后才是欧盟、俄罗斯和印度。在七国集团（G7）内部，日本与意大利等国的分量可能相对有限，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在关键问题上优先考虑中国，而非这些传统盟友。 | 图片源于网络。 “台湾有事”时，日本或面临被“抛弃”的风险 理解特朗普的行事原则，有助于把握日本所面临的最大战略风险：一旦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失控，美国未必会坚定支持日本。日本学者指出，最严峻的情形是台海爆发紧急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恐怕难以指望特朗普政府具备足够的意愿与资源，将战略重心投入一场亚洲战争。 如果美军的行动方向与日本的预期出现严重偏差，最坏的结果是日本在地区冲突中陷入被动，甚至在国际社会中遭到孤立。与此同时，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强硬或选择性介入，反而可能客观上利好正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俄罗斯，以及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演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个令日本高度不安的局面。 总体而言，日本正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两难境地之中。一方面，日本始终避免直接评论美国那些被广泛质疑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另一方面，这种沉默既源于不愿公开反对最重要盟友的现实考量，也暗含着巨大的长期风险。若事实上默认美国的做法，日本最终可能被迫接受以“实力改变现状”的逻辑。可以说，日本正站在一个关键十字路口：是继续简单追随美国的脚步，还是坚持以“法治”为核心原则，明确并捍卫自身立场？如果判断失误，日本很可能如同走钢丝之人——当美国抽走脚下的梯子，坠落的将是日本自己。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6篇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教授 自进入特朗普2.0时代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愈发显露出强权特征。从重返白宫之初的恫吓墨西哥和加拿大开始，到2026年元月出兵委内瑞拉逮捕马杜罗总统，再到目前以武力及经济手段施压，企图获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与行动遭至包括北约盟友以及加拿大在内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公开或非公开的反对。国际社会暨舆论界和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此举影响重大且深远，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国际新秩序演变的新趋势，即传统的共同价值观导向的国际关系正日渐让位于利益优先导向的国际关系。 | 图片源于网络。 一 客观而言，上述美国暨特朗普2.0版“强权霸凌”之表现确实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共识构成了猛烈冲击，甚而有动摇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势头。然而，若仅以特朗普2.0目前的表现和影响来断定国际社会已重新回到所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窃以为可能会言之尚早。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国家长期掌控世界话语权，极易滋生一种“自丑不觉，人丑笑煞”的现象；正因如此，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种弊端，国际社会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让国际社会重返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不如说重塑了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由此催生出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为首要目标的新国际关系体系。这一新国际关系体系正逐渐放弃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国际法为准则的国际关系框架，甚至有摒弃西方国家基于“民主”“人权”或以意识形态划界所形成的联盟体系的倾向。 应该看到，除了特朗普的一意孤行外，冷战后国际社会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若干弊端也是导致国际关系趋利避害色彩不断深化的重要因素。造成西方陷入目前窘境的因素固然很多，简单而言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价值观输出所造成的地缘动荡。其余波不仅反噬了欧美国家，还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西方社会的根基。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通过颜色革命等方式曾向非洲和中东地区输出其价值观，导致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军事冲突和社会危机，而由此产生的大批难民、移民则大量回流向欧美国家。这不仅冲击了白人基督教社会的文化基础，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促使欧美国家开始思考推动他国政权更迭给自身带来的诸般影响，进而判断把文化入侵作为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前提的利益得失，并评估其道德成本。 二是源自西方殖民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及美苏冷战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可以说上述负面影响的警示作用已渐趋弱化，政治化用途亦发生质变。有学者认为，一些欠发达国家大都会将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前述因素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作为不断向国际社会索取援助而找寻的一个说辞；反过来，曾经的加害国则逐渐淡化了对受害国的道德愧疚，转而更多地追求对外援助的利己性。 三是围绕供应链的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虽然全球化提升了生产、资源利用和资本运作的效率，并由此促进了各国的合作与分工，可一旦当供应链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冲击，就会使那些具有建立供应链能力的国家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量而采取重塑措施，由此激化了涉及占据、控制资源的博弈。那些占有资源但未被有效开采的国家通常会将供应链重建视为推动本国发展和与发达国家对接的契机，而前述动向必然会冲击到那些依附于旧版供应链的资源生产国。 另外，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向北约的欧洲盟友和东亚的日韩等盟国提供了长期的几乎免费的安全保护。而特朗普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笃信谈判权来自于自身实力，而不是道德或者程序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连自己的国防安全都不能保证，就不该用“价值”和“国际法”来对美国进行政治说教。实际上，这也正是特朗普动辄轻视和怠慢联合国、WTO、北约等组织机构的原因所在。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战后的北约成员国和日韩等国长期缩减军费支出，得以把更多的财政预算投向国内的医疗、退休金、教育和全民福利，从而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则承担了提供安全保护的海外军事基地及军事行动所需的主要经济成本。说起来颇具讽刺意味。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关系秩序，打着民主人权旗帜，极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动辄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冷战结束后甚至打遍天下无敌手，进入一家独大，孤独求败的巅峰时期。 然而，近20年来，美国经济持续下滑，债台高筑，民生凋敝，综合国力每况愈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由自己打败了自己，而且这个回旋镖飞得太突然太猛烈，给自身造成严重“内伤”。为了疗伤，倒逼美国改弦更张，政府不得不出台许多奇葩的内外政策。特朗普本是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唯利是图是其基本价值观和职业行为准则，他将商业经营理念移植到处理国际关系层面，认为对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多收一些保护费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苦了一众几十年如一日追随左右的“同一个战壕里的盟友”。 | 图片源于网络。 二 从客观上看，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仍然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试图建构一个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既定目标，以外交博弈，特别是经济制裁为主要控制手段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看来，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国际秩序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因为这套秩序存在着长期的系统性的不公平问题，而美国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 具体而言，美国长期承受着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自称其平均关税世界最低，从而造成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导致大批中产阶级贫困化和走向破产，而美国精英阶层却将其称为“全球化红利”。此外，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被系统性外包。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离岸生产，让美国消费者很容易买到便宜的商品，却让美国中西部地区失去了制造业、技术和尊严；尽管金融和科技精英获益巨大，而普通制造业工人则失去立足之地。 在川普看来，经济全球化对美国而言非但不是经济红利，反而是造成巨额亏空之源，美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吃亏越多。可以说，这对于川普的基本盘MAGA群体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由此看来，特朗普2.0时代的不断退群，滥加关税，大收保护费，甚而强推军事霸凌政策，这在逻辑走向上似乎有迹可循。然而，特朗普的这一尝试势将促使弱小国家、中等强国乃至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产生若干变化与调整。 首先，对于弱小国家而言，在国际机制方面，虽然特朗普2.0仍延续了1.0时期的“退群”作风，但其所作所为并不是让美国就此淡出国际事务，而是试图让美国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国际政治。近期特朗普筹建“和平委员会”，这表明美国仍有意愿涉足国际安全治理事务，但其前提建立在更露骨的“美国优先”诉求之上，就是说，正义与公理等国际准则统统让位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以美国利益为标准来定义和平的示范意义，将导致在安全治理领域内，大国将以利益作为其行为的首要目标。换言之，急需救助的弱小国家需要以资源开发、能源供应、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投资设厂等方式加以酬谢，才能获得大国的有效帮扶和援助。 其次，在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当世界警察，而以收费保镖身份涉足国际事务时，地区中等强国会在地缘政治中提升存在感。例如，在俄乌战争中，体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俄罗斯被乌克兰拖入战争泥沼，而乌克兰则在北约与欧盟的援助下成为中等军事强国，阻挡着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又如，2025年发生的印巴空战，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击败了印度空军，对于试图追求地区霸权的印度形成了掣肘。上述事例表明，在军事大国不直接下场的情况下，中等强国在与毗邻大国博弈时，其军事实力将对邻近大国构成制约作用；而其外交实力则是争取周边其他国家或域外大国支持的条件，也是以确保前者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再次，美国的战略收缩可能会压缩大国在地缘政治事务中的活动空间。一方面，其周边的弱小国家会在大国与中等强国的博弈中变得更加精明，即采取不直接刺激大国，但又持续亲近中等强国的态度。如俄罗斯周边的中亚国家效仿乌克兰推行去俄化改革或增强与西欧、土耳其的政治经济联系；又如中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中为前者提供军事上的便利等，由此导致地区大国始终处于以一对多的被动状态。另一方面，当区域大国试图像美国那样同其他国家深化战略合作时，其拉拢别国所承受的压力亦将增大，如伊朗为摆脱孤立状态而求助于俄罗斯，俄若施以援手则会阻碍其同欧美国家关系的修好，尽管俄伊长期友好甚至近乎准盟国关系，但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或可成为大国在外交博弈中的“烫手山芋”。 总之，真正的国际新秩序，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利益共生中寻求价值共识，在互利合作中构建稳定框架。尽管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中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用不容小觑，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渐进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三 毋庸讳言，目前特朗普2.0版施政表面上看是在破坏现有秩序，而实际上则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给旧秩序重新定位。在新世界秩序里，美国市场不再是单边开放的，必需遵循对等开放原则；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不再是公共产品，而是一项必需按价付费的服务；联盟关系不再只是价值共同体，也必需是要进行公平交易的商业关系。总之，在特朗普构想的新国际秩序里，美国仍居于顶端，有实力制定游戏规则；概言之，一切都要重新定价，一切都要遵循实力和美国国家利益原则。 如前所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唯我独尊的霸凌行径业已打破旧有的国际惯例，并导致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了寒蝉效应。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绑架”，对格陵兰岛提出贪婪的领土要求，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的第51州，这些霸道行为已近乎彻底颠覆了旧有的国际秩序体系。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在马杜罗事件上都表态支持特朗普的行动，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却几乎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除此之外，美国对于欧洲防务问题的表态，也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内部“重新武装”的呼声。 特朗普之所以敢于在诸多国际问题上“霸凌”世界，凭借的仍然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然而，也正是美国的“特殊”地位，导致特朗普2.0版还不具备普遍的可复制性。申言之，尽管传统大国与地区强国愈发试图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但国际间的相互联系仍然无法被轻易切断，亦即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自形成完整的生存闭环，没有哪个区域可以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完成自我封闭。而这也意味着，任何在各自所在地区复刻特朗普2.0的国家（领导人），都必须面临一个抉择，即其自身的势力范围与特朗普2.0的美国势力范围发生碰撞时，如何妥善处置和协调双方的利益纠葛与矛盾冲突。 从俄乌冲突的发展和现状来看，欧洲已在尝试逐渐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欧洲主要国家也在努力寻求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建立联系并开展务实合作。当然，尽管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挑战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的侵害，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曾与美国长期共享西方意识形态“红利”的盟友转而寻求开拓新的国际关系，以继续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势必形成一种对抗特朗普2.0的“国际力量”，尽管这股力量尚未形成气候。 此外，尽管特朗普政权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或采取军事霸凌手段处理对外关系，但是在国内面临着诸如ICE枪击等事件的负面影响，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亦令其堪忧；同时，应该看到特朗普本人受限于美国宪法对总统任期的规定，其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是否具有长期性也难免存疑。鉴于此，现在就断言国际秩序将从价值观主导向利益优先主导转向，似乎也还为时过早，学术界、舆论界的有关判断和结论仍有待商榷。 众所周知，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大变局中，所谓“共同价值观主导”的叙事逻辑渐趋式微，而利益优先法则遂成为各国博弈的核心标尺。不得不承认一个冷酷的现实，冷战后西方标榜的价值观同盟，如今已被现实利益撕裂，未来能否弥合尚未可知。另一方面，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欧美之间的矛盾和纠葛，乃是多元价值与现实利益的重新平衡，而非简单的“利益取代价值”。 那么，作为区域内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何顺应世界大势，在维护自身利益和保障国家发展之船行稳致远的同时，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显得尤为重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多元价值理念仍是国际秩序基石，期望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需回应全球治理、共同安全的集体诉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既有赖于世界大国决策层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更要仰仗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追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国家和人民的鼎力襄助。（本文写于2026年1月28日。）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3篇 赵光锐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欧洲主要国家以及加拿大等传统美国盟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靠的霸权”和“不可靠的盟友”，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疑虑和不信任感，川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了众多“不合常理”的举动：“关税外交”、重回“西半球”、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威胁伊朗、强索格陵兰岛、施压和激烈批评欧盟、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降低对俄乌冲突的关注、成立“和平委员会”等。这些使很多美国盟友感觉到，当今导致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正是曾经被认为给予世界某种保障性和稳定性的美国霸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在华盛顿签署行政命令前，在白宫发言。来源：美联社） 合作性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为参与者提供确定的行为和利益预期，在一个霸权体系的制度合作中，霸权国提供的最重要的集体物品是未来行为模式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它主要表现为对盟友的明确战略承诺和连贯性的政策。在霸权体系的不对称合作模式中，美国必须要迎合盟国的需要，要为更大的收益而作出一定的牺牲，同时也要求盟国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对不承担义务的成员予以惩戒。对于霸权规则的维持者而言，这种可靠性的信誉极其重要。但是由于当今美国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内部秩序出现了巨大问题，不仅导致其“承诺能力”不断减退，而且促使生成“霸权国利益绝对第一”的认知模式，美国会不断使用累积的信誉对盟友进行愈演愈烈的“榨取”和“惩戒”，这将使美国霸权体系赖以存在的信赖关系和可靠性日益透支。 实际上，对于美国作为“不可靠霸权和盟友”的认知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始于小布什时期，川普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也不会到川普终结，因为美国“政治的衰退”和“霸权可靠性”的衰退将是一个一体两面、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种“不可靠性”将加速盟友从霸权体系中脱离出来和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坚定奉行“确定性”和“可靠性”外交政策将具有更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54篇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 教授 执政一周年之际，特朗普的美国继续甚至加速了颠覆秩序的进程，从委内瑞拉到达沃斯会议，春风得意且志在必得的特朗普对现有秩序表达了充分的不屑和誓当终极终结者的气势。战后美国主导创立和维系的秩序中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体系、关税、国际法，都成了特朗普重点打击的对象。相比关税，这次对盟国的近乎羞辱的指责和傲慢以及对国际法类似于”就是废纸一张“的态度都可谓国际关系中可圈可点的经典案例，如果不考虑结果而仅从过程看，特朗普的一年对于战后国际政治绝对是“精彩纷呈”的一年。 差不多一百年前，孙中山在斥责日本对华霸权时提出了王道和霸道的概念，前者讲究仁义道德，后者则是功利强权，或许这值得美国多去思考。但是，仔细想来，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其前提是还存在一个“道”，广义言之可理解为规矩，但现在，特朗普的美国却是在破坏这一根本中的根本。在没有或摧毁主要规则的情况下，“霸”就成为纯纯的弱肉强食，可能就只剩下对权力随心所欲的滥用和烂用了，谁会想到一个曾经主导现行国际法体系实践的国家会明目张胆的索要甚至强要仅仅觉得应该是自己的土地呢？这种私利即真理、强权即利益的霸王式言行对秩序的冲击可能是颠覆性的。 （以色列在北部城市海法一处住宅楼遭伊朗空袭摧毁现场进行搜救工作。来源：法新社）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会让加拿大总理说出中国较之美国更“可靠可预测”的话，可见特朗普的美国对盟国和中等强国的冲击是多么大。估计很多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会想着再忍3年就有盼头、就有希望，但按照现在特朗普的魄力，或许用不了3年，这些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未必基于共识和规则的“新（无）秩序”的局面了。正如特朗普对加拿大作为国家存在意义的彻底否定，没有美国什么都不是的盟友们是继续熬着或者宠着特朗普，以期求3年后建制派们重回正轨，还是乞求特朗普赐不杀之恩，亦或干脆跪拜特朗普门下充当忠诚小弟，都不会是容易和低成本的选择。 （4月5日，在首尔汝矣岛纯福音教会，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复活节联合礼拜，他承诺，将全力以赴克服中东战事带来的危机。 来源：韩联社） 而对于崛起国家而言，最大的考验或许是诱惑。一般而言，学好不易学坏却更随意，毕竟当你拥有权力的时候，只要放弃自我约束和道德规则，短期收益大概率是不会小的。假定我们把遵循国际法作为“学好”的标准，那么当以往始终标榜自己站在正义一边的所谓正能量模范变成实打实的负能量的带头人时，这种低成本(至少不用考虑一部分外交和国际公共财物的成本)高收益（弱肉强食的所得和满足感）的诱惑或许很难抵抗。如果要抵抗，就必须要去设计和推行一个新的更具吸引力的秩序观、细则和为此付出的经济、安全等各方面成本。如果不抵抗，甚至模仿，那么至少争取个局部性的战略优势地位并通过利益交换形成势力范围的均势还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种利益与价值观、长期与短期效益之间的取舍，对于崛起大国而言才是最大的考验，是基于低成本和尽快收益的“同流合污”，还是高成本不确定但或更有前景的另起炉灶，的确很难决策。 战争、暴力和霸权正在越来越成为大国热衷的目标和手段，而特朗普的美国为这种时代的到来拆墙和开门。由此想到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典故，夏最后一个帝王桀独断专行，当臣子劝其慎行时，他傲慢地表示“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意即我就是太阳岂会灭亡，而民众的反应却是“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就是说宁可不要太阳了我们也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希望我们的世界不要惨烈到这种地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