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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5篇 日本前景篇 第1篇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 自去年11月现任首相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为紧急事态论并拒绝撤回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周边外交局面也对立不断，与几个主要邻国关系长期紧张。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闹剧”及安倍二次上台后强推“价值观外交”及安保政策的对美一边倒，提出台湾有事论等，日本外交战略方向偏离战后体制轨道取向。与1980年代以来追求的“与国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的大国梦渐行渐远。对美一边倒政策在矮化自身地位与立场。 1. 两个轮子变一边倒 1977年福特内阁提出，日本把“日美同盟基轴”，联合国为中心及亚洲重点作为外交三原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平衡，这些年来除追求强化日美同盟基轴外其他的支点受到弱化。过去常听到日美与日中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现在被对美一边倒所取代。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中日之间存在不少问题，在“和平国家”原则下，主动把主要邻国中国视为假设敌国或“最大战略挑战”并不明智，有失偏颇。日相发出台海错误言论后连美国总统都告诫日本”不要对华惹事”。“中日不再战”曾是邦交正常化以来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但现在却被“中国威胁论”所冲淡。面对中方提出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方否认，有媒体人则称“这么称日本我挺高兴”。可见两国间对军国主义认知的巨大反差令人忧虑。 对美一边倒意味着对美依附与服从。当年小泉纯一郎认为只要把日美关系搞好其他国家都能摆平。可现实真如此吗？一边倒真的能使日本外交走上坦途？真能使日本安全有保障？真的能实现日本的大国梦吗？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失掉一个轮子的两轮车能否行稳致远，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在大国博弈中，日本自我矮化的一边倒使自身地位受到限制，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下降。能否在下一轮参与国际秩序的“餐桌上”就很难说了。 2.大国梦靠什么能实现？ 早在2005年日本庆应大学教授舔谷秀芳提出日本应放弃大国外交幻想，走中等国家道路。那是基于国际社会现实提出的。然而建立“与国力相适应的大国地位”是多年来日本国家的基本选择。可现实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20-30年”使日本发展并不顺畅。2010年被中国超越，23年被德国超越，今年或被印度超越。社会老龄少子化及日元贬值等持续影响。加之露骨介入台海局势导致外交困境，致使多年来日本的入常（被指“没资格”）努力遭受挫败，大国梦目标受阻。现在连美国都不愿被台海局势裹挟，高市的紧急事态论必然要碰钉子。不纠正错误空谈对话会被看作没有诚意。更难实现互信。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全力以赴的对美一边倒并未得到美国保护日本的“坚定承诺”（今年香格里拉会日美防长互动）。事实说明，靠搞小集团及邻国对立不能保障自身安全稳定。还可能带来更多的不安。这样下去不仅大国梦恐难实现。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 2026 年 5 月 30 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发表演讲。来源：politico） 3. “日本丸”未来驶向何方？ 首先，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美国不可能同意日本拥核。 日方提出与美国“核共享”也被否定。美国认为“核保护伞足够了”。日本加入了NPT，CTBT等多个国际条约。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不得拥有战力，不承认日本交战权。还有非核三原则等国策，加之邻国中俄朝韩反对等等，日本要发展核武及战略武器都面临很高门槛。某些日本政客的拥核论只会使日本处境尴尬，形象受损。连美国都不支持拥核没有出路也不现实。 众所周知，二战时期日本并没有核武及战略轰炸机，也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最近日本发展动向看，松绑武器出口，部署进攻型导弹及改宪论等等，靠没有战略武器来搪塞是否成为军国主义缺乏说服力。还会招来邻国对日本的强化军备动机的质疑。目前日本的军费在GDP占比已超过中国，海空军力量（吨位及战机数量）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世界上日本自卫队在军事装备的战力已屈指可数。尽管美国默许鼓励盟国扩张军备，考虑到历史与现实，日本也应三思而后行，扩军努力不会提高日本的国际威望。靠军力更难改善国际环境。坚持和平国家道路才是正途。 总之，和平发展是战后国际社会及日本的历史选择。而近年日本对美一边倒，强化军事集团及军事能力等作为不仅不会给日本及亚洲带来和平与稳定，还会弱化其地位。失衡的外交政策亟待矫正。日本未来向何处去，是否会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国家要看实际发展。国际社会期待看到一个能够以史为鉴，真诚反省战争，以实际行动求得战争受害国人民的理解和尊重的日本，一个与邻为善，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日本。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6篇 日本前景篇 第2篇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2026年以来，由于出现日本高市早苗上台这个新变量，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正发生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美国对盟国控制和影响力趋于下降。这不仅表现在北约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与美国对立，以色列领导人在军事行动方面不再完全听从美国指挥，也表现在日本领导人在对华政策方面我行我素而不再跟跑美国。 世界格局并非像某些人描述的中美两极对抗而其他国家只能选边站。当今世界各国会有不同选择。例如，首先是顺应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与中美同时谋求友好，左右逢源；其次是与中美其中某一国保持友好，有得有失；再次是挑拨、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弄巧成拙；最糟糕的是同时与中美两国较劲，损人害己。安倍晋三内阁采取了第三种选择，高市早苗内阁则倾向于公开对抗中国，暗中与美较劲。在欧洲、中东战乱长期化背景下，日本开始针对邻国部署具有先发打击能力的中程导弹，加紧展开军工生产与出口。发展下去，日本会否再度成为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值得高度关注。 一、美日同盟究竟是“瓶塞”还是“蛋壳” 美国曾流行一种说法，把美日同盟比喻为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封在瓶子里“瓶塞”。对此，我曾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美日同盟就像一个“蛋壳”，里面孵了一只雏鹰，会在适当温度中成长，最终将啄破美日同盟的“蛋壳”，破壳而出，变成一只威胁别国的老鹰。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伴随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便开始抨击日本在安全方面“白搭车”，要求日本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日本则一面关注亚洲邻国的反应，一面在日美同盟框架内逐步增加军事投入。美国习惯于日本这一“忠实”盟友的做法，一直把日本增加防卫费作为支撑美国军工生产线的资金来源之一或维系驻日美军基地提款箱。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在客观上抑制了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冲动。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来说，所谓美日同盟“瓶塞论”有一定道理。美国分析人员现在仍认为，日本受各种因素制约而不会实际上拥核。日本增强常规军事力量，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因为中国是日本的主要对手，日本发展军备可以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 （2026年7月3日晚上，东京都港区举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活动，小型无人机拼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排站立的画面。来源：共同社） 然而，高市右翼势力上台以来则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2022年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提出发展日本军工产业。高市一上台便提出修订并加强国安战略，以利增强日本持久作战的韧性。今年4月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除了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决定向澳大利亚出口战舰，并开始谋求向新西兰、印尼出口。 从近期看，这似乎有利于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盟伴的实力，但从长远看则可能加剧美日同盟的内在矛盾，并对东亚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美同盟的“蛋壳”内日本这只雏鹰正迅速生长，似乎正着力把“蛋壳”撑大，以利继续在维系日美同盟的同时，在军事上“野蛮生长”，并谋求尽早实现修宪；在地缘战略方面打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旗号，建立日本主导的盟伴体系；在国际秩序方面，彻底打破战后国际法基础上形成的战后秩序，谋求恢复日本以往明治帝国的“历史荣耀”。 今年以来，日本加速发展军工生产与出口，以所谓联合制造为名向澳大利亚出口11艘“最上级”战舰，2034年之前部署到位。2013年至2023年日本已向菲提供12艘巡逻艇。日本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决定向志同道合的国家无偿提供官方安全援助（OSA)。第一个受援国是菲律宾，今年2月决定向菲律宾无偿提供海岸监视雷达。高市内阁取消对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限制后，邀请菲律宾总统访日，将日菲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今后将进一步作为“准同盟”加强军事与情报合作。日本的“阿武隈”级护卫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装备有可能出口菲律宾。 日本这种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是战后以来第一次，尚处于初级阶段。高市内阁期待军工生产能拉动经济增长，并锁定相关大企业继续集体投票支持自民党。近期，日本相关军工企业利润猛增，股票上涨。日本在海上军力发展及量产精确制导中远程导弹方面，已呈超越及取代美国之势。今后，日本为确保军工产业发展，必然竭力制造或利用台海、东海、南海危机，从而不断加剧东亚紧张局势。                 二、日本国家模式转型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复杂影响 高市执政后，日本战后以民品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立国战略，开始转向对特定国家出口军品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一建立在日本准备武力介入所谓“台湾有事”背景下的新变量。正给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带来以下新的影响： 第一，在对华战略定位特别是“台湾有事”问题上，日美矛盾首次凸显。日本右翼势力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企图利用“台海有事”把美国拉下水，造成中美围绕台海火并，两败俱伤，日本从中渔利，重温主宰东亚旧梦。美国对此心知肚明，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中美建立起以合作为导向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第二，日本感到美国靠不住，首次提出“自由开放印太”的升级版，通过军事合作与军火出口将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升为日本的“准同盟国”，在台海、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加大介入力度，试图对中国形成多边军事威慑，从而加深了中日结构性战略矛盾。 第三，日本加强军工研发、生产和出口，战后首次出现在亚太地区海上装备输出方面“美降日升”趋势。美国在海上造船能力衰落的情况下，日本趁机开始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一军火市场的真空。日本开始在日美同盟这个“蛋壳”内加速成长。日本右翼势力希望早日形成不再依赖于美国的独立军事力量，从而在拥核问题上具有对美国更大的发言权和自主性，然后才能“破壳而出”。 第四，日本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武器，其目的之一是加强与北约的军事、情报合作，拉其对抗中国。同时，日本从未放弃离间中俄的念头。中东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高涨，日本需要从俄进口部分能源，于是向俄伸出缓和关系的触角。而普京总统访华进一步增进了中俄关系。今后，日本会否向乌克兰出口杀伤性武器，值得关注。 三、日本右翼势力“脱美拥核”进程将迈开“第三步” 现阶段，日本尚难实际拥有核武器。美国在日本保有驻军并实际控制日本部分领空。因此，美国人仍会相信美日同盟的“瓶塞”效应，对日本扩军售武不以为然，甚至还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军事预算。 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与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等补贴需求，令高市政府难以马上接受美方提出的军费开支达GDP3.5%的要求，而是在按自己的套路、战略逻辑和节奏，通过武器装备出口增加日本军工产业自我“造血功能”，加速成为拥有独立军工自给由余的“能战国家”，进而突破“无核三原则”，最终成为拥核国家。 二战后，日本最早提出拥核主张的首相是岸信介，其外孙安倍晋三继承了岸信介路线。只不过，一直以来日本主要是向美国显示这种可能性与能力，从心理上迫使美国满足日本的战略需求。2007年安倍刚一执政便任命极右翼分子田母神俊雄担任航空自卫队幕僚长。2009年，田母神俊雄就提出日本应拥有核武器。2013年他又出版了《日本核武装计划》一书，提出日本可用20年实现核武装的路径与步骤，共分十步走。 其一，解禁出口武器，逐步建立日本不依赖于美国而独立的军事力量；其二，改造国民意识，逐步减少对拥核的心理障碍，强调日本拥核后中国在“尖阁诸岛”（中国的钓鱼岛列岛）就不敢强硬；其三，修改日本宪法，彻底解除法律束缚；其四，修改无核三原则，运进美国核武器；其五，要求美国租借给日本核武器；其六，与美国实现核共享，学会掌握另一把“核钥匙”；其七，表明独自开发核武器意愿；其八，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其九，实施核开发，不承诺不使用核武，确保核威慑；其十，核试验，与印度加强核合作，实现电脑模拟临界试验，宣布试验成功，日本成为核国家。 田母神认为，对外出口武器是日本拥核迈开的第一步。其逻辑是，日本战后军事装备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而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生产、出口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谋求拥核，定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制约。因此，日本要拥核，首先要建立自立的、不再依靠美国的军工生产体系。由于军工产业投入高，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而且需要有海外出口市场。所以他主张，日本要用10至15年建立起这种独立的军工体系，届时即使美国不向日本提供军火，日本也可照样不在乎美国的立场而秘密发展核武器。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田母神是极右分子，不代表日本政府，但须切记，他曾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在自卫队长期从事错误历史观、战争观的教育与思想灌输。因此，今年3月发生日本现役年轻自卫官持凶器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寻衅的未遂恐袭犯罪事件，绝非偶然，与所受教育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田母神俊雄支持的高市早苗右翼政权诞生后，他的一些建议已被政府采纳并迅速落实。 高市上台不到半年便迈开上述田母神十步走拥核战略中的第一、第二步，并准备迈出第三步，即拟于2027年春提出修宪方案，同时在参议院争取参政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保守政党支持，一举通过修宪法案。然后会尝试迈出第四步，修改无核三原则。 若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执政，继续迈出下面的几步，最终得以拥核，势必对中美俄及亚太各国构成不同程度的核威胁并带来战争风险。美日同盟的根基也会发生动摇，而难以起到所谓“瓶塞”作用，反而会更像一个孵化雏鹰的“蛋壳”。破壳而出的将是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日本。即使届时美日同盟仍可维系，但日本修宪后的这种军事同盟对他国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将大幅上升，成为东亚和平与安全的一股祸水。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民作何选择自然十分重要。那些从日本进口武器装备的国家是否继续扮演“帮凶”角色，也该问问本国人民吧！ （2026年5月3日，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活动，支持日本的和平宪法。来源：卫报）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3篇 日本社会篇 第3篇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日本是个非移民国家，同时也是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其移民政策的演进有其自身特点。简言之，日本长期采取高端吸纳、低端严控的分层模式；因老龄化被迫引入外籍劳工，又受社会保守、财政治安等因素制约，整体管控持续收紧，其移民政策始终处于 “缺人又限人” 的二律背反状态。近期，高市早苗政权的移民政策从 “谨慎开放” 转向 “严控排外” 的趋紧态势。其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主张 “日本人优先”、法律上全面收紧、执行上严打违规，同时对高端人才有限开放、对低端劳工严加控制。这种做法对管理在日外国人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在舆论上塑造排外氛围和借涉外议题争取保守选民的用意。 一、日本移民政策趋严的背景 日本政府于1951 年颁布《出入国管理法》，原则上禁止外国人长期定居，仅允许少数外交官、学者、技术专家等人员短期滞留。随着1980 年代经济腾飞，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缺口，但仍坚持不开放普通劳工移民，只允许 “短期技能劳务”输入的政策。其特点是无永住通道、无归化便利；外国人等于临时雇工，用完即走。此一时期在日华人主要是战后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少数留学生及家属滞留，但总体规模不大。 1990年至2000年前后，日本制造业、服务业缺乏人手，但政治上仍回避 “移民”问题，坚持 “劳动者即是临时工”；这期间华人滞留开始增长，留学生、技能实习生、经营管理签证500 万日元起步。2010至2020年左右，日本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开始被迫接纳海外劳动力。虽然日本政府承认 “人手严重不足”，但仍拒绝 “移民国家”定位；其政策逻辑是，短期用低端劳工、长期留高端人才。这一期间外国劳动者从172 万增长到205 万左右。尽管旅日外国人中的中国人数一直居于首位，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日越南人打工者却超越中国人成为第一大外国人打工者群体。 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景伴随民众生活水准下滑，日本社会民粹思想有所抬头。日本政府开始采取防御性排外措施，设立有序共生社会推进室、跨部门统筹外国人管控，目标是“严控流入、保护福利、维护秩序”。同时提高了移民的日语门槛、加强雇主担保审核、严查超时工作与偷税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移民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主要表现是，全面收紧、防御性排外；全程拒绝 “移民国家”标签；从“要劳动力”到“控人口、防福利滥用、保社会同质性”；全面限制低端打工者和普通创业者。 毋庸讳言，目前外国人相关问题已然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从客观上看，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法律层面，现有的外国人管理政策存在较多缺陷。很多外国人，如在日穆斯林、南亚裔或东南亚裔人利用难民、技术研修生等身份延长逗留期限或非法滞留，违反日本法律法规从业、就业，甚至违反日本刑法，从而导致大量治安问题。 二是经济层面，由于在日外国人数量剧增，很多地区出现了外国人聚居区，许多行业的从业者很大程度上也由外国人“操纵”和“把持”。加上日本金融管理相对开放，电子支付逐渐普及，由此导致在日外国人内部出现了大量日本政府无法监管的，巨额的金融往来。甚至出现大量赴日旅游的外国人与在日外国人几乎仅以本国货币或使用本国支付渠道进行交易的现象，从而导致日本的税收遭受损失。另外，大量外国人赴日工作，也挤占了日本本国的工作资源。尤其是在低薪、低技能岗位上，雇主大量雇佣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外国人也进一步挤压了日本底层劳动者的就业与福利空间。 三是文化层面，受日本“观光立国”政策和日元贬值的影响，赴日游客规模骤增，超越了日本旅游产业的承受上限，并影响到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进而使得外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经常产生摩擦现象。此外，大量外国人在日本聚居并维持本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从而导致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部分旅日外国人在生活上要求“超国民待遇”感到不满。 四是安全层面，这里主要涉及两个群体。首先是在日穆斯林人口的增加。鉴于欧美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对立激化，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对穆斯林群体的恐惧心理，担心该群体的恐袭隐患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冲击。其次是对于旅日中国人的怀疑和防范。在中日关系持续“转冷”的背景下，日本右翼舆论惯以给在日中国人打上“间谍”、“特务”、“盗窃技术”等标签，会使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印象加速恶化，进而扩大中日民间的隔阂。 图片来源：新西兰中文先驱网：《中国人访日人数持续领跑》 二、制约日本移民政策的诸因素 在日外国人问题越来越表面化，已然成为日本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高市早苗政府则以强硬的姿态予以应对，甚至专门设立了外国人政策统筹职务，由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兼任。但不能忽视，高市早苗政府统筹修改外国人政策，对外国人严加管理并不仅仅是针对日本的“外国人问题”，更多的成份是高市早苗政府的“执政问题”。 日本作为一个连续16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少子高龄化国家，劳动力十分短缺。而在日外国人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支撑日本经济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且其中大部分为适龄劳动人口。如果将大部分外国人拒之门外，日本的运输业、服务业可能很快面临巨大困境。但高市早苗政府内部对“日本离不开外国人劳动力”这一核心事实避而不谈，反而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谈外国人带来的治安风险，在面对外国人火葬与土葬的文化冲突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这一方面是为了渲染日本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为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新安保政策制造舆论声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转移国内社会对于日本近年来物价长期居高不下、社保压力巨大、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凸显等结构性问题的关注。 根据日本新闻网以及产经新闻等主流媒体的调查显示，尽管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方面亮眼成绩不多，但高市早苗首相近期的支持率依然维持在70%左右。由此可见高市早苗政府在各个领域打造的保守“战斗”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得到日本民众普遍的支持。鉴于此，我们在短期内仍看不到高市早苗政府主动修正包括外国人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尽管高市政府大幅提高“经营管理签”门槛等政策遭至国内不小的反对，旅日30年的印度餐厅经营者签证被拒等事件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但这些声浪仍不足以动摇日本严管外国人在日滞留的政策走向。 针对上述问题，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修改移民政策，以严管外国人的方式予以应对，但若是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情推测日本采取的措施来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究其原因，可以认为主要是受以下困境制约所致：其一是对劳动移民和本国基础劳动力的分配缺乏统筹，尽管日本需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但不具备类似新加坡或阿联酋的劳动移民管理制度，即按照业务种类，区分国内与国外劳动力的就业范围。 其二是考虑到国际舆论，日本的移民管理政策较难提升强制力。尽管美国特朗普政权采取的强硬措施，为西方国家严管移民开创了先河，但并不意味着日本能直接效仿；相反，考虑到严管移民可能招致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责，所以日本为了顾及国家形象也不会贸然行事。 其三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站位及其对特定区域，如中东、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依赖，限制了其对移民的管控力度。比如日本在中东问题的立场及对待国内穆斯林的态度比欧美国家更为温和，原因在于日本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应主要依赖于中东地区；又如在与中国进行博弈时，日本不仅需要在安全和政治上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家深化合作，也需要加紧开拓、抢占当地市场。可见，日本的移民政策有着诸多制约因素。 图片源于网络：《在日的外国劳动力占比趋势》 三、对在日中国人的影响 在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控制在日外国人和收紧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在日中国人群体所处的生活状况亦值得各界给予关注。近年来，在日中国人的构成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中国人以语言学习或以研修生身份赴日，以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为主，当然，中国从业者也存在着超期滞留等客观问题。但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逐步增加。特别是2008年以后，相对于短期语言学习，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大学攻读学位的比例大幅提升，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的留学生比例常年居高不下。2022年以后，取得经营管理签证赴日的中国人亦日益增多，大量中国人在日本经营民宿、餐馆，从事旅游业、服务业等管理工作。 最近几年，中国国内AI技术迅猛发展，IT技术人员工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旅日中国人的人员构成。在某些层面来说，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政策，针对在日中国人群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政府提高签证费用，减少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措施及使用场景等政策极大地降低了中国游客的赴日意愿；大量服务中国游客的在日中资中小型企业举步维艰；必须雇佣日本人等相关政策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尽管日本对中国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从短期来看，受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提高中国人赴日门槛等政策的影响，大量在日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面临更为严苛的生活环境，可以说日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旅游、旅居甚至移民的首选国家。客观而言，这一改变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其影响是极为负面的，但短期内高市早苗政府显然也并无意愿调适或改变相关政策走向。可以预见，在日外国人问题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高市政府获取高支持率以推进其安保政策、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抓手”。 诚然，日本面临外国移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的冲击，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政府采取应对措施自有其自身考量。但应当看到，在中日关系短期内仍难以转圜的情况下，日本移民政策的调整必将波及赴日中国人，造成隐性歧视增多，生活归属感下降等负面影响。 目前，日本出于对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的考虑，已对赴日中国人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有些日本高校的理工类专业对于中国留学生进出实验室实施一定的限制；加强对日语或专业技能考试的作弊或代考的管制；对于中国人在日本注册公司、购买土地、收购企业等经营活动加强审查等。当然，以上措施配合调整后的移民政策，固然会提高普通中国人移民日本的门槛，然而却不至于截断所有的“润日”通道。 一方面，针对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中国移民，因其有可观的消费或投资能力，能对日本经济带来积极作用，自然不会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对于具有特定技能或知识的人才，日本社会也不会彻底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移民政策趋紧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诸多与移民相关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本政府也会借此契机，对中日关系进行符合自身利益指向的调整。 总之，高市早苗政府的移民政策理念趋于保守和苛刻，对在日外国人重点收紧经营管理签证、永住、归化等居留资质，并且对资金、居住、纳税、语言要求等方面全面升级。在外国人赴日门槛大幅抬高的情况下，创业、留学、务工成本上涨，普通岗位求职、打工限制变多，永住、归化难度大幅提升，普通创业者身份风险陡增。鉴于此，如继续在日发展，就亟需提升专业技能、日语水平，向高端岗位、技术岗位转型，同时保证如实纳税、足额缴纳社保，避免长期离境。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经有言：“……质言之，此人世令人难安宿。难安宿则往易安身处迁出。”为此，某些难以在日本幸福生活的人理应未雨绸缪，不再单纯依赖居留日本，而要提早考虑做好回国定居或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备选方案。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4篇 日本社会篇 第4篇 徐天尧 日本YKK集团 一、“润日”群体的来龙去脉 “润”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汉字，意思是滋润、润泽。但到了中文互联网时代，它被网友们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英语“Run（跑）”的谐音。在众多“润学分支”中，“润日”无疑是最热门的赛道之一。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日本离得近。对于中国人来说，去日本甚至比去国内某些城市还方便。上海飞东京不过两个多小时，周末来回都不是问题。再加上饮食习惯接近、治安良好、文化上有不少共通之处，很多人初到日本时甚至会产生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其次，“润日”的门槛曾经相对较低。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相比，日本长期以来并不属于典型的移民国家，但其留学、就业和长期居留路径却相对清晰。语言学校、专门学校、大学留学、技术人文国际业务签证、经营管理签证等一整套流程下来，只要肯花时间和精力，普通人也有机会在日本站稳脚跟。 因此，“润日”本质上就是前往日本留学、工作、长期居住甚至移民发展的代称。而在过去几年里，日本也确实成为了不少中国年轻人实现海外梦想的第一站。然而，自高市早苗内阁上台以来，日本的外国人管理政策明显出现转向。例如，曾经被不少人视为“最容易拿身份”的经营管理签证，迎来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新规定，经营管理签证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已经从过去的500万日元大幅提高至3000万日元，同时还新增了员工雇佣、经营经验以及日语能力等多项要求。简单来说，以前是：“有个办公室，拿出500万日元，就可以试试看。”现在则变成：“除了3000万日元，还要证明你真的是来经营企业的，而不是来开空壳公司的。” 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加强工作签证审核。工作签证正在提高日语能力要求，对于需要使用日语开展工作的岗位，原则上要求申请者具备接近JLPT N2水平的语言能力。换句话说，以前很多人抱着“先过去再学日语”的想法，如今越来越难行得通。过去那种“先过去再说”的时代，正在逐渐结束。 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二、“润日”标杆：民宿经管签神话的破灭 在所有润日路线中，经营管理签证曾经被许多人视为最具吸引力的一条道路。留学需要读书，工作签证需要找工作，高度人才签证需要学历、收入和工作经历。而经营管理签证则不同。只要你在日本成立公司，并满足最低500万日元注册资本的要求，就有机会获得在日本长期经营和居留的资格。对于不少中国家庭来说，这几乎就是一条“花钱买时间”的捷径。 如果说过去几年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最火的项目是什么，那么答案大概率是——民宿。尤其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大阪凭借世博会预期、旅游业复苏以及特区民宿政策，一度成为许多“润日”中介口中的明星项目。那几年，各种广告铺天盖地：“500万日元拿身份！”；“买套房就能全家登陆日本！”；“孩子免费读书，全家享受日本福利！”；“人在国内，躺着收租！”。 不少人看完宣传后顿时热血沸腾。毕竟相比动辄数百万人民币的欧美移民项目，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看起来简直像是在做慈善。于是大量中国投资者涌入大阪。有人买整栋公寓，有人租房改民宿，还有人干脆成立公司，专门经营Airbnb短租业务。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全家一起登陆日本。丈夫拿经营管理签证，妻子办理家族滞在，孩子进入日本学校，一家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日本政府后来发现，部分经营管理签证持有人虽然名义上在经营企业，但实际业务规模非常有限。有些公司一年营业额寥寥无几，有些所谓的“办公室”只是共享工位。有些经营者长期居住在中国，甚至还有部分民宿项目完全依赖代运营公司，签证持有人本人几乎不参与经营。从日本入管局的角度来看，这就产生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人究竟是在经营企业？还是在利用经营管理签证实现长期居留？ 于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审查风向明显改变。日本入管局要求申请人必须实际从事事业的经营或管理活动，而不是被动的资产持有或投资收益。单纯买房出租的被动租金收入，一般入管视为不动产所得，不算积极的经营活动。即使有租金进帐，如果没有实质的管理、招租、维护、扩张业务等经营行为，就很难被承认。单纯持有几间公寓收租，很难满足这些要件。入管强调实质经营活动和对日本经济与就业的贡献。许多过去能够轻松通过的项目，开始频繁收到补件通知，近期甚至出现了大量续签被拒、更新不许可的案例。 而受到冲击最大的，正是民宿经营者群体。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采用的是同一种模式：购买房产——申请民宿牌照——办理经营管理签证——全家赴日。当入管开始严格审查“经营实态”后，这种标准化模式首先受到冲击。不少家庭突然发现：孩子已经在日本上学，房子已经买了，公司已经注册了，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日本，但签证续签却出现了问题。对于这些家庭来说，真正的损失并不仅仅是一张签证，而是整个家庭规划被打乱。有人不得不卖房离场，有人被迫寻找新的签证途径。 图片来源：中央社 三、当日本开始收紧大门：润日群体该何去何从？ 面对日本移民政策的变化，许多人开始焦虑：润日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了？笔者认为，与其讨论“还能不能润”，不如思考“该如何润”。 第一，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命运押注在任何一个海外国家身上。 很多人在规划海外发展时，容易陷入一种思维误区：把某个国家想象成一艘永远不会改变航向的大船。今天觉得日本欢迎外国人，于是把全部资产、家庭规划和未来希望都压在日本身上；明天觉得加拿大政策宽松，又开始幻想加拿大会永远开放。但现实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是慈善机构。国家制定政策的核心目标，永远是维护本国利益，而不是帮助外国人实现人生理想。当经济需要劳动力时，政策会开放；当社会矛盾增加时，政策就会收紧；当选举压力出现时，外国人往往又会成为政治讨论的一部分。 因此，真正成熟的国际化思维，不是押注某一个国家，而是建立自己的选择权。与其把日本当成终点站，不如把它当成一个中间站。与其把签证当成人生保障，不如把能力当成人生保障。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供应链资源、专业技术、经营经验，这些东西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会失效。政策会变，市场会变，国籍会变，但个人能力不会突然贬值。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政策收紧，而是把自己的全部未来绑定在一张签证上。 第二，日本正在失去一些优势，但新的机会也在诞生。 从产业角度来看，日本并非没有问题。日本产品的质量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准，但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能源成本增加以及本土资源匮乏等问题持续发酵，日本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不断减弱。过去几十年里，日本企业依靠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占据市场。但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发现，仅靠“日本制造”四个字已经不足以支撑高昂的成本。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明显趋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构建全球供应链体系。研发留在日本，采购布局中国以及东南亚，生产转移海外，销售面向全球。本质上，日本企业也在主动进行国际化转型。而这恰恰给拥有海外背景的人带来了新的机会。很多中国创业者拥有中国供应链资源，很多在日华人了解中日两国市场。这些能力在过去可能只是附加项，但未来很可能成为核心竞争力。 因此，日本的机会并没有消失。只是机会正在从“买房开民宿拿签证”，转向“利用国际资源创造商业价值”。对于真正具备跨国经营能力的人来说，这反而可能是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第三，日本最终仍然需要在开放与保守之间寻找平衡。 经营管理签证的收紧，本意是解决空壳公司、假经营以及低质量移民的问题。从政策逻辑上来说，这并不难理解。近年来，日本社会对于移民问题的讨论明显升温，部分政客也开始迎合国内不断增长的保守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希望向选民展示：“我们并没有放任外国人进入日本。”于是，更严格的审查、更高的资金门槛、更复杂的申请流程陆续出台。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政策打击的不仅是投机者。很多真实经营的小企业、个体创业者以及刚刚起步的外国经营者，同样受到了冲击。 对于日本而言，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矫枉过正。因为日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外国人太多，而是人口太少。地方城市正在衰退，劳动力持续短缺，中小企业后继无人，消费市场不断萎缩。这些问题都决定了日本未来不可能完全关闭对外国人的大门。从长远来看，日本最终仍然需要在两个目标之间寻找平衡：既要防止制度被滥用，又要吸引真正愿意为日本创造价值的人；既要回应国内社会的担忧，又要维持国家的开放性和国际竞争力；这场平衡游戏或许还会持续很多年。但可以确定的是，日本既离不开外国人，也无法完全摆脱对外国人的担忧。这正是当下日本社会最深层的矛盾。 回头看过去几年的润日热潮，很多人讨论的是签证、永住和身份。但经历这一轮政策收紧之后，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真正的安全感，到底来自哪里？是来自一张签证？一张在留卡？还是来自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 日本的大门并没有彻底关闭，只是过去那种依靠政策套利、依靠信息差快速获得身份的时代正在结束。未来的日本，或许不会再欢迎所有人，但它依然会欢迎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对于润日群体而言，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润”本身。而是在任何国家、任何环境下，都拥有让自己站稳脚跟的能力。毕竟，时代会变化，政策会变化，国界会变化。唯有个人的能力和视野，才是穿越周期最可靠的通行证。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1篇 日本经济篇 第5篇 暴凤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 在战后日本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版图中，对“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的研究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所谓新兴宗教，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近代化进程而出现的、脱离传统宗教常轨并形成新教义与新活动方式的宗教团体。日本的新兴宗教发展经历了三个高潮：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经历了制度崩溃与精神空虚的双重冲击，新兴宗教如雨后春笋般重建或诞生。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这些宗教团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土壤。它们不再满足于提供精神慰藉，而是多方面参与社会活动——其中，政治领域成为最具野心也最具争议的舞台。 一、政教互动的主线：创价学会与统一教会 在战后日本政教关系史中，有两个新兴宗教团体扮演了不可忽视的政治角色：创价学会与统一教会。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教结合模式。 创价学会于1964年建立公明党，直接进入政党政治。最初，它是一个带有鲜明宗教底色的小党，但凭借坚实的信徒组织与稳定的票仓，逐渐成长为掌握众议院“关键议席”的重要政治力量。1999年，公明党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正式成为执政党之一，开启了长达26年的“自公执政联盟”时代。这一路径代表了新兴宗教直接组建政党、深度参与议会政治的典型模式。 统一教会自1958年开始在日本传教，1968年成立反共团体“国际胜共联合”。与创价学会不同，它并未组建自己的政党，而是作为外部压力团体，与自民党右翼保守派政治家保持密切往来。其活动方式包括：制造社会舆论、开展保守社会运动、培养和支持政治代言人，尤其致力于反共与保守价值观的推广。这一路径代表了新兴宗教间接影响政治、绑定特定派系的典型模式。 二、转折点：自公联盟解体与统一教会的司法解散 进入2020年代中期，上述两条线索几乎同时遭遇了历史性断裂。随着自民党“政治黑金”问题持续发酵，以及被视为比安倍晋三更为右翼的高市早苗出任自民党总裁，创价学会于2025年10月宣布退出执政联盟。这一决定宣告了延续26年的“自公执政联盟”正式解体。它不仅是政党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更象征着宗教团体与保守主流政治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松动。 2022年7月，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凶手山上彻也供述其动机源于母亲因向统一教会高额捐献而导致家庭破产。由此，该教会长期胁迫信徒高额捐款、发展大学生入教、开展“灵感商法”及组织集体婚礼等社会问题被全面曝光。2026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裁定维持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裁决，解散统一教会。至此，统一教会成为继1996年奥姆真理教、2002年和歌山明觉寺之后，日本历史上第三个依据《宗教法人法》被强制解散的宗教团体。 2022 年 7 月 8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进行助选演讲时，被嫌疑人山上彻也使用自制枪械枪击，图为安保人员制服行凶嫌疑人现场，来源于网络 三、结构性原因与后宗教时代的宗教发展路径 创价学会与统一教会的同时“退潮”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战后日本政教关系进入新调整期的深层结构性原因。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持续的低增长削弱了大型宗教团体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动员能力；少子老龄化与个人原子化导致传统社区与家庭纽带瓦解，宗教的集体归属功能下降；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下，人们对制度化、组织化的宗教权威日益疏离，关注更分散、更个人化的精神实践，宗教形式本身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日本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从“组织性宗教”向“后宗教”形态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呈现出两个看似相反、实则并行的方向：一是新灵性运动，即新时代运动，一种个人化的精神回归趋势，不追求组织建制、不介入政治、不强求集体认同，而是强调个体的精神体验、灵性成长与心灵疗愈。二是以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为载体的价值观政治。这一方向与美国基督教右翼高度相似，表现为：反对夫妻别姓制，维护传统家庭观；反对女性继承天皇，维护男性血统秩序；反对LGBTQ权利，维护传统性别伦理，等等。这种形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团体参与政治”，而是政治运动本身带有宗教化的价值观狂热。它不依赖特定的宗教教团，却可能比任何教团都更具社会动员力，尤其是在日本政坛整体右倾化的趋势下。 因此，值得警惕的是，后者民粹主义价值观是对传统宗教政治功能的激进接替，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政教关系的“新调整”也许才刚刚开始。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2篇 日本经济篇 第6篇 潘秋静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特任副教授 日本国会审议育儿补贴、育儿支援金相关预算，对应异次元对策立法讨论新闻现场 近年来，日本少子化问题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2025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67.1万人，总和生育率跌至1.14，双双创下统计史上最低记录。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率约为2.1。日本早已越过这条红线，进入人口持续萎缩的通道。从历史发展来看，日本并非一直面临少子化问题。战后日本曾经历两次“婴儿潮”：第一次出现在1947年至1949年，第二次出现在1971年至1974年。彼时经济高速增长，终身雇佣制度相对稳定，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普遍抱有乐观预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生人口进入长期下降通道。2007年，日本首次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此后人口负增长逐渐加速。 图1 日本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等推移表（1947～2025） 图表来源：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ja/japan-data/h02802/) 少子化，首先表现为“不结婚”和“晚结婚”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参照表1），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70年的26.9岁推迟到2024年的31.1岁，女性从24.2岁推迟近30岁,54年期间，男女初婚年龄分别延后了4.2岁和5.6岁。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也由25岁左右提高到29.8岁。更关键的是，终身不婚的比例在飙升。男性50岁从未结婚的比例接近30%，女性接近20%。而在日本绝大多数新生儿仍出生在婚姻家庭，结婚推迟、不婚增加，出生人口自然持续走低。       表1. 平均初婚年龄推移表（夫/妻）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作成(1970~2024) 不是“价值观变了”，是“账算清楚了” 今天的少子化危机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长期累积形成的结果。 经济上，门槛在变高。日本长期经济低增长、非正式雇佣比例扩大以及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提高了年轻人组建家庭的门槛。许多青年并非不希望结婚生育，而是在收入和职业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断推迟人生规划。这不是”价值观堕落”，而是一种被迫的、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社会文化上，负担在倾斜。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劳动市场的程度不断提高，但家庭内部的育儿和家务责任依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当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时，婚姻和生育的机会成本便显著增加。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中日差异。日本家庭在成年子女婚姻和生育问题上的干预相对有限。成年之后，子女通常被视为独立个体，其婚姻选择、生育计划乃至人生规划都应由本人决定。即使父母希望子女尽早结婚生育，也较少通过持续施压等方式影响其决定。这种尊重个人自主性的社会文化传统，一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婚姻和生育更多成为个人成本与收益权衡后的结果，而较少受到家庭责任、代际期待或亲属规范的约束。与中国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催婚”“催生”现象相比，日本社会对于单身、晚婚乃至终身不婚的包容度相对更高。这种社会氛围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却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家庭对于婚育行为的推动作用。 一个被忽视的群体：高学历人才“理性”弃权 从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日本少子化还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高学历人才群体正在成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日本大学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青年学者普遍面临获得职业稳定的年龄不断后移的问题。获得博士学位后，许多人需要经历长期的任期制职位、博士后流动以及激烈的学术竞争，往往要到35岁甚至40岁以后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教职。而这一阶段恰恰与婚育年龄高度重合。在学术界，“先获得稳定职位，再考虑结婚生育”已成为许多青年研究者的现实选择。然而，当稳定职位迟迟未能到来时，婚育窗口却在不断缩小，这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无奈的现实困境。 对女性研究者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根据《第四次科学技术系专业人员男女共同参画实态调查》的结果，约四成女性研究者处于未婚状态，即使在35至50岁的年龄阶段，未婚比例仍超过三成。同时，约三分之二的女性研究者没有子女，在40多岁的群体中，平均子女数也不足1人。 这意味着什么？日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人口再生产危机，也是一种人才再生产危机。 日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人口再生产危机，也是一种人才再生产危机。当受教育程度最高、承担知识生产和创新责任的人群越来越难以完成家庭形成和代际延续时，少子化问题便超越了人口数量本身，而开始影响大学系统、科研创新以及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不是”读书读多了不想生”，而是制度设计让最该安心生育的群体，最不敢生育。 因此，日本年轻人并非突然失去了生育意愿。少子化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价值观的简单变化，而在于就业制度、家庭制度和教育制度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错位。非正式雇佣的扩大、学术职业的不稳定、育儿责任的女性单方承担等，这些制度性错位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这个困境，日本自身仍在求解。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关于未来支持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1995—1999年）》是日本政府为提高生育率出台的第一项措施）到2023年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但效果始终有限。所谓”异次元”，更多是预算规模的翻倍，而非政策逻辑的创新，其核心仍是补贴、保育服务、工作方式改革老三样。这些政策往往停留在”鼓励生育”的层面，却未能触及让年轻人”敢于规划未来”的结构性问题。 1.14的生育率，不是 日本人“想通了”，而是 “算明白了”。在不确定性的账本上，生育这笔账，暂时还不敢下笔。日本的经验同时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或许不是如何”鼓励”人们生育，而是如何建立一个让年轻人能够安心规划未来、兼顾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毕竟，当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时，婚姻和生育往往会成为人生规划的自然组成部分；而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即使拥有生育意愿，也未必能够转化为现实选择。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9篇 日本经济篇 第3篇 杜进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 经过2026年2月的大选，自民党独揽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导致政党政治中的在野党丧失了制衡能力。可以说，在立法层面上，高市早苗政权在推行其保守的政治和外交议程方面的障碍基本被排除了。然而，经济问题永远是选民的主要关切和政策运营的中心所在。目前，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设计已经在市场遭遇到强烈的结构性反噬，由汇率、债市和国际游资等组成的“市场在野党”，有可能对她的施政发出严厉的弹劾，并迫使其进行深度的政策调整。 图片源于网络。 “高市交易”和“早苗经济学” 在过去两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总理任命选举中，每当高市早苗优势的报道传出后，市场就会出现所谓的“高市交易”（Takayichi trade），即日元贬值，国债价格走低（国债收益率上升）和股价上涨。这是因为市场普遍认为，高市早苗主张的经济政策将继承和发展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众所周知，安倍经济学以“大胆的货币宽松+灵活的财政政策+激励投资的结构改革”的三支箭为标竿，强调货币先行，通过零利率和数量宽松摆脱通缩。而高市早苗更主张在坚持货币宽松政策的同时，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重点产业领域实现“官引民随”的大规模投资。 大选胜利后，高市早苗的经济主张（“早苗经济学” Sanaenomics）逐渐框定了经济政策的轮廓。我们可以将其核心政策归纳为以下四大支柱。 第一，尽量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物价上涨连续40个月超过2%的情况下，日本银行本应加速提升利率的幅度，但利率上升可能会从消费和投资方面抑制增长，所以高市早苗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力维护低利率环境，反对过快收紧货币闸门，希望通过印钞和扩张推高股市并维持经济的表面热度。 第二，规划实施战略性政府投资。其中包括①危机管理投资，即增加向能源自给、国土强韧化、网络安全及医疗健康等领域拨款，以及②增长投资，即聚焦人工智能（AI）、半导体、核融合、量子技术等17个前沿战略领域，通过政府长期投资的承诺，试图激活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 第三，稳定和提高居民户的可支配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通过推行食品等项的临时性消费税减税，废除汽油税暂定税率，并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带支付的税额扣除”等措施，直接影响国民的可支配所得。此外，对亏损中小企业，也计划提供助成金补贴。 第四，修正财政纪律目标。放弃传统财务省坚守的财政收支平衡（PB）黑字化目标，将“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稳定下降”改为新财政纪律指标，主张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稀释债务压力。即在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不再过度拘泥于减少债务，而是优先考虑债务与 GDP 的比例。这一政策被赋予“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美名。 可以说，早苗经济学是在继承“安倍经济学”的基础上，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由政府主导的战略性投资，旨在打破日本长期的通缩心理和投资不足的现状。 市场的反应 上述的每一项政策措施，单独看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都有实施的紧迫性。但经济政策的真谛是在给定的条件下作出Trade-off决策，即在各项可能互相掣肘的政策中确定优先顺序，有取有舍；同时，政策当局必须重视同市场之间的对话。从目前的情况看，市场已经对早苗经济学作出了否定的回应。 首先，来自汇率市场的明确无误的警告。日元的持续走弱，是市场通过做空日元，对执着于超宽松金融和大幅度债务扩张的高市政府政策最直观的回应。为了抵制汇率贬值，日本财务省多次入市干预，最近的一次发生在4月底，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投入11万亿日元实施外汇干预，其效果仅维持了短短一个月，目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又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的所谓心理关口。 其次，来自国债市场的无声抗议。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表明：过度增发国债将会导致国内和国际市场对日本财政丧失信心，可能面临长期利率飙升、企业借贷成本暴涨以及政府债务负担的加重，这些都有可能加速日元贬值的风险。 再次，加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在加剧了输入型通胀，未在物价本已上涨的背景下再大举进行财政扩张与减税，无疑是给通胀“火上浇油”，增加普通民众的“菜篮子”负担。 最后，国民收入的K型分化。虽然宽松预期提振了海外投资者的“高市交易”情绪，战略性投资计划也刺激了日本股市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措施使一部分投资家赚得盆满钵满，但数据表明，普通民众的实际工资并不见增长，由内需驱动的经济繁荣仍然只是水中之花。 简而言之，高市早苗可以用压倒性的议席击败国会里的在野党，但只要“高市经济学”持续过度依赖债务而无意对日本经济进行实质性改革，“市场在野党”就会随时用资金流出和资产贬值等方式，对她的经济政策进行弹劾，并使政府的增长战略遭受挫伤。 图片源于网络。 必要的政策调整 目前，消费税临时减税和汽油消费补助等“惠民”措施已经进入审议和实施阶段，高市早苗政府的第一个经济财政运营的基本方针（所谓“骨太方针”）预计也将于6月份出台。面对上述市场发出的警告和抗议，我认为政策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方向进行调整。第一，为了抑制通胀与阻止日元的进一步贬值，必须容许和加速日本银行的加息速度；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健全财政运营机制，使其能够承受加息的压力。为此，应该坚守基础财政收支目标，并对包括防卫费在内的财政支出的相应财源作出具体安排。光靠通胀和名义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指标的表面改善，已经无法取得市场的信任，而失去管控的财政或将成为高市政权的致命伤。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经济议程同政治外交议程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改善日中关系对日本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是日本的5倍，日本的对华（包括香港）贸易占到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四分之一。放任中日关系恶化，以及强化以中日对抗为前提的经济安保政策，都会对日本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政府间和民间的交流，积累了丰富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很值得日本的为政者重新审视。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0篇 日本经济篇 第4篇 许悦雷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宏观经济正在呈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不对称性。本土实际GDP增长动能持续低迷，股市却打破了三十多年的通缩枷锁。我们认为，这不是复苏，而是一场由流动性驱动的“名义复兴”现象。 2024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仅0.1%，2026年预测0.8%。日经225指数却在2026年6月触及68,786点，同比涨超70%，股市总市值/GDP逼近200%。市场在为未来定价，但这个未来不建立在日本本土实体经济繁荣之上。 图片来源：日经平均股价指数https://indexes.nikkei.co.jp/cz/nkave/index/profile?cid=3&idx=nk225 这种不对称性从何而来？负利率持续到2024年3月，实际利率长期为负。2025财政年度预测净买入可达约10.3万亿日元，为历史高位。这不是信心投票，而是全球套利资本在追逐低成本杠杆。另一面，2026年日元兑美元多次测试或突破160关口。日企海外收入占40-50%，汇率贬值直接变成盈利增厚。因此，日本股价反映的是全球竞争力，不是本土经济实力。 需要补充的是，评估日本经济，GDP是不准确的刻度尺。GNI已超GDP总量6%以上，海外投资收益足以覆盖贸易逆差，还能产生31.88万亿日元的经常账户顺差。更值得注意的是，约40%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作为“再投资收益”留在境外子公司。日本在本土之外建了一个庞大的“影子经济体”。 但另一方面，隐忧在累积。2026年基准利率可能到1%，数万亿日元“大回流”将至。主权债务/GDP仍超200%，激进财政扩张已触发“债券卫士”做空。2026年4-5月汇市干预耗资11.73万亿日元。这表明，日本经济正可能处于从长期超宽松政策向正常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同时面临财政可持续性、货币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平衡挑战。此外，在利差和海外资产配置决定的弱势日元格局下，单靠资金干预扭转不了日元贬值趋势。 图片源于网络 但股市繁荣并不等于经济健康。低利率下的估值溢价加上全球化盈利结构，等于股市高企。其根基是流动性，而非生产力。货币政策正常化一旦真正开启，估值修正的压力测试避无可避。政策者需关注日企海外盈利和全球流动性，但必须警惕压力测试触发条件——实际利率转正、外资流入放缓以及国债收益率急升。 我们认为，评估日本经济要完成三个转向——GDP换GNI，实际换“名义”，本土换全球资产负债表。只有穿透幻象，才能看见结构性真相。

高市早苗经常宣称自己是“安倍的学生，” 以此来拉人气。为了证明她是“安倍的学生”，她坚持要继续执行“安倍经济学”来推动日本经济增长。其实，她根本不懂“安倍经济学”。 首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推行“安倍经济学“时， 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是， （1） 长达14年的通缩–日本CPI从1998年到2012年下降了1.5%； （2） 日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过度升值–日元从110日元兑一美元飙升到77日元兑一美元。 为了摆脱持续的通缩，修正日元的过度升值，安倍推行了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 今天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与2013年完全相反。首先，日本已经完全摆脱了通缩。日本的CPI已经连续4年涨幅超过2%，日本央行最新估计显示，2026年不包括生鲜食品的CPI的涨幅将达到2.8%。因此，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缩！ 几个星期前，日本10年国债回报率已经达到2.8%， 创过去29年的新高。 国债回报率的飙升，反映了市场投资者对日本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现在日元不是过度升值的问题，而是过度贬值的问题！ 自从2021年以来，日元持续从110日元对1美元贬值到150美元的区间。 为了阻止日元贬值超过160日元的水平， 日本财政部在今年黄金周期间， 动用了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 这是1991年以来日本财政部在一个月内干预外汇市场的最大开支。 结果， 干预的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月，2026年6月8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又下滑到160.33日元兑换一美元的水平。  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的核心原因， 是日美之间的利息差距。今天日本央行终于宣布把政策利率从0.75%提高到1.0%， 这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结果。日本央行在今年前三次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都是按兵不动。 我猜测植田行长为了说服高市早苗同意加息是费尽了心血，把自己都累得住院了。 美元目前的政策利率是3.5-3.75%之间。经过这次加息之后，日美之间依然保持着显著的利差。 不缩小日美之间的利差，短期的人为干预， 是无法阻止日元进一步下滑的。 因此，为了应对通胀和阻止日元贬值， 日本现在需要提高利率和削减购买国债额度。而不是继续“安倍经济学”提倡的零利率，以及通过购买国债实现的量化宽松政策。 日本前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是“安倍经济学”的操盘手。 他在4月接受朝日新闻的访谈中公开说， 日本现在不是继续实施“安倍经济学“的时代了， 日本央行需要在两年之内把利率提高到1.5%。 这个利率水平是中性利率，对日本经济和企业不会有负面影响。 即使中东的石油危机没有结束，日本央行也必须毫不犹豫的提高利率。 高市早苗为了给“继续安倍经济学”的口号背书，就把投资银行Credit Agricole的首席经济学家会田卓司和日本央行原副行长现任早稻田大学教授若田部昌澄，塞进了自己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会田卓司认为即使日本债务已经是260%，日本也不用担心债务，可以继续发债来推动经济增长， 他也反对加息，希望日本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若田部昌澄则认为，植田和男领导下的日本央行，开始退出“安倍经济学”的量化宽松是错误的。这二位的观点给了高市早苗“继续安倍经济”的理论底气，让她觉得自己的理念也是“科学的”。 日本央行与美联储不一样。 日本央行的独立性是写在法律条文上的。 日本央行行长需要和政府沟通以及协调货币政策的。 这就是为何几周前美国财长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说：植田是一位杰出的行长，如果政府给他权利， 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今后日本央行继续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回归利率正常化的路径，依然会受到不理解“安倍经济学，”却把它作为“信仰”的高市政府的干扰的。

37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18篇 日本经济篇第2篇 孙丽 辽宁大学教授 2026年日本呈现鲜明分化格局：实际GDP增速长期徘徊于0—1%区间，而日经225指数却接连突破67000点、刷新历史峰值，形成实体经济冷、资本市场热的典型背离。 日本银行（BOJ） 图片来自网络 一 背离的核心原因 1.上市公司盈利与本土GDP彻底脱钩 日股权重企业高度全球化，丰田、索尼、半导体设备巨头海外营收占比普遍超80%，股市定价的是跨国企业全球收益，而非日本国内产出。日元长期弱势形成汇率红利，日元每贬值10%，上市企业平均净利润提升约7%，海外美元利润换算为本币后账面利润大幅增厚，即便日本本土消费收缩，巨头财报依旧亮眼。同时全球AI浪潮拉动日本半导体材料、设备订单爆发，东京电子、铠侠等企业业绩暴涨，成为指数核心拉动力量，这部分增长完全独立于日本内需市场。 2.宽松货币与全球套息资金持续托底估值 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极度温和，2026年政策利率仅0.75%，远低于美联储4.25%的基准利率，巨大美日利差催生海量日元套息交易：全球资本借入低成本日元，一部分投入估值洼地日股，形成稳定增量资金。外资已占据日股交易额七成、持股比例超32%，为巴菲特等长线资本入场带来示范效应；叠加日本NISA免税账户刺激本土居民入市，资金面充裕持续推升估值修复。长达三十年通缩压低日股市盈率、市净率，本轮上涨本质是长期低估后的价值重估，对比美股仍具备安全边际，并非纯粹泡沫炒作。 图片来自网络 3.企业治理改革重塑股东回报逻辑 东京交易所强制要求市净率低于1的企业加大股票回购、提高分红，否则约束经营甚至强制整改，彻底扭转日本企业重囤积现金、轻股东分红的传统模式。2025年日本企业年度回购规模突破5万亿日元，分红率创二十年新高，ROE稳步抬升，从制度层面打开股价上行空间。这套改革只作用于上市企业，无法改善日本中小企业、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与消费，出现大企业盈利走强、居民实际工资持续缩水的分层割裂局面。 4.GDP指标无法反映跨国企业真实价值 GDP统计只核算日本境内生产增加值，跨国企业海外工厂、海外营收不计入本国GDP，但全部体现在上市公司利润与股价之中。日本本土存在老龄化、内需萎缩、财政高负债等深层顽疾，居民实际薪资跑不赢通胀，消费意愿低迷，大众经济体感接近危机水平，形成“牛市衰退”特殊形态：股市是跨国大企业的资产价格，GDP是本土经济的总量标尺，两套评价体系天然错位。 二 背离的未来：难以持续 日本实体经济与股市运行态势的背离之所以不可持续，其主要原因在于： 图片来自网络 1.估值泡沫：脱离基本面的虚高 衡量市场总市值与GDP比值的“巴菲特指标”在2026年2月已达惊人的218.75%，处于“严重高估”区间，模型预测未来年化回报率为-5.5%。在基本面疲软的当下，这种高估值意味着巨大的回调压力。 2.盈利：增长乏力，无法消化高估值 支撑股价的盈利增长正严重依赖日元贬值（靠汇率换算拉高利润），而许多中小企业反而因日元弱势导致进口成本激增、利润承压。此外，TOPIX指数的公司预计今年净利润增速仅为6%左右，与年初33% 的涨幅严重背离，说明上涨主要由估值扩张驱动，而非业绩支撑。 3.货币政策：宽松的大坝即将决堤 日本央行已进入实质性紧缩周期－，预计最快在6月将利率上调至1%。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市场预期未来还会进一步上调。借贷成本上升，此前作为“市场定心丸”的央行大规模ETF购买计划也可能被迫退出，无疑将对股价形成巨大压力。 4.内需：引擎熄火，背离根基不稳 高昂的物价正严重侵蚀家庭购买力，日本个人消费陷入疲软，直接拖累了GDP增长。同时，出口还受到外部关税政策的冲击进一步恶化，经济呈“外忧内困”局面。日本本土消费市场和企业也面临严峻挑战，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6家主要百货企业的营业利润预计同比大幅下跌24%。 5.外部风险：“黑天鹅”事件随时可能刺破泡沫 随着中东局势等地缘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加速通胀，以及中日关系紧张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市场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资本正在流出。截至5月29日，外国投资者净卖出日本股票3950亿日元（约25亿美元），逆转了此前连续八周的买入趋势。 总之，在这场“冰与火”的角力中，估值泡沫的持续膨胀、货币紧缩的步步紧逼与外部风险的多重夹击，正如三股同步收紧的绳索，已勒得日股喘不过气来。这种脆弱平衡的打破恐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