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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10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共产国际的七次代表大会和参加的中国代表 纪念共产国际100周年宣传画 原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 莫斯科威廉·皮克街4号，1号楼 （现俄罗斯社会大学主楼） 共产国际大礼堂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季米特洛夫办公室 （现社会大学校长办公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在地，位于萨波日科夫广场1号 莫斯科莫霍瓦娅街16号 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在此地办公 1919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一共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 每一次都有中国的代表参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召开，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共有52名代表参加。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列宁为了向中国宣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找到中国的代表出席会议。于是苏俄政府外交部邀请担任“中国旅俄联合会”主席刘泽荣（刘绍周）和原主席张永奎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列席会议。 共产国际一大的中国代表刘绍周（ 刘泽荣） 刘绍周（1892-1970），原名是刘泽荣，祖籍云南丽江府鹤庆州。1892年12月，刘绍周出生在晚清的一个世袭军旅家庭，5岁时他跟随父亲来到俄罗斯居住。1909年，刘绍周从俄罗斯巴统中学毕业，之后顺利考入彼得堡综合大学物理数学系，1916年秋又考入母校彼得堡综合大学建筑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后因参与拯救华工事务而辍学。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为了保护和救助中国的旅俄华工，在彼得格勒留学的中国学生们于1917年4月18日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刘绍周任会长，并确定该会的宗旨是“联络旅俄华人，保护华侨的合法行动，辅助旅俄学商工三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25岁的刘绍周亲眼目睹了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他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中华旅俄联合会”这个名称无法反映最广大旅俄华工的政治要求和权益，经讨论一致通过将联合会的名称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作为旅俄华籍劳工和其他劳动者的组织，其任务是联合旅俄华工及其他劳动者，通过合法的方式保护他们的利益，并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从而改善劳工的生活。 遵照列宁的指示精神，苏俄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9年初主动接受刘绍周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以便使联合会在地方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 三月五日，由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第四次会议，刘绍周作为中国代表用汉语和俄语各念了一遍祝词，他说道：为共产国际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共产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据刘绍周本人回忆说，他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除代表中国工人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外，还谈了一下关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他的祝词被刊登在翌日的《真理报》上，但由于刘绍周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作报告 共产国际二大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召开，37个国家217名代表参会。‌‌ 纲领性文件‌：列宁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首次提出殖民地革命应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战略。‌‌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确立严格的党组织原则。 ‌‌ 共产国际二大代表刘绍周（刘泽荣） 共产国际二大会场 刘绍周作为俄罗斯共产党华人党员局代表发言，会议认定中国为半殖民地社会，并为后续中共革命纲领提供理论框架。 ‌‌‌‌ 共产国际二大图片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刘绍周第三次见到列宁。 据刘绍周回忆，他一共三次受到列宁接见（他恐怕是见到列宁最多的中国人）他第一次拜访列宁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当时他列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列宁在克里姆林接见了刘绍周，列宁亲切地与刘绍周交谈了大约一个小时。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尚未成立，刘绍周作为俄国共产党华人局的领导成员之一会见列宁的。俄国共产党华人局虽然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但是它是参加了俄国共产党的华人的中央领导机构，是华人之中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如今已鲜为人知。 第三次是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列宁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刘绍周作为中国代表，以俄国共产党华人局代表参加会议， 刘绍周作为中国人，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的经历和工作对中国革命也有着重大意义，为中国和俄国两国的交流做出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1950年9月，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外事座谈会上郑重介绍道，刘绍周作为一名旅俄华工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并三次见到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 全国解放后，他一直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4月刘绍周受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任命，主持编写《俄汉新辞典》（上下卷）和《俄汉大辞典》。 1956年，刘绍周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刘绍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7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 张太雷   俞秀松 瞿秋白 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拥有正式代表资格的中国人为：代表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张太雷、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俞秀松。杨明斋抵达莫斯科较晚，参与相关联络工作，但并非大会在册正式代表；瞿秋白以新闻记者身份列席会议。 张太雷作为唯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代表，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任，是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大会主席台发言的中国人。7月12日大会发言，提交书面报告，争取中共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合法地位。 俞秀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同时列席共产国际三大，主要任务是参加同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在莫斯科，全程列席共产国际三大，旁听会议，见到列宁，没有代表投票权。

China and the World 主编专访 《海外看世界》执行主编孙太一就国际学术期刊《China and the World》的办刊理念、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等，采访了该刊主编、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系朱志群教授。 朱志群教授 孙太一（以下简称问）：您是从2025年开始担任 China and the World 主编的。首先想请您谈谈，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接手这本期刊？在您看来，为什么当下特别需要一本以”China and the World”为主题的国际学术期刊？ 朱志群（以下简称答）：我担任 China and the World 主编可能是缘分吧。我过去二十年跟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建立了非常愉快与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出版了十本英文专著和编著。 由于长期合作和相互信任，大概在2024年的某个时候，出版社的有关负责人找到我，邀请我介入他们英文期刊的出版，协助扩大期刊的全球影响力。 他们给了我几个跟亚洲和中国有关的期刊，让我选一个，担任主编。 当时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正好处于休整状态，也在物色新主编，我就选了它，并斗胆答应可以担任主编。我当时提出去掉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就以 China and the World 作为新期刊的名称，这样既做到承前启后，又可以革故鼎新。出版社也同意了。 我当时没多想，就是觉得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其外交影响力也会继续扩大，而这也是我主要研究兴趣所在。这个新期刊聚焦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研究的空缺，我觉得很有前途，所以2025年正式接下了主编工作。 当时也没想到办期刊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付出很多艰辛无偿的劳动。 问：China and the World 并不是一本完全从零开始的刊物。它此前曾以 China and the World: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为名出版，研究重点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此次重新定位并将刊名简化为 China and the…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9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杨明斋档案发现记 ——偶然中的必然 2015年，我协助山东广播电视总台在俄罗斯寻找中共建党初期的重要人物杨明斋的历史足迹和档案材料。在这以前，国内的党史研究专家已经在可能涉及到领域对杨明斋进行了多年研究，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杨明斋个人卷宗也在不久前被发现，杨明斋在俄罗斯的活动轨迹渐渐清晰起来。但最为关键的档案资料，一直没有找到，那就是杨明斋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后的审讯记录，一直到他被枪杀的最后的档案资料。因为这是原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档案馆严密封存的绝密档案。特别是一直还没有发现一张杨明斋的照片。以致杨明斋家乡山东平度的纪念馆中挂着一张根据多人回忆而绘制的画像，到现在仍在网上广泛流传。 在莫斯科的紧张工作接近尾声，再过两天就要到远东拍摄了。但杨明斋的最后的档案和照片仍没有下落。因为要得到“克格勃”的绝密档案，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都不知道门径在哪里。遗憾与绝望之余，摄制组领导还是决定让大家放松一下，在莫斯科转一转。 索洛维茨基石 这块大石头就是从索洛维茨劳改营运来作为纪念“大清洗，大迫害”受难者纪念碑放在卢比扬卡国家安局（原克格勃总部）大楼的旁边 。 我为大家沿途介绍莫斯科的重要景点，当我们乘车来到卢比扬卡广场原“克格勃”总部大楼前时，我给大家介绍道：你们看见大楼旁边有一块大石头，这是“大清洗/大迫害”的受难者家属从一个叫索洛维茨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运来的，放在克格勃大楼的前面，是一个群众自发的抗议和控诉苏联时期的“大清洗/大迫害”的纪念碑。大石头前面的纪念牌上贴满了一寸的黑白照片，每一个人像就是一个在那场血雨腥风中逝去的生命……我建议他们停车下去看看，拍一些素材，因为杨明斋正是在这场运动中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没想到这一停，竟引发了杨明斋历史档案的重大突破！布满纪念牌表面的黑白照片上，居然有好几个亚洲面孔，我们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可能通向杨明斋最后归宿的大门离我们不远了。 索洛维茨基石纪念碑对面的纪念牌上有许多受害者照片 果然，我们在巨石的下方，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写着：你要想查找逝去的亲人，请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马上就接通了，我们立即改变计划，驱车前往电话里告诉我们的地址。 这是莫斯科花园环路附近的一座二层小楼，接待我们的人和善而热情。当他得知我们来自“受难者”远在几千公里之遥的家乡，专程来寻找“亲人”最后的归宿时，他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和敬意。当即搬出14册厚厚的精装绿皮书，这是他们多年来收集和整理的“受难者”花名册，按俄语字母排列的姓氏。我告诉他杨明斋的俄语名字（Шмидт）和中文名字的俄语拼写(Ян Минчжэ)，他用极快的速度翻阅着，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上下翻飞的书页，终于停下来了，杨明斋的词条赫然在列。大概有5-6行，简历和被害时间，1938.年5月26日。我们所有人的神经一下子紧缩起来，来莫斯科这么多天了，这是第一次看到了希望。“您知道有关杨明斋被捕后的档案材料在哪儿吗？”我是明知故问，我在等待他的回答，最大的可能是摇着头说，克格勃的档案馆的资料，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这一线希望居然来了，他没有摇头，而是款款的说，据他所知，涉及“大清洗，大迫害”的受害人的档案资料，已于2014年普京总统的一纸命令，从克格勃的档案馆移交给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这是由于到克格勃档案馆里查档案的人太多了，那种地方不适合接待那么多人，再者，这些档案大部分已经解密，受害者也得到了“平反”，所以就交到“地方”了，供家属和研究者查阅。这可是个意外的好消息，离杨明斋越来越近了。 于是我们趁热打铁，希望他告诉我们国家档案馆的地址电话。他似乎看出我们焦急的心情，于是做出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决定：在国家档案馆他有一个熟人，他可以帮我们打电话问一下。时间已是下午4点半，也不知道现在人在不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位中年女人的声音，交谈了几句之后，他对我们说，国家档案馆答应明天接待你们，按程序来办理查阅证件，进入查阅程序。至于我们最急于知道的杨明斋的档案在不在，还有一段距离。我常年从事档案查询工作，深知“按程序”要多少时间。我迫不及待的接过电话，焦急而恳切的和她说道：我们从几千公里外的中国来到俄罗斯，苦寻亲人杨明斋的下落，我们的签证马上到期，如果不能在两天之内找到杨明斋的档案，我们会终身遗憾。希望她能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也许是我们的真情打动了了她，也许是她和受害人的家属接触的多了，或许她自己的父辈也有着同样的经历，也许是她对接待我们的人绝对信任，总之，她回答道：你们等一下，我现在就到档案库里给你们看一下，半小时后你们再来电话。此时已快5点钟。后来，我们去了档案馆才知道，她是从办公室出来，下楼，出门，穿过一片空地到达另外一个楼的档案库里去为我们查询杨明斋的档案。真是碰上好人了。30分钟后，我们拨通了她的电话，她有点气喘吁吁，好像是刚刚上楼回来。天大的好消息传来。杨明斋的档案找到了，而且还有两张照片，这是杨明斋临刑当天的“验明正身”照，一正一侧。下面还有日期：1938年5月26日。 摄制组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国家档案馆一上班我们就赶到了。我们见到了昨天电话中的那位女士，一个50多岁的典型的档案工作者，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但不同的是，她还具有一般“档案人”不具备的亲切和热情。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查档过程，这是一个资深的老档案人作出的超乎寻常的决定，我们几乎越过了所有进入档案馆的繁文缛节，在她的带领下，直奔档案库！管理员已经把杨明斋的档案准备出来。她知道我们时间紧迫，所以一切手续全免，查阅和复制过程都在档案库里完成。我们仔细的查阅了这些70多年前的泛黄的纸张，抚摸着杨明斋亲笔书写的文字，它详细的诉说着杨明斋生命的最后时刻，特别是那两张临刑前的照片，还原了一个中共党史中的“传奇”人物的真实样貌。 杨明斋两张临刑前的照片 第二天，我们直接从档案库取回来复制的光盘。从发现那个电话号码到拿到这份珍贵的档案，我们仅仅用了48小时。 去俄罗斯远东拍摄之前，我们专门去了莫斯科郊外杨明斋的殉难处——布达沃公墓。公墓管理人员为我们打开了展览室，使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个埋葬着几万个冤魂的地方。其中一张表格令我印象深刻，这是一个1937-1939年的杀人统计表。横坐标为年、月，纵坐标为日期，我们找到1938年5月和26日的交汇点，这一天同时被杀害的居然有200人之多！当时一个10米长，10米宽2米深的坑里，要埋葬一百多人。望着一排排田埂一样隆起的墓地，我们已无法辨知杨明斋葬于何处，只好把鲜花放到墓地前面的一个十字架下，算是代表家乡人对杨明斋迟到的祭奠吧。 莫斯科郊外的布达沃公墓 杨明斋的真实照 杨明斋的画像（与真人相差甚远） 多年来，杨明斋的形象是根据记忆的画出来的，我们在他的档案中发现了杨明斋的真实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他遇难前夕，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张，也是留存于世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杨明斋档案的发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是对多年来执着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们孜孜不倦努力的一种报偿，当然更要感谢那些“急我们所急”为我们打破常规的善良，热情的俄罗斯“好心人”。 2017年，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修建了“悲伤之墙”，为”大清洗，大迫害“的几百万受难者建立纪念碑。纪念碑上用十几种文字刻着“永不忘记”的字样。这也是杨明斋灵魂的归宿吧。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杨明斋  一个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人 说起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校这三所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学校，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和联共（布）早期党员，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之间起到特殊作用，而又长期不为人知，几乎完全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的人，他就是杨明斋。 杨明斋（又名杨好德）男（1882年2月 — 1938年5月），汉族，1882年3月生于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明村镇马戈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称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助产士”和守护人，也是中共建党“牵线人”。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杨明斋7岁开始读私塾，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0年3，4月间，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一行来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并向李大钊建议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5月，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担任负责人。之后又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1920年8月中旬，杨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杨明斋遂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金斯基 随后杨参与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和教学活动，还从事一些工会工作。他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此期间，他陪同维金斯基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他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了一幢房子， 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团中央机关也设在这里。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上海法租界的新渔阳里6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法租界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为了掩护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也为党选派赴俄学习的青年做好语言培训，陈独秀等人经过仔细考虑后，决定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出面组织，以公开挂牌形式成立学社。据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后来的回忆，之所以在上海法租界的新渔阳里6号创办学社，是“因为经常有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不大方便，门口就挂了一块外国语学社的牌子。 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团中央机关也设在这里。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青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领导者。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李启汉、汪寿华……都是从上海外国语学社走出来的。 1920年至1921年，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人赴苏俄学习。他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1920年秋天，杨明斋回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回平度向乡亲宣传俄国革命。1921年春，他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等问题，并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 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 他为支部成员。1921年中共一大以后，杨明斋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新闻宣传工作。1922年7月，他出席了中共二大，积极参与制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后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他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成为建党时期党内屈指可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24年6月出版了14万言的《评中西文化观》 一书，批判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复古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思想战线产生了重要作用。1925年夏，杨明斋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10月，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包括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在内的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苏联到新组建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在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奉命经上海秘密回国，到京津地区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作出版了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明确指出，中国“要采纳社会主义”。为保存力量，杨明斋被党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他教育许多学生投身革命。他对革命同志亲切和蔼，是个忠厚的长者。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直到同年秋一直在哈巴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1938年2月，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同年5月26日，在苏共肃反中被错杀，终年56岁。 这样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起到特殊作用的传奇人物，中共建党的“助产士”，刘少奇，任弼时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引路人居然到了21世纪初一直消失在共和国的记忆里，甚至没有一张照片。家人只能凭着记忆画了一张谬之千里的像，聊寄哀思。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疏忽。我们学党史，就是要从历史人物着手。还原历史的真实，以史为鉴，指导未来。也许是命运使然，长期从事共产国际档案研究的我，竟然和还原杨明斋的历史真面目结下了天缘。（请看下集：“杨明斋档案发现记”）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期间的特殊历史使命 毛泽民在苏联时的证件照 毛泽民在1937年底，因为常年超负荷工作，胃病、神经衰弱都很严重，党中央就安排他去苏联治病疗养。1938年他从兰州坐飞机，先到新疆迪化，本来打算从这里再飞莫斯科。他还没有到迪化之前，接到中央的电报，要毛泽民留在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他就按中央的要求留下来了。 一直到1939年6月，毛泽民才到达莫斯科，化名周全。他在苏联一共待了八个多月，1940年初就离开苏联，又返回新疆继续工作 。 他到莫斯科之后，住在库其诺(Кучно)的共产国际党校七部(对外叫共产国际疗养院）。当时那里聚集了一大批在苏联养病学习的中国同志，像林彪、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钟赤兵，谭家述，贺子珍他们，都住在这个地方。 毛泽民（周全）在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疗证（出自俄罗斯档案馆） 他虽然名义是治病休养，但实际上，这一次莫斯科之行，他肩负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使命。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任弼时，很多重要的工作就交给了毛泽民来完成，他成为一条特殊的沟通渠道，把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传递给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季米特洛夫等人 。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突围长征。中共上海地下电台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完全中断。虽然之后张浩带回密码恢复了电讯联系，但受电报篇幅限制，共产国际只能依靠零星电报、零散传闻获取中国革命的消息。信息碎片化、失真化、滞后化。共产国际与中国远隔万里，很难完整掌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真实的路线分歧，力量对比。更缺少对毛泽东本人完整、系统的一手资料。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人，长期凭借片面材料、主观论证向共产国际传递脱离国内实际的信息，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对毛泽东同志的真实认知。 在这样信息闭塞、通道断裂、认知偏差的特殊历史背景下，1939年毛泽民赴苏绝不是普通的“养病”，而是历史性地重新打通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一条特殊、关键、真实的沟通通道。 这一历史重任落到毛泽民身上，是因为他具备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三重特殊身份： 第一，他亲身经历中央苏区全部建设，长期担任红色财经的负责人，亲身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亲眼目睹博古、李德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惨重损失和教条主义危害，以及红军被迫长征的全部真实过程，掌握最权威，最详实，最一线的苏区史实。 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至亲胞弟，从小一同成长，熟悉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经历、思想性格，是最了解毛泽东革命历程的人。在毛泽东本人无法出国、无法亲自向共产国际述职、无法建立直接沟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民成为唯一能完整、真实向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的思想、革命道路、领袖品格的核心人物。而且得到共产国际，甚至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完全信赖。 第三，他刚从新疆一线工作归来，透彻掌握中国西北情况，国际统战局势，能够向共产国际提供最真实的新疆情报与统战判断。 毛泽民抵达莫斯科疗养期间，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突破电报碎片化局限，以书面长报告、专题陈述、会议作证、档案填报等多种方式，系统向共产国际高层还原中国革命真相。 到莫斯科仅一个多月，就因其对新疆问题所作的系统性分析，以及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层和苏联上层的高度关注。因为毛泽民刚刚在新疆担任财政厅长一年多，深切看透盛世才的两面性的真面目，掌握大量一线现实情况 。按照任弼时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他写了一份《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把盛世才这个人的两面性、新疆复杂的局势，如实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如实揭露盛世才表面亲苏亲共、内心摇摆的真实面貌，以后有可能转向反共，提醒共产国际不要对其抱有幻想 《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远超一般的述职报告，是一份深刻揭示统战内部矛盾与同盟者政治转向的，带有政治预警性质的绝密内参。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的大背景下，它让共产国际准确把握新疆复杂态势，并据此作出了关键人事调整。毛泽民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枢传递关键信息、参与和影响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决策。 毛泽民《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出自俄罗斯档案馆） 他住在库其诺共产国际中国党校七部，一边调理身体，一边完成一系列重要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过执委会中从事中国问题工作的马尔特维洛夫，多次向毛泽民提出要求，请其回忆并撰写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的情况报告。共产国际很想搞清楚，当年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在这一情况下，毛泽民决定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系统整理成文，向共产国际全面呈现博古、李德在中央苏区所坚持的错误军事与政治路线，以及“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民写了不少书面材料，剖析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1940年1月8日，毛泽民（化名周全）执笔，与林彪（化名李进）、刘亚楼（化名王松）共同署名，向共产国际提交《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报告。报告结合三人亲历战争的体验，剖析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错误，为共产国际审查李德、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重要第一手材料。 毛泽民还撰写了《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长篇报告，结合自己在中央苏区亲历，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系统批判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错误，让共产国际彻底看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真实原因，帮助共产国际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真实的历史情况。 同时毛泽民还出席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会议，当面陈述事实，举证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还原历史教训，纠正了共产国际过去的错误认知 。 毛泽民（周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出自俄罗斯档案馆） 为了更好，更准确的认识和了解毛泽东，共产国际当时急需建立毛泽东的官方完整档案。由于毛泽东无法赴苏，共产国际就委托熟悉兄长的毛泽民代为填写一份多达31项的共产国际标准《个人履历表》，把毛泽东的出身、求学、革命历程、家庭社会关系完整存档。毛泽民还在文末专门写下附识，说明是代填，部分细节有待本人更正 。除书面材料之外，毛泽民通过各种方式向共产国际完整介绍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反围剿、长征之中的实践与思想，完整介绍了毛泽东真实的成长历程、斗争经历，革命实践、战略思想、领袖能力等等。在王明长期误导共产国际的局面下，毛泽民以亲身经历、事实真相、兄弟视角，第一次让共产国际全面、客观、真实地认识了毛泽东，扭转了过去对毛泽东片面、错误、教条的判断。弥补了电报碎片化信息的不足，让共产国际得以更立体地理解这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实际领袖 。 另外，我们在毛泽民代替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中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以往有关毛泽东的党史文献和回忆资料中，其母通常被称为“文七妹”。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谈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七妹”。然而，在毛泽民代兄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中，“母亲”一栏却清晰写明为“文素勤”，这是目前毛氏三兄弟母亲本名的唯一已知出处，是研究毛泽东生平历史的重大发现。 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出自俄罗斯档案馆） 毛泽民在苏联的全部工作，都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领导下开展，是代表团重要的一线信息来源。毛泽民还参与配合了党内问题的研讨会议。他利用报告、座谈交流的机会，介绍延安党中央执行的抗战路线，对比王明教条主义的问题，把国内斗争现实带到共产国际的议事桌上，帮助共产国际分辨路线对错，澄清路线是非。 毛泽民以养病为掩护，依靠亲身经历、特殊亲属身份，以报告、会议、当面交谈的方式，补充了电报所无法承载的大量鲜活一手史实，打通了中共中央通往共产国际最重要的真实信息通道，澄清了历史是非、校正了国际认知、树立了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正确领袖形象，为全党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争取共产国际理解与支持，作出了极其关键、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 （第六篇） 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МЛШ) 国际列宁学校旧址莫斯科伯瓦尔大街25a 国际列宁学校是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创办的，第一任校长是尼古拉·布哈林。直接归共产国际领导，是为各国共产党培养领导干部的党校。1926年下半年起设中国班，没有招收国民党的学员。中国班的人数不多，起初只有七八个人，1927年下半年增加到10几人。上世纪30年代初，列宁学院成为共产国际专门培养各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党校。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选派50名学员进入列宁学院学习。陈潭秋、滕代远、曾山、陈云等20多位中共领导干部曾在这里学习，许光达、阎红彦等红军指挥员曾进入中国军事班进修。 当时正是土地革命艰难时期，经中共中央申请，共产国际同意中共进行分批选送，学员有些是从国内选派，有些是从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中选送，还有些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1930年至1934年间，陈郁、吴克坚、卢竞如、林铁、何一民、杨秀峰、李立三、李子良、曹轶欧、刘长胜、洪波、李春田等人进入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秋，列宁学院组建中国军事班，招收许光达、滕代远、阎红彦、周平、陈贵、高自立、李国华、李子良、胡虎清、李金荣等一批红军指战员。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结束后，中共代表全部进入列宁学院留学，组成1个特别班，成员包括陈潭秋、饶漱石、曾山、孔原、滕代远、高自立、陈云、欧阳生、林育英、杨松、林达森等。 伏龙芝军事学院 苏联许多军事院校当时都专门为中国学员开设短期军事培训班。刘伯承、左权、刘亚楼、李天佑等都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 莫斯科戈洛瓦切沃街2号 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还专门为中共培养了军事人才。1930年6月15日，联共（布）决定为中共培养游击战的专门人才，由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合办。由于红军指战员人才短缺，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党才着手选派军事骨干赴苏留学。1938年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合办军事班，刘亚楼，卢东生，杨至成，钟赤兵，李天佑，谭家述等在这里学习过。这期间，中共还将一些高级干部先后送到苏联疗伤治病，林彪就是其中之一。在疗养期间，条件允许的时候，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官会过来给他们这一批养病的中国将领讲课，也经常组织军事座谈会，大家一起研究分析欧洲战场，研究德军装甲部队的战术。林彪参加过这些讲课和研讨，也发表过自己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他在苏联养病的这几年，接触过不少苏联高级军事专家，参加军事研讨，吸收了不少二战的军事信息。 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招收过两批中国学生，共六七十人。1925年9月，招收的第一批学员主要来自国民党第一军、第二军，共50人。这是按照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生前与苏联的协议选派的（胡生前倾向革命，曾通过于右任同李大钊建立关系，并通过李大钊同苏联驻华大使取得联系）。1926年秋，国民党第一军再次选送了10余人作为第二批学员。基辅军官联合学校中国班还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支部。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此外，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还有近百名中共高干和烈士的子女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如瞿秋白、苏兆征、赵世炎、林伯渠、刘鼎、沈志远、蔡和森、张浩、毛泽东、任弼时、张太雷、郭亮、李富春、曾三、刘少奇、罗亦农、朱德、萧三等人的后代都曾先后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就读苏联贺子珍，张梅在苏联养病期间，曾在国际儿童院当生活老师。 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人员学成归国后，绝大部分投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之中，为中共建立人民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建设与发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5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4号的那栋黄色的旧式楼房，坐落在耶稣救世主大教堂对面，这里就是当时无数革命青年向往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遗址。关于中山大学遗址有不少版本，况且这个地方对于中国革命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弄准确。2002年，我接待了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来俄罗斯访问，她小的时候和父母来过当时的中山大学。我陪同她到了沃尔洪卡大街14号，她十分肯定，这里就是原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遗址。进到到楼里后，她还辨认出教室，办公室，还有瞿秋白当时给学生们讲课的地方。这以后我带了不少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革命前辈的后代，来这里缅怀他们的先人的革命踪迹，也带领许多电视台的摄制组来此拍摄。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大门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门牌号码/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是现在的莫斯科市沃尔洪卡大街14号（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旁边）。图片来源网络。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共同创办的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孙中山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其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1925年至1930年期间，先后有1400多名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可以说，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过大量干部的学校就是中国的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从1925年秋季正式开始招生。早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使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因为北伐统一全国的需要，国民党开始探求和苏联合作，来培养党内青年干部。为此，苏共领导层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但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干部。当时苏联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的鲍罗廷负责在中国的招生事宜。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以孙中山为名的大学——孙中山劳动大学（后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他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传开，全国有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时成为革命青年的时尚。广州是由国民政府公开招生，北京、天津、上海是由当地的国民党党部招生。当时，广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在最终录取的300 多名学生中，广州录取了180名，上海录取了50 名，京津地区录取了50名。鲍罗廷特别推荐了30 名国民党高官的子弟。 国民党中央先后于1925 年和1926年选派两批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鲍罗廷特别推荐了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李宗仁弟弟李宗义、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入学，当时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向往和愿望。最初蒋介石怕影响黄埔军校学生的情绪，下令黄埔一期学生一律不许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邓文仪当时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为了能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地去找蒋介石，批准后，得以留俄。左权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听到邓文仪获批准后，也马上办理了留俄手续。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推荐了许多学员，中共旅欧支部党团员在法国受到警察迫害，根据党的指派，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20余人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有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陈伯达、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吴亮平、孙冶方、伍修权、朱瑞、马骏、朱务善等。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区委亲自选派乌兰夫、多松年、云润、康根成四位内蒙古地区蒙古族青年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 第二期留苏学生中，国民党员就少了一些，主要由广东方面选派，其中有屠义方、金戈、施岳、吴家钰等。1927年初，广东航校選派黄光锐、杨官宇、毛邦初、张廷孟等十多人赴苏留学。广东以外的其他省大多是跨党身份的中共党员。到1927年初，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达到600多人。 1925 年11月中旬，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可见这个学校的重要性。 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是苏联为中国国民党办的，所以管理者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邵力子作为国民党驻苏代表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校务治理工作，成为大学理事会成员，并经常和学生一起听课。这一时期，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纷纷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给学生演讲。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苏共领导也曾来学校演讲。国民党要员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考察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都会赠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证，承认其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胡汉民、冯玉祥、鹿钟麟、宋庆龄、邵力子都受赠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证。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为两年，除了俄语之外，这些中国学员学习的课程还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以及军事训练。除此之外，还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名著，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由于教员均为俄国人，学校专门聘请了翻译，当时瞿秋白和李宗武就都曾在中山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中山大学的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当时苏联国内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他们中间有共产国际领导人，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像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维经斯基、广东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格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娃、中国问题专家米夫、著名汉学家伊凡诺夫（中文名伊凤阁，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都曾在东大和中大大学任教。学校的教学方式分为讲授、自学、辩论和总结四个环节，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又能够训练学生的表达、演说和辩论能力，完全符合培养职业革命家的目的。在中国留苏学生能力的培养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发表力”，在课堂教学安排和党团小组活动方面都注意开展全面的演讲训练，不断提高中国留学生的宣传鼓动能力。这批学生回国后在革命实践中都充分发挥了善于宣传鼓动的优势。 1927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消息传到苏联，引起极大反响，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们的态度也截然分成两派，泾渭分明。在1927年4月30日出版的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中谴责发生在中国的政变：“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不仅是封锁全国，并且又破坏国民党的统一，收买蒋介石，他已成了中国革命及中国人民的叛徒与中国反革命的中心了。我们以满腔的愤恨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是国民党的仇敌，是工人运动及第三国际的仇敌。”斯大林也就中国发生的政变撰文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经国当时也被迫宣布：“蒋介石昨天是我的父亲，今天是我的敌人”。“四一二政变发生以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有国民党籍学生提出退学回国申请。1927年6月16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遣返68名国民党籍的学生回国。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发动七一五“分共”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1927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发布训令，宣布正式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丁惟汾宣布中止向苏联派遣学生，并召回在苏联的国民党学生。由此，去留问题摆在了莫斯科中山大学100多名国民党籍留学生的面前。当时有包括蒋经国在内的50多名学生表示继续留在苏联学习。这些学生后来陆续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和列宁格勒陆军通讯大学学习，有的安排了工作。另外还有50多名国民党籍学生坚持回国，于1927年12月由苏方分四批遣返。国民党派遣留苏学生的活动就此结束。 此时苏联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基本破裂。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由主要招收国民党学生转为专门培训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学校。1928年7月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山大学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高级干部。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吴玉章、叶剑英，夏曦等都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至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时，总共为中国培训留学人员1000多名。 后排左一任弼时，左二罗亦农，前排右一 盛忠亮。 1928年5月24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1928年9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莫斯科中山大学共有4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共有学生三四百人，1926年第二期有学生300多人，1927年第三期共有100多人，1928年第四期从东方大学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100余人，共有1000多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留学苏联，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的产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出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留苏期间，他们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同时学习了如何进行革命工作的具体技能，这些为他们在今后的革命生涯中能够担当重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为中国国民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在中苏关系的恢复上和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许多留苏国民党籍学生陆续归国，这些归国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边缘人”，因为国民党当局深知这些学生受到苏联式革命理论的影响，必须加以甄别和教育。 从1935年起，随着中苏关系开始改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接触和谈判，国内的留苏学生也开始活跃起来。1936年9月，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批准邵力子、贺衷寒、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等15人发起成立“留俄同学会”。1937年2月28日，“留俄同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到会的留俄学生达130多人。按照“留俄同学会”简章，该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为宗旨。国民党方面对此非常重视，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都担任了该会的名誉理事。抗战爆发前后，“留俄同学会”在促进中苏外交、携手抗日、研究苏联对日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随后，“留俄同学会” 在上海、武汉、西安、广西、广州、北平、四川成立了分会，在长沙、南昌、昆明、杭州、贵阳、天津、安庆、开封、福州、新加坡等地设有通讯处。1938 年，“留俄同学会”在汉口召开聚会，除了国民党方面的留苏学生之外，中共方面的留苏学生吴玉章、董必武、王明以及周恩来也出席了聚会。 中共方面的留苏学生在中共党史上更是不可或缺，其人数在千人左右， 革命大浪淘沙，大多数人坚持革命理想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们其中很多人从苏联回国以后即担当重任，如赵世炎，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1925年夏，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任宣传部长兼北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赵世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又如谢雪红，中共党员，也是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后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中共党组织派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9月，谢雪红回到上海，在法租界成立台湾共产党。1931年，谢雪红在台湾被日本统治者抓住后判刑13 年，于1939年因病保释出狱，继续从事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活动。1949年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許多中共的留苏学生在国共斗争中英勇牺牲，其中著名烈士如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连德生、向警予、刘伯坚、熊雄、叶挺、王若飞、李求实、吴丽石、左权、罗世文、彭干臣等。 留苏学生一度在中共党内起主导作用，王明、博古、张闻天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实际总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担任了上海中央局书记（后叛变）， 博古、王云程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职务者，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任弼时、张闻天、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萧劲光、李维汉、王观澜、杨尚昆、陈伯达、李富春、蔡畅、廖承志、曾山、乌兰夫、傅钟、伍修权、王鹤寿等都有留苏学习经历。 中山大学人物特写 1）蒋经国 蒋经国在苏联一共生活了12年（1925-1937）。1925 年，国共合作高潮，15岁的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三年期间正好和法国来的邓小平（当时化名邓希贤），傅钟三人同属第七小组。他们三人的理论水平都很高，因此这个小组也有“理论家小组”的美称。蒋经国还担任校内墙报《红墙》编辑，邓小平经常给他投稿。课余两人经常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蒋经国十分爱听邓小平讲述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班里发生国共学生辩论时，蒋经国多次站在邓小平一侧。有人质问他：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共产党的饭？蒋经国当时回答：“我吃苏联的饭。”邓小平后来回忆：蒋经国当时学习很不错。一切因1927 年“四一二 ”蒋介石发动清党，国共彻底破裂而改变。蒋经国被迫公开发表声明批判蒋介石。他不再拥有自由求学环境，中山大学结业后，到红军军校学习，还在莫斯科近郊集体农庄当过农庄主席，然后到西伯利亚金矿劳动，后被派往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劳动，当过车间副主任，厂报《重工业日报》副主编。正是在这里，蒋经国认识俄罗斯姑娘芬娜（蒋方良），1935年结婚，长子蒋孝文在此出生。1937年，携妻儿回国。回国之后在台湾逐渐接班，1972年执掌台湾“行政院”，1978年到1988年病逝，主政台湾10年。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1987年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对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八十年代初，乌兰夫的儿子乌可力，当时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展会，蒋经国之子蒋孝勇专程到他下榻的宾馆拜访。乌兰夫（云泽）也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的同学。 蒋孝勇带来了他父亲蒋经国的口头问候，问候三位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邓希贤（邓小平），傅钟，乌兰夫（云泽）。两个人在新加坡长谈。之后乌可力回国，把这份问候如实转达给乌兰夫，乌兰夫再转告给傅钟。傅钟还为此写过一首词《长相思——致台湾故旧》，寄托对老同窗蒋经国的怀念， 2）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激烈的路线论战中，诞生了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它不是严密政党组织，而是校内反对者对王明一派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生的俗称。广为流传的名单包含二十八名坚定支持支部局路线的学员。年纪尚轻、立场摇摆不定的徐以新被戏谑称为“半个”。史料存在不同版本名单，下面这份是史学界流传最广、通用主流名单： 1.王明（陈绍禹）2. 孟庆树（女，王明妻子）3. 博古（秦邦宪）4. 张闻天（洛甫）5.…

海看快讯 华人论坛海外团队参加第十七届台湾问题研讨会 2026年8月4日至5日，由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及福州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七届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在北京顺利举行。今年会议的主题是 “世界变局与两岸关系走向”。 来自海内外近二十位学者参加了今年的研讨，其中参加的海外团队8位成员包括： ·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华人政治学家论坛召集人 ·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 ·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 林声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 杜    进    日本拓殖大学荣誉教授 · 戴二彪     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教授 · 王建伟     澳门大学荣誉教授、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 来自台湾的一位资深媒体人。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国内学者有： · 孙亚夫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 黄嘉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 · 朱卫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李振广  …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4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中国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怀着救国图强的满腔热忱赴俄留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选派了大批有志青年留学苏联，这些青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留俄的中共党员中有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富春、张闻天，王若飞等。国民党方面选派到中山大学学习的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贺衷寒、康泽等。 大批中国青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学习革命真理和斗争本领,探求中国前进的方向。这三座“红色大学”，曾是锻造中国进步青年的熔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КУТВ)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这张历史照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旧址 ，坐落在特维尔大街普希金广场的南侧。已拆除，现在是“消息报”社的大楼。东方大学的全称是以斯大林命名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1921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一所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以及苏联中亚各民族培训干部的专门学校。从1921年至1938年间在莫斯科开办了17年。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中国进步青年对红色首都莫斯科心驰神往。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组织赴俄留学便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号召各地革命团体推荐进步青年入学。在长沙，毛泽东与湖南知识界代表人物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发出留俄勤工俭学团倡议，开始组织学生赴俄留学。9月底，湖南选送任弼时、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陈启沃6人，10月又选送了刘少奇、彭述之等人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成员罗亦农、任作民、卜士奇、袁达时、吴芳等也转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当时上海外国语学社的37名学员中，湖南青年超过半数。 中国首批赴苏红色留学生在1921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奔赴莫斯科，为中国的未来到苏俄采集革命的火种。这批年轻人大多来自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社的创办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掩护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革命活动，也成了革命青年的留苏预备班。 1921年4月，第一批留学小组30人由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带队，出发前往莫斯科，他们乔装打扮成商人，务工人员分批从上海出发，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莫斯科，一路上艰难险阻，困难重重。留学生们本欲自哈尔滨出境，但当时张作霖部队对中俄边境封锁极严，众人只得从上海乘船，先往日本长崎，自长崎折返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后经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才得以前往莫斯科。当时海参崴局势复杂，有红军、白军和日本领事机构及张作霖军阀的哨卡，留学生们不敢成群结队，只能三三两两分散前进。在途中，刘少奇还被张作霖部队抓走，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人，最后得以脱身。当时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还有烧木柴小火车。他们还会不时冒着西伯利亚的严寒到森林里砍柴，补充燃料后。继续艰难前行。 三个多月后，突破重重阻碍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首批学员于1921年8月初终于抵达莫斯科，开启了中国人赴苏留学 之 路。他们在东方大学完成登记注册，领取学生证，罗亦农被选定为中国班学生的负责人。同年冬天，罗亦农首先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紧接着，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也转为党员。不久，中国班中的党员组织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被选为书记。 原莫斯科东方大学教学楼（莫斯科斯特拉斯特林荫道5/3) 罗亦农个人档案中的第一批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员名单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Ф495-ОП225-Д575） 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中，刘少奇因国内工人运动发展需要，于1922年夏奉调提前回国；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因本人志愿，于1922年冬转入红军军事学校学习军事，1923年再转回东方大学，大部分人于1924年毕业回国。 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在听课 到东方大学留学的第二批学员主要是从欧洲勤工俭学人员中陆续转来的。1922 年秋，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从柏林到达莫斯科， 成为中共旅欧组织赴苏学习第一人。1922年底，萧三从法国来到莫斯科， 会见了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陈独秀、瞿秋白以及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之后萧三留在东方大学学习， 并决定让西欧的一部分同志也参加学习。1923年初，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从旅法、旅德党团员中抽出骨干，派往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3月18日，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以及共青团员郑超麟、袁庆云首批12 人，由巴黎经柏林、立陶宛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又选送刘伯坚、李慰农、马玉夫、尹宽等第二批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后，由于国共合作顺利，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国内急需大批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加紧了对东方大学的人员输送，先后派出近10 批约百余人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到1927年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朱德、王若飞、邓小平、傅钟、刘明俨、胡大才等人先后在东方大学学习。另外，国内也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来到莫斯科学习，如叶挺等。第二批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人数达到1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中抽调聂荣臻、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 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为国内斗争培养军事人才。 五卅运动后，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转发了鲍罗廷的绝密电报，要求从东方大学调回40名毕业生，派往广东革命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一背景下，东方大学的第二批中国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1922年冬，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陈独秀到东方大学看望了中国班学员，对东方大学的教学和中国学员的学习感到满意。在了解到旅欧学生维持日常生活都非常艰难的情况后，陈独秀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写信给巴黎中共旅欧支部，要求旅欧同志分期分批来东方大学学习。从1923年春到1924年秋，中共旅欧支部分三批转入50余人。至1925年年中，从各个渠道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达112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扩大培训学校和培训规模，国共双方都积极选送留学人员，一时形成留苏热潮。 东方大学中国班继续招生，第三批学员的来源主要为旅欧学生和中共从国内派遣的学生。1926年3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又从第三批学员中抽调朱德、彭干臣等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举办了一个约半年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朱德任班长。这批学员1926年秘密回国，成为军事骨干。1926年12月30日，联共（布）决定，在东方大学开办为期一年的军事政治训练班，计划招收500名中国学员。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六七百人（包括已暴露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东方大学军事速成班学习。1928年结业后，大部分学员回国参加革命。东方大学开设了共产国际党校中国部政治班，蔡畅、贺诚、贺子珍、方志纯、杨之华、蹇先任、马明方等曾在此班学习。 左一任弼时 左二 罗亦农 左四张国焘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3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在莫斯科沿明斯克大道行驶50公里，就到了莫斯科“爱国者公园”。 主体建筑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教堂和1418博物馆。（卫国战争一共进行了1418天）广场上有一个“盟军走廊”，是二战期间，参加伟大卫国战争的外国军人的纪念碑，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塑像有4男一女，其中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1936年。他被党组织安排到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生活、学习，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上前线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他从莫斯科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并获得中尉军衔后，被派往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并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政治指导员，转战欧洲战场。这个雕塑中，形象的刻画出毛岸英手拿给斯大林的信，请缨参战的情景。 中间不带帽子的为毛岸英，手里拿着给斯大林的请战信 身着苏联红军军装的毛岸英 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望毛岸英（永福）、毛岸青（永寿） 在他前边是一个被称为“和平天使”的女孩加林娜·杜别耶娃。她的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中国人。她在中国长大，曾就读于绥芬河一所由俄罗斯移民开办的学校。加林娜精通俄语，中文和日语。因此，1945年8月，她被邀请作为苏军与日本军方谈判的翻译。日军的一个防御工事位于中国城市附近，苏军向日本提出投降建议。几个翻译被15名苏联士兵掩护，当他们接近敌方阵地时，日军表示他们只允许一名翻译过来。加林娜手持白旗，独自一人前往，宣读苏军投降条款文件。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突然开火。年仅 17 岁加林娜当场壮烈牺牲。苏军立即发起进攻，消灭了了日本军队。这位17岁女孩勇敢面对敌人的壮举，至今仍被中俄两国人民铭记。2009年，绥芬河市民募捐资金，在在市內建立了“友谊与和平使者”纪念碑，四年后加琳娜·杜别耶娃纪念博物馆落成。 加林娜·杜别耶娃 中国绥芬河的“友谊与和平使者”纪念碑 2021年6月22日，张汉晖大使应邀出席俄罗斯国防部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举行的卫国战争“盟国长廊”启动仪式，并与绍伊古防长共同为中国人民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雕塑揭幕。 绍伊古在揭幕仪式致辞中说：“在我们用沉重的心情纪念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我们一起经历战火洗礼的盟国人民。在这样的大战中盟国并肩战斗越密切，胜利才能更早到来。绍伊古称，纪念雕塑反映的既是盟国人民的整体抗战功绩，又体现的是每个实实在在鲜活生命的贡献。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在苏联学习期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毛岸英曾多次致信斯大林要求参战。当时苏联高层虽内部规定不允许外国领导人子女上前线，但在毛岸英同志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如愿走向战场，和苏联军民共同战斗至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出席揭幕仪式 张汉晖大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参加二战纪念雕塑揭幕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俄共同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为二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广泛认可，体现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在这场决定人类未来和命运的殊死较量中，中俄人民互相支持，并肩战斗，展现出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精神。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民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牺牲的苏联军人，两国在战争中结下的诚挚友谊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