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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3篇 庄伯仲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 一、媒介霸权延续美国单极影响力 尽管全球经济与军事力量日益多极化，美国仍藉由CNN、好莱坞、Google、Meta等大众媒体与网络平台巨头，牢牢掌控国际话语权。此一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不仅输出美国价值与政治叙事，更透过文化符码的日常化渗透，巩固其超强软实力，形塑非对称的“一超”优势。 二、多强国家受限于媒介结构 中、俄、德、印等国虽具区域影响力，却难以突破全球媒介产制与平台控制的结构性门槛。虽各有外宣媒体，但国际能见度常有侷限；虽也各拥庞大数位人口，其信息流通仍高度依赖美国平台，凸显硬实力与媒介能见度间的落差。 三、影响力转型而非衰退 美国影响力已由直接干预转向平台治理与算法控制，透过掌握信息节点设定议程、引导舆论。整体而言，媒介层面的国际秩序仍呈现“一超”，“多强”诸国若未能建立自主传播体系，将持续处于话语边缘。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4篇 蔡彤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当今国际格局已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一超多强”，而是处于向“相对去中心化的多极结构”过渡的阶段。美国仍在综合实力、制度外溢和规则塑造方面保持显著优势，但其“超强”的边际能力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规模、产业体系和区域影响力上的系统性上升，使全球权力结构呈现出“双核心牵引、多节点分布”的特征。其他大国虽在局部领域具备竞争力，但难以形成对全球秩序的整体塑造力，因此当前格局更像是不稳定的“准多极”，而非稳态的“一超多强”。 就国家间差距而言，俄、日、德、印与中美之间的差异是结构性的而非单纯量级上的。俄罗斯具备军事与能源优势，但经济体量、技术扩散和金融能力明显受限；日本和德国在高端制造与制度效率上仍属强国，却受制于人口结构、战略自主性与安全依附；印度具备人口与潜在市场优势，但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转化仍需时间。与之相比，中美在经济规模、科技创新、全球金融与规则影响力上形成了“第一梯队”，其他国家更多是功能性强国而非体系性强国。 美国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并未消失，但其作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美国仍掌控关键金融节点、科技标准和安全联盟网络，对全球经济周期和风险偏好具有放大效应；另一方面，其国内政治极化、财政金融约束以及对外战略收缩，使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阵营化、规则工具化来维持优势，而非提供广义公共品。这种转变削弱了美国领导力的普遍合法性，也为区域化、制度多元化和非西方合作机制的扩展提供了空间。

夏立平 同济大学教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后两次提“G2”概念。他的本意只是指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绝不是要实现“中美共治”，也不应该翻译为“中美共治”。也许翻译为“中美协调”比较恰当。中国运用好“G2”将有利于中国制约美国对华战略遏制，学会如何与美国共同展现大国担当，增加中国的外交分量，加快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步伐。 一 “G2”的由来与特朗普“G2”概念的新变化 中美“G2”（两国集团）提法最早是2004 年底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率先提出，他将中美“两国集团”作为美未来应着力培养的四组G2关系之一。这四组G2关系分别为:美-欧盟、美-中、美-日、美-沙特。2008年6 月,伯格斯滕在美《外交》杂志发表《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一文,主张美中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在某种程度取代欧洲。伯格斯滕的观点引起美国学界和政界广泛关注。 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大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需求。2009年1月,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公开倡导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和“非正式两国集团”,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也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影响力骤然扩大。 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2月25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源：路透社） 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中美两国战略信任的不断下降，美国两党共识逐渐转向把中国视为对手，加上中国不接受G2，这些导致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2009年11月中方提出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提法后，美国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开始转向全面拥抱“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认为中国不接受与美国合作，是企图挑战美国霸权、取美国以代之。这导致奥巴马政府2011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将60%海军和空军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等以对付迅速崛起的中国。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于2017年12月公布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开启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时代。 特朗普“G2”概念与过去相比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一）表明美国不得不对中国采取更加平等态度 特朗普重提“G2”概念，其潜台词蕴含中美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平等或许并非特朗普的本意，而是在现实压力下，特别是在中国国防实力迅速强大和经济稳定发展，中方手握稀土和大豆两张王牌力挫特朗普贸易战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正在从“俯视”转向“平视”。特朗普的“新现实主义”更倾向于与中国正常相处，在竞争中寻找平衡。 （二）显示特朗普愿意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第三阶段即“讨价还价”阶段 现在中美博弈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深水区。面对中国崛起，特朗普和美国绝大多数政界、军界和智库人士正在经历“悲伤的五个阶段”。“悲伤五阶段”理论源自心理学，描述人对待哀伤与灾难过程中的五个独立阶段，即“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长期以来，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始终处于第一阶段——即“否认”状态。直到奥巴马执政后期及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美国对华进入第二阶段——即“愤怒”状态。特朗普作为商人出生的总统，喜欢“交易”，因此他成为愿意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第三阶段即“讨价还价”阶段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这是他重提“G2”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为中美可能的大国协调进行试探 特朗普总统再次提出“G2”概念，是为中美可能的大国协调进行试探，也是向美国国内和世界炫耀他的外交成绩。特别是2026年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企图用外交政绩提高他和共和党的支持率。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后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后右）会晤后，见证中英两国官员签署数份合作协议。 （来源：BBC） 二 中美关系的前景 （一）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核心建立中美“G2” 中国应该用好“G2”概念，促使美国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良性互动，共同展现大国担当。同时中国将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但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建制派仍然主张要竞赢中国。在特朗普离任后，不管是共和党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上台，都会对中国实行激烈的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可能会迎来更大的暴风雨。特朗普2026年访华期间很可能会再次提到“G2”。我应利用特朗普执政为今后中美之间可能发生更激烈较量做好准备。首先，必须明确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核心建立中美“G2”（中美协调），将“G2”作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中美关系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也为两国各自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第二，抓紧建立中美两国各层次、各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包括建立中美国家元首每年会晤机制，使中美之间各渠道各层级保持沟通，增进了解，便于妥处危机和问题。第三，“G2”应在2026年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双方可以相互支持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和美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争取两场峰会都取得积极成果，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贡献。 （二）运用“中美+”形成国际大国协调体系核心 中国有必要利用特朗普重提“G2”，构建以“中美+”为中心的大国协调合作机制。当前世界多极化潮流仍在向前发展。“G2”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机制，而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协调合作。它必须适应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中美+”是适应世界多极化潮流发展的好方法，如“中美+东盟”、“中美+欧盟”、“中美+非盟”、“中美+阿盟”等。这样中美可以与有关区域组织、大国和相关国家就一些国际重大问题、地区冲突等寻求解决方法。例如，“中美+东盟”可以经协调采取合作外交解决泰国-柬埔寨边境武装冲突。又如，“中美+欧盟”可以合作阻止日本制造核武器，必要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协调一致行动，通过决议对日本核设施进行彻底核查。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凡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超出中国国力的事情，即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中国也完全可以拒绝不做。“G2”和“中美+”也可以使美西方政府和媒体借中国人权、台湾问题、香港、西藏、新疆等攻击中国的话语战受到挫折、难以施展。我也可以利用“G2”向美国施加压力，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作为G2”的政治基础之一，遏制美国“以台制华”和“借台牟利”的阴谋诡计。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尊独大的华夷观也必须改变。中国应该接受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观念基础上的大国协调合作新理念。 当地时间3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在白宫与德国总理默茨会面。 （三）以“G2”力压美日同盟和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 当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步伐正在加快。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和如何运用值得关注。特朗普政府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7日发表的涉台言论，既有赞成，也有不高兴。赞成是高市早苗把日本推到了保卫台湾的第一线，将来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日本自卫队将可以首先卷入台海战争。不高兴一是高市早苗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挑衅北京，与特朗普政府现在要保持台海稳定，不愿与中国在台海爆发战争的政策是相违背的；二是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表示，如发生被认定为威胁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即便并未直接遭受攻击，日本也将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意味着美日同盟进入战争状态，也意味着美国武装卷入台海冲突，这是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相违背的。而且美国认为其是否武装卷入台海冲突必须由美国政府决定，而不能由日本把美国拖下水。因此特朗普主动发起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以严厉语气警告高市早苗：“（中美）正努力把事情处理好，别来添乱”，施压她不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挑衅北京。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虽然宣称美国支持日本，认为中方对日本“经济胁迫”，强调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包括钓鱼岛在内，但他实际上否定了日本可以在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启动美日同盟的战争状态，以及在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日本集体自卫权包括台湾。 特朗普总统2025年10月在韩国会晤习近平主席前提到“G2”，使日本政府感到非常不安，担心中美“G2”将会降低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使日本在与中国博弈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高市早苗今年3月访美，将是她企图打断中美“G2”走向的一次重大行动。随着日本再次向军国主义化方向演变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实力及影响力逐渐下降，中日矛盾很可能上升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 因此中国必须运用好“G2”，利用特朗普访华和中美领导人通话以及政府其他各层级交往对话，深刻揭露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动向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美国长远安全的危险性，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和核武装对其的安全威胁。中国必须以“G2”的发展力压美日同盟，减少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威胁，促使美国加大利用美日同盟制约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日本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系列文章第41篇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在多极化趋势与霸权护持的激烈博弈中，“特朗普革命”绝非个体政治野心的宣泄，而是一场深刻的全球秩序重构运动。 它以美国资本集团的政治诉求为内核，以“破立结合”为行动逻辑，从势力范围划分到国际组织迭代，从区域格局重塑到全球秩序重置，正系统性改写21世纪国际政治的底层规则，其影响穿透地缘边界，蔓延至全球每一个利益圈层。 一 势力范围再划分 战略收缩中的霸权理性调整 美国力量的相对衰弱，催生了特朗普政府“选择性收缩”的霸权策略，而非霸权的全面退场。 这种收缩并非被动妥协，而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理性权衡——通过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区的主导权给东方大国，大幅降低全球霸权的维持成本，同时将有限资源集中于核心利益圈层的巩固。 其核心逻辑已从传统霸权的“军事全面控制”，转向资本视角下的“利益精准绑定”，让势力范围的划分服务于“成本—收益”的最优核算，实现霸权资源的高效配置，为后续霸权重塑筑牢基础。 2025年4月3日，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出席北约外长会期间与媒体见面。 （来源：新华社） 二 西半球格局重构 新型国际政治空间的边界突破 特朗普政府对西半球的整合，突破了主权国家边界与北美自贸圈的传统框架，构建起一种霸权主导下的新型国际政治空间。 从格陵兰岛的地缘战略开发、加拿大的资源市场深度绑定，到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强化、委内瑞拉石油的利益渗透，其边界理念已超越“地理疆界”与“区域合作”的局限，转向“霸权辐射圈层”的拓展。 这种重构并非建立传统军事同盟，而是打造以美国为核心，涵盖资源、通道、市场的西半球利益闭环，将该区域塑造成美国霸权的“战略后院”与资源腹地，形成霸权重塑的区域根基。 三 国际组织迭代 从“退群”到“建群”的规则夺权 美国的“退群潮”本质上是对传统国际组织“去美国化”倾向的反击，更是规则制定权争夺的关键一步。 特朗普政府通过否定联合国等战后国际组织，消解旧体系对美国霸权的约束，同时推动“和平委员会”等新型组织的构建，试图打造一个美国主导、规则可控的国际治理新平台。 这种“破旧立新”的操作，核心是让国际组织重新成为服务美国资本利益与霸权巩固的工具，而非多边主义制衡霸权的载体，完成国际治理规则的底层改写。 四 国际秩序重置 实力至上的丛林法则回归 特朗普对国际秩序的定义，彻底摒弃了战后“规则导向”的核心逻辑，重拾19世纪“实力即正义”的丛林原则。 贸易单边制裁、盟友责任分摊、国际争端极限施压等行为，均彰显“强者通吃”的秩序内核。 这一重置本质上是资本诉求的直接体现——当多边规则无法保障美国资本的超额利润与可控性增值时，便以实力打破规则桎梏，构建一个资源与市场分配向美国倾斜的秩序格局，让国际秩序彻底服务于美国霸权与资本增值的双重需求。 2026年1月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民众在米拉弗洛雷斯宫附近集会。 （来源：新华社） 五 总体透视 特朗普革命的本质与完整逻辑链条 特朗普革命绝非个人政治行为，而是美国资本集团集体诉求的政治外化，其本质是一场以资本诉求为内核、以西半球重构为基础、以2.0全球化为目标的霸权重塑革命。 它遵循“破立结合”的核心逻辑，形成了“革命筑基—规则赋能—全球蔓延”的完整链条：以颠覆旧全球化秩序为“破局点”，以构建西半球利益闭环为“筑基点”，以新型国际组织与实力规则为“赋能点”，最终发起全球范围内的霸权重塑攻势。 这场革命既承载着资本对低风险、高可控增值环境的追求，也暗藏美国通过革命性手段巩固霸权、对抗多极化趋势的深层意图，是资本逻辑与霸权逻辑深度绑定的产物。 结语 特朗普革命所掀起的全球秩序重构浪潮，正将世界推向“规则失效”与“实力博弈”的十字路口。 它以资本诉求为驱动力，试图以西半球为战略依托，重塑一个美国主导的2.0全球化格局，但其“实力至上”的逻辑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制衡与反抗——多极化浪潮的不可逆转，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旧秩序下多边共识的残余力量，都将成为制约这场霸权重塑革命的关键因素。 这场革命的最终走向，不仅取决于美国资本与霸权力量的续航能力，更取决于全球利益格局的再平衡博弈，而其结果，将深刻决定21世纪全球秩序的最终形态与人类发展的未来走向。

【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系列文章第42篇 张东宁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在西半球密集采取军事部署、政治施压、经济胁迫等一系列行动，对拉美及北美国家接连出招，强化美洲战略的排他性和进攻性，被学界与舆论界称为“唐罗主义”。“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孤立主义回潮，而是霸权国在实力透支阶段的地缘战略收缩。特朗普希望借此重构美洲地缘政治，震慑盟友和竞争对手，进而重塑国际规则，以维系全球领导地位，获得战略缓冲。 2026年3月1日，民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集会，哀悼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来源：新华社） 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威逼盟友加拿大、觊觎丹麦主权下的格陵兰，并非实力膨胀所致，而是战略资源不足情况下向周边区域的战略性收缩。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并非传统的“主权入侵”模式，而是通过认知战将马杜罗定义为“毒枭”，利用长臂管辖和特种作战进行“执法绑架”。它既规避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高昂经济与政治成本，又达到了震慑拉美后院、扶植亲美政权、运筹石油资源的目的。对格陵兰的觊觎是为了导弹防御、北极航道与稀土资源，对于盟友的反对，美国寄希望以购买的方式予以实现。对加拿大的施压则是为了整合近岸外包的北美供应链条。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美国正在利用超级大国剩余的威慑力，尝试以最低的成本稳固竞争资源，以图在后续竞争中维持大国优势。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久战，以及东方大国的全方位崛起，美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综合国力已经难以支撑昔日的全球领导地位，迫切需要集中力量打造一个绝对安全、资源充足且具有排他性的“美洲堡垒”，以面对欧亚大陆的挑战。 这一系列激进举动的深层动因，是美国精英群体对霸权时空受到战略挤压后深思熟虑的精准应对。与全盛时期“能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的实力相比，今日美国既要维持乌克兰战场对俄消耗的无底洞式投入，又在中国产业链重构面前深感追赶乏力，再加上交易式外交破坏软实力根基，战略资源已经无法支撑“颜色革命”所需的长期渗透或盟友体系内耐心的外交斡旋。委内瑞拉行动的“快进快出”模式显示，华盛顿不再有意愿承担政权更迭后的国家重建成本，转而追求“惩戒—威慑—抽离”的低成本干预范式。在收购格陵兰过程中，美国直接绕过北约与欧盟，甚至尝试绕过丹麦政府，以省去外交成本，直接面对当地政府和居民。这一系列精准的应对策略，恰恰反衬出美国已无足够时间和资源在全球多点投放力量，必须在西半球采取“震慑性过度反应”，以补偿在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日益衰减。 2025年11月21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活动，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错误言论。 （来源：新华社） 在东亚，美国的战略收缩引发了盟友的连锁反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问题纳入“存亡危机”范畴，也是美国收缩战略的连锁反应。当华盛顿不愿在远距离战区承担风险时，东京急于通过主动强硬表态，既向美国递交投名状，又为自身修宪扩军寻找合法性，试图将美国留下的安全真空转化为自主军事化的契机。盟友的冒进恰恰反证了美国既要维持体系主导权，又无力支付全球公共治理成本的尴尬局面。 面对美国“以乱谋利”的战略搅局，中国既无法效仿其策略，也无需陷入其节奏。美国之所以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采取‘快进快出’的干预模式，关键在于其不求治理、只求威慑的有限目标；而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包含社会治理与民心回归，这决定了中国的相关行动始终以稳定为核心。所以，中国的战略优势恰恰在于坚持稳定预期的行事惯例。当美国以收缩为名行破坏之实时，中国应持续释放稳定信号——在台海保持高压威慑但引而不发，继续通过海警巡查等“切香肠”战术实质性掌控管辖权，消耗对手耐心，不给美日介入的直接借口；当美国挥舞关税和制裁大棒时，坚定成为全球供应链和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在自身优势领域（基建、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提供公共产品，让世界看到中国发展的红利。在此逻辑下，中国的定力就是最强大的战略武器——在对手冒进犯错时坚持做对的事情，在旧秩序瓦解时提供建设性方案，在军事威慑保持可信的前提下，将竞争主战场引向具有优势的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领域，以此消耗霸权战略势能。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40篇 詹   欣 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霸权透支与规则瓦解的双重崩溃。当前国际核秩序面临全面失序的风险，本质上是大国战略互信耗尽、多边核军控体系瓦解叠加的结果，而美国的单边主义则是核心引爆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国家之一，美国对国际核军控机制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到2020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通过一系列“退群”，逐步瓦解冷战后形成的双边、多边军控框架，将核领域的竞争从“规则约束”向“强权霸权”推进。而当前美俄仅存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今年2月6日到期，目前美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甚至威胁重启核试验，直接摧毁美俄军控的律基础。这种机制性崩溃，是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维系核霸权的必然结果。通过破坏核军控规则，美国既能放手发展新型核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又能以核威慑为筹码，胁迫盟友，遏制对手。 核威慑联盟的日益工具化。冷战后形成的“核禁忌”在当前地缘冲突中被彻底打破，核威慑从后台走向前沿，俄乌冲突已使核冲突从理论风险转化为现实威胁。而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后，将核威慑作为地缘胁迫的工具，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军费以换取核保护，同时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绑架总统马杜罗，对格陵兰的领土——冷战时期美国曾进行过核部署——觊觎，本质上是将军事胁迫逻辑延伸到核领域，让核威慑成为服务于霸权扩张的万能筹码。 | 图片源于网络。 核不扩散风险的双重标准扩大。一方面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誓言决不接受伊朗拥有核武器，加码制裁，持续制造地区紧张；另一方面，在“奥库斯”框架下，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动力技术，绕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为盟友核门槛松动提供示范，引发日本、韩国的核效仿讨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频频挑战“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内部官员甚至公开鼓吹“拥有核武器”，将“台湾有事”定义为“存亡危机事态”，为“核共享”“核引进”制造舆论铺垫；美国已批准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寻找“燃料供应渠道”，帮助韩国开展铀浓缩及核废料后处理工作。这必将引起朝鲜激烈的反应，将彻底摧毁半岛无核化的共识，加剧亚太地区的不安。 核秩序的重建并非易事，但人类没有退路，唯有回归规则、重启对话，才能守住避免核战争的底线。 | 图片源于网络。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9篇 王景贤 日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 250年前的7月4日，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这份倡导“人人生而平等”崇高理念的《独立宣言》中，也怒斥了当时英国国王的各种妄为：“拒绝通过重要法律、干涉司法、强征税收、驻军骚扰、煽动暴力等”“ 拒绝通过鼓励移民的法律”“切断与……世界的贸易。”而细读这份独立宣言，人们会发现，当时的英国国王与特朗普如今的各种行为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事实上特朗普在当选第二期总统上任后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披露了戴着王冠的照片，还声称所谓“拯救国家的人不违反任何法律”。他也在今年1月未通过国会批准擅自突袭委内瑞拉，肆意逮捕本来拥有刑事豁免权的一国总统马杜罗后，高调声称“我不需要国际法”。特朗普还不顾丹麦和欧洲各国政府反对，以武力和关税等相要挟，放言必须“取得”丹麦自治领格陵兰。几乎在同时，他宣布退出包括WHO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继而以每个成员国10亿美金的价格邀请各国参加特朗普“和平评议会”，被各国怀疑并警戒这是企图另立门户代替联合国。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明确展现出改变现有统治框架的姿态。在主要政策上，他频繁使用行政令绕过国会审议。司法、国会、媒体等本应监督制衡的权力机构与制度，屡屡被视为他的施政障碍而非民主基石。司法被他定位成政治争议的当事方，他甚至暗示要弹劾下令暂停驱逐移民的法官。 特朗普毫不迟疑报复异己的统治方式让美联储主席成为了调查对象，而他指挥下的国民警卫队则被他投入到移民管控和示威应对中，治安维护与政治示威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武装国家权力在公共空间展现力量的场景日益增多，而媒体与大学的批评性言论也遭到指名攻击。很明显，在统治手法上，他的快速决策与强制执行，优先于了共识的构建和程序的正当性。 也正因如此，美国人对他发出了“我们不要国王！”的抗议呼声，游行示威络绎不绝，充斥了全美百余所城市。不得不说，特朗普突发奇想的为所欲为，已经撼动了美国长期以来赖以维系的自由民主制度框架。正如他自己所说，“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道德。”，也如网络流行的一句话，“能推翻特朗普的只有明天的特朗普”。他摒弃了倡导国际秩序与多边主义的传统美国外交，无视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正在以所谓“实力”为核心重组外交。 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和保障治安为由，将“反移民”作为金字招牌，自2025年6月起逐渐对包括非洲、加勒比海国家和亚洲等数十个国家进行移民限制，曾经作为劳动力贡献于美国的来自全世界的移民们的“美国梦”，如今已彻底破灭了。美国甚至发生了在暴力执法过程中，移民局射杀美国公民女性的事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制度也被修改。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亲信如下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实力、武力和权力支配的现实世界。” 拜登时代标榜的“拒绝以实力改变秩序”的时代业已结束，美国赤裸裸展现自私的“弱肉强食世界”，似乎越来越清晰了。毫无厘头地偷袭主权国家、逮捕其总统，豪取强夺他国土地和资源，这种下三滥的做法完全与美国传统所标榜的“自由、民主、法制”相违背，使得曾经作为世界“灯塔国”的美国，彻底失信于世界了。 | 图片源于网络。 二、国际政治不能模仿 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既然美国已经不装了，开启了丛林法则，偷袭拿下委内瑞拉。那么中国也可以以类似手段强行拿下台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如前所述，美国特朗普不加掩饰弱肉强食、将人类文明无疑倒退至殖民主义时代的做法，在欧洲、在南方国家甚至在美国的同盟国也引起了人民的反感。正是在这种时刻，才是中国坚持正义、坚守原则的关键节点，让世界看到中国逻辑与盎萨的强盗逻辑有所不同。 首先，从道义上讲，与侵略偷袭主权国家委内瑞拉不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统一台湾的意义不在于以强凌弱，也不在于占有，而在于让失散多年的台湾同胞回归祖国。因此统一后如何能双方同心同德、发自内心的回归成为一家人，这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很重要。如何统一，什么时候统一，相信我们国家有自己的战略和思考，而不应被美国带了节奏。中国文化自古讲究大义，讲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究以德报怨。相信只要不是赖清德等台独分子以过激手段挟持台湾做出越轨一步，中国政府一定会用台湾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让台湾回归祖国，毕竟人心很重要。特朗普违背国际法的强盗做法，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基因所为。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并非能不能统一台湾，而是在某一时点为统一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存在美日干扰等“国际”侧面，其次是经济和军事侧面。因此，思考台湾问题时，我们也需要思考成本和风险的可控问题、国际环境的可控、国内经济的可承受性、以及统一后治理的可持续问题。当未来国际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美国出现战略收缩而中国经济结构变得更加稳固、或者中方军事与科技优势出现进一步压倒性领先、以及台湾内部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都应该是需要考虑的长期战略性问题，而不应机会主义地盲目效仿特朗普行为。 | 图片源于网络。 三、制约“丛林法则”的积极力量 尽管特朗普剧场似乎每天都在上演一种“你如果不在餐桌上，就要去菜单里”的丛林法则剧本，但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仍然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基础。比如全球供应链、气候变化、跨境疫情等等都需要跨国合作，各个国家利益已经深度嵌套在国际合作中，“完全自立”在当今时代代价过于高昂。 其次，尽管现行秩序存在缺陷，但国际法、贸易规则、人权机制等已经内嵌在多数国家的行为当中，彻底回归“弱肉强食”局面，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不仅如此，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也要求更公平的秩序。在此背景下，人类共同价值和舆论监督，就显得格外重要。人权、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当下已经成为全球公共舆论的重要尺度，如特朗普那样公然违背国际道义的行为，必定承受声誉和软实力的损失。 | 图片源于网络。 四、中国的角色与主张 这其中，中国提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一理念下，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因此，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路。 因此，未来的世界到底是“丛林法则”回归，还是“规则博弈”与“合作需求”长期并存，值得我们关注，更值得我们站稳脚跟。世界需要平衡力量，越是有人将世界往“丛林法则”“现实主义”政治拉扯，越应该有一种力量，站在共同合作、共塑未来的立场努力。 回顾人类历史，世界从未脱离过竞争，但也从未停止过对文明和秩序的追求。面对变局，相信唯有以清醒的智慧与坚定的行动，推动国际关系向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推进，才是历史的正确一方。 | 图片源于网络。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8篇 崔岩 辽宁大学 教授 美国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以来，一反民主党拜登时期的对外战略，不再坚持团结同盟伙伴实现世界共治和强调坚守基于规制的国际秩序，而是在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方针下，采取以获取美国利益优先的行动。这些行动不再考虑同盟伙伴的利益，甚至不再考虑对现有国际规则与国际法的毁灭性冲击。上述行动表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乃至直接对冲同盟关系上面。在经济方面，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其炮制的对等关税政策，通过关税施压各贸易伙伴对美让利，使得包括其同盟国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在承受较高关税的同时，还要对美进行大额投资同时将投资收益让渡给美国。更为甚者则是公然逮捕委内瑞拉总统，力压丹麦及欧盟要获取格兰陵岛。这简直是明火执仗地抢夺他国利益，完全不顾国际公理并极大地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更为严重的是，特朗普的诸多行动不再顾及同盟伙伴的利益及同盟关系，直接威胁同盟伙伴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同盟关系和促成同盟对立。如对传统同盟国加拿大施加极大贸易威胁甚至是国家安全威胁，与欧盟形成不断加深对立关系，等等。美国作为二战后构建并持续至今的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公然破坏长期以来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体系，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下美国认为自身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谋求实现利益再分配而重建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的战略行为。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重构国际秩序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但是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因各自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主张不同，少有美国这种采用极端行为来打破旧秩序的现象。当前美国利用其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强大实力实施的强盗行为，使人们感到帝国主义时代“丛林法则”的回归。但是这种现象只是在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特殊时期发生的，是不可持续的。 （当地时间2月28日，伊朗一所女子小学遭遇袭击后，救援人员和居民在废墟中搜寻。来源：CNN） 二战结束时美国依靠其拥有的强大权力，与西方国家结成同盟体系并构建了以此为主要支撑的国际体制及国际秩序，美国宣传其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抨击非同盟国家的行为是破坏国际秩序。这里所谓的规则其实质就是同盟关系内部协调利益分配而对同盟外的排挤，是西方小兄弟们跟随美国共享世界发展利益，当然是美国占有主导利益。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新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收益下降甚至出现了衰退的趋势，西方国家内外部矛盾的积累导致了政治与社会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其所追求的新国际秩序的规则不再是同盟内部的协作，而是极大化个体利益，可以说是“亲兄弟明算账”，相互之间也要有利益争夺与利益冲突。对于当今国际秩序发生的乱象，很多国家甚至是美国的盟友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开始对美国采取抵制行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达沃斯的演讲就是典型的例子。卡尼指出：世界并非平稳过渡至新阶段，而是已然断裂。制约效力日渐式微，胁迫行为趋于常态，过往辞令听起来愈发像舞台剧中的台词。卡尼主张“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虽无法主导全球格局，却可汇聚影响力、构建合作联盟。 (来源：Reuters) 在传统国际秩序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支撑的西方同盟体系行将瓦解之际，摆在美国同盟伙伴面前的是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加拿大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单上（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提出了提升自主空间和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构建的主张。但是日本等个别国家却一直执迷不悟，不但没有做出新的选择相反却更加紧跟美国，甚至打算更紧地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充当美国在亚洲的“离岸平衡手”。 当前国际秩序的乱象只是暂时的，世界的正义力量终将在国际秩序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得新的国际秩序沿着正义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国际秩序必然是在世界各国间形成更为协调的关系，而不是各国极端追求各自利益的混乱局面。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7篇 宗华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的可能竞争者甚至替代者”，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意欲创建国际组织的“建群”行为与各国已见惯不怪的“退群”行为体现出相似的权力政治思维与丛林法则色彩，以不同方式加剧了国际秩序的失控风险与全球治理困境。“和平委员会”看似是一个国际组织创生的起点，但包含着诸多同国际组织创生逻辑相悖之处。 19世纪以来的国际组织并非人为的刻意建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中核心逻辑是要满足国际合作的功能性需求与世界政治稳定内聚的政治性需求。二战后创建的联合国之所以是当今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就是因为同时具备提供系统性功能合作平台与汇聚最广泛政治共识的双重职能。从授权-代理视角来看，联合国当然存在许多组织弊病，尤其是面对当下国际社会的期待与全球治理的要求亟需改革与转型。但是，联合国80多年来一直履行着功能合作与凝聚共识的双重职能，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它始终坚守基于主权的非排他性原则。《联合国宪章》面向“所有爱好和平之国家”，从未试图成为国际社会部分成员的“寡头俱乐部”，联合国伴随着国际社会主权国家数量的增长而不断扩容，成为今天193个国家议事与合作的核心平台。 （当地时间2月19日，“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 来源：npr） “和平委员会”作为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的一部分提出，看似是为了满足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功能性需求，但其创设逻辑中完全缺乏包容性，相反一开始就是“有选择”地邀请加入。相对于收到邀请的50多个国家而言，国际社会三分之二的主权国家实际上已受到了漠视或轻视。目前虽然有30多个国家承诺加入“和平委员会”，但其中两类国家的缺位彰显了新机制的严重缺陷，一是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二是美国传统盟友的欧洲国家。迄今为止，金砖国家均未加入委员会，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甚至未在邀请名单上。当前美国与欧洲国家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纷争愈烈，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挪威等已摆出拒绝姿态。在安全与和平问题具有高度整体性、全球性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免受其他地区安全稳定局势的影响。“和平委员会”的排斥性与选择性治理不可能充分均衡地反映各方利益，无法提供多边合作所必需的政治承诺与相互信任，因此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功能性合作。委员会的创建进一步加剧了美欧矛盾以及美国同世界其他“他者”之间的隔阂，更无法实现汇聚广泛政治共识的职能。此外，“和平委员会”应该更准确地描述为一项倡议，而不是一个严肃的、有可持续性的组织，因为其发起国和主导国美国本身就无法展现出创建国际机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可信承诺。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退群外交表明的是对国际公益的责任缺失和对多边主义原则的蔑视，很难想象一个在多边合作中缺乏稳定性与确定性的大国能够扮演好“霸权稳定论”所期待的角色。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6篇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教授 2026年亦始，特朗普大杀四方，抓马杜罗，索格陵兰、逼伊朗，大有以单边霸权之一己蛮力再造“丛林法则”之势。中国国内舆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特朗普这么做，中国也可以学，进而一举解决台湾问题，甚至“拿下”日本、菲律宾为民族复兴祭旗。事实上，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 对于特朗普试图再造的“丛林法则”，中国非但不能效仿，还应展现以协调和遏武为主要力量的全球领导力。对美国，中国应明确反对丛林法则，主张多边主义的坚定立场，进而遏制住美国的嚣张气焰，同时，借此拉拢欧洲、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尽管特朗普2026年拿下格陵兰岛的概率很大，但那决不是中国以蛮力压制周边的机会，而是中国联合更多国家的绝佳窗口。拿下格陵兰，意味着大西洋关系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美国软实力走到尽头。 中国坚持战略定力、践行多边主义，是与丛林法则的本质性切割：一方面，在贸易、气候、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主动搭建合作平台，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实践、金砖国家扩容的开放姿态，展现多边主义的可行性与普惠性；另一方面，针对加拿大、欧洲等美国盟友的利益关切，以经贸互补性为纽带深化合作——比如中欧班列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加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联合攻关，既回应了盟友对自主发展的诉求，也打破了美国霸权体系下的阵营捆绑逻辑。 这种差异化选择，正是中国提升国际形象、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契机：相较于丛林法则带来的对抗与割裂，中国的多边主义实践提供了“共赢而非零和”的全球治理方案，既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也争取到发达国家的合作空间；而拉拢美国传统盟友的过程，不仅是打破霸权围堵的有效路径，更能在规则制定、话语权构建等层面积累“大国复利”，为民族复兴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北京地区首趟“中欧班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