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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第34篇 日本前景篇 第4篇 庚欣 深圳广电集团时事评论员 中国外交近来有很大进展，尤其是中美、中俄关系等，似乎都处于历史最缓和的时期之一。但中日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2025年11月，刚刚上台的高市早苗所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也就是王毅外长所说的：“日本现任领导人讲了不该讲的话，越过了不应碰的红线”，随之中日围绕相关事项又展开了一系列博弈，双边关系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 近两年，日本政局围绕从石破茂到高市早苗的首相之争以及自民党从逐渐变弱再急速转强，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 其实，日本自民党内外很多人，并不喜欢高市这种过于保守的立场和强硬性格，也不愿支持她就任首相。但她为什么能够取代石破茂？这就不能不从近两年来，日本经历的几次选举以及内外形势的变化谈起。 这里有一个时间表：2024年9月，一直追随拜登推动印太战略“阵营对抗”的岸田文雄因党内黑金等丑闻辞职下台，日本连续经历了两次选举，可以说是自民党内以及社会民众对日本政府内外政策的一次审判，其中当然涉及对华政策部分。首先是9月27日的自民党总裁选，虽然当时中日关系正处于错综复杂、比较紧张、负面的氛围，恰好又出现了一些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个案事件，在那种情况下，自民党从上到下，并没有按照党内十来年的安倍、麻生路线行事，顶住了原有派阀的压力，否决了对华政策强硬、保守、偏激的高市早苗，选择了人缘并不太好、派系背景很弱、但政治上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态度和政策都相对比较温和的石破茂。当时高市想借助深圳日本男童被害事件等，炒作中日关系紧张和中国威胁论，为自己选情加温，但从结果看，她并没有得逞。 10月27日，是众议院选举，日本全国的民众，用自己的选票，对前几年来紧跟美国对抗中国的自民党以及维新会等政治力量及主张，做出了不信任的投票。自民党在众院选丢的四分之一席次也流到了对华对外政策相对温和、态度比较平衡的立宪民主党等政治势力手中。尽管这并不能改变日美关系依然重于日中关系的日本外交基本格局，但至少可以形成以社会民意主流为基础的在野制衡力量，表达了不希望中日关系紧张对抗的主流民意，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整个日本社会，这都是民心所向，也展现了中日关系的现实走势。 可以说，自民党内选出石破茂和众院大选支持立宪民主党等，就对华关系而言，都是积极的取态。尽管这两个选举结果，对自民党麻生等主流派及日本社会是很大的冲击，但是给中国及中日关系传递的信号是正面大于负面的。这也让我们感受到，自民党及日本社会在面对中日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成熟度和平衡感。这当然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种支持力量。 而中方也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在第一时间就向石破茂当选首相表示了祝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对日关系上的政策是稳定、一以贯之的，即使在冷战时代的严峻背景下，我们都能化敌为友，何况今天中日双方拥有这样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前景。选后，中日之间也有一些良性的互动。 但是，时隔不到一年，日本政局出现了逆转。2025年7月日本参院选时，自民党仍然丢了四分之一席次，但却流到了比较强硬的参政党等政治势力手中。接着10月石破茂被迫下台，半年多前选输了的高市上台。而且这个政治钟摆的波动并未停止，到三个多月后的2026年2月众院选举，本来在自民党内外都优势不多的高市，在这么短时间中急速蹿红，并通过这次选举，将社会上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转化为自民党在国会的“卷土重来”，创造了自民党1955年创党以来最大胜选纪录，自民党以316席在新一届众议院单独过半，自维执政联盟则加总获得352席、占众议院总席位约四分之三。由原来的立宪民主党等新组建的“中道改革联合”，席位大幅滑落，相较选前的167席仅不到三分之一，日本媒体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 图片源于网络。 这么重大的转折性变化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从日本的内部包括经济、民生及政党政治等因素找原因，但从现实来看，日本内部各类因素这两年的变化并不大。在外部，俄罗斯与朝鲜军事结盟并介入乌克兰冲突，对日本有些压力，但俄朝在与日本的互动关系上，变化也并不明显。有的朋友认为是中日关系由于高市早苗错误言论引发了重大动荡，但从时间顺序来看，高市早苗发表错误言论是在去年她10月上台后的11月7日，而日本政局发生逆转的参院选举，是在高市上台前的7月份，当时还是石破茂任首相时期，而且，即使到中日关系受到高市言论的冲击后，虽然伤害很大，但还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因为，围绕台湾、历史和领海问题等中日之间一直争议不断，而中日关系的长板——经贸合作一直维持稳定，2026年第一季度中日贸易额同比增长了17.8%，达到约851.9亿美元。据此，今年全年双边贸易额只会比2025年更高。 很明显，这期间（从2024年底开始）对于日本的政治和战略构成最重大压力和冲击的，是美国特朗普对外战略的变化，特别是涉日政策的调整以及对日歧视、轻视（几次提及日本当年的珍珠港偷袭）的互动取态。例如特朗普“二进宫”后自身战略上的“收缩”和对日本的打压如关税等、特朗普上一任期就已经开始的“亲者疏、疏者亲”的颠覆性政策变化，即对于传统盟友包括日本、欧洲等的疏远，对于过去宿敌俄罗斯、朝鲜的亲近，而且缓和与中国关系并高调访问中国等，这些变化，对于日本这样的号称“以日美安保做基石”的国家来说，受到的冲击是战后以来所没有的。 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及美日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特朗普执政对日本外交（包括中日关系）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美国从80年前占领日本后直到今天，双方一直是一对特殊的“内因支配型盟友关系”。这与美国与欧洲等各国“相对独立的盟友关系”、与以色列“内因互动型盟友关系”都有所不同。美国一直是日本的一个重大的内部因素即内因，并不仅是外部因素。在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安保、军事上，今天美国还是会在相当程度上当日本的家，但日本也不是简单的“因变量”，它也具有复杂的自主能动性，这是一对特殊的大国关系，可能在短期内还很难改变，尽管日本和美国也具有很多不同的国情特点及发展目标，但至少在目前还是要在一些大事上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这本来已经是美日关系的一种常态了。可是现在美国似乎生变了，至少特朗普是已经表现出这种苗头了，从目前特朗普的表态来看，似乎也希望稳定日美关系，但日本战后长期积蓄的政治悲情和现实中美国的“不靠谱”甚至“背叛”，当然更加刺激了日本国内出于多种政治目标、但都希望走向自主性政治军事大国的冲动，而由此造成的地区紧张以及日本自身的政治扭曲，可能恰好符合美国现在自顾不暇、希望浑水摸鱼的利益诉求，于是就形成了目前日本这种错综复杂、困境重重的状态，而这些变化，都会对日本政局、外交政策以及中日关系形成多重的影响并形成有机的互动格局。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第31篇 日本经济篇 第9篇 张兵 日本山梨县立大学 日本最大经济团体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 “经团联”），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行的《经团联周刊》中，曾援引一位日本知名学者的观点，作出如下表述： “针对《中国制造 2025》，美国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该计划对高科技产业投入巨额补贴，造成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这也成为中美对立的诱因之一。但事实上，中国相关产业正稳步推进发展，尤其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设备、半导体等制造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果，成功实现了从追赶到进阶的产业升级。”“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对于日本企业而言，在推进供应链布局优化的同时，清晰划分与中国企业的竞争领域和互补领域，进而开展务实合作，将是未来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摘自《经团联周刊》No.3716，2026 年 2 月 5 日） 与日本官方、多数政界人士及普通民众的看法有所不同，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持有更为客观的判断。他们认为，日本应当准确把握中国的政策导向与产业动态，充分利用两国的产业互补性，积极推动双边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在诸多领域的发展水平已超越日本，跻身全球前列。相关最新数据显示：生成式 AI 专利申请量，中国在 2024 年达 8.7 万件、2025 年增至 9.2 万件，而日本同期分别为 3200 件、3500 件；2020—2024 年人形机器人专利申请量，中国累计 5688 件，日本仅为 1195 件；2025 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7 万台，其中中国出货量达 1.44 万台，占全球总量的 85%；截至 2026 年 6 月，中国无人机年产量约 500 万至 600 万台，占据全球 70% 以上的市场份额；2025 年中国汽车产量突破 3453 万辆、销量达 3440 万辆，日本同期产量为…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系列第32篇 日本经济篇 第10篇 卫娣 日本周南公立大学讲师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大屏前，日经平均指数一次次刷新历史高位，令机构投资者们兴奋不已；而仅仅一街之隔的便利店中，店长却在为不断上涨的电费单和越来越多的临期食品购买者（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临期食品打折促销时会产生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已增长至7成）而发愁。 这就是当下日本经济最真实的写照：一个在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之间、在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之间、在增长叙事与生存焦虑之间剧烈撕扯的复杂样本。当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所接手的不仅是“失去的三十年”后疲惫的国民，更是一个正在经历深刻结构转型的经济体。她的政策选择，正在重新定义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 | 图片源于网络。 “股升民困”：失衡的经济镜像 现今日本经济最令人费解的现象，莫过于股市的繁荣与民众生活的疏离。日经225指数屡创历史新高，这背后是高市早苗政府“成长投资”策略的成功——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巨额资金注入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绿色能源等战略领域，同时，通过企业治理改革带来的加成，使得资本市场自然水涨船高。 然而，这种“由上至下”的财富效应并未顺畅传导至底层阶级。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他们感受到的则经济是另一番景象：输入性通胀正通过能源、食品等必需品，持续侵蚀着本就微薄的可支配收入。尽管政府推出了一些定向补贴（如汽油税减免、育儿补贴、地方支援与消费券等），但仍杯水车薪，难以抵消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长期压力。更关键的是，与“安倍经济学”时期不同，高市路线更强调“努力者应得回报”，因此在再分配机制上的关注较少，这有可能导致财富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这种“股升民困”的割裂，本质上是日本经济重心从“效率”向“安全”转移的代价。当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从“做大蛋糕（追求增量）”转向“分好蛋糕（优化存量）”乃至“守护蛋糕（风险防控）”时，其伴随的体制性阵痛与不便是难以避免的。 “安全优先”：对“安倍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 而要理解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必须将其置于“安倍经济学”的延长线上进行审视。两者都信奉政府的积极干预，也都依赖扩张性财政来提振需求。因此高市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可以看作是安倍“三支箭”中财政刺激支柱的延续与升级，同样希望通过公共投资来撬动私人部门的信心。 然而，两者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安倍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是“摆脱通缩”，其政策设计高度依赖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是一种典型的需求侧管理思维。而高市早苗的政策框架，则建立在“应对通胀、成长投资、安全保障”三大支柱之上，而“安全保障”便是高市经济中全新的核心变量。 这意味着，日本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已经从“经济增长优先（做大蛋糕）”转向了“国家安全优先（守护蛋糕）”。高市政权弱化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转而强调财政主导的战略性投资；她不再仅仅关注如何刺激总需求，而是更加关心产业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关键技术的国产化以及国防能力的提升。因此，如果说安倍经济学是为了解决经济停滞的“内忧”，那么高市的经济路线则更多的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动荡的“外患”。 | 图片源于网络。 “日元之殇”：汇率背后的信心博弈 而近年日元汇率的持续疲软，则是观察日本经济的另一个关键窗口。它不仅是日本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更是全球资本围绕日本经济基本面与未来预期的一场博弈。 一方面，弱势日元进一步释放了日本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推动股市走高的催化剂。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和食品的国家，日元贬值无异于对全体国民征收了一道隐形的“进口通胀税”。它放大了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的餐桌负担和加油站账单变得更加沉重。 日元的走势，深刻揭示了日本经济政策面临的“三元悖论”困境：在维持独立货币政策（以延续低利率并支撑资产价格）、保持汇率稳定（以抑制通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之间，日本政府正艰难地进行着取舍。当下的高市政府选择了牺牲汇率稳定来换取财政扩张和股市繁荣，这本身就是其“安全优先”战略的一部分——意在通过强大的金融市场和战略产业来增强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即使这意味着民众需要在特定周期内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压力。 高市早苗的上台，标志着日本进入了一个以“安全”为名的经济重构时代。其经济政策无疑是一场豪赌：她用扩张性的财政赤字换取了战略产业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信心，用对通胀的高度容忍换取了国家安全的筹码。 但就目前来看，日本的情况更接近于一种“财政输血下的非均衡增长”。这更像是一场“在悬崖边的起舞”——舞姿虽然华丽（股市新高、战略产业崛起），但脚下的根基（财政健全性、国民生活）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高市政府无法在“安全”与“繁荣”、“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国民”之间，寻找到那处微妙而脆弱的平衡点，那么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繁荣，极有可能最终演变为一场镜花水月的“虚假幻象”。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9篇 日本经济篇 第7篇 刘曙丽 日本山梨大学 经营学部教授 近年来，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日元持续贬值，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实质GDP增长率仍然偏低；另一方面，日经225指数却不断刷新历史高点。表面看，这是“货币走弱”与“股市繁荣”的反常组合；但如果从日本经济结构来看，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同一套机制的两个结果。日元贬值反映的是日本低利率、低增长、能源进口依赖和财政约束；日股上涨反映的则是日本大型跨国企业的海外收益、企业治理改革和全球资本对日本资产的重新定价。 一、日元为何持续贬值？ 日元贬值是理解日本经济分化的关键指标。2026年6月，美元兑日元一度突破 160日元，成为市场和日本政府高度关注的心理关口。 １，直接原因是美日利差 短期看，日元贬值最直接的原因是美日利差。美国利率长期高于日本，而日本即使退出超宽松政策，加息速度也较慢。较大的利差使投资者倾向于借入低息日元，买入美元资产，形成套息交易。也就是说，美国高利率 → 美元资产收益率高 → 投资者卖出日元、买入美元 → 日元承压贬值、这意味着：只要美国利率高、日本利率低，日元就容易受到抛售压力。 ２，货币政策错位 理论上，日本央行可以通过加息来支撑日元。但现实中，日本大幅加息存在很大约束。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巨大，企业和家庭也长期适应低利率环境。若大幅提高利率，政府付息压力、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住房贷款负担和金融市场估值都会受到冲击。日本央行因此处在两难之中：不加息，日元继续承压；大幅加息，又可能冲击财政和经济复苏。并且从近来的日经报道也能看出，日本央行对加息持有谨慎态度。 （来源：BBC） ３，日本经济长期基本面削弱货币吸引力 更深层看，日元走弱还反映日本长期基本面的约束，包括人口老龄化、潜在增长率低、内需不足和能源进口依赖。这些因素并不一定导致日元暴跌，但会削弱日元作为投资货币的吸引力。市场会认为，日本经济虽然稳定，但增长空间有限，利率难以大幅上升，长期回报率较低。 因此，个人认为,日元持续贬值可以理解为市场对日本经济结构的一种定价：日本仍是高收入发达经济体，但不是高增长经济体；日元仍是重要国际货币，但其收益率和增长预期偏弱。 二、日股为何持续上涨？ 日元贬值的同时，日股却不断上涨，这看似反常，实际上符合日本企业结构和资本市场逻辑。 1, 日经225代表的是大型跨国企业， 不等于日本本土经济 日经225指数中的许多权重企业并不主要依赖日本国内市场，而是高度全球化。例如汽车、电子、半导体设备、综合商社、精密机械企业，都拥有大量海外销售、海外生产和海外资产。因此，日元贬值对这些企业往往是利好。原因是：海外赚取的美元、欧元、人民币等外币收入，换算成日元后会增加，从而推高日元计价销售额和利润。也就是说：日元越弱，海外利润折算成日元后越高；企业账面利润改善，股价就容易上涨。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日本国内生产、国内消费和居民收入同步改善。它更多反映的是日本大企业的全球收益能力。 2，日股上涨还有资本市场改革和 全球资金流入的因素 东京证券交易所自2023年起，要求Prime市场和Standard市场上市公司采取“重视资本成本和股价的经营”措施，推动企业改善资本效率、提高股东回报、增加分红和自社股回购。 这使海外投资者重新评价日本企业的投资价值。与此同时，日元贬值使日本股票以美元计价看起来更便宜，外资更容易进入日本市场。2026年6月，日经225指数一度突破67,000点，主要由AI相关股票和软银集团等权重股推动；但同一天更广泛的TOPIX指数反而下跌，说明上涨并非全部企业普遍繁荣，而是集中在少数大型权重股和热门主题板块。 三、日元贬值与日股上涨的关系 由此可见，日元贬值和日股上涨之间存在清晰的关系。 1，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 日元贬值是利润放大器 例如，一家日本企业在美国赚取10亿美元利润： 实际美元利润没有变化，但日元计价利润增加了400亿日元。这种汇兑效应会直接改善企业财报，进而支撑股价。 2，对外国投资者， 弱日元使日本股票变得便宜 日元贬值意味着日本股票以美元计价变便宜。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日本企业治理改善、利润稳定、分红增加，那么日元贬值反而会成为买入日股的机会。 因此，日元贬值带来两种资本市场效应：一是提升日本跨国企业的日元计价利润，二是降低外资购买日本股票的美元成本。这就是“日元跌、日股涨”的基本逻辑。 四、与GDP的关系： 股市上涨不等于GDP强劲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股市上涨不等于GDP强劲，因为两者统计对象不同。GDP统计的是日本境内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而日本企业在海外工厂创造的产值原则上不直接计入日本GDP。海外利润可以通过股息、利息和投资收益影响日本的国际收支和国民总收入，但并不自动转化为日本国内消费、就业和生产扩张。因此，日本企业可以在全球赚钱，股市可以上涨，但日本本土GDP仍然保持低速增长。日本政府对2026财年的经济展望显示，实质GDP增长率预计约为1.3%，名义GDP增长率约为3.4%，说明名义经济扩大较快，但实质增长仍然温和。 日本GDP低增长的核心仍是内需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恢复缓慢。2026年3月，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下降；2026年4月虽然实际工资同比增长1.9%，但消费支出仍然疲弱，显示工资改善尚未充分转化为消费扩张。 这说明，日本经济并非没有亮点，而是亮点集中在大企业、资本市场和海外收益上；普通居民的消费信心、实际购买力和生活体感并没有同步改善。 五、通胀从长期通缩转向输入型通胀：民众生活 最后，我也想谈一谈通胀如何体现在民众生活中？日本过去长期处于低通胀甚至通缩状态，物价不涨，工资也不涨，企业投资谨慎，居民消费保守。2022年以后，日本明显转向通胀环境，但这种通胀最初并不是由强劲内需拉动，而是由日元贬值、能源进口成本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推动，因而具有明显的输入型通胀特征。对普通家庭来说，通胀不是抽象的CPI，而是米、面包、鸡蛋、牛奶、电费、燃气费、汽油和外食价格的上涨。2025年，日本米价曾大幅上涨，平均米价同比上升55%，政府也被迫考虑释放储备米以缓解食品价格压力。 （这里我想插入一点题外话，各种价格的上涨以及背后的因素分析，也为我们经济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前日本长期的低通胀，价格长期不变，学生们对价格机制以及供需关系等的理解，多半只停留在教科书上。但是现在每天的可感受的价格变化也促使学生们对其及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有了更深的思考与探索。） 虽然近年日本工资开始上升，2026年4月实际工资也连续第四个月增长，但居民体感仍然谨慎。原因在于，过去几年物价上涨已经长期压缩购买力，而工资上涨主要先体现在大企业和正式员工中，中小企业、非正规就业者和退休者的感受相对较弱。对他们而言，日元贬值带来的不是资产收益，而是生活成本上升。于是，日本出现了典型的二元分化：资产持有者和全球化大企业受益，工资生活者、年金生活者和中小企业承压。 因此，日本当前经济不能简单概括为“繁荣”或“衰退”。更准确地说，日本正处在一种结构性分化状态：日元贬值反映本土经济、低利率和进口依赖的压力；日股上涨反映跨国大企业、海外收益和资本市场改革的力量；GDP低增长反映国内生产和消费仍然偏弱；输入型通胀则直接体现在居民生活成本上升之中。最终或者可以概括为：日本经济不是全面复苏，而是“弱日元、高股价、低实质增长、强企业、弱内需、居民承压”的二元分化经济。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30篇 日本经济篇 第8篇 蒋一骁 美国西新英格兰大学 2026年日本社会再次出现要求降低消费税的呼声。然而政府却始终难以做出大刀阔斧全面减税的决定。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微妙的“平衡”——高储蓄率、安倍经济学的遗产，以及国内资金的自给自足，让日本能在高负债下维持极低的借债成本。日本历届政府（包括近年）对大幅降低消费税都非常谨慎。更多是采取针对性措施，比如对低收入群体补贴、暂时性减税、或通过其他方式刺激消费，而不是全面下调税率。因为决策者清楚，目前的低利率平衡来之不易，一旦打破，修复成本会很高。 在“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经济通常与高负债，老龄化，国债收益率低，低消费/高储蓄等关键词联系着。然而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支撑：日本人有极高的储蓄习惯，大量资金通过银行、保险和养老基金流入国债市场。安倍经济学时期，日本央行大规模买入国债，目前持有比例接近50%，并通过收益率曲线控制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压在约2.6%左右（美国同期约4.5%）。结果就是，政府虽然欠债极多（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200%，美国约120%），但实际支付的有效平均利率不到1%（美国约3.35%），每年利息支出相对可控。日本还是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90%以上的日本国债由国内持有，外国人持有比例极低，因此不会出现外资突然撤离或恶意抛售的情况。 （来源：Reuters） 这种平衡是日本特有的功能性极端均衡。它并非全球常态，而是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叠加老龄化与长期通缩三重压力下的适应性解决方案。这种平衡让政府暂时有能力承受一定程度的减税压力：低利率环境给了政府一定财政缓冲空间，即使小幅减税或增加支出，短期内利息成本也不会立刻失控。然而大刀阔斧的全面减税极有可能从两方面破坏来之不易的平衡。首先，这种平衡高度依赖高储蓄、央行持续干预和国内资金闭环。一旦大幅减税刺激消费，导致储蓄率持续下降，国债在金融市场中的需求就会下降，导致其收益率可很难维持在低位。随着利息负担的增加，这份平衡就可能被打破。另一方面，消费税是政府重要的稳定财源，近年来占国税收入的约三成（每年收入约24-25万亿日元），主要用于社保支出。如果全面降低消费税（例如从10%下调至1%），预计每年将造成数万亿日元的收入缺口，政府需通过增发更多国债来弥补。这会进一步推高国债发行规模，一旦市场认为财政压力增大，就可能导致收益率上升，打破目前低利率的平衡。 笔者认为，日本更倾向于在不破坏这个平衡的前提下，慢慢寻找其他财政收入来源或改革社保制度，而不是直接动消费税这块“压舱石”。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7篇 日本社会篇 第5篇 李春利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所长、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兼职研究员 ●军事两三成，政治三四成，经济四五成 《Japan as Number One》的作者、已故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先生有过一句名言，说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将军是他的亲戚，一个叫傅高义，一个叫傅作义，乍听起来还真有点噱头。 以傅作义将军为主角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 是我最喜欢的历史剧之一。我曾经看过好几遍，对剧中傅作义将军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的大意是： “决定战场上胜负的因素表面上看是军事问题，但实际上军事只占两三成，背后的政治占三四成，而深层的经济则占四五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决定胜负的天平从来就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而是一个取决于深层的政治和外交的实力、经济实力和民心所向的综合问题。 大国之间的博弈也需要这样的视角。经济实力才是底气的基础，国际竞争力的本钱，也是政治和外交的主要筹码。 ●工业实力和金融实力缺一不可 如果把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浓缩成一条主线，不妨说这是一个从美国崛起、日本挑战、中国追赶的故事。 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人们都知道这一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但容易忽视另一个事实：中国制造业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个时间节点在世界经济史上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此前一百多年，世界第一工业国的位置一直由美国占据。 2010年这个时间节点很像1880年前后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到了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当时美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19%，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32%，远超其他国家。 今天很多人以为美国是在二战后才成为经济第一，其实在一战前，美国就已经是最大的＂世界工厂＂。 但那时美国还不是世界金融中心。世界贸易和投资主要使用英镑结算，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1816年英国正式确立黄金本位制，直到1914年，近百年的世界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以英镑和金本位为核心运行的。一战前的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却没有掌握世界金融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到1950年前后，美国占世界GDP接近30%，工业产值超过40%，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不仅是最大的工厂，也是最大的银行。 这是美国实力的历史巅峰。 此后，美国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者——日本。 ●《Japan as Number One》 1980年代，日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汽车、家电、半导体、机床等产业全面领先。1990年前后，日本工业产值约占世界15%，GDP约占世界9%；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如果按照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到1995年前后，日本GDP占世界比重一度达到16%—17%，接近今天中国的水平。当时日本GDP达到美国的70%左右，东京证券市场市值接近全球一半。东京地价飙升，甚至被形容为＂卖了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当时美国社会普遍担心“日本将超越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名著《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之所以轰动，正是因为这种焦虑。这本书于1979年问世，仿佛预见了80年代日本的兴隆，出版后迅速被世界各国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畅销书。 2019年11月，89岁高龄的傅高义先生最后一次访问日本。11月23日，在我工作的爱知大学演讲，题目为＂永远的邻居：从中日历史中探索亚洲的未来＂，本人有幸做了讲演会的主持人。没想到这场演讲竟成了傅先生生前在日本的最后一次演讲，2020年12月，老先生不幸在美国因病逝世了。为了纪念这位慈祥的长者，爱知大学将他的讲演录和相关解读文章整理成书公开出版，书名为《傅高义的最后一课：永远的邻居》（傅高义、李春利合著，Arm Publishing House,日文版）。 编者注：本书收录傅高义2019 年 11 月在日本爱知大学的最后一场公开演讲，2020 年傅高义离世，书稿在疫情延后整理，属于他生前完整留存、专门论述中日关系的收官演讲实录，合著者李春利全程记录、整理讲稿，补充访谈、背景注释、学界追思文章，作为爱知大学纪念傅高义专项出版物发行。本书仅有日文原版发行，暂未推出完整中文译本；国内学界多通过日文原版、学术论文引用其核心观点，是研究傅高义晚年中日关系思想的核心一手文献。 ●中国今天所处的位置更像1913年的美国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工业强大并不等于金融强大。 东京没有取代纽约，日元没有取代美元。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停留在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位置上。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失去的三十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6年前后印度GDP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日本则可能降至世界第五。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接过了日本曾经的位置。 中国工业规模现在约占全球制造业的30%，大约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单论工业实力，中国已经超过日本历史巅峰，也接近美国和英国在各自工业时代最辉煌时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约4%上升到今天的16%—18%，已经接近1913年美国的19%和日本1995年16%—17%的水平。 因此，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对照： * 1913年的美国：世界最大工业国，GDP占全球约19%，但金融中心不在美国； * 1995年的日本：世界第二工业国，GDP占全球约17%，未能突破美元体系； * 今天的中国：世界第一工业国，GDP占全球约17%，但金融中心和国际货币主导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所处的位置，与其说像1995年的日本，不如说更像1913年的美国。 因为日本虽然强大，却从未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而中国已经做到了。日本挑战的是美国的部分产业优势，而中国拥有的是完整的产业链和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能力。 当然，中美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后来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工业第一”到“金融第一”的跃升和质变；而中国未来是否会走到这一步，目前仍是一个开放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中国在今后20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8篇 日本经济篇 第6篇 罗欢镇东京经济大学 教授 独角兽企业一般是指创业10年以内、还没有上市、如果上市其市场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创新企业（start up）。在IT和AI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国家独角兽企业的多寡，不但反映了这个国家(经济体)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更体现着这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众所周知，今天在国际经济中大放异彩的企业，无论是美国的Google、Amazon、Apple、Facebook、OpenAI，还是中国的阿里、腾讯、字节跳动、deepseek等都曾经是或现在是著名的独角兽企业。 在独角兽企业排名中，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这个曾经诞生了索尼、本田、东芝、日立、富士通等伟大企业的国家，在主要国家的独角兽排名中倒数第一。根据日本文部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编撰的《科学技术指标2025》的统计，2007-2024年的17年中，美国的独角兽企业为690家，中国162家，接下来是印度（68家）、英国（55家）、德国（31家）、法国（28家）、以色列（23家）、加拿大（21家）、巴西（18家）、新加坡（15家）、韩国（13家）、荷兰（9家）、日本与墨西哥（各8家）。在上述被统计的15个主要国家里，日本不但不能与中美相比，与人口远不如自己的德法相比也大为逊色，甚至不到人口不足千万的以色列和新加坡的一半。1990年代还曾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竟然落到了如此田地，想来不禁唏嘘。 独角兽企业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是千千万万创新企业激烈竞争和新陈代谢中拼杀出来的。如果没有“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自然很难生长出独角兽企业。日本的独角兽企业之所以那么少，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没有出现大量的创新企业。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2024年底日本创新企业一共只有22,000家。创新企业数量之所以那么少，主要理由是日本年轻人大多倾向于就业，而不倾向于创业。根据·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调查，即使有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日本人倾向于创业的比例也是主要国家中最低的。日本人之所以不喜欢创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承受不了创业失败的后果，害怕失败（其他原因还包括身边没有创业成功人士、学校不开展创业教育等）。 创业，自然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商业风险。甚至可以说，创业成功是运气，创业失败是命运。正因为创业面临如此大的风险，各国都非常强调为创业者提供相应的创业生态（ecosystem）。创业生态包括诸如从研发到销售的产业链支持、政府的各种补贴以及社会对创新失败的宽容等等。在我看来，给创业失败者提供东山再起的“败者复活”机制则可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即使你第一次创业失败了，你仍然有机会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你仍有能力开始下一次创业。比如，马云在创立阿里巴巴之前就曾就多次创业多次失败。支持败者复活的最主要机制是灵活的劳动市场和宽松的金融市场。 日本人之所以不倾向于创业，就是因为它的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倾向于支持创业。以每年应届生4月1日一起入社、长期雇佣、年功序列为特征的日本劳动市场，构成了自主创业的第一层障碍。这是因为，一旦你创业失败，你就不可能以应届生的身份参加劳动市场。与中美相反，日本中途转职而获得比原单位高的收入的机会相对较少。以担保为特征的日本间接金融制度也不倾向于为那些只有创业点子而缺乏担保资产的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 近年来，日本政府和各界也直面日本缺少独角兽企业的现状，从开展创业教育、强化产学研结合、规制缓和、增强天使资本和风险资本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对策。2023年由Google Brain 出身的David Ha 、·Lion Jones 和日本外务省出身的伊藤錬创立的Sakana AI 由日本三菱电机、三菱UFJ金融集团等投资，与日本产业界和防卫省合作，开展利用AI技术为日本产业界和自卫队提供解决方案。该企业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是目前日本最大的独角兽企业，其估值在2000-4000亿日元。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以正规雇佣为主的劳动市场、以担保为主的间接金融市场尚未得到根本性改革，日本要量产独角兽企业依然任重道远。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5篇 日本前景篇 第1篇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 自去年11月现任首相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为紧急事态论并拒绝撤回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周边外交局面也对立不断，与几个主要邻国关系长期紧张。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闹剧”及安倍二次上台后强推“价值观外交”及安保政策的对美一边倒，提出台湾有事论等，日本外交战略方向偏离战后体制轨道取向。与1980年代以来追求的“与国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的大国梦渐行渐远。对美一边倒政策在矮化自身地位与立场。 1. 两个轮子变一边倒 1977年福特内阁提出，日本把“日美同盟基轴”，联合国为中心及亚洲重点作为外交三原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平衡，这些年来除追求强化日美同盟基轴外其他的支点受到弱化。过去常听到日美与日中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现在被对美一边倒所取代。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中日之间存在不少问题，在“和平国家”原则下，主动把主要邻国中国视为假设敌国或“最大战略挑战”并不明智，有失偏颇。日相发出台海错误言论后连美国总统都告诫日本”不要对华惹事”。“中日不再战”曾是邦交正常化以来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但现在却被“中国威胁论”所冲淡。面对中方提出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方否认，有媒体人则称“这么称日本我挺高兴”。可见两国间对军国主义认知的巨大反差令人忧虑。 对美一边倒意味着对美依附与服从。当年小泉纯一郎认为只要把日美关系搞好其他国家都能摆平。可现实真如此吗？一边倒真的能使日本外交走上坦途？真能使日本安全有保障？真的能实现日本的大国梦吗？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失掉一个轮子的两轮车能否行稳致远，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在大国博弈中，日本自我矮化的一边倒使自身地位受到限制，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下降。能否在下一轮参与国际秩序的“餐桌上”就很难说了。 2.大国梦靠什么能实现？ 早在2005年日本庆应大学教授舔谷秀芳提出日本应放弃大国外交幻想，走中等国家道路。那是基于国际社会现实提出的。然而建立“与国力相适应的大国地位”是多年来日本国家的基本选择。可现实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20-30年”使日本发展并不顺畅。2010年被中国超越，23年被德国超越，今年或被印度超越。社会老龄少子化及日元贬值等持续影响。加之露骨介入台海局势导致外交困境，致使多年来日本的入常（被指“没资格”）努力遭受挫败，大国梦目标受阻。现在连美国都不愿被台海局势裹挟，高市的紧急事态论必然要碰钉子。不纠正错误空谈对话会被看作没有诚意。更难实现互信。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全力以赴的对美一边倒并未得到美国保护日本的“坚定承诺”（今年香格里拉会日美防长互动）。事实说明，靠搞小集团及邻国对立不能保障自身安全稳定。还可能带来更多的不安。这样下去不仅大国梦恐难实现。 （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 2026 年 5 月 30 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发表演讲。来源：politico） 3. “日本丸”未来驶向何方？ 首先，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美国不可能同意日本拥核。 日方提出与美国“核共享”也被否定。美国认为“核保护伞足够了”。日本加入了NPT，CTBT等多个国际条约。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不得拥有战力，不承认日本交战权。还有非核三原则等国策，加之邻国中俄朝韩反对等等，日本要发展核武及战略武器都面临很高门槛。某些日本政客的拥核论只会使日本处境尴尬，形象受损。连美国都不支持拥核没有出路也不现实。 众所周知，二战时期日本并没有核武及战略轰炸机，也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最近日本发展动向看，松绑武器出口，部署进攻型导弹及改宪论等等，靠没有战略武器来搪塞是否成为军国主义缺乏说服力。还会招来邻国对日本的强化军备动机的质疑。目前日本的军费在GDP占比已超过中国，海空军力量（吨位及战机数量）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世界上日本自卫队在军事装备的战力已屈指可数。尽管美国默许鼓励盟国扩张军备，考虑到历史与现实，日本也应三思而后行，扩军努力不会提高日本的国际威望。靠军力更难改善国际环境。坚持和平国家道路才是正途。 总之，和平发展是战后国际社会及日本的历史选择。而近年日本对美一边倒，强化军事集团及军事能力等作为不仅不会给日本及亚洲带来和平与稳定，还会弱化其地位。失衡的外交政策亟待矫正。日本未来向何处去，是否会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国家要看实际发展。国际社会期待看到一个能够以史为鉴，真诚反省战争，以实际行动求得战争受害国人民的理解和尊重的日本，一个与邻为善，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日本。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6篇 日本前景篇 第2篇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2026年以来，由于出现日本高市早苗上台这个新变量，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正发生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美国对盟国控制和影响力趋于下降。这不仅表现在北约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与美国对立，以色列领导人在军事行动方面不再完全听从美国指挥，也表现在日本领导人在对华政策方面我行我素而不再跟跑美国。 世界格局并非像某些人描述的中美两极对抗而其他国家只能选边站。当今世界各国会有不同选择。例如，首先是顺应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与中美同时谋求友好，左右逢源；其次是与中美其中某一国保持友好，有得有失；再次是挑拨、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弄巧成拙；最糟糕的是同时与中美两国较劲，损人害己。安倍晋三内阁采取了第三种选择，高市早苗内阁则倾向于公开对抗中国，暗中与美较劲。在欧洲、中东战乱长期化背景下，日本开始针对邻国部署具有先发打击能力的中程导弹，加紧展开军工生产与出口。发展下去，日本会否再度成为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值得高度关注。 一、美日同盟究竟是“瓶塞”还是“蛋壳” 美国曾流行一种说法，把美日同盟比喻为可以把日本军国主义封在瓶子里“瓶塞”。对此，我曾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美日同盟就像一个“蛋壳”，里面孵了一只雏鹰，会在适当温度中成长，最终将啄破美日同盟的“蛋壳”，破壳而出，变成一只威胁别国的老鹰。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伴随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便开始抨击日本在安全方面“白搭车”，要求日本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日本则一面关注亚洲邻国的反应，一面在日美同盟框架内逐步增加军事投入。美国习惯于日本这一“忠实”盟友的做法，一直把日本增加防卫费作为支撑美国军工生产线的资金来源之一或维系驻日美军基地提款箱。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在客观上抑制了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冲动。从这个角度看，对美国来说，所谓美日同盟“瓶塞论”有一定道理。美国分析人员现在仍认为，日本受各种因素制约而不会实际上拥核。日本增强常规军事力量，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因为中国是日本的主要对手，日本发展军备可以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 （2026年7月3日晚上，东京都港区举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活动，小型无人机拼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排站立的画面。来源：共同社） 然而，高市右翼势力上台以来则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变化。2022年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提出发展日本军工产业。高市一上台便提出修订并加强国安战略，以利增强日本持久作战的韧性。今年4月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除了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决定向澳大利亚出口战舰，并开始谋求向新西兰、印尼出口。 从近期看，这似乎有利于强化美国在东亚地区盟伴的实力，但从长远看则可能加剧美日同盟的内在矛盾，并对东亚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美同盟的“蛋壳”内日本这只雏鹰正迅速生长，似乎正着力把“蛋壳”撑大，以利继续在维系日美同盟的同时，在军事上“野蛮生长”，并谋求尽早实现修宪；在地缘战略方面打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旗号，建立日本主导的盟伴体系；在国际秩序方面，彻底打破战后国际法基础上形成的战后秩序，谋求恢复日本以往明治帝国的“历史荣耀”。 今年以来，日本加速发展军工生产与出口，以所谓联合制造为名向澳大利亚出口11艘“最上级”战舰，2034年之前部署到位。2013年至2023年日本已向菲提供12艘巡逻艇。日本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决定向志同道合的国家无偿提供官方安全援助（OSA)。第一个受援国是菲律宾，今年2月决定向菲律宾无偿提供海岸监视雷达。高市内阁取消对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限制后，邀请菲律宾总统访日，将日菲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今后将进一步作为“准同盟”加强军事与情报合作。日本的“阿武隈”级护卫舰、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杀伤性武器装备有可能出口菲律宾。 日本这种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是战后以来第一次，尚处于初级阶段。高市内阁期待军工生产能拉动经济增长，并锁定相关大企业继续集体投票支持自民党。近期，日本相关军工企业利润猛增，股票上涨。日本在海上军力发展及量产精确制导中远程导弹方面，已呈超越及取代美国之势。今后，日本为确保军工产业发展，必然竭力制造或利用台海、东海、南海危机，从而不断加剧东亚紧张局势。                 二、日本国家模式转型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复杂影响 高市执政后，日本战后以民品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立国战略，开始转向对特定国家出口军品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一建立在日本准备武力介入所谓“台湾有事”背景下的新变量。正给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带来以下新的影响： 第一，在对华战略定位特别是“台湾有事”问题上，日美矛盾首次凸显。日本右翼势力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企图利用“台海有事”把美国拉下水，造成中美围绕台海火并，两败俱伤，日本从中渔利，重温主宰东亚旧梦。美国对此心知肚明，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中美建立起以合作为导向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第二，日本感到美国靠不住，首次提出“自由开放印太”的升级版，通过军事合作与军火出口将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升为日本的“准同盟国”，在台海、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加大介入力度，试图对中国形成多边军事威慑，从而加深了中日结构性战略矛盾。 第三，日本加强军工研发、生产和出口，战后首次出现在亚太地区海上装备输出方面“美降日升”趋势。美国在海上造船能力衰落的情况下，日本趁机开始填补美国留下的这一军火市场的真空。日本开始在日美同盟这个“蛋壳”内加速成长。日本右翼势力希望早日形成不再依赖于美国的独立军事力量，从而在拥核问题上具有对美国更大的发言权和自主性，然后才能“破壳而出”。 第四，日本向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武器，其目的之一是加强与北约的军事、情报合作，拉其对抗中国。同时，日本从未放弃离间中俄的念头。中东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高涨，日本需要从俄进口部分能源，于是向俄伸出缓和关系的触角。而普京总统访华进一步增进了中俄关系。今后，日本会否向乌克兰出口杀伤性武器，值得关注。 三、日本右翼势力“脱美拥核”进程将迈开“第三步” 现阶段，日本尚难实际拥有核武器。美国在日本保有驻军并实际控制日本部分领空。因此，美国人仍会相信美日同盟的“瓶塞”效应，对日本扩军售武不以为然，甚至还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军事预算。 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与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等补贴需求，令高市政府难以马上接受美方提出的军费开支达GDP3.5%的要求，而是在按自己的套路、战略逻辑和节奏，通过武器装备出口增加日本军工产业自我“造血功能”，加速成为拥有独立军工自给由余的“能战国家”，进而突破“无核三原则”，最终成为拥核国家。 二战后，日本最早提出拥核主张的首相是岸信介，其外孙安倍晋三继承了岸信介路线。只不过，一直以来日本主要是向美国显示这种可能性与能力，从心理上迫使美国满足日本的战略需求。2007年安倍刚一执政便任命极右翼分子田母神俊雄担任航空自卫队幕僚长。2009年，田母神俊雄就提出日本应拥有核武器。2013年他又出版了《日本核武装计划》一书，提出日本可用20年实现核武装的路径与步骤，共分十步走。 其一，解禁出口武器，逐步建立日本不依赖于美国而独立的军事力量；其二，改造国民意识，逐步减少对拥核的心理障碍，强调日本拥核后中国在“尖阁诸岛”（中国的钓鱼岛列岛）就不敢强硬；其三，修改日本宪法，彻底解除法律束缚；其四，修改无核三原则，运进美国核武器；其五，要求美国租借给日本核武器；其六，与美国实现核共享，学会掌握另一把“核钥匙”；其七，表明独自开发核武器意愿；其八，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其九，实施核开发，不承诺不使用核武，确保核威慑；其十，核试验，与印度加强核合作，实现电脑模拟临界试验，宣布试验成功，日本成为核国家。 田母神认为，对外出口武器是日本拥核迈开的第一步。其逻辑是，日本战后军事装备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而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生产、出口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谋求拥核，定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制约。因此，日本要拥核，首先要建立自立的、不再依靠美国的军工生产体系。由于军工产业投入高，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而且需要有海外出口市场。所以他主张，日本要用10至15年建立起这种独立的军工体系，届时即使美国不向日本提供军火，日本也可照样不在乎美国的立场而秘密发展核武器。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田母神是极右分子，不代表日本政府，但须切记，他曾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高指挥官，在自卫队长期从事错误历史观、战争观的教育与思想灌输。因此，今年3月发生日本现役年轻自卫官持凶器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寻衅的未遂恐袭犯罪事件，绝非偶然，与所受教育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田母神俊雄支持的高市早苗右翼政权诞生后，他的一些建议已被政府采纳并迅速落实。 高市上台不到半年便迈开上述田母神十步走拥核战略中的第一、第二步，并准备迈出第三步，即拟于2027年春提出修宪方案，同时在参议院争取参政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保守政党支持，一举通过修宪法案。然后会尝试迈出第四步，修改无核三原则。 若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执政，继续迈出下面的几步，最终得以拥核，势必对中美俄及亚太各国构成不同程度的核威胁并带来战争风险。美日同盟的根基也会发生动摇，而难以起到所谓“瓶塞”作用，反而会更像一个孵化雏鹰的“蛋壳”。破壳而出的将是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日本。即使届时美日同盟仍可维系，但日本修宪后的这种军事同盟对他国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将大幅上升，成为东亚和平与安全的一股祸水。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民作何选择自然十分重要。那些从日本进口武器装备的国家是否继续扮演“帮凶”角色，也该问问本国人民吧！ （2026年5月3日，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活动，支持日本的和平宪法。来源：卫报）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3篇 日本社会篇 第3篇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日本是个非移民国家，同时也是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其移民政策的演进有其自身特点。简言之，日本长期采取高端吸纳、低端严控的分层模式；因老龄化被迫引入外籍劳工，又受社会保守、财政治安等因素制约，整体管控持续收紧，其移民政策始终处于 “缺人又限人” 的二律背反状态。近期，高市早苗政权的移民政策从 “谨慎开放” 转向 “严控排外” 的趋紧态势。其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主张 “日本人优先”、法律上全面收紧、执行上严打违规，同时对高端人才有限开放、对低端劳工严加控制。这种做法对管理在日外国人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在舆论上塑造排外氛围和借涉外议题争取保守选民的用意。 一、日本移民政策趋严的背景 日本政府于1951 年颁布《出入国管理法》，原则上禁止外国人长期定居，仅允许少数外交官、学者、技术专家等人员短期滞留。随着1980 年代经济腾飞，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缺口，但仍坚持不开放普通劳工移民，只允许 “短期技能劳务”输入的政策。其特点是无永住通道、无归化便利；外国人等于临时雇工，用完即走。此一时期在日华人主要是战后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少数留学生及家属滞留，但总体规模不大。 1990年至2000年前后，日本制造业、服务业缺乏人手，但政治上仍回避 “移民”问题，坚持 “劳动者即是临时工”；这期间华人滞留开始增长，留学生、技能实习生、经营管理签证500 万日元起步。2010至2020年左右，日本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开始被迫接纳海外劳动力。虽然日本政府承认 “人手严重不足”，但仍拒绝 “移民国家”定位；其政策逻辑是，短期用低端劳工、长期留高端人才。这一期间外国劳动者从172 万增长到205 万左右。尽管旅日外国人中的中国人数一直居于首位，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日越南人打工者却超越中国人成为第一大外国人打工者群体。 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景伴随民众生活水准下滑，日本社会民粹思想有所抬头。日本政府开始采取防御性排外措施，设立有序共生社会推进室、跨部门统筹外国人管控，目标是“严控流入、保护福利、维护秩序”。同时提高了移民的日语门槛、加强雇主担保审核、严查超时工作与偷税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移民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主要表现是，全面收紧、防御性排外；全程拒绝 “移民国家”标签；从“要劳动力”到“控人口、防福利滥用、保社会同质性”；全面限制低端打工者和普通创业者。 毋庸讳言，目前外国人相关问题已然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从客观上看，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法律层面，现有的外国人管理政策存在较多缺陷。很多外国人，如在日穆斯林、南亚裔或东南亚裔人利用难民、技术研修生等身份延长逗留期限或非法滞留，违反日本法律法规从业、就业，甚至违反日本刑法，从而导致大量治安问题。 二是经济层面，由于在日外国人数量剧增，很多地区出现了外国人聚居区，许多行业的从业者很大程度上也由外国人“操纵”和“把持”。加上日本金融管理相对开放，电子支付逐渐普及，由此导致在日外国人内部出现了大量日本政府无法监管的，巨额的金融往来。甚至出现大量赴日旅游的外国人与在日外国人几乎仅以本国货币或使用本国支付渠道进行交易的现象，从而导致日本的税收遭受损失。另外，大量外国人赴日工作，也挤占了日本本国的工作资源。尤其是在低薪、低技能岗位上，雇主大量雇佣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外国人也进一步挤压了日本底层劳动者的就业与福利空间。 三是文化层面，受日本“观光立国”政策和日元贬值的影响，赴日游客规模骤增，超越了日本旅游产业的承受上限，并影响到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进而使得外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经常产生摩擦现象。此外，大量外国人在日本聚居并维持本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从而导致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部分旅日外国人在生活上要求“超国民待遇”感到不满。 四是安全层面，这里主要涉及两个群体。首先是在日穆斯林人口的增加。鉴于欧美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对立激化，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对穆斯林群体的恐惧心理，担心该群体的恐袭隐患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冲击。其次是对于旅日中国人的怀疑和防范。在中日关系持续“转冷”的背景下，日本右翼舆论惯以给在日中国人打上“间谍”、“特务”、“盗窃技术”等标签，会使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印象加速恶化，进而扩大中日民间的隔阂。 图片来源：新西兰中文先驱网：《中国人访日人数持续领跑》 二、制约日本移民政策的诸因素 在日外国人问题越来越表面化，已然成为日本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高市早苗政府则以强硬的姿态予以应对，甚至专门设立了外国人政策统筹职务，由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兼任。但不能忽视，高市早苗政府统筹修改外国人政策，对外国人严加管理并不仅仅是针对日本的“外国人问题”，更多的成份是高市早苗政府的“执政问题”。 日本作为一个连续16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少子高龄化国家，劳动力十分短缺。而在日外国人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支撑日本经济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且其中大部分为适龄劳动人口。如果将大部分外国人拒之门外，日本的运输业、服务业可能很快面临巨大困境。但高市早苗政府内部对“日本离不开外国人劳动力”这一核心事实避而不谈，反而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谈外国人带来的治安风险，在面对外国人火葬与土葬的文化冲突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这一方面是为了渲染日本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为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新安保政策制造舆论声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转移国内社会对于日本近年来物价长期居高不下、社保压力巨大、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凸显等结构性问题的关注。 根据日本新闻网以及产经新闻等主流媒体的调查显示，尽管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方面亮眼成绩不多，但高市早苗首相近期的支持率依然维持在70%左右。由此可见高市早苗政府在各个领域打造的保守“战斗”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得到日本民众普遍的支持。鉴于此，我们在短期内仍看不到高市早苗政府主动修正包括外国人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尽管高市政府大幅提高“经营管理签”门槛等政策遭至国内不小的反对，旅日30年的印度餐厅经营者签证被拒等事件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但这些声浪仍不足以动摇日本严管外国人在日滞留的政策走向。 针对上述问题，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修改移民政策，以严管外国人的方式予以应对，但若是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情推测日本采取的措施来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究其原因，可以认为主要是受以下困境制约所致：其一是对劳动移民和本国基础劳动力的分配缺乏统筹，尽管日本需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但不具备类似新加坡或阿联酋的劳动移民管理制度，即按照业务种类，区分国内与国外劳动力的就业范围。 其二是考虑到国际舆论，日本的移民管理政策较难提升强制力。尽管美国特朗普政权采取的强硬措施，为西方国家严管移民开创了先河，但并不意味着日本能直接效仿；相反，考虑到严管移民可能招致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责，所以日本为了顾及国家形象也不会贸然行事。 其三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站位及其对特定区域，如中东、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依赖，限制了其对移民的管控力度。比如日本在中东问题的立场及对待国内穆斯林的态度比欧美国家更为温和，原因在于日本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应主要依赖于中东地区；又如在与中国进行博弈时，日本不仅需要在安全和政治上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家深化合作，也需要加紧开拓、抢占当地市场。可见，日本的移民政策有着诸多制约因素。 图片源于网络：《在日的外国劳动力占比趋势》 三、对在日中国人的影响 在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控制在日外国人和收紧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在日中国人群体所处的生活状况亦值得各界给予关注。近年来，在日中国人的构成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中国人以语言学习或以研修生身份赴日，以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为主，当然，中国从业者也存在着超期滞留等客观问题。但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逐步增加。特别是2008年以后，相对于短期语言学习，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大学攻读学位的比例大幅提升，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的留学生比例常年居高不下。2022年以后，取得经营管理签证赴日的中国人亦日益增多，大量中国人在日本经营民宿、餐馆，从事旅游业、服务业等管理工作。 最近几年，中国国内AI技术迅猛发展，IT技术人员工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旅日中国人的人员构成。在某些层面来说，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政策，针对在日中国人群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政府提高签证费用，减少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措施及使用场景等政策极大地降低了中国游客的赴日意愿；大量服务中国游客的在日中资中小型企业举步维艰；必须雇佣日本人等相关政策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尽管日本对中国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从短期来看，受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提高中国人赴日门槛等政策的影响，大量在日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面临更为严苛的生活环境，可以说日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旅游、旅居甚至移民的首选国家。客观而言，这一改变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其影响是极为负面的，但短期内高市早苗政府显然也并无意愿调适或改变相关政策走向。可以预见，在日外国人问题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高市政府获取高支持率以推进其安保政策、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抓手”。 诚然，日本面临外国移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的冲击，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政府采取应对措施自有其自身考量。但应当看到，在中日关系短期内仍难以转圜的情况下，日本移民政策的调整必将波及赴日中国人，造成隐性歧视增多，生活归属感下降等负面影响。 目前，日本出于对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的考虑，已对赴日中国人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有些日本高校的理工类专业对于中国留学生进出实验室实施一定的限制；加强对日语或专业技能考试的作弊或代考的管制；对于中国人在日本注册公司、购买土地、收购企业等经营活动加强审查等。当然，以上措施配合调整后的移民政策，固然会提高普通中国人移民日本的门槛，然而却不至于截断所有的“润日”通道。 一方面，针对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中国移民，因其有可观的消费或投资能力，能对日本经济带来积极作用，自然不会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对于具有特定技能或知识的人才，日本社会也不会彻底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移民政策趋紧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诸多与移民相关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本政府也会借此契机，对中日关系进行符合自身利益指向的调整。 总之，高市早苗政府的移民政策理念趋于保守和苛刻，对在日外国人重点收紧经营管理签证、永住、归化等居留资质，并且对资金、居住、纳税、语言要求等方面全面升级。在外国人赴日门槛大幅抬高的情况下，创业、留学、务工成本上涨，普通岗位求职、打工限制变多，永住、归化难度大幅提升，普通创业者身份风险陡增。鉴于此，如继续在日发展，就亟需提升专业技能、日语水平，向高端岗位、技术岗位转型，同时保证如实纳税、足额缴纳社保，避免长期离境。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经有言：“……质言之，此人世令人难安宿。难安宿则往易安身处迁出。”为此，某些难以在日本幸福生活的人理应未雨绸缪，不再单纯依赖居留日本，而要提早考虑做好回国定居或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备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