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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欢镇 | 继续推进没有美国的全球化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5篇 罗欢镇 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特朗普1.0以来的关税战、科技战以及拜登政府的以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小园高墙”式的decoupling、derisking,让很多人以为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已经结束,各国今后要走deglobalization的闭关锁国老路。到了特朗普2.0,美国更是变本加厉,无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等关税、退出联合国诸多机构,还是武力攻击伊朗、绑架主权国家的合法总统,特朗普成了无法无天的典型。人们惊呼,世界是不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 我是一直反对这种把美国等同于全球化的观点的。从经济(市场、金融)、科技、军事来看,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充满活力的国家。二次大战特别是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享受到了Pax Americana的红利,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美国也通过美元霸权和其他手段,享受了极大的特权和利益。但是,美国不是全世界。无论是人口规模(3.4亿,占4.2%),还是GDP(29万亿美元,占26.2%),都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GDP的很大一部分)。如果全世界96%的人口团结起来,继续推进全球化,那么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也仍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没有美国参加的全球化实际上已有成功先例。2016年由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越南等12个国家签署的TPP并没有因为特朗普1.0的退出而终结。TPP以CPTPP的名义继续推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自由化,2024年接受英国加入而重新成为具有12个成员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日本的经济体量和它的小鸡肚肠,CPTPP承担不起推动全球化2.0向前发展的重任。   自特朗普1.0以来,中国在不断苦练内功的同时,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不但在国内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制度性开放,在继续维护联合国、WTO、IMF等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秩序的同时,通过扩容“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实际上承担起了推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重任。全球南方各国也都期待着中国在坚持和推动全球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天下苦美国、苦特朗普久矣。美国霸凌不但激起了中国等国家的反抗,他对加拿大和欧洲等传统盟国的霸凌,也同样遭到了加欧的强烈反弹。达沃斯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卡尼对美国的控诉,欧盟8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都预示着一个新的趋势。    一个没有美国的新的全球化正在形成之中。推动全球化2.0,中国责无旁贷。

  • 吴川| 失序时代的东亚抉择: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主导权”?|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4篇 吴川 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特聘教授 2025年7月11日,第15届东亚峰会外长会在吉隆坡举行,外交部官网 在当前国际秩序加速失效的背景下,围绕中国是否应当在东亚采取更具主导性的战略姿态,甚至部分模仿美国式“唐罗主义”的讨论正在升温。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中国在东亚采取“更主动”“更主导”的姿态,甚至公开讨论是否应当效仿美国近年来愈发赤裸的“唐罗主义”路径——以国家利益为唯一尺度,通过施压、威慑乃至规则例外来塑造环境。但一个被反复回避的问题是:如果主导权意味着不断越界,这样的主导方式是否适合中国?必须明确指出:并非所有“主导权路径”都具有可逆性,其中若干选项一旦启动,将直接改变中国所处的结构环境,且难以修正。 第一条红线,是误判实力的可转化性。 中国的综合实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形态高度依赖区域经济网络、全球产业链和外部市场稳定。这意味着,中国的力量并非像美国那样可被频繁用于施压与越界。美国之所以能长期实施规则例外,是因为其成本可以系统性外包;而中国的成本高度内生化。一旦在东亚采取高压主导路径,经济、金融、供应链与周边政治反弹将首先由自身承受。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第二条红线,是把“安全威慑”误当成“秩序塑造”。 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核心焦虑,并非“中国是否足够强”,而是未来是否可预测。任何显著提升不确定性的行动,都会触发安全对冲,促使相关国家在安全上进一步绑定美国。这种结果不是“震慑成功”,而是战略环境的系统性恶化。一旦形成连锁反应,几乎不存在低成本逆转方案。 第三条红线,是加入规则例外化竞赛。 美国以国内法在国际水域扣押他国油轮,短期看是力量展示,长期看是国际法权威的进一步空心化。其结果并非秩序强化,而是将“规则”本身转化为可被选择性适用的工具。如果中国选择在这一轨道上与美国“对等竞争”,意味着主动放弃“规则稳定器”的角色。这将直接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国家中的制度可信度,其损失远超任何单一事件的短期收益。 第四条、也是最关键的红线,是台湾问题的处理逻辑不能出错。 台湾问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内政(内部政治整合)问题,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安全冲突”。一旦以外部冲突的逻辑处理内部整合,其结果将是问题的不可逆国际化:外部介入制度化、对抗长期化、治理成本指数级上升。即便短期行动成功,也可能在战略上制造一个长期无 法降级的对抗结构。 恕我直言:“他国能否越界”不是台湾问题的决策基准。美国和俄罗斯的越界行为本身并未提供成功范式,反而不断证明其长期代价的累积性与不可控性。将此类案例视为可复制经验,是对战略风险的严重低估。决策层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敢不敢做”,而是哪些行动会永久改变中国所处的国际结构?哪些路径一旦启动,就无法通过技术性调整降级?哪些问题如果被工具化处理,将导致目标本身被放大而非解决? 失序时代最大的诱惑,是把他国的越界行为误读为成功经验。但历史反复表明,越界从来不是免费的。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或许并非是否足够强硬,而是是否能在诱惑最强的时候仍然能区分清楚:哪些问题需要力量?哪些问题需要时间?哪些问题一旦走错路径,就几乎没有回头的余地。在失序时代,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错失窗口”,而是把结构性红线误判为战术空间,把外部越界经验误读为成功模板,并最终将内部整合问题外部冲突化。

  • 王在邦 | 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冲动很可能就是忽悠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3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特朗普2.0的美国成为最大麻烦制造者。我们看到,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不到一年,就搅动世界一片狼藉。这似乎印证了《三国演义》开篇词,“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合一分,短则不足百年,长则三四百年。美西方主导世界也就三四百年,世界也就是从联合国成立才部分摆脱混乱与无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源就在于,随着霸权硬软实力的弱化,美国作为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创建国之一,开始公然挑战甚至抛弃现存国际体系,成为当今世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最大麻烦制造者,使世界日益陷入动荡与不确定性交织的失序状态,国际法规完全或者基本被无视。看来,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结束。大乱实现大治,从无序回归相对有序,将是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有一点可以肯定,特朗普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拿破仑和希特勒齐名,在国际关系史上背负骂名。 但是,世界大变局并非世界末日来临。越是世界混乱不堪,忧虑惶恐情绪弥漫,我们越要保持冷静。必须认识到,天塌不下来!首先,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历史循环论的表层描述。按照辩证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循环往复是螺旋式上升的,某种阶段性或者局部倒退很难避免。由特朗普启动的这轮历史倒退,不可能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状态。几百年来,世界在美西方主导下发展进化,有很多不尽人意处。系统重启也必然是系统优化。其次,拿破仑和希特勒搅乱世界的时候,法国和德国都处在强势地位,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却处在风雨飘摇的下行通道中。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冲动很难得手,即便得手也不可能长久。因为,不管世界大变局如何演变,绝大多数国家人心思稳盼安求发展。而且,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坚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只要中国不想打仗,其他任何国家都未必有胆量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在核武器充斥世界的情况下,如果疯子掌权,核按钮失控,那是另一回事。 聚焦特朗普近期折腾,其西半球地缘政治操弄颇有玄机。第一,特朗普在第二任就职演说时就提到控制巴拿马运河,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问题,提前就透露出后来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即对外战略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转向重点确保美国对西半球的掌控。这证明特朗普的西半球地缘政治扩张,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是,作为在下行通道中加速滑落的霸权国家,却热衷于在近邻地区大搞地缘政治扩张,似乎是倒行逆施,黔驴技穷。如前所述,即便美国对邻国有压倒性优势,但也未必就能轻而易举得手。即便得手,也未必能长久维持。特朗普满打满算也就剩下三年时间。何况抢来的东西不合法。处在21世纪,同属发达国家的加拿大和丹麦人,有多少人会心甘情愿地成为破落户美国的二等公民?综合起来看,特朗普执政一年,内政治理乱成一锅粥,启动全球贸易战一败涂地,其他外交领域折腾没完没了却基本一事无成。正常情况下,特朗普及其团队应该不至于如此弱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需要换个思路。笔者倾向于,在特朗普内政外交一塌糊涂的背景下,中期选举又日益迫近,特朗普有点惊慌失措。再不拿出来点具体可见的政绩,中期选举后难免成为坡脚鸭。他曾经公开威胁共和党人,中期选举失利,他可能遭遇弹劾。再考虑到特朗普的演员特质,不排除这么一个可能性,他绑架马杜罗,嚷嚷着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只是为了在没啥政绩可以炫耀的情况下,借此制造议题,吸引选民关注,增加选民凝聚力。

  • 孙太一 | 丛林法则只是插曲,中国面对的是“代序崛起”的历史时刻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1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 副教授 特朗普二任一年有余,一边高调宣称要拿下格陵兰,一边对加拿大频频施压,同时又通过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关税胁迫盟友的方式重塑其外交风格时,国际社会普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视感:世界正在迅速滑回一个以强权为中心、以规则退场为特征的“丛林时代”。俄罗斯四年了仍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欧洲的战略耐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海局势上升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美国在西半球和北极地区展现出越来越直白的支配冲动,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图景:国际法是否正在失效?多边机制是否已经空转?“强权即公理”的逻辑是否正在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底层语法? 如果只看表象,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习惯于将二战后国际秩序视为一个以规则、制度和多边合作为基础的“现代体系”,尽管它始终存在权力不对称,但至少在话语与形式上,强权需要通过规则来包装自身。然而今天,这层包装正在被撕下。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无视,还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直接越界,乃至对格陵兰这一丹麦属地的公开觊觎,本质上都在传递一个信号:当实力足够强大时,规则不再是约束,而是可以选择性适用的工具。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理解为“多极世界自然到来所必然伴随的丛林法则回归”,那就低估了一个关键变量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本身。当前的“丛林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去中心化、多极均势自发生成的结果,而是一个由美国这个原本应当承担秩序维护角色的核心国家主动“去规则化”所引发的外溢效应。换言之,世界并不是因为“没有霸权”才走向丛林,而是因为“霸权不再愿意承担秩序责任”,才让丛林法则重新获得生命力。 如果未来美国的政治方向发生变化,比如特朗普下台,换上一位类似纽森这样强调制度修复、多边合作与国际声誉的领导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欧洲将迅速重新被拉回规则框架,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多边治理将重新获得政治空间,俄罗斯的战略行为也将受到更为系统性的约束。换言之,丛林法则并不是一个历史终局,而更像是一个由美国国内政治驱动的“窗口期”,一个秩序暂时失控、规则暂时失效的阶段性状态。 图片源于网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此刻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而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分叉口。因为在这个窗口期中,中国确实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路径。第一种,是顺势融入丛林法则的逻辑:既然强权可以越界,那么中国也可以;既然规则正在瓦解,那么不如主动利用这种瓦解去解决自身的核心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包括对周边国家的强硬再塑。按照这种逻辑,“美国能抓马杜罗,为什么北京不能拿下赖清德或武统台湾?”就成为一种看似顺理成章的类比。 但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可能带来某些短期收益,却意味着北京必须主动放弃自己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最大战略资产:制度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一旦中国选择在规则退潮时也跳入丛林,它不仅无法成为“新秩序的接班人”,反而会被锁定为“旧秩序瓦解的参与者”。这将极大削弱中国的软实力,使其与美国的战略差异被抹平,甚至反过来强化西方关于“中国只是另一个霸权国家”的叙事。 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的战略成本极高。丛林法则意味着高强度对抗、长期军事动员与结构性经济风险。对于一个仍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国家而言,这不仅可能削弱硬实力本身,也可能冲击国内发展环境,制造不必要的安全焦虑与社会压力。它并非“更强的道路”,而是“更危险的道路”。 因此,相比之下,“代序崛起”才是中国更为高阶、也更可持续的战略选择。所谓“代序”,不是推翻秩序,而是接管并优化现有秩序;不是通过暴力摧毁规则,而是在他人放弃规则时坚守规则,并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对规则进行适当校正;不是急于证明自己能成为“最强的野兽”,而是让世界逐渐意识到,只有中国仍在认真对待秩序本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信赖的领导型国家。 图片源于网络。 拿破仑曾说:“Never interrupt your adversary when he’s making a mistake” (当你的对手正在犯错时,永远不要去打断他)。今天的美国,正在系统性地破坏自身的战略信誉与道义资本。它正在向盟友证明,承诺是可以被随意推翻的;向世界证明,规则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向中立国家证明,与美国结盟并不一定意味着长期安全。对中国而言,最优策略并不是模仿这种行为,而是让这种错误自然累积、自然发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若能继续维护二战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主权不可侵犯、反对单边胁迫、支持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权威,就会在道义与制度层面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久而久之,美国的盟友将被迫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当“秩序维护者”变成“秩序破坏者”,是否有必要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依附对象?这正是“代序崛起”最核心的逻辑,它并非通过力量直接取代霸权,而是通过信誉的此消彼长,实现秩序角色的自然转移。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已经让这一推演初露端倪。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全面脱钩。恰恰相反,中国需要在“相互确保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MAED)的框架下,维持基本的经济相互依赖。经济相互嵌套既是风险缓冲器,也是战略稳定器,它为中国赢得时间,为秩序转移提供平稳过渡的空间。只要中美之间仍存在高度互赖,美国就无法轻易将战略竞争推向全面军事化,而中国也可以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继续积累综合实力。 图片源自网络。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问题必须被放入“代序”的时间尺度中来理解,而不能被压缩进“丛林法则”的节奏中。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越界行为,是在消耗其自身的制度资本;而大陆若对台湾采取同类逻辑,则是在消耗自己未来成为秩序中心的资格。这两者并不在同一个历史层级上。真正的战略耐心,不是放弃问题,而是等待问题在更有利的历史结构中自然化解。当“一超多强”格局中的那个“一超”真正完成从美国向中国转移时,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将不再需要以武力形式解决。 反过来,如果操之过急,在丛林法则窗口期内选择全面对抗,不仅会提前缩窄中国的战略灵活度,还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形成联合防范格局,使中国从“秩序接班者”被重新定义为“秩序破坏者”。那样一来,中国不仅失去软实力优势,甚至可能在硬实力尚未完成结构性超越之前,就被拖入长期高风险博弈。 因此,当前世界的真正分野,并不在于谁更像丛林中的强者,而在于谁有能力在丛林退潮之后,重新搭建秩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正在选择前者,而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后者。这不是保守,而是更深层次的进取;不是退让,而是对历史节奏的精准把握。 丛林法则也许正在短暂回归,但它更像是一段插曲,而不是世界政治的终章。真正的终局,不是“谁能在丛林中活下来”,而是“谁能在丛林之后重建秩序”。对北京而言,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成为更强的野兽,而是要不要成为下一轮世界秩序的设计者与承载者。这,才是“代序崛起”所真正指向的历史高度。

  • 李汉松 | 从失序到多序:超越区域霸权与选择支配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2篇 李汉松 美国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 左:1898年法国讽刺漫画《国王与帝王们的蛋糕》(Le gâteau des Rois et… des Empereurs)右:特朗普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中心切开一块形如格陵兰岛的蛋糕 从加勒比到北极圈,从西奈残阳到兵临伊朗:推特令,掷危枰,长臂横断油道,万国弹铗听……至此,简浅显的‘唐罗主义’解读——特朗普政府响应民粹诉求削减全球承诺,放弃全球霸权而回撤西半球——似难自圆其说。事实上,2024年公布以来鲁比奥一直奉行的传统基金会报告:《优先的必要:在更危险的世界里捍卫美国的利益》并未掣肘军工复合体,呼吁美国一撤千里,而是警告那些1990年以来对干涉四方习以为常却不知国帑亏空的美国精英:资源有限,分身乏术,不要遍地开花,而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美国战略回撤不假,但是并未一步撤回家,而是介乎全球支配与区域霸权之间,谋求一种‘选择性主导者’的全球战略定位:在控制西半球的基础上,美国也会着重介入一些战略要冲,阻挠其他势力主导全球议程。因此,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三角洲特种兵夜擒马杜罗,也是林肯号航母群迫近波斯湾,更有“硅和平”“和委会”;不仅是达沃斯台上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混淆不清,还有率尔成章的种种双边协议:从刚果-卢旺达到泰国-柬埔寨,从高加索到尼罗河。诚然,强权者也在乎国际规范,不然何必觊觎诺奖?强食者也忌惮国际法规,不然何以顾忌出国?国际尚未完全失序,但毫无疑问,国际规则被选择性适用、国际资源被战略性支配。曾获‘经济诺奖’的‘政治理论’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基于奥尔森(Mancur Olson)的模型描述了一种‘无政府’但‘有秩序’的现象:主导者与各层级、各体量的势力通过博弈、摩擦、协商,塑造规范。但是我们的世界不是加州的雷蒙德盆地(Raymond Basin):在这里,有多余一个帕萨德纳(Pasadena),主导着多个并行并存,又纠葛甚深的秩序,而所谓的多极与多边,又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多序’中不断构思、拆解、重组着林林总总的议事联盟。 The Prioritization Imperative: A Strategy to Defend America’s Interests in a More Dangerous World 左: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右: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因此,世界并未退回所谓的‘丛林法则’——除非我们听取欧盟外交官博雷利(Josep Borrell)所说,认为“欧洲是花园,世界是丛林”,那倒该返璞归真,拥抱作为世界规范的‘丛林’法则!——而只是步入了二战冷战后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夜深人静时,我们也该自省:惧怕新世界的不确定性,是不是因为我们依赖旧秩序的稳定性,甚至在现行全球支配体系中匡床蒻席,优哉游哉,直到这个体系的创建者开始自毁墙垣,才手忙脚乱?多元多方多规范的犬牙交错、聚讼争鸣正说明:具体‘规范’愈受挑战,我们愈有必要回到共同‘规范性’诉求,反思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形式。在下次溃冒冲突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如何跨语、跨境、跨传统思辨。也许我们会发现,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以来的‘丛林法则’这一概念,正是航海航海殖民、帝国扩张时代西方近代早期对异域生态的政治想象。而此时此刻,我们迫切需要集思广益探索的‘丛林’即便不是从吠陀到列国时代的神圣丛林(वन),也是生态多样,物种间关系环环相扣,但又极度脆弱的森林。在烈火焚山、海面上升的时代,我们是要思考‘丛林法则’: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 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藏Kipling,…

  • 吴白乙 | 美国霸权与世界变局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29篇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所长 教授 2026年开年以来,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主线之一格外明朗起来。一是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武,经此“小试牛刀”之战,攫取后者的石油资源,也巩固了在西半球的战略威慑力;二是美国明确要尽快拿下格陵兰群岛,为此加大在双边、多边(欧盟、北约)方向上对欧洲的政治和安全胁迫;三是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多边机制,同时另组“加沙和平委员会”,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表态愿意缴纳10亿美元的“门槛费”后入围。上述激变加重了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拥有关键资源、矿藏的国家再次感受到美式“强权即公理”霸道的现实回归。西方国家,尤其是备受美国欺凌的加拿大和欧洲只能加紧其多向协作,包括增扩在中国、东盟、(南美)南方市场的布局和投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冲华盛顿“成本强加”带来的影响。就未来秩序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退群”和另组小圈之举所造成的阴影相当深远,美国曾亲手打造的旧多边规制面临崩溃,但世界还远未对一个“只有美国”或“没有美国”的新治理体系做好准备。 | 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的这些“破坏性创造”无疑是服务于延续其霸权的战略目标,但特朗普的执念和蛮横做法必然对霸权产生巨大的反噬作用。首先,特朗普瞄准制造业产供链、关键能矿占有和国际战略通道发力,确可有利于美国在大国竞争占优。然而,美国所有的大动作却必须以打乱以往数十年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为代价,其自身市场、海外资产以及金融吸附能力与此密不可分,一味“折腾”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乱了自己,丢了外部环境的稳定性。作为头号发达经济体,美国是高度依赖外部确定性,也需要为各国提供相应确定性。特朗普正在反其道而行之,但终究要被其“颠覆性”行为所拖累。其次,美国放弃现存多边规则框架,本质上是为了提升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效率,但牺牲的却是霸权的美誉神话及其“大国自律”底线。如果连其他西方成员都不再被包容和团结,当传统联盟失去意义,“美国优先”口号下的霍布斯主义政策实践将让特朗普事与愿违,一方面促使世界各方加速彼此的“功利性盟伴”组合,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呼吁要组成“中等国家阵线”所示,另一方面美国再行霸凌和破坏的成本、难度都会进一步增加,避免自己遭到孤立的压力将成为常态化挑战。 | 图片来自网络 最后回到美国霸权的核心——超级金融帝国主义及其潮汐性收割问题。自俄乌开战以来美国历次借机对各方的财富掠取,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其作为全球资本安全锚地的地位。与此同时,为维护其战争机器和军事支出,从特朗普到拜登再到如今特朗普都将金融杠杆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债规模持续攀升,已突破38万亿美元,每年利息支出就超过万亿,而美国实际GDP的全球占比一路下滑到今天的24%。这些因素都无限放大了美元、美股、美债的风险。未来国际秩序变革的另一重大主题“去美元化”便相应提速。2020年以后的五年中,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下降了18个百分点,已跌至40%。中国也连续多年减持美债,已从1万多亿减少到目前的6800多亿美元。新兴经济体正在打造货币互换、数字货币和内部支付系统“三位一体”的自卫、合作机制,一场世界性“金融基础设施的重构”过程正在展开,其底层逻辑则来自各方规避、厌倦“美元帝国主义”的长期意愿。什么是压倒骆驼的那个稻草,它何时落下,似乎尚无定数,但一切变数都在成为可能。

  • 刘佩怡 | “唐罗主义”影响的不只是美洲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0篇 刘佩仪   国立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主任 美国针对委内瑞拉进行强力军事打击,逮捕委内瑞拉总统与夫人,并拟由美国直接接管委内瑞拉政府;以及,近期准备强力控制格陵兰,基本上便是其”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的落实。特朗普明确地将他对世界局势看法与其战略的推进,表明在他去年12月4日第二任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他将战略主轴置于补充“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也就是以美洲为美国的战略核心区域,并由原本全球领导的战略思维转向以区域核心利益为优先,更加积极介入美洲安全与政治事务;甚至在必要时行使强硬措施,以确保美国主导地位与政策推动。有关委内瑞拉与格陵兰事件,适足见其战略构想的落实。 如此战略,是否将出现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崩坏,以及国际秩序的摧毁,必须观察几个事件的发生。第一,美洲与其他各洲以海洋屏障,相对于其他洲更有条件产生孤立主义。如果未与其他各洲,尤其是他洲大国的利益有所冲突,美国行为未必会出现太大的反对意见,譬如委内瑞拉;以及之后可能出现对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的干预。但是格陵兰系属丹麦属地,因此特朗普的做法其实便是在为”唐罗主义”下定义。意即,”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仅反对中俄大国介入,也反对欧洲介入美洲。 | 图片来自网络 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第二,是与加拿大的纷争。即使美洲各国与美国对抗,也未必获得欧洲的支持,除了国力与美国悬殊之外,也有种族的潜在因素,欧洲白人不见得会支持非白人的美洲国家。但加拿大是个白人国家,当种族、政体、经济体制、国情都一致的加拿大,也成为美国准备强力控制的国家,便表示”唐罗主义”并非”门罗主义”,因为他更往前推进”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换句话说,“唐罗主义”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这是其与最初门罗主义最大的差异。 如果上述两个事件,最后出现丹麦与加拿大的退让,便须观察欧洲如何看待西方国际秩序的重组问题。欧洲如果妥协,中俄也仅会做壁上观;欧洲如果竭力反对,北约便可能因此瓦解,如此便不只是美洲动荡,而是扩及到麦金德所说”世界岛”的动荡。届时,世界岛的内外新月形地带与心脏地带,都可能出现变动,国际秩序会产生变化,直到下一个”均衡”出现。 | 图片来自网络 亚太地区也可能因此在这个国际秩序重组的过程中,出现变动,日本也正在观察特朗普第二任之后亚太区域权力的变化。据笔者的观察,绝大部分日本民众厌战,但部分人士并不惧战。日本部分人士推动”正常国家化”,值得注意。2014年7月1日的”内阁决议”,与2015年国会通过的”和平安全法制”,已对宪法第九条作出放宽的解释,自卫队的有限集体自卫权已为合宪。去年11月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系安保法制三种事态分类中的”存立危机事态”,这意味着若”台湾有事”,日本即可解禁集体自卫权。 中日冲突激烈化 可以预期,中日之间的冲突将更激烈化。对于北京而言,当解放军的海洋战略要从近岸防御,推动到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时,首先会遭遇的便是日本自卫队。可以预料,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琉球群岛海域会是冲突最激烈的场域。未来,尤其是第四艘航母服役后,依解放军的军力成长情况,中国大陆会拉伸可能的冲突场域到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因为这将能迫使对手必须由第二岛链以外或更远区域投入兵力与支援,使得对手的外线抵达与集结时间成本提高,而且必须在更大范围分散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6的投射范围可达4000公里,已经推进到关岛以东。 近年来中国大陆要求对二战日本军国主义究责,中日关系恐难以乐观看待,中日之间军事冲突的意外事件也有可能岀现。日本的军力不及中国大陆,但竞争愈激烈,日本挣脱和平宪法束缚的意志也可能会愈强,中日之间的民族仇恨问题也将更难解决。以上亚太地区的战略变动,都可能在美国的”唐罗主义”下逐渐出现。

  • 赵建民 | 唐罗主义让美国失去道德制高点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27篇 赵建民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去年台湾历经政治上的大罢免,加上台美关税协议的艰苦谈判,而台海地区又有解放军两次围台军演,时局空前动荡。新的一年里,两岸是否出现转机,台湾老百姓无不昂首企望! 面对变局,赖清德政府配合美国将半导体产业送走,又编列空前巨额三百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将台湾的未来绑定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问题是,美国愿意被绑吗? 川普先从关税入手,以经济民族主义的方式,试图重振美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霸权。接着,出兵委内瑞拉逮捕总统带回美国审讯,这个被称成为“唐罗主义”的强势作为, 目的似乎在于维护美国在美洲的主导地位,确实也重挫了中国在拉美的布局,墨西哥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百分之五十关税,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允许美军留驻运河地区,洪都拉斯可能与台复交。虽然如此,川普的举动却同时也断送了劝阻中国透过不同方式对台遂行统一的道德制高点。

  • 谢韬 | 国际关系进入剧烈动荡期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28篇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特朗普政府近期针对委内瑞拉和格林兰岛的单边霸权行径,不仅严重破坏了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严重损害了美国长期以来作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合法性。美国的肆意妄为迫使许多观察人士不得不面对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那就是尽管美国的相对实力的确在衰落,并且美国衰落论在一些地方颇为盛行,但至少现在美国仍然独霸世界。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能因为美国有衰落的征兆而低估美国左右国际局势的能力和意愿。相反,至少短期内还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有效制衡美国的霸权。虽然美国衰落是一个事实,但现在就唱挽歌也未免太早。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国际政治犹如国内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维持秩序和稳定,否则和平与繁荣就是空谈。 借用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的名言,在设计一个由人统治人的国际秩序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得霸权国有能力控制被统治的国家,其次是强制霸权国控制自己。二战结束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基本上控制了自己的行为,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诸多言行表明,美国已经不再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重大变化?其他国家又如何应对不再控制自己的美国?为了控制联邦政府的权力,麦迪逊提出了著名的权力制衡(“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面对野心勃勃、越发“无法自制”的特朗普政府,有没有国家或者国家群体,具有抗衡其野心的能力和意愿,让国际体系回到新的平衡? 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那就是这届特朗普政府只不过是二战以来美国坚守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传统的一个例外,下一届民主党总统入主白宫后将迅速拨乱反正,美国外交重回正轨,美国的野心也重新被自我制衡。不管怎样,特朗普政府不仅让国际关系进入了剧烈的动荡期,也让国际关系学界进入了又一个活跃期。

  • 段瑞聪 | 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确定时代的理性选择 | 海外看世界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23篇 段瑞聪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 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重组的背景下,主要大国都在重新调整和巩固各自的地缘政治支点。美国持续强化在西半球及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欧洲则依托欧盟与北约,构建起高度制度化的安全与政治共同体。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东亚地区迄今仍缺乏一个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区域安全与稳定框架,而台海问题的外溢效应,正不断侵蚀这一地区本已脆弱的战略平衡。 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关系作为东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走向已不再只是两国之间的外交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地区是否会进一步滑向阵营化对抗与军备竞赛的系统性变量。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否,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东亚整体安全环境。 近年来,围绕台海问题的政策立场分歧不断累积,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明显上升。日本安全政策的快速调整,与地区安全环境的整体变化相互作用,客观上压缩了中日之间原本有限的战略缓冲空间。这一过程也在不同程度上加深了双方的安全不确定感,使两国逐步陷入一种典型的“安全困境”状态,即越是出于防范目的采取行动,反而越容易放大彼此的不安与紧张。 在缺乏有效、制度化的危机管控机制的情况下,任何一次政治表态失衡、任何一次海空摩擦事件,都可能被迅速放大为地区性风险。正因如此,从防止东亚被锁定在高对抗轨道的角度看,重新稳定中日关系、为双边关系设定可预期的边界,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这并非出于情绪性的外交诉求,而是对地区安全现实的理性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中日关系再定义”,是指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中,通过制度化沟通、风险管控与最低限度的合作安排,防止双边关系持续滑向失控对抗。例如,在安全领域以危机管控为优先目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维持最低限度的制度性合作,在政治层面避免将双边关系工具化或意识形态化。 | 图片源于网络。 从中长期视角看,这种以稳定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中日关系,符合双方各自的现实利益,也具有重要的地区公共产品属性。对中国而言,有助于降低同时面对多方向战略压力的风险,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从而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对日本而言,则有助于减少被动卷入大国冲突的可能性,避免自身从“安全受益者”逐步演变为“冲突前沿国家”。对整个地区而言,中日关系的降温与稳定,将为台海、东海以及东盟周边地区提供关键缓冲,并为东亚逐步探索以风险管控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创造现实空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日关系的再定义不应被理解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让步,而应被视为两国在不确定时代共同承担地区稳定责任、降低误判与风险升级的理性选择。中日关系能否实现这种意义上的再稳定,影响的不仅是双边关系本身,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塑造未来几十年东亚安全环境的基本框架。和平与发展不应停留在口号层面,而应通过可操作、可持续的政策实践,成为地区各方可以共同维护的现实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中长期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稳定本身即是最现实、也最具价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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