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1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 副教授
特朗普二任一年有余，一边高调宣称要拿下格陵兰，一边对加拿大频频施压，同时又通过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关税胁迫盟友的方式重塑其外交风格时，国际社会普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既视感：世界正在迅速滑回一个以强权为中心、以规则退场为特征的“丛林时代”。俄罗斯四年了仍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欧洲的战略耐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海局势上升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美国在西半球和北极地区展现出越来越直白的支配冲动，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图景：国际法是否正在失效？多边机制是否已经空转？“强权即公理”的逻辑是否正在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底层语法？
如果只看表象，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习惯于将二战后国际秩序视为一个以规则、制度和多边合作为基础的“现代体系”，尽管它始终存在权力不对称，但至少在话语与形式上，强权需要通过规则来包装自身。然而今天，这层包装正在被撕下。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无视，还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直接越界，乃至对格陵兰这一丹麦属地的公开觊觎，本质上都在传递一个信号：当实力足够强大时，规则不再是约束，而是可以选择性适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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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理解为“多极世界自然到来所必然伴随的丛林法则回归”，那就低估了一个关键变量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本身。当前的“丛林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去中心化、多极均势自发生成的结果，而是一个由美国这个原本应当承担秩序维护角色的核心国家主动“去规则化”所引发的外溢效应。换言之，世界并不是因为“没有霸权”才走向丛林，而是因为“霸权不再愿意承担秩序责任”，才让丛林法则重新获得生命力。
如果未来美国的政治方向发生变化，比如特朗普下台，换上一位类似纽森这样强调制度修复、多边合作与国际声誉的领导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欧洲将迅速重新被拉回规则框架，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多边治理将重新获得政治空间，俄罗斯的战略行为也将受到更为系统性的约束。换言之，丛林法则并不是一个历史终局，而更像是一个由美国国内政治驱动的“窗口期”，一个秩序暂时失控、规则暂时失效的阶段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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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此刻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而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分叉口。因为在这个窗口期中，中国确实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路径。第一种，是顺势融入丛林法则的逻辑：既然强权可以越界，那么中国也可以；既然规则正在瓦解，那么不如主动利用这种瓦解去解决自身的核心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包括对周边国家的强硬再塑。按照这种逻辑，“美国能抓马杜罗，为什么北京不能拿下赖清德或武统台湾？”就成为一种看似顺理成章的类比。
但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可能带来某些短期收益，却意味着北京必须主动放弃自己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最大战略资产：制度合法性与道义正当性。一旦中国选择在规则退潮时也跳入丛林，它不仅无法成为“新秩序的接班人”，反而会被锁定为“旧秩序瓦解的参与者”。这将极大削弱中国的软实力，使其与美国的战略差异被抹平，甚至反过来强化西方关于“中国只是另一个霸权国家”的叙事。
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的战略成本极高。丛林法则意味着高强度对抗、长期军事动员与结构性经济风险。对于一个仍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国家而言，这不仅可能削弱硬实力本身，也可能冲击国内发展环境，制造不必要的安全焦虑与社会压力。它并非“更强的道路”，而是“更危险的道路”。
因此，相比之下，“代序崛起”才是中国更为高阶、也更可持续的战略选择。所谓“代序”，不是推翻秩序，而是接管并优化现有秩序；不是通过暴力摧毁规则，而是在他人放弃规则时坚守规则，并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对规则进行适当校正；不是急于证明自己能成为“最强的野兽”，而是让世界逐渐意识到，只有中国仍在认真对待秩序本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信赖的领导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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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曾说：“Never interrupt your adversary when he’s making a mistake” （当你的对手正在犯错时，永远不要去打断他）。今天的美国，正在系统性地破坏自身的战略信誉与道义资本。它正在向盟友证明，承诺是可以被随意推翻的；向世界证明，规则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向中立国家证明，与美国结盟并不一定意味着长期安全。对中国而言，最优策略并不是模仿这种行为，而是让这种错误自然累积、自然发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若能继续维护二战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主权不可侵犯、反对单边胁迫、支持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权威，就会在道义与制度层面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久而久之，美国的盟友将被迫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当“秩序维护者”变成“秩序破坏者”，是否有必要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依附对象？这正是“代序崛起”最核心的逻辑，它并非通过力量直接取代霸权，而是通过信誉的此消彼长，实现秩序角色的自然转移。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已经让这一推演初露端倪。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美国全面脱钩。恰恰相反，中国需要在“相互确保经济毁灭”（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MAED）的框架下，维持基本的经济相互依赖。经济相互嵌套既是风险缓冲器，也是战略稳定器，它为中国赢得时间，为秩序转移提供平稳过渡的空间。只要中美之间仍存在高度互赖，美国就无法轻易将战略竞争推向全面军事化，而中国也可以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继续积累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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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台湾问题必须被放入“代序”的时间尺度中来理解，而不能被压缩进“丛林法则”的节奏中。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越界行为，是在消耗其自身的制度资本；而大陆若对台湾采取同类逻辑，则是在消耗自己未来成为秩序中心的资格。这两者并不在同一个历史层级上。真正的战略耐心，不是放弃问题，而是等待问题在更有利的历史结构中自然化解。当“一超多强”格局中的那个“一超”真正完成从美国向中国转移时，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将不再需要以武力形式解决。
反过来，如果操之过急，在丛林法则窗口期内选择全面对抗，不仅会提前缩窄中国的战略灵活度，还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形成联合防范格局，使中国从“秩序接班者”被重新定义为“秩序破坏者”。那样一来，中国不仅失去软实力优势，甚至可能在硬实力尚未完成结构性超越之前，就被拖入长期高风险博弈。
因此，当前世界的真正分野，并不在于谁更像丛林中的强者，而在于谁有能力在丛林退潮之后，重新搭建秩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正在选择前者，而中国完全可以选择后者。这不是保守，而是更深层次的进取；不是退让，而是对历史节奏的精准把握。
丛林法则也许正在短暂回归，但它更像是一段插曲，而不是世界政治的终章。真正的终局，不是“谁能在丛林中活下来”，而是“谁能在丛林之后重建秩序”。对北京而言，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成为更强的野兽，而是要不要成为下一轮世界秩序的设计者与承载者。这，才是“代序崛起”所真正指向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