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平 | 特朗普“G2”概念与中美关系 | 海外看世界

夏立平

同济大学教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后两次提“G2”概念。他的本意只是指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绝不是要实现“中美共治”,也不应该翻译为“中美共治”。也许翻译为“中美协调”比较恰当。中国运用好“G2”将有利于中国制约美国对华战略遏制,学会如何与美国共同展现大国担当,增加中国的外交分量,加快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步伐。

“G2”的由来与特朗普“G2”概念的新变化

中美“G2”(两国集团)提法最早是2004 年底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率先提出,他将中美“两国集团”作为美未来应着力培养的四组G2关系之一。这四组G2关系分别为:美-欧盟、美-中、美-日、美-沙特。2008年6 月,伯格斯滕在美《外交》杂志发表《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一文,主张美中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在某种程度取代欧洲。伯格斯滕的观点引起美国学界和政界广泛关注。

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大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需求。2009年1月,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公开倡导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和“非正式两国集团”,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也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影响力骤然扩大。

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2月25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源:路透社)

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中美两国战略信任的不断下降,美国两党共识逐渐转向把中国视为对手,加上中国不接受G2,这些导致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2009年11月中方提出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提法后,美国政界、军界和学术界开始转向全面拥抱“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认为中国不接受与美国合作,是企图挑战美国霸权、取美国以代之。这导致奥巴马政府2011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手段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将60%海军和空军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等以对付迅速崛起的中国。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于2017年12月公布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挑战,开启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时代。

特朗普“G2”概念与过去相比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一)表明美国不得不对中国采取更加平等态度

特朗普重提“G2”概念,其潜台词蕴含中美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平等或许并非特朗普的本意,而是在现实压力下,特别是在中国国防实力迅速强大和经济稳定发展,中方手握稀土和大豆两张王牌力挫特朗普贸易战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正在从“俯视”转向“平视”。特朗普的“新现实主义”更倾向于与中国正常相处,在竞争中寻找平衡。

(二)显示特朗普愿意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第三阶段即“讨价还价”阶段

现在中美博弈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深水区。面对中国崛起,特朗普和美国绝大多数政界、军界和智库人士正在经历“悲伤的五个阶段”。“悲伤五阶段”理论源自心理学,描述人对待哀伤与灾难过程中的五个独立阶段,即“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长期以来,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始终处于第一阶段——即“否认”状态。直到奥巴马执政后期及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美国对华进入第二阶段——即“愤怒”状态。特朗普作为商人出生的总统,喜欢“交易”,因此他成为愿意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第三阶段即“讨价还价”阶段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这是他重提“G2”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为中美可能的大国协调进行试探

特朗普总统再次提出“G2”概念,是为中美可能的大国协调进行试探,也是向美国国内和世界炫耀他的外交成绩。特别是2026年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企图用外交政绩提高他和共和党的支持率。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后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后右)会晤后,见证中英两国官员签署数份合作协议。

(来源:BBC)

中美关系的前景

(一)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核心建立中美“G2”

中国应该用好“G2”概念,促使美国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良性互动,共同展现大国担当。同时中国将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但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建制派仍然主张要竞赢中国。在特朗普离任后,不管是共和党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上台,都会对中国实行激烈的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可能会迎来更大的暴风雨。特朗普2026年访华期间很可能会再次提到“G2”。我应利用特朗普执政为今后中美之间可能发生更激烈较量做好准备。首先,必须明确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为核心建立中美“G2”(中美协调),将“G2”作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中美关系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也为两国各自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第二,抓紧建立中美两国各层次、各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包括建立中美国家元首每年会晤机制,使中美之间各渠道各层级保持沟通,增进了解,便于妥处危机和问题。第三,“G2”应在2026年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双方可以相互支持中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和美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争取两场峰会都取得积极成果,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贡献。

(二)运用“中美+”形成国际大国协调体系核心

中国有必要利用特朗普重提“G2”,构建以“中美+”为中心的大国协调合作机制。当前世界多极化潮流仍在向前发展。“G2”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机制,而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协调合作。它必须适应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中美+”是适应世界多极化潮流发展的好方法,如“中美+东盟”、“中美+欧盟”、“中美+非盟”、“中美+阿盟”等。这样中美可以与有关区域组织、大国和相关国家就一些国际重大问题、地区冲突等寻求解决方法。例如,“中美+东盟”可以经协调采取合作外交解决泰国-柬埔寨边境武装冲突。又如,“中美+欧盟”可以合作阻止日本制造核武器,必要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协调一致行动,通过决议对日本核设施进行彻底核查。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凡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超出中国国力的事情,即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中国也完全可以拒绝不做。“G2”和“中美+”也可以使美西方政府和媒体借中国人权、台湾问题、香港、西藏、新疆等攻击中国的话语战受到挫折、难以施展。我也可以利用“G2”向美国施加压力,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作为G2”的政治基础之一,遏制美国“以台制华”和“借台牟利”的阴谋诡计。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尊独大的华夷观也必须改变。中国应该接受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观念基础上的大国协调合作新理念。

当地时间3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在白宫与德国总理默茨会面。

(三)以“G2”力压美日同盟和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

当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步伐正在加快。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和如何运用值得关注。特朗普政府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7日发表的涉台言论,既有赞成,也有不高兴。赞成是高市早苗把日本推到了保卫台湾的第一线,将来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日本自卫队将可以首先卷入台海战争。不高兴一是高市早苗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挑衅北京,与特朗普政府现在要保持台海稳定,不愿与中国在台海爆发战争的政策是相违背的;二是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表示,如发生被认定为威胁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即便并未直接遭受攻击,日本也将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意味着美日同盟进入战争状态,也意味着美国武装卷入台海冲突,这是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相违背的。而且美国认为其是否武装卷入台海冲突必须由美国政府决定,而不能由日本把美国拖下水。因此特朗普主动发起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以严厉语气警告高市早苗:“(中美)正努力把事情处理好,别来添乱”,施压她不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挑衅北京。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虽然宣称美国支持日本,认为中方对日本“经济胁迫”,强调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包括钓鱼岛在内,但他实际上否定了日本可以在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启动美日同盟的战争状态,以及在美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日本集体自卫权包括台湾。

特朗普总统2025年10月在韩国会晤习近平主席前提到“G2”,使日本政府感到非常不安,担心中美“G2”将会降低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使日本在与中国博弈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高市早苗今年3月访美,将是她企图打断中美“G2”走向的一次重大行动。随着日本再次向军国主义化方向演变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实力及影响力逐渐下降,中日矛盾很可能上升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

因此中国必须运用好“G2”,利用特朗普访华和中美领导人通话以及政府其他各层级交往对话,深刻揭露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动向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美国长远安全的危险性,使美国认识到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和核武装对其的安全威胁。中国必须以“G2”的发展力压美日同盟,减少美日同盟对中国的威胁,促使美国加大利用美日同盟制约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日本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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