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学者评【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开启新局还是换汤不换药？】第17篇
于振冲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研究》编辑
一、右翼“黑马公主”最终落败
高市早苗出身于松下政经塾，1993年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她曾担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总务大臣等职务，曾五次担任总务大臣之职。2021年9月，高市宣布参与日本自民党总裁的角逐，彼时虽没有派阀，但政界普遍认为其得到了安倍晋三的支持。在岸田政府进行的第二次内阁改组中，高市早苗被委以重任，出任经济安全保障大臣之职。2024年再度参选自民党总裁，她不仅承袭了安倍晋三的政治遗志，更立誓在此次总裁竞选中弥补前次之憾。高市早苗以言辞犀利、观点鲜明而著称，作为党内最为坚定的保守派人士之一，她曾公开阐明其政治理想：“我步入政坛，旨在推动宪法之修订”，其修宪决心之坚决，可见一斑。
高市早苗选举前支持率呈现出显著上升之势和第一轮投票的胜出，要归因于她在军事安保与经济安保政策领域所展现出的更为强烈的立场与决心，这赢得了众多对日本国家安全抱有深切忧虑群体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尤其是来自经济界与金融界的强力声援。
在第二轮投票之前，石破茂与高市早苗再次上台阐述观点。石破茂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坚决守护日本、国民、地方，以及我们所在的自民党”，他致力于“让每一位民众都能感受到幸福、安心与安全，使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针对近期频发的政治献金丑闻，他强调：“我们自民党必须成为遵守规则、信赖国民的典范。即使面临国民的质疑，我们也应坚信国民的力量，勇于直面问题，诚恳地揭示真相，绝不回避。” 高市强调了她作为一名女性能够进入总裁决选阶段，这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肯定，更是自民党与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当前日本正面临“极为严峻的安全环境”，这要求她必须在各种灾难面前挺身而出，坚决守护国家的安全、国民的生命与生活质量。对于日本的未来，高市表达了坚定的信心和乐观的展望。“年轻一代将在日本的未来发展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充满活力和梦想，是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安全、公平的日本。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确保积极的经济活动能够遍及日本列岛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确保国民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福利和教育资源，从而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但是第二轮决选投票中，仅在议员票部分，石破茂就以189票领先高市的173票；计入都道府县联合会的票数，石破茂同样以26对21领先高市。高市早苗的落败，在某种层面上审视，或可视为日本政坛的一次“风险规避”策略。具体而言，此举透露出自民党内相当一部分成员意图与深陷政治献金漩涡的安倍派划清界限的明确信号。同时，高市早苗所秉持的右翼鹰派立场，无疑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及外交环境构成潜在挑战。此外，鉴于当前日本政坛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已选举立场中立的前首相野田佳彦担任新党首，这一人事变动无疑为未来的国会辩论及朝野对峙增添了新的变量。在此情境下，高市早苗的极端右翼立场非但难以成为自民党的加分项，反而可能在辩论中成为对手攻击的靶心，对自民党的政治形象及政策推进构成不利影响。
二、当前日本女性参政困局
日本女性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一个历经岁月积淀的漫长历程。早在1870年《新律纲领》的颁布以及随后于1898年实施的《明治民法》，均为这一进程奠定了法律基础。随着女子中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明治政府于1899年2月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明确要求全国各府县至少设立一所公立的高等女学校，以推动女性教育的发展。然而，在早期的政治参与方面，女性并未能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1889年，依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明确规定，仅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25岁以上男子才具备选举权。这一规定导致仅有约45万人，即当时总人口的1.1%，有权参与选举，而女性则被完全排除在外。直至1945年12月，经过修改的众议院选举法得以公布，女性终于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普通选举权。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在随后的1946年4月10日第22届众议院选举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全国约70%的具有选举权的女性（总数达2056万）积极参与了投票，行使了她们的神圣权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选举中诞生了39名第一代女众议院议员，她们的当选不仅标志着女性政治力量的崛起，更对日本女性的政治觉醒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用。
战后，日本女性参与政治竞选的比例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明确表明了她们对于参与政治的意愿显著增强。然而，与此同时，女性候选人在选举中取得的成果却并未能与之相匹配，这一显著的反差凸显出日本社会在认可和支持女性参政方面仍需付出更多努力，日本女性参政之路依然充满挑战。
进一步观察发现，参议院中女性候选者及当选者的比例相较于众议院而言更为可观，这一对比凸显了在不同政治机构间女性代表性的差异。特别是在拥有更高决策权限的众议院中，女性占比的相对较低，这揭示了当代日本女性在立法政治领域中的话语权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呈现出“形式上的参与多于实质上的影响力”的现象。因此，为了推动立法层面的女性政治平等化，仍需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进一步提升女性在政治决策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
英国的卡洛琳·摩塞（Caroline Moser）提出社会性别需求的概念并且将其区分为“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和“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前者关注妇女面对其现时生活的需求，包含水的供应、保健、挣钱养家的机会、住房及基本服务的提供、食物的分配；后者强调改变两性之间权利不平等关系的需求，如挑战劳动性别分工，减轻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负担，取消各种制度化歧视，提供生育保健支持，反对男性暴力等。社会学家玛克辛·莫利纽克斯（Ｍaxine Molyneux）进一步提出“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两大概念。“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源于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只是满足女性当前的需要，往往是暂时性的；女性参政水平的提升，建立在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分析及由此而制定的改变压迫的战略上，属于“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上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彻底性的改变。摩塞认为，虽然实用性需求处于低层次需求层面，较为容易满足，但实用性需求的满足可能抑制妇女的战略性需求成长，存在固化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的现象，使女性继续处于从属地位两种需求存在非线性发展的情况，这是二者之前的相互矛盾。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高市早苗是继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之后第二位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女性，其多年的议员经验以及其女性身份都有利于其获取基层特别是女性党员的选票，符合其获取“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的基础条件。但另一方面，高市在女性权利问题上却持有相对保守的立场，如高市早苗反对设立女性天皇，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强烈反对允许夫妻在婚后保留不同姓氏的立法等，此类保守的立场淡化了她的女性候选人身份优势，而且在保守的自民党内，尤其是对于年纪较大的党内大佬，高市的女性身份可能又会成为劣势。通常而言，在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并伴随着政党的诞生。然而，在日本，政党的形成早于现代化在该国的启动与发展，且政党承担了发起并推动现代化的重要职责。特别是在战后，自民党掌权后，面对“追赶压缩型”的现代化进程，自民党重新界定了其政治方向、政策立场及行为准则，强化了保守主义思想的适应力，因此，日本的政党政治展现出了独特的特征，并促使该国在女性参与政治及女性政策方面进行了特定的考量与抉择。因此，在需要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上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彻底性改变的日本政坛，高市难以在“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层面取得绝对的优势。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自我意识的迅速觉醒已成为显著趋势，特别是众多女性积极追求政治权利、努力争取政治地位的当下，高市早苗作为日本女性政治家的实践过程虽然是日本的国内政情，但是对于全世界追求女性参与政治权力的进程而言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步。然而，我们需清醒认识到，真正要实现女性解放、畅通女性政治参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