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系列第3篇
笔者在综合阅读一些网络讨论后认为，由于汉语中政治意义上的“权（力）” 和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共用一个“权”字，“话语权” 这个概念在实践以及英译中，已经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困惑，也引起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研究学者探讨其内涵和语境的努力。
在笔者看来，实践中的中国话语权似乎既非强调中国“有权利” 言说，也非刻意追求中国的“宰制性的”（福柯意义上的，dominant）话语体系，而更着眼于强调中国应有更充分的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和“说服”受众的“能力”。在国际平台上，中国本来就可以进行自主传播，因此，“维权（利）”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而构建一种宰制性的话语可能也非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初衷，因此笔者希望指出，真正的目标其实就是加强言说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在这方面，美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在理论方面，正是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早在1920年代就系统论述了“公众舆论”问题，首次提出了“刻板印象”这一概念，甚至从理论上质疑大众如何可以，乃至真正可能接触真实。在实践层面，仅以从和中国现代史有关的部分来看，英国泰晤士报对晚清十年改革的报道至今还被视为不可代替的史料，近年来仍被中译出版，中国革命及其领导人个体是经由著名美国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介绍才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当代中国的深刻变迁也是经由韩丁（William Hinton）卓越的记叙艺术和深刻的洞见才被世界更深入地认识。把长征的故事写得更加有血有肉的也是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
笔者认为，美国的涉华报道中其实不乏“同情的理解”的历史传统，而记叙者都有长期深入的观察，以及和中国人的牢固的关系的建立和培育， 这其中还包括以用“非虚构”文体记录当代中国著称的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他们的著作通常扎实，细腻，有思考，有份量，既符合新闻的职业规范，又不乏宏大或微小的关怀。文笔的流畅，甚至使得美国的一些社科教授也把韩丁记叙中国土改的名著《翻身》看作英文写作的范本，而一些人类学家也把韩丁的土改叙事看作典范的人类学文本。可以说，美国的“话语霸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来源于其世界级的高水准。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在“话语权”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不是在语义上纠结是要维护“权利”（right）还是争夺“权力”(power)，而是一个如何提高水准，使得对外言说的话语既合情又合理，既符合逻辑，又有人性温度的专业问题，而这一切最终还是关于如何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真正“说服”人和“影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