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剑鸿
前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教授暨兼任所长
西方社会科学的演绎方法的主要问题何在？
前言
至今，在西方的社会科学界，演绎方法（deductive method）还是为主流。推崇这个方法的学者常会指出他人著作里的 non-sequitur（前后表达不连贯 (inconsistent or disconnected, not logical presentation) 或是不合逻辑地推论（illogical inference）。
我们也能见到归纳方法（indutive method）。掌握这个方法的人应当立刻领会辩证（dialectic; dialectics; and dialectical）的含义：只要在任意时间与空间（time and space）中思考、面对至少两组概念，就会涉及辩证。还有不少作者并不清楚、没能意识到自己实际采用的是演绎方法（deductive method）和 / 或归纳方法，也就是我所说的 abductive method【融合（带有辩证属性）方法】。
平心而论，历经近四十年学术生涯，我深刻认为：唯有辩证式（dialectical）的研究与写作，才能让中外社会科学研究者与读者贴近、认清完全不存在矛盾的现实（reality）。在我的一点理论（one-dot theory）中的螃蟹与青蛙行动模型（the crab and frog motion model）里，我就点明辩证方法的优势 —— 使用者在每一个时空维度只聚焦单一概念；如此一来，完全不会产生矛盾。正因不存在矛盾，运用辩证方法的研究者论述时不会自相冲突、难以自圆其说。
西方的演绎方法无法让我信服
演绎方法就好比一个人撰写专著，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看似逻辑通顺、体系完整、条理清晰。实际上至少有 1% 的内容存在逻辑缺陷。这让我联想到一句由八个或十个英文单词构成的名句。1913 年，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在诗作《神圣艾米丽》（Sacred Emily）中写下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后续也被作者本人与读者改写为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1922 年，这句十个单词的原文正式收录于斯泰因的政治讽刺作品《地理与戏剧》（Geography and Plays）第 178 至 188 页。
为什么这句八个单词的句子能长久引人关注？因为正反解读都通顺流畅。这句诗的表述带有典型演绎逻辑，在此先解释几组同义概念：原因与结果（cause and effect）；线性思维（a linear thinking）；连贯思路（a train of thought）；非辩证（non-dialectic）；思维单线化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中有一段情节：店员找零，顾客是给了 10 美元、只买了价值 2 美元巧克力的父亲。店员一边逐张递出美元，一边倒数：10、9、8、7、6、5、4、3。这就是典型的演绎思维。而擅长辩证思考的中国人会立刻在脑中梳理两组对立维度：一端是付出的 10 元，另一端是需要扣除的 2 元，两相抵消，快速算出应找零 8 元。
遗憾的是，演绎法限制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写作，难以写出篇幅更长、超出十个单词的完整论述，哪怕是报纸上百字短评、读者投稿短文也难以做到。
但如果在斯泰因的原句后加入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类表述，论述的拓展空间会成倍、数百倍扩大。举例而言：一方面，我们应当提前储备、采购更多红玫瑰；另一方面，也要考量其他非红色系玫瑰。要知道玫瑰色系（roses by color）接近二十种。简单来说，一句短诗可以拓展成一本完整专著。
不过站在纯粹学术立场，推崇演绎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坦然承认：最终他们都要向辩证方法让步，因为其论述至少同时结合了演绎与辩证两种思路。
个案分析
个案 1
将 “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改写为 “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这段文字的研究方法就不再是纯粹 100% 演绎。换言之，融合式研究方法更能让读者贴近真实现实。
倘若我们发散思维，在 “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句首加上否定前缀 “non-（非）”，当然可行，但这样一来演绎方法的纯粹性同样会被削弱，不再百分之百纯粹；但也可以说，融入辩证思路的演绎方法并未被彻底否定、完全舍弃。
个案 2
2025 年 9 月，中国领导人首次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今年 6 月，国务院首次发布全球治理相关白皮书，目的是让国际社会读懂 “中国方案”。
当下，一部分人使用 “国际治理” 表述，另一部分人则采用 “全球治理”。我的老师熊玠曾提醒我，他会使用词组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国际和 / 与全球治理）。熊老师的观点是：“国际” 二字可以适配各类语境（context）灵活使用，具备概念可互换性（fungibility）；而 “全球” 一词会局限于地球范畴的语境。要记住，全球指代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 与 “全球” 二者构成辩证关系，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官方论述里 “全球治理” 中的 “全球” 概念。我们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逻辑思维向来以辩证为核心。翻阅这份白皮书全文，文中没有直接出现 “非全球（non-global）” 这一表述，但两次提及外太空（outer space）概念（参见（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 （三）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还提到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参见（一）致力于普遍共同安全（六）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既然官方逻辑是完整的辩证思维，读者解读时就应当先思考 “全球”，再推导出对立概念 “非全球”，如此一来，“非全球” 就可以等同于国际、外太空等相关范畴。
简言之，如果白皮书标题改为…… 全球与非全球治理体系……，表述会比 “国际和 / 与全球治理” 更加周全完整。
个案 3
我们也可以探讨大写首字母的 Truth（大写 T，代表绝对真理）与小写首字母的 truth（小写 t，代表人间具象真理）。除去植物人、婴幼儿等特殊群体，普通人谈及 “真理” 时，脑海中能联想到无数现象、假想场景（scenarios）、具象事实；但谈论具象事实时，最好辅以客观实证。无论如何，绝对真理与具象事实构成辩证结构，无法割裂。简单来讲，演绎方法只能论证 “具象事实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却无法说明单一具象事实等同于完整的绝对真理。
余论
不少东方学生（包含学者、专业研究者）为获得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认可、谋求一席之地，不敢触怒当地学界主流学者专家 —— 毕竟全球顶尖高校、学术期刊、专业出版机构基本都由西方把控。
话说回来，即便把这番观点如实道出，又有多少中外学术大师读懂之后，会主动摒弃演绎法？根据我的观察，拥有这份学术良知与勇气的人寥寥无几。换句话说，一旦承认演绎法存在九成九的局限，他们过往出版的各类著作的理论根基就会动摇，近乎失去学术价值。
但自然科学界仍能沿用演绎法。原因在于实验室中的自然科学家发表成果前，会完整还原每一步实验流程，可供其他科研人员完整核验真伪，得出毫无歧义的统一结论。
而针对中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只要论述逻辑通顺、长短论点清晰，研究成果就算达标。可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专家要么看不懂、要么刻意忽视（neglect and ignore）这类重要的全新学术认知。
再次重申：我认为只有辩证方法能帮助我们更贴近现实；只是绝大多数运用辩证方法的研究者，不会公开分享自己构建、配套理论或模型的辩证逻辑图表（diagram qua theory and/o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