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学者评【国际话语权】第2篇
刘星
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
在国家仍然为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的今天，无论是霸权国家还是处于弱势的国家，都会主动或被动地表达并正当化本国的主张与政策，会考虑说什么话，怎么说话，如何让其他国家理解和接受。此外，话语权的“权”即可以意味着权力，也可以是权利，即使某种意义上强者更有可能拥有优势，但弱者仍然具有通过话语获得道义支持等的能力，换句话说，只要国际社会不是一言堂，话语权大概率是不可能被几个国家垄断的。因此，过度强调构建话语权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必要性。
国际话语权也很难说是学术术语，或更接近于一种通过加强在国际秩序中的发言权（以及背后提供支持的权力）彰显本国国际地位、获得尊重和威信的愿望与意志。如果和秩序挂钩，那么话语权可能就意味着规则的制订、解释和通过这些为本国政策提供正当性，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甚至支持。从权力政治的角度进一步说，话语权可能会被简单地理解为决定到底谁说了算，甚至就算说的不对，但依然可以通过用拳头或威胁用拳头让不听话的人受到惩罚或处于孤立，并且由于害怕受到这种待遇而不得不听。换句话说，从谆谆教导到威逼利诱都可以是话语权的构成部分。不过，如果尊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古训，话语权与软实力应该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话语如果可以让别人觉得拳头只会打坏人、只会提供更多的安全保证和好处，从而让大多数人接受，可能就算成功了吧。这时的话语可能不仅要包括政策、权力，还可能要包括价值观、制度等含义更为广泛的内容。
国家间一定会存在着话语权竞争，特别是对于崛起的国家而言，在现有秩序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让秩序认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肩负着“使命”，所以构建话语权更需要精心打造。首先，在外交中，言行一致、或至少树立言行一致的印象很重要。话语权不仅是权，也意味着责任与义务，承诺应该被遵守，行动应该与话语相呼应，否则（特别是说狠话却做不出狠事）会损害话语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因此在说话前或可考虑先预判后果再进行倒推，如果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许不说效果反而更好，谨言慎行总不会是减分项。其次，话语本身就是艺术，毕竟不是先生拿着戒尺逼着弟子听课背课文，不能或不能仅仅是灌输，如何让别人愿意去听和正面思考最终认可接受，甚至按照你的话语逻辑去理解秩序和政策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后来居上者而言，话语权的确重要，但首先了解和熟悉现有的话语，掌握和运用现有的方式也不能忽视。有时话语不一定刻意去追求，通过行动让别人感知和接受效果可能更好。有理不在声高，在节奏越来越快、不确定越来越强的今天，不说话的确不行，但说错话也可能适得其反，想想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就可以发现，如果不幸造成一种一言堂、唯我独尊的印象，一定是不利于话语权构建的。
如果话语权意味着参与、改善甚至建立秩序的一个体系，那么还需要很多配套的内容。比如，是不是需要更详细地向外国介绍或解释本国的话语逻辑；如何将话语细化或文本化为政府政策；如何设计一套各领域具体政策都可围绕某个或某些明确核心目标和核心逻辑的话语体系；即使是建构新的话语，是否也要保持和已有话语之间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等等。
日本在一战之前，有效运用了当时的国际秩序规则，强调与列强在话语中的共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秩序的“顶峰”，而一战后，膨胀了的日本开始追求用自己的话语建构自己的故事，尽管推出了诸如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和”共存共荣”之类的新话语，但是在不断侵略扩张的事实面前，再华丽的辞藻最终证明只能是一种苍白的借口。某种意义，话语的创造和叙述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行动反而更容易被人认知和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