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30篇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与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提出了“政体循环论”，认为政体会沿着循环路径逐步退化：君主制可能蜕变为暴政，贵族制会堕落为寡头制，而民主制若失去理性约束，则会堕落为暴民政治，最终又可能回到专制。这个逻辑在当今西方世界正在显现。民粹主义正是民主走向暴民政治的过渡状态：它打着“人民意志”的旗号，削弱宪政与制衡，依赖情绪化动员，虽非独裁，却往往成为独裁的入口。它的崛起既受经济不平等、全球化失衡推动，也伴随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涨。在科技创新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政治退化与社会动荡交织，使21世纪的国际格局更趋不确定和动荡。
今年7月参院选举表明，这一全球民粹化趋势已波及日本。长期经济停滞、少子高龄化与安全环境恶化积累了社会焦虑，也催生了对强势领袖的期待。石破茂等传统保守派政治家的理性稳健形象，难以满足民众对“杀伐果断”的心理需求。在民粹氛围的推动下，日本或将孕育出更为强硬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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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日本已对华展现出“遏制外交”的姿态，例如呼吁各国不要参加中国“九三阅兵”，预示着未来对抗色彩可能愈发浓厚。如果民粹继续发酵，日本外交大体会呈现出这样的走向：对华政策日益强硬，将安全置于核心议题；在对美关系上既有依赖，又不得不在经贸与战略自主上寻求一定的回旋；同时在多边场合更少妥协，更倾向以民族利益为先。这样的民粹化外交不仅会改变日本的对外姿态，也将为中日关系与地区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在日本政治可能走向民粹化的背景下，中国外交更需保持清醒与稳健。面对复杂局势，中国不仅要坚持多边主义，把中日对立置于区域和全球合作框架中加以化解；也要保持战略定力，不因民粹情绪和短期摩擦而偏离自身长期目标。同时，还应着力塑造国际话语权，将中国的和平与合作立场转化为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民粹主义时代的动荡格局中稳住中日关系，并为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注入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