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系列文章第30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
我的导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已经去世一月有余了。美东时间11月29日那天，我们在线上进行了追思会，有数十位傅老师生前的好友、高徒发言，百余位听众在线全程参与。其中部分师友的发言稿我们也在过去几周《海外看世界》的追思文章系列刊出。（大家可以点击上方嘉宾名单里每一位的名字查看他们的追思文章。）
正值节日氛围愈来愈浓之时，想到师母和儿子的感恩节餐桌边又少了一个人，想到今年圣诞、元旦他们家巨大的变化，不禁又悲从中来。因为追思文章系列以生活中的傅老师的点点滴滴为主，我在老师去世后两天草草而成的文字也主要谈及的是他的为人和我与他互动的过往。在这个系列的末尾，我想我也再补充几点关于我对傅老师学术贡献中我所吸收的那部分。在所有我的同门中我既不是研究议程与傅老师最接近，也不是修过他课最多，读过他著作最多的。这里权当抛砖引玉，从我的视角谈谈老师诸多贡献与研究特点中的一小部分，毕竟一位学者的学术贡献如果一直有传承，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永垂不朽”。
先说说方法论。我们都知道傅老师非常重视田野调查，一直坚持亲历现场，直接与受访者交流。值得指出的是，傅老师对公开资料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田野调查、私底下采访所得信息的关注度。傅老师会鼓励我们读《人民日报》，读《求是》等重要的刊物。很多老美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不就是北京用来宣传的重要平台吗，根本不值得一读。但傅老师始终认为最高层的互动、政策的走向是可以在这些重要平台初窥端倪的。系统性地看、密切追踪一些重要议题表述的变化可以迅速让学者对中国政治有更好地把握。另外，一些领导人的著作同样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傅老师的课上需要仔细研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章、报告。
傅老师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层面的特点与贡献是在研究精英政治时聚焦关键部门与岗位（critical positions）。在定量研究工具越来越丰富多元的今天，一些研究精英政治的学者会倾向于研究中国的整个官僚体系，建立庞大的数据库，哪怕不是涵盖所有省部级官员的履历，也至少要把中央委员会和候补委员都纳入样本中，然后通过他们的经历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等构建核心变量。这当中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同一层级、同一体系内的官员是基本可以被视为类似的分析单位的。但傅老师却认为，哪怕是同一级别的官员、精英，处于不同的岗位，研究的价值会很不一样 – 有的时候岗位可能都不太重要，因为重要的是那个人本身。所以，与其研究大样本的精英群体，不如聚焦那些真正对决策、对人事变动和局势走向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岗位以及那些岗位上的个体。傅老师有时会举例说只有25-30%的候补委员会在下一届党代会升迁，所以对整个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候补委员群体的研究很多可能是无效的。这一点上，傅老师最关注的是政治局、中办、组织部和宣传部，第二梯队的包括中纪委、书记处、以及主要的元老。哪怕是政法委，也得看其一把手是否入常才能判断在那一届班子的重要性。
傅老师同样会常常强调对原始材料、第一手资料的重视，而且需要关注细节。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改革，不少学者会笼统地说是“包产到户”。但事实上，傅老师根据文献考证，当时在凤阳其实是“包产到组”（而非“户”）的“大包干”，这其中还有具体的政策辩论和背景。而在79年之前，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已经有两次“包产到户”的尝试了，傅老师也都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有的时候，同样的史料，不同的视角，也会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傅老师认为在这一点上，所有学者都必须非常重视，也需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批判视角。比如，在他的《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课的最开始，他都会问大家中国近代史到底是哪一年开始的。如果你的答案是1840年，那你基本已经形成了是外部冲击导致传统秩序崩解形成关键节点的结论，这就有可能忽视清政府已经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尤其是羸弱的官僚体系和社会动员与变化速度的不匹配早已导致政治失序的现实。所以，近代史哪一年开始看上去应该可以给出不带主观色彩和立场的答案，但事实上选择不同的年份开始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结论。
关于中国的精英政治，傅老师也延续了他的老师邹谠的重要论点，那就是妥协虽然是可能的，派系平衡也会暂时、偶尔存在，但绝大多数时候或许是虚妄的，因为那只是一种策略性手段的暂时结果，真正存在的一以贯之的特点是对彻底胜利的追求，其他一切都是为了最终不可避免的决定性胜利做铺垫。他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治会一直存在“核心”的原因。“核心”会定义自己的路线，比如对邓而言，这包括经济的市场化和多元化、社会的非政治化（而非自由化）、对外开放，以及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就引出了关于制度化的讨论。傅老师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在此议题上的精彩论争非常值得一看。黎安友等知名学者研究中国体系的韧性时，会指出那是因为在很多方面，比如日益强化的继承规范、日益发展的精英选拔制度、派系斗争的弱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向政权提供反馈的投入型机构的出现，都促使政治体制走向制度化了。但傅老师则始终认为中国政治依旧是个人化的，而非制度化的。政治路线将政策与权力联系起来，政策争端中的个人和议题会紧密关联 ，而定义政治和经济路线的努力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按照邹谠老师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有时会出现妥协、让步、承认失败、谈判，甚至与对立势力合作的情况，但这些都是策略性措施，并没有形成永久性的，所有政治力量都必须遵循并接受最终结果的制度和基本运作机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临时性的安排乃至妥协、平衡，但这并非制度化。所以，傅老师不认为中国体制遵循韦伯所描述的“官僚制度”而应该被描述为是具有动员性质的列宁主义制度。维系该体系的最重要原则是“党管干部”以及在“正确路线”基础上强制推行的共同意识形态。傅老师认为，列宁主义体系可以解释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傅老师的学术贡献横跨多个领域，内容多元而丰厚，绝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其中许多洞见与著作，也唯有读者亲自走入他的文本世界，方能体会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最后，我愿以追思会结束时我所做的那段发言，作为本文的收束与纪念：
“斯人虽已远行，但他的思想与学问从未离开我们。我们在幻灯片中特地呈现了傅老师生前著述的十本书，欢迎大家在未来的研究与教学中阅读、引用、继续对话。只要还有人读他的书、念及他的思考与为人，傅老师就还在我们身边，他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长存于这个世界。”
愿傅教授的学术与精神，继续照亮后来者的道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