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系列文章第13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副教授
当代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一场既延续冷战逻辑、又超出冷战想象的结构性变化。要理解这种变化，必须从相互确保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与复杂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谈起，再一路推演，便能推导出现实主义（realism）与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其实存在交汇之处。在当下，中美在稀土与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所形成的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MAED）与互赖脆弱性结构（Reciprocal 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 RVI）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被置于代序崛起（order-succession rise）与世界领导型国家（world leadership state）这样更宏观的秩序变迁框架之中。
原子弹研制时期二二一厂技术攻关会议。
（来源：北京日报）
相互确保毁灭这一概念（MAD）最初产生于冷战核威慑理论的语境之中，并由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学者系统化。其核心含义在于，当两个大国都拥有可靠的二次打击核能力时，任何一方发动核战争都将面临本国被摧毁的结局，因此理性的决策者会在最高层级上被迫克制，战争由此在极端意义上变得不可想象。MAD 并不是道德共识，而是一种冷酷的结构性相持：正是因为毁灭的对称性，才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高度不稳定中的有限稳定。这一逻辑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关于“威慑”“相持”与“结构性约束”的基本模板。
与核威慑并行发展的是复杂相互依赖理论（complex interdependence），由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框架下提出。复杂相互依赖强调多个沟通渠道、议题多元化以及军事手段不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基欧汉与奈区分了“敏感性”（sensitivity）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指出国际经济与制度网络使得国家在相互依赖中获得收益，但同时也要承受成本。然而，在总体判断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倾向于强调制度、规则与互利合作可以缓解冲突、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战争与零和竞争的逻辑。
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realism and neorealism）则对这种乐观态度保持高度警惕。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学者强调，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所谓相互依赖往往意味着脆弱性，而脆弱性对于安全敏感的大国尤其危险。在这一脉络下，经济关系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互利交换，而是潜在的筹码与武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早在战后便通过《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揭示，对外贸易可以被用作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后来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在经济国策（economic statecraft）理论中进一步深化这一思路。近年，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与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提出“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指出掌握全球网络节点的国家可以通过金融、支付、信息与供应链体系对他国施压。可以说，现实主义传统不断提醒我们，复杂相互依赖既可能带来合作，也可能被战略性利用，其本质是一种权力关系。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刚出炉的稀土釉陶瓷。
（来源：新华社）
互依赖与武器化相互依赖之间，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新结构。中国在稀土矿产开采、精炼与高性能永久磁体生产上的主导地位，使其在新能源、军工与高端制造领域拥有关键原材料优势；美国及其盟友则在先进制程芯片、光刻机设备、EDA 设计软件与高性能 GPU 领域掌握不可替代的技术与制度节点。这种格局并非简单的单向依赖，而是双向且高度不对称的依赖：在不同环节上，各自拥有对方难以在短期内替代的关键资源。于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脆弱性”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互依性”，在中美稀土和芯片的互动之中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既互利、又彼此制约的结构。任何一方若试图通过出口管制、供应链封锁等手段对对方造成决定性打击，都必须同时承受对自身产业体系的巨大反噬，结果是双方在威胁升级时都面临极高的国内与全球成本。
在这一意义上，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MAED），也可以称之为互赖脆弱性结构（RVI）。与核威慑时代的 MAD 相比，互毁型经济相持并不依赖导弹发射井与核潜艇，而是依赖稀土精炼厂、芯片制造设备、供应链金融与跨国企业网络。其核心特点有三：第一，双方在不同关键节点上拥有各自的结构性优势，稀土与芯片只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二，一旦断裂，将对本国和全球经济造成近乎“自毁式”的冲击，因此威胁的可信度与可实施性同时受限；第三，尽管互毁的代价巨大，双方仍然会在边缘地带不断试探，通过局部管制、投资审查与技术封锁来积累谈判筹码。这种局部博弈又不断反向加强对整体相持结构的认知，使决策者意识到全面脱钩的不可行与危险性。这种结构既继承了 MAD 的“相互毁灭会带来稳定”的逻辑，又保留了复杂相互依赖中多渠道、多议题交织的现实，同时嵌入了现实主义关于脆弱性与相对收益的关切，因而本身就是一种连接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合型结构。
要进一步理解互毁型经济相持的意义，还需要把这一现象置于更宏观的秩序转型与代序崛起（order-succession rise）框架之中。传统的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代表学者如 Charles Kindleberger 与 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单一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维持规则与秩序。当霸权衰落而替代者尚未成熟时，体系将陷入无序与危机。然而，后冷战以来的经验表明，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总是以全面推翻既有秩序为目标，而更多是在既有制度与网络之中寻找缝隙与杠杆，通过渐进式嵌入与选择性重构逐步上升。我们可以将这种路径概括为代序崛起（order-succession rise），即新兴大国不是一夜之间推倒旧秩序，而是在旧秩序尚在运转的前提下部分接管、部分改写、部分增添新的议题与制度层次。
2025年7月16日，巴西里约热内卢，金砖国家媒体智库高端论坛现场。
（来源：新华社）
在这一过程中，世界领导型国家（world leadership state）的概念有助于与传统“霸权国”（hegemon）相区分。霸权国侧重的是支配性优势与规则制定上的单向主导，而世界领导型国家更强调协调、整合与提供多层次公共物品的能力。美国长期以来作为典型霸权国，同时也扮演世界领导角色，通过美元体系、安全同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制度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则在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框架内深度参与既有制度，同时通过金砖合作机制（BRICS）、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平台推动新的议题与制度安排，以一种复合型方式逐渐承担更多区域与全球治理责任。从代序崛起的视角看，这并非简单的取代，而是一种以互嵌与共存为特征的秩序接续。
互毁型经济相持与互赖脆弱性结构，正是这种代序崛起与世界领导型国家竞争与共存的一个关键载体。一方面，它限制了中美双方在冲突升级上的上限，使得全面脱钩与彻底对抗在结构上变得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两国在关键领域的权力感与不安全感，使得围绕供应链、技术标准与制度话语权的竞争愈发激烈。可以说，中美的 MAED 不仅是地缘经济层面的相持，更是两种世界领导路径之间的博弈：一种仍然以传统霸权稳定为参照，强调控制关键节点；另一种则在既有秩序内部通过代序崛起逐步扩大影响力，强调通过多边机制与基础设施网络塑造新秩序。
综上所述，从 MAD 到复杂相互依赖，从经济国策到武器化相互依赖，再到今天中美在稀土与芯片领域的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 MAED），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一单一理论的胜利，而是一种跨范式的融合。互毁型经济相持（MAED）与互赖脆弱性结构（RVI）为理解二十一世纪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在这种结构中，脆弱性与互依并存，竞争与合作同构，霸权与领导交织，而代序崛起则指向一种既不彻底断裂、也难以回到单极时代的秩序演变路径。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如何成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能否在这种互毁型经济相持的结构性约束之下，发展出一种兼具竞争管理与责任分担的世界领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