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此轮校园示威不会有深远影响
随着示威抗议在美国校园的蔓延，全球媒体都在聚焦事态的发展。报道的同时，有的人开始揣测随着抗议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会不会又是一次类似60年代反越战抗议那样的能深远影响美国政策并改变大选结果的重要社会事件？事实上，此次事件不仅不太可能影响实际的政策以及今年的美国大选，它和60年代的抗议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当前不同的校园内状况也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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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校园大相径庭
虽然校园内的示威最初大体上都是从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为开始的，但事态升级的原因和过程，甚至抗议者诉求都有很大的不同。哥伦比亚大学是警察最先进行大规模清场的学校。但学校之所以请来纽约警察清场，主要原因是因为抗议者（很多都是非本校学生）在清场前一天晚上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并对楼内的包括所有摄像头在内的设施进行了破坏，也把门窗全部封住。如果仍然是由学生们在校园的营地里不打扰他人的抗议，估计事态也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情况可能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经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校园，所以最近有一个比较连贯的观察。这个校园位于离白宫仅仅五个街区，毗邻美国国务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地带，但警察、学生、校方等的互动与哥伦比亚大学很不一样。最初抗议者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华盛顿特区警方就直接拒绝了校方领导层要求将示威者赶出校园营地的请求，称他们担心针对少数和平抗议者采取行动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抗议区域外围首先是该校的一些教职工手拉手围成一圈保护学生，避免校方或警方对自己的学生采取暴力手段。而离营地最近的各个方向的一个街区自抗议开始以来就被警察封锁了道路，因为帐篷搭到了路中央了 – 警察可能主要是为了考虑学生的安全。所以，在华盛顿，似乎教职工和警察到目前为止都站在了学生这一边，学生的抗议也比较有序、平和，只有学校管理层处于对立面。当然，最终乔治·华盛顿大学还是因为市长受到不作为就得去国会作证面临问询的威胁后被清了场。
4月25日，巴黎政治学院学生们在校内聚集举行抗议活动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的对立面既不是哥大那样的学校管理层和市一级的警方，也不完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那样学校的管理层。因为在警察清场的前一个晚上，该校亲以色列的反示威抗议群体想尽办法要破坏亲巴勒斯坦群体的抗议活动，除了朝对方丢危险物品外，还引发了肢体冲突。因为两派示威者出现了群体性斗殴事件，本来像华盛顿特区警察那样仅仅在外围观望的洛杉矶警方才决定第二天晚上清场。而且警方很有经验，故意早早围起来，但按兵不动 – 因为他们掌握着主动权，什么时候动手他们说了算。抗议者这边，本来当地时间晚上六七点就已经做好顽强抵抗的准备了，结果没能一鼓作气，反而经历了再而衰，三而竭的过程，等到凌晨，无关人等都回家睡觉去了，警察才开始动手，而且很顺利就完成了清场。
其他几个我了解的包括我自己教书的大学的情况也都和以上三所大学的情况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此次抗议的核心对立面并不完全是美国的联邦政府，不是很多人想当然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且，因为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不破坏学校设施、不导致学校活动中断的前提下，一般只要和校方报备一下（有的要批准，但批准并不难），便可在自己的校园里进行正当的抗议。学校可能会因为学生缺课而做相应的处罚，但不能因为政治信仰和立场让惩罚变得更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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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相去甚远
因为哥大被抗议者占领并封锁的汉密尔顿大楼在56年前的1968年的同一天（4月30日）也被当时反越战抗议的群体占领，所以很多人拿2024年和1968年进行对比 – 甚至还有人提到这两个年份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也正好都在抗议发生后在芝加哥开。但事实上，两场抗争已经有着天壤之别了。
首先，抗议者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1968年，当时警方逮捕了700人；进入汉密尔顿大楼的一些抗议者烧毁了很多教授辛苦积累的研究素材，有点打砸抢的感觉。而这次，抗议者们并没有被热血冲昏了头脑，而是在营地进行平和地交流与对话。对于想破坏他们示威的人，他们很温和地将其请出，并设立了营地的守则，明确了边界。在期末、毕业临近的时刻，很多学生也在学业和示威之间找到了平衡，当然与60年代一样，他们同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学生们还很在意照顾群体内的少数人，去满足一些人素食或者宗教相关的诉求。学生记者对现场事件的报道也努力做到客观、有效。而另一些人也练习了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撰写声明，搜集数据，利用社交媒体等一系列技能。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名女性在抗议活动中被捕
其次，警方的操作也很不一样了。无论是哥大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警方都通过各种方式，尽量避免事态升级，在没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下就带走了几乎所有大楼和营地的抗议者。这种协作经验的积累在哥大之后清场的几个校园里尤为明显。
而学校的管理层，则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深刻的问题。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对金主负责，还是对学生负责，做决策时完全没有听取本应参与学校治理的教职工的意见，与60年代相比有着重大的退步。一些学校领导层越来越把学校当作盈利机构在运作，与学术精神日益脱节。这使得他们并没有用心在解决问题，满足诉求，而是在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要时时考虑金主的感受。
当然，1960年代美国的抗议直接涉及到的是大多数美国人自身的利益，除了服兵役外还涉及到民权、反种族歧视等多重议题，更可能让多元的美国社会聚拢，进行抗争。而当前的以哈冲突，在美国国内缺乏大规模的有强烈诉求的受害者，很多人都是因为价值认同、身份认同而将自己代入，并不直接受害。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抗议规模比1960年代要小得多。像哈佛大学这样的抗议，抗议学生们已经自行决定拆帐篷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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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会影响政策
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校园里，抗议者的诉求很不一样，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把“停战”作为主要诉求，而是更希望学校管理层“转移投资”，不再把资金注入帮助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公司。但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有用，是否真的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呢？有研究学生运动及诉求效果的学者指出，这样的做法其实恰恰不利于他们的诉求。因为一旦学校减少持有相关公司的股份，他们的话语权相应的也会减弱，这些公司就更没有必要来听取学生的诉求来改变行为了。
另外，我们同样看到，诸如布朗大学、西北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与学生抗议者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仿佛是校方做了让步。但事实上，校方可能仅仅是以此拖延时间，让学生们提交一个具体的“转移投资”的操作方案，然后答应对相关方案进行投票。而在学生研究操作方案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大学可能根本没有直接投资以色列的公司（比如密歇根大学），很多学校，都是托管专业机构管理资产，买的也有很多都是包含各种投资组合的指数基金。而一旦这个研究和撰写方案的过程经历数周或者数月的话，学生们都放暑假了，可能事件本身已经化解了，但抗议者的政策诉求也许并未实现。
抗议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支起帐篷
学校层面是这样，政府层面也一样。拜登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发声，但很显然，他依然决定坚定地站在以色列这边。这不仅涉及到个人偏好，也有对政策延续性的考量。所以，拜登政府的对以政策不会转向，顶多就是支持的力度会略微有些变化，比如暂缓提供进攻性武器等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提供。当前，拜登和布林肯都已经提到了不会支持以色列在拉法的地面进攻行动，布林肯最近在中东也是希望能在以色列发动更为惨烈的战争之前，能够在和谈上取得进展。但拜登政府的这点微调显然改变不了真正在地面推进攻势的以军。内塔尼亚胡也已经明确表示，无论和谈是否成功，都会进攻拉法，而且也已经向美方和一些国际组织通报了相关的计划。也就是说，最近的这轮抗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很难实际影响政策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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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会影响总统选举
前文已经提到，目前的主要矛盾还是校方和学生或者不同派系抗议者内部，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并不是最主要的。虽然拜登会比特朗普更担心抗议，毕竟抗议已经直接造成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也给拜登政府披上了“和特朗普时期一样混乱”的阴影，但真正参与该议题甚至关心该议题的群体仍然是少数。
最近一次哈佛大学做的针对18-29岁年轻人的民调询问了这个群体最关心的在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议题。问卷给了16个不同的议题，而巴以冲突仅仅排在倒数第二位。年轻人最关心的依旧是通胀、医保、住房、枪支暴力、就业等直接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议题。在加沙地带的受害者毕竟不是美国人 – 这和当年反越战的群体和逻辑很不一样 – 有不少当前参与抗议的人也是职业抗争者。所以，虽然对一小部分在乎的年轻人而言，这个议题他们很在意，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十分在意这个议题，就更谈不上对这个群体的投票产生实质影响了。
当地时间4月24日，得克萨斯大学校园内，一名抗议学生静静地盯着一排德州警察。
另外，即便因为这一议题，一些年轻选民对拜登产生了反感，但他们知道任何不投给拜登的票都将是在帮助特朗普，而他们中很多人憎恨特朗普的理由要远远超过不喜欢拜登的原因。因此，在考虑了拜登以外的其他选项之后，很多人最终可能不得不还是不情愿地把票投给拜登。当然，这并不是说拜登连任是大概率事件了。拜登的民调依然低于特朗普，在六个关键的摇摆州里有五个都明显落后，他要连任依旧挑战重重。只不过，真正让他连任受阻的因素可能仍然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因素和社会议题，而不太会是巴以问题。
所以，此轮校园示威虽然很吸引眼球，也让一些人浮想联翩，但不太会有实际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