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学者评【日本政坛的乱与治】第17篇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当特朗普与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这场握手不仅象征着两个右翼民族主义领袖的登场，更揭示出一种深层的矛盾：当两个都以“本国优先”为信条的政客彼此相遇时，合作的基础也往往就意味着潜在的冲突。两人都信奉主权至上，都宣称要让各自的国家重新伟大；但在政策落实层面，问题变成了——究竟是让美国第一，还是让日本第一？谁为安全买单？谁在贸易中获益？谁承担盟友关系的成本？
一
“民族优先”的镜像政治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在政治风格与意识形态上颇为相似。两人都在国内经济焦虑与社会保守主义的土壤上崛起，皆以强硬、民粹、反全球化为号召。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高市早苗的“日本第一”，看似在不同语境中诞生，实则是一种镜像式民族主义：他们都宣称要恢复国家荣光，通过保护产业、减少对外依赖、重振军力来实现民族复兴。
日本民族主义兴起，极右政党“参政党”（Sanseito）在2025年的选举中大胜，席位从1上升至15，带给老牌执政党自民党很大压力。
（来源：BBC）
高市推动日本防卫预算提前两年达到GDP的2%，强调应对“中朝俄三重威胁”；特朗普则要求北约盟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5%，同时威胁减少对亚洲的安全承诺。这种逻辑的相似，让他们在言辞上容易共鸣——但也意味着他们在政策执行上几乎必然碰撞。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这符合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往往同时面对内政压力与外交博弈的双重约束。高市必须在国内展现“强硬的日本”，以巩固右翼联盟的支持；特朗普则需要在选举年告诉选民，他能“让美国不吃亏”。结果是两人虽然原则上希望能向对方示好，却最终都被迫在对方身上“立威”，将合作议题变成了民族荣誉的较量。
二
交易型外交与模糊的安全承诺
特朗普的外交观从未真正基于联盟信任，而是基于交易性现实主义（Transactional Realism）。他坚持盟友“应为美国的保护付费”，要求日韩购买更多美制武器，把安全关系视为可议价的合同。高市早苗则试图通过建立“准安全同盟”（日本、台湾、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来扩大日本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影响力，这既是对中国的防范，也是在为“后美国时代”的亚洲秩序预作准备。
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可以借用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来理解——盟友之间永远在“被抛弃”（abandonment）与“被卷入”（entrapment）之间摇摆。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令日本担心被抛弃，高市的“日本第一”又让华盛顿怀疑日本可能过度冒进。于是，美日关系在表面稳固的同盟框架下，实质上充满了互防与算计。
三
经济民族主义的碰撞
经济议题上，两位领导人的相似性更是矛盾的根源。特朗普主张加征关税、制造业回流、限制进口，以“保护美国工人”；高市则以财政扩张、产业补贴和出口导向为手段刺激日本增长。两人都认为经济政策是国家安全的延伸——即战争逻辑转化为经济竞争。
然而，当两个国家都以保护本国产业为目标时，合作空间便被压缩为零和博弈。
在汽车贸易上，日本希望以盟友身份获得更低的关税待遇，而特朗普很可能以“美国第一”为名重新加征进口税，尤其是汽车产业集中位于美国重要的摇摆选区；在防务支出上，美国希望日本为驻日美军支付更多费用，而高市希望以此换取更大自主权与防务技术转移。两人都在计算，但都不愿做“吃亏的那个”。
2025年10月21日，在日本东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前排右二）在临时国会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现场阅读文件。
（来源：光明网）
四
领导人政治与信任的消失
特朗普式的外交向来重视个人关系。他与安倍晋三的关系曾支撑美日联盟的稳定，但高市早苗尽管被视为“安倍的接班人”，要想重建那种私人互信有较大难度。特朗普不会把美日关系当成战略信任，而是一个可被重新谈判的交易；高市则希望通过外交强化日本的安全自主，却可能发现，特朗普所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客户。
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所强调的——国家政策往往反映领导人认知与国内政治的结合。当领导人都以选举与民族主义为主轴时，国际制度、联盟与规范便退居次位。在这种氛围中，“美国第一”与“日本第一”并非互补的口号，而是互相竞争的声明。
五
两个民族主义的零和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相遇，既是美日关系的延续，也是其再定义的起点。表面上，两位右翼领袖有着相似的语言与目标；但从根本上看，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兼容的民族主义逻辑：一个要让美国获利，一个要让日本占先。
他们都懂得如何利用对方的焦虑，却难以建立基于信任的合作。结果是，“美国第一”与“日本第一”在现实世界中并不会叠加成双赢，而更可能演变成一场关于成本分担、产业竞争与战略模糊的零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