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31篇
庚欣
深圳广电集团时事评论员
一
元首性格是中美互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人们常说这100年（即前50年＋今后50年），世界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如果从1972年中美破冰至今，再向今后的50年展望，估计大家都会觉得，元首性格始终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天特朗普的特立独行使中美互动出现了很多少有的变局，而且这几乎是从50年前“小球打动大球”背后的“高来高往”式互动即具有高度智慧、魄力和胸怀的元首引领开始至今，一以贯之到今天的现实写照。
1995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前排右三）访华，在北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当年，中美和中日关系几乎同时转圜，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中日关系是从“草根”做起，当时周恩来总理将其概括为“人民外交”、“友好外交”、“和平外交”三大特征。而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基辛格访华到发表上海公报，连国务卿罗杰斯有些事都被蒙在鼓里。直至今天，尽管双方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互动机制，但我估计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以“高来高往”引领的操作模式，这次马德里会谈，连已经谈成的“TikTok”这么个不那么大的话题，也要通过双方元首通话来确认，这种超大国外交“特有”的互动特征，在当年美苏时期是否也是这样，可能还需要细致比较。至于其他的双边、多边关系，能不能真正予以效仿，也需要研讨。起步于世纪之交的G20峰会，可能也是出于元首互动的考虑，因为G20其实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希望用“两大带两群”即中国带动发展中国家群、美国带动发达国家群而构建起来的。但看来G20的进展并不太顺畅。而中美无论是在比较动荡或相对稳定的时候，似乎都是“元首引领”作用突出。有人从制度上解读，强调中国是“一元化领导”，美国是“大总统制”，这自然是有道理的，而制度的社会文化历史土壤是什么，中美之间同异何在，今后会如何发展，也需要深究，总之，这是个谁都不能忽视、不可回避的大课题。
二
中国有关领袖文化的特殊定位
近来，人们越发重视对中美元首性格以及领袖文化等的了解和把握。应该说，有关特朗普等美国一线政治家的个人性格以及美国领袖文化等一直有很多披露和评说，很多人喜欢用“大男孩”来形容他们，这本是80年前那颗原子弹的名字，今天却似乎泄露了美国元首性格及领袖文化、包括民族性的“天机”。下面我想仅就中方有关领袖性格、定位等和领袖文化有关的信息做些回顾，仅供参考。
在中国谈到“领袖”，一般不习惯从教条出发，去比较什么变革型或交易型领袖以及精神领袖、权力领袖等，因为中国根深蒂固的“领袖价值观”是“成王败寇”，是具体的成功的化身。因此在中华圈，古今领袖第一人当属“开天辟地”的毛泽东，而且毛又堪称今天中国政治特别是领袖文化的主要创建者，又是今天中美关系主要的缔造者，通过毛来理解中国的领袖文化，可能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毛泽东对自己，对领袖的性格、定位等，都有很多有趣的论述（毛并不太谈论列宁“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等话题）。
1952年，毛主席在北京与周总理冒雨观看解放军体育比赛。
（来源：人民网）
首先是毛泽东就领袖性格及“初心”的袒露。毛早年诗词有一些带有自我定位“领袖初心”的生动描写，他说自己年轻时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当年站在橘子洲头，他会“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成年后则历数“秦皇汉武”等，明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中国现代史的每个重要关头，他都以一种“舍我其谁”的领袖型自信和才干，敏锐地捕捉到历史的方向。他志在高远同时又脚踏实地、知人善任的品格、思想创造性和组织实践性结合的作风，使他成为了中国百年革命变局的“第一人者”。1930年，为了帮助林彪转变悲观认识，毛泽东在福建古田镇给林彪写信，阐发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全新构想。在信的最后，毛泽东这样写道：“中国革命高潮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请注意：这是在中共最低潮时写下的文字，这封信后来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作为领袖，就像是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以自己的理想和行动指引着中共一步步走向胜利。这种思想上高屋建瓴、行动中几乎战无不胜、且至今还具有强大感召力量的特殊魅力，是中国政治领袖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人从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状态、跌跌撞撞进入现代社会所认知的最主要的领袖概念，对所有人都是一道深刻的政治文化烙印。
1950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代表。
（来源：共产党员网）
其次，是毛泽东成年后对于领袖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解读，毛建国后曾说过，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来看，是人民创造历史，先有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才有生产关系的革命和经济基础的改变，之后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人的观念也随之演变，这是一般的逻辑及历史顺序。但是，像中国这种落后国家搞革命，要实现“赶超”，那就要把顺序反过来，先需要一批有雄心壮志、接受了外来进步思想的领袖型人物，首先从上层建筑动手搞新文化运动、政治革命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再改变经济基础，搞社会主义改造即生产关系的革命，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不能用唯物史观机械地解读中国的革命，这样就在理论上解释了树立革命领袖权威（包括个人崇拜）的合理性，而且在中国从中共八大开始到后来，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即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或者是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和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等，出现了一种与马列主义经典不同逻辑与历史顺序的解读，而这些大都与有关领袖的定位不无关系。就连毛泽东晚年所谓“反修防修”，提出“接班人5条”，要揪出“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等，所有的想法和做法也都是从“领袖个人决定论”角度考虑，而不是从制度上来考虑中国革除弊端的需要。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国近现代史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不同之处，也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的一个表征，也是领袖定位在中国的一种特殊政治阐释。
1964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女民兵合影。
（来源：共产党员网）
再次，鉴于中国的革命领袖尤其是毛泽东的特殊作用，就出现了全社会拥戴、学习、尊崇领袖的热潮，周恩来专门以“学习毛泽东”作为演讲题目，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郭沫若作词）最后一句就是“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都是在强调领袖的突出作用，这种神化领袖个人“主观能动作用”的氛围，在一段时期曾走到极端，直至今天还在“崇毛热潮”中隐约可见。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反省和纠偏，当时甚至有针对领袖人物的漫画发表，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这表现出中国社会对于领袖地位的认知特征（其实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很少有人公开对天皇开玩笑，尽管有人会批评天皇如侵略历史责任等），这当然也和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关。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常常被西方认为是“同类国家”的苏俄，无论对沙皇、斯大林或列宁的身后处置，即通过人身消灭（如沙皇）或彻底搞臭其名誉（如斯大林列宁）的做法来否定前任领袖的做法，似乎与中国略有不同。这至少说明，在领袖文化上，不要过于简单地把中苏和中俄等量齐观。
三
越是大变局，越凸显领袖重要性
今天世界，特别是主要大国，似乎都越发凸显领袖的重要性。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越是在大变局的时候，那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和形成已久的利益结构及思想观念，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处于被冲击、被颠覆、被打破的状态，过去的社会资源配置分布等大都归零，需要重新洗牌，那些敢于创新、善于操作的领袖就会应运而生。“乱世出英雄”，大变局就是要“总把新桃换旧符”，而无论是“破旧”还是“立新”，都需要一批带有革命性的领袖脱颖而出，在潮头引领。百年前中国人的革命是这样，今天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发展是这样，今天美国人希望“再次伟大”的变革也是这样，世界的百年变局更是这样。中美两国是今天世界的领头羊，时代呼唤两国元首要发挥三重的领袖作用：一是领导本国人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二是驾驭中美关系这条大船，同舟共济，带领18亿人民相互成就、共创繁荣；三是引领全球和平发展潮流，合作共赢，造福世界。任重道远，我们不要辜负人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