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14篇
改革开放四十年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设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从198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四十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同时，也协调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拓展市场，增加收益，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成为深入全球化的必然一环。
从作为竞争对手的美国来看，中国生产效率提升，不仅仅是市场占有率被压缩，更是面临制度演进的挑战。随着市场被蚕食，收益被威胁，相对收益思维必然聚焦战略产业。美国《芯片与科技法案》和“小院高墙”便是从国内到国外对存在高额租金的高技术产业的对内扶持与对外打压。再深一层，战略产业涉及的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如Sub6和微波频段的选择）、产品质量标准制定（如星闪联盟）、知识产权专利（如5G基带芯片）、人工智能算力（如GPU）等，已经将中美关系从产业结构矛盾上升为产业规则竞争。产业结构历经数十年积淀和改变，虽然矛盾频生，但还有高耗能、资源密集型、低收益、比较优势、规模效益等产业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产业规则竞争则直接关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其这种规则设计的竞争来自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成功经验积累。
中美竞争性的科技创新结合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不但重组全球价值链，也关乎全球竞争效率提升，正在改变既有的全球化制度。然而，多国经验显示，追求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中，科技创新不一定孵化出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也未必保证科技能够创新，持续而稳定的发展难能可贵。中美也在依靠各自成功和失败经验不断调整赛道，攻防结果最终将取决于产业政策能否贴近全球市场发展，科技创新能否满足社会需求变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对方的竞争能力从而在什么范围内产生合作意愿，既国内经济政策最终决定国家间关系。也就是说，在全球发展的挑战面前，谁能更好的总结经验，做好现实的事情，谁就有更多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