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4月16日，日本外相向内阁报告了2024年度的《外交蓝皮书》，该蓝皮书是反映日本对他国认知和相应政策立场最权威的文件。据报道，蓝皮书时隔5年在对华政策上首次重提建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这本应该说是一个积极动向，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也在上月提及过。然而，蓝皮书在其他的对华认知和政策定位上延续之前的表述，将中国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重大的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对于日本有关文件沿用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坚决反对。而就在一周前，日本首相访美在美国国会演讲，将日本的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和中国作为日本的最重大战略挑战相联系，首次召开的美日菲首脑峰会对中国点名批评。在中国看来，日本一方面想要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前所未有的最重大战略挑战对中认知，渲染中国威胁认知的上不遗余力，两者南辕北辙，口是心非。
蓝皮书时隔5年在对华政策上首次重提建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日本的“三个世界”的战略认知框架
近年来，日本在中国威胁认知上的表态有时候甚至找过美国，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有的分析认为这是日本政治极度右倾化的结果，有的认为这是美国鼓励日本对抗中国的副产品。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常常被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认知，例如中日关系的认知就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笔者认为，承认相互认知构成战略认知的一部分，但更为根本的核心则是对于整体国际关系的结构和未来走向的基本认知框架（perception frame）。
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开始认为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变化，奥巴马总统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警察”发言常被引用作为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领导力不足论据论据。岸田执政后，上述认知进一步强化。2021年拜登政府仓皇从阿富汗撤退，2022年俄乌冲突美国虽发动对俄严厉经济制裁但没有赢得全球普遍支持，2023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意味着美国面临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同时“三面作战”的巨大战略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战略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在2023年逐渐形成世界上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以美日欧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集团，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广大的新兴国家集团。日本对国际关系走向和趋势基本判断是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将会对抗长期存在，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将是主线。
日本在中国威胁认知上的表态有时候甚至找过美国
日本 “三环外交”与“战略机遇期”思维中的中国定位
202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认为国际社会进入历史性转型期。上述日本战略认知框架看，日本认为国际秩序变动期为其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及中美对抗的长期性为日本在本地区发挥领导力提供了机遇，借此实现战后一直以来对美战略地位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占领战略高地。为此日本需要相应地进行“三环外交”， 第一环是首先强化日美同盟，通过自身防卫能力建设和相关法制放宽实现对等的同盟；第二环是构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家关系网络，岸田首相连续两年参加了北约首脑峰会，强调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日韩，美日菲等三边机制，这样可能让原来东亚海上的美国单个中心的中心-轮辐框架变成美日双中心；第三环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区域板块的关系。2023年，岸田首相文雄在7国集团广岛峰会前密集访问埃及，加纳，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四个非洲国家，年底则是召开了日本东盟特别峰会，据报道今年还会召开日本中亚峰会，主要目的将广大全球南方拉到西方一边。
而上述三环外交要体现出日本在国际日程设定力和话语权塑造力上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聚焦中国风险成为有效的工具。在弥补美国领导力不足的名义下，日本担负地区安全重任在肩。
安倍晋三前首相曾的“三个有事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而岸田首相多次说的，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本质上都是日本在战略方向上要朝着对等和正常化的日美同盟发展。强化日本的威慑力，增加日本防卫费达到GDP的2%，并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都可以用对应中国挑战的需要来正当化。日本认为作为七国集团的唯一一个亚洲国家，需要在中国认知上引领欧美，让他们不会因为乌克兰和中东失去关心亚洲安全。2023年，日本主办7国集团广岛峰会还特别设定如何应对中国的日程。日本在其全球南方外交中强调以法治为基础的价值观，也和日本批评中国单方面以力量改变现状，挑战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话语体系相联系，旨在获得更多新兴国家共鸣。
日本相应地进行“三环外交”
中日需要有效的战略对话
从战略认知框架角度来分析，日本近年来的对华负面认知的升级不单纯是厌华情绪或者国内政治右倾化的结果，这是日本战略认知框架决定的，因此也不是单纯搞好中日友好外交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既然日本在认知塑造和外交日程设定上对华消极是战略决定，就产生一个问题中日对话是否还有必要？笔者认为，中日关系要坚持对话，而且需要高层次的战略对话。
2023年11月中日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如何才能够让中日关系战略互惠关系的元首共识和承诺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经济上的利益交汇点已经不够，积极寻找战略认知交汇点不可或缺。而前面所述的日本的三个世界的战略认知框架，以及认为国际关系发展主线和趋势的三个主要支柱（即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中美将会对抗长期存在，以及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都存在很大的知识上和实践上的漏洞，经不起辩论。
尽管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但是中美高级别往来一直持续，美国国务卿和财长等重要阁僚去年以来相继访华，今年耶伦财长再次访华，布林肯国务卿也即将访问中国。中美战略性沟通，王毅中央外办主任和沙利文共同安全事务顾问在维也纳，泰国等地也在继续。
与此同时，中欧之间尽管也有分歧和杂音，但中欧互动相当频繁，仅今年以来1月李强总理访问瑞士和爱尔兰，2月王毅外长访问德国，西班牙和法国，3月荷兰总理访问中国，4月德国总理，中法外长访华，商务部长访问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5月习近平主席据报道将会访问法国。相比之下，没有日本重要阁僚访问过中国。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日俄关系基本处于断绝关系，如果再和另外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大国又是邻国的关系恶化，意味着日本外交将会相当被动局面。中美长期对抗是不是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并不是注定的事情，将战略认知固定在大国对抗上将会自我失去战略机会。即使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即权力转移过程中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的论述）的哈佛大学艾里森克教授也说中美对抗并非必然。
作为本地区全球南方的代表的东盟国家，近期印尼新当选总统将中国作为首次出访首站国，越南国会，新加坡副总理，泰国诗琳通公主访华。王毅外长在广西相机会见了老挝副总理外长，越南外长等，中国和东盟连续四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今年初，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互免签证。阵营分裂不是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对新冷战感兴趣，冷战时代大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情况不会重演。如果将阵营分裂作为战略认知框架，将会让宝贵的外交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投入。
未来国际关系最为根本的特征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国际政治意识的大觉醒，只要占人类大多数的国家不愿意参与大国对抗，新冷战就不可能成立。中日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对于引领本地区朝着更加美好的整体国际关系方向发展肩负重要责任。中日战略对话的核心是战略认知框架问题，建立契合新世代中日关系首要是寻找认知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