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32篇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一
领袖个人作用逐渐凸显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大国关系的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冲突不断加剧，都似乎验证了国际政治学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大国政治的根本目标就是获取生存空间；而追求国际主导地位或地区主导地位就是世界大国或区域大国实现国家安全的最佳方式。
然而，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古典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特征又似乎与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国家的逻辑、行为并非完全匹配。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一个统一理性的行为体，以相对理性的方式确定外交政策，平衡不同外交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而这必然导致国家行为处于一种可预测的状态之下，只需要考虑国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就能大致理性地判断一个国家将会采取何种外交政策。
人为因素，或者说个人因素，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并不能表现为一种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因素。但刚刚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中，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事实似乎能很好地说明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与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完全匹配的特例。
2024年2月11日，斯图布在芬兰赫尔辛基市政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来源：新华社）
前不久，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芬兰总统斯图布也现身欧盟“领导人天团”，而他之所以能够出现在这样重要的场合，据美国“政客新闻网”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与特朗普关系密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斯图布的参与并没能让欧洲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但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或者说个人作用似乎在当前国际政治领域中越来越成为一种难以预测，却又显然能够左右国与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力量。
二
领袖的独特性对国际关系具有建构意义
尽管汉斯·摩根索等人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源在于人性本恶，人性中的权力欲与支配欲会反映在国家行为之中，但这种人性本恶的论调是相对抽象的，是将国家拟人化，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类比于人类社会诞生之前或诞生之初的丛林状态。而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无论是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实体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简称SCO）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存在都已经证明，国家的主体间性可以表现为行为体之间共享的观念结构与文化联系。鉴于此，将国家行为归结为抽象的人性本原的某种映射，似乎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而倘若认为一种基于个人能力，个人魅力的个人行为能够凌驾于国家行为之上，则又与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视为一个不可窥视内部运转的“黑箱”的立论基础彼此相抵牾。
理论是对现实的归纳。如果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那么一定不是现实出了问题。换言之，此时应该检讨理论是不是脱离了实际。古典现实主义之所以不能完全解释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窃以为，其根源在于古典现实主义忽视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公众舆论等对于国家领导人的独特“塑造”，进而忽视了国家领导人的独特性对于国际关系的建构意义。
如果以建构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几位个性鲜明的，且能以一己之力左右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领导者，我们大抵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领导者的“上位”与领导地位的巩固，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于国内政治生态的重新建构。例如，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与美国国内“maga”运动甚嚣尘上是无法分开的。就某种意义上来讲，在特朗普的第一次竞选中，特朗普及其团队建构了“maga”的概念，从而为他的再度当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maga”运动的支持者，也基于自我身份观念建构了一个“爱国者”形象，并将这个形象“赋予”给特朗普。
2023年12月10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广场，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在就职仪式前向民众致意。
（来源：新华社）
无独有偶。与特朗普的“操弄”颇为相似，阿根廷总统米莱也成功地建构起传统政治“颠覆者”的形象，以“休克计划”大力裁减阿根廷政府部门，废除多项法律法规，推进公司私有化，甚至提出废除阿根廷央行的设想。“美联社”有评论指出，米莱的当选并非阿根廷选民对保守主义思想的全面支持，而是出于对阿根廷当前政治形势的不满和抗议。
对普通阿根廷选民来说，米莱的经济学家身份还远不如“颠覆者”的身份更容易使人产生亲切感，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也远不如一句激进的口号更容易令其支持者感动。换言之，基于对当前政治形势不满进而对米莱“颠覆者”身份产生认同感，才是阿根廷大量底层民众将选票投给米莱的重要因素。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书《身份政治》中曾强调过身份建构对于族群行为是一种塑造能力。同样道理，身份建构，尤其是当身份是以一种身份代言人的状态被建构起来的场合，那么代言人的行为、行动就会受这种身份建构的影响，反映其代言的，所属的群体的观念与认知。
三
宜在维护领导者权威的前提下，
实行“领导团队”集体决策
2024年11月14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接见阿根廷总统米莱。
事实上，无论是特朗普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还是米莱的“除了休克，别无选择”，看似标新立异，甚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对既有价值观的重新建构，都是对在世界一体化浪潮冲击下束手无策的社会底层民众的安抚与重视。若在以往，人们或许不以为意，而在当下世界，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
值得重视的是，与萨达姆、卡扎菲等军事独裁者不同，当前世界颇具个人色彩的国家领导者，特别是民选领导者，其思维逻辑或行为方式在看似离经叛道甚至荒诞不经的表象之下，依然是有迹可循的，依然是代表了特定身份认同的政治群体的基本利益的。而其领导下的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也从平衡国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转变为平衡国家行为的成本与国内特定身份认同的政治群体的收益。
鉴于此，在理解或者应对某些国家领导者看似随心所欲地制定的外交政策以及外交选择时，不妨打破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黑箱”，将国家行为与国内特定身份认同的政治群体的利益诉求联系起来。当然，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行为目的的判断，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领导者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逻辑：如何维持和巩固国内特定政治群体的支持，以及如何保证自身权力不被“剥夺”，进而保证自身政治“安全”，乃至超越了国家安全，这已然成为某些领导者处理国际问题的根本目标。
一方面，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重塑着国际竞争格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相互碰撞，地缘政治紧张与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世界乱象丛生，似乎因应了那句流行的口头禅：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申言之，“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另一方面，目前世界各国及超国家实体均面临着是继续维持美国霸主地位抑或走向多级世界的抉择。中国率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2025年7月9日晚，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接受讯问后走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来源：新华社）
总之，如何应对世界变局与紧张态势，也为领导者提出了严峻的课题。虽然当今世界已难觅历史上伟大人物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雄姿”，但不可否认在这个充满诸多危机感和不确定性的时代，领导者的视野、格局、勇气、担当与智慧在大国博弈中仍然能起到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如何看待领导者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个人化倾向问题，“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决定本国下一步的运行轨迹，在交互作用下更可能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高明的”领导者通过“正确”的决策或许会使处于危难中的国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反之，“拙劣的”的领导者“一着不慎”就可能导致国家走向失败或破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远的不提，仅就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俄乌冲突和阿以冲突来说，如果换作别的领导人采取和平协商、谈判交涉等方式解决纠纷的话，也不至于造成黎庶涂炭、民穷财尽且难以收场的惨剧。正如《庄子》中所言，“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有鉴于此，与其过渡依赖领导者个人层次的能力和魅力来领导国家前行，抑或把命运寄托在类似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来左右天下，“一举定乾坤”，莫如在维护领导者权威的同时从善如流，实行“领导团队”集体决策，确保在大政方针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