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学者评【中美博弈中的“斗争与妥协”】第24篇
张楚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自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中美关系从日内瓦关税“休战”到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升级，博弈已从经贸领域外溢至教育和科技，并迫使第三国在中美间做出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各国策略可分为三类：限制对华合作、保持战略中立和奉行机会主义。日本、韩国和欧盟选择有限合作，在科技与安全等特定领域与美国加强协作，同时维持对华经济联系。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框架下，深化美澳印安全合作，但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避免完全倒向美国。韩国在美韩同盟下支持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但与中国保持汽车和消费品贸易。欧盟通过《欧洲芯片法案》实施对华供应链的“去风险”，同时寻求重启《欧盟-中国全面投资协定》以保留经济合作空间。在涉华问题上，这些国家选择与特朗普政府维持战略协同，同时认识到完全服从特朗普政府会导致自身的短期与长期利益受损，因此选择有限的对华合作来维护战略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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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印度倾向战略中立。一方面，印度通过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又与中俄欧等全球性力量保持战略互动。印度利用中美博弈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地位，例如通过美印防务协议获取先进技术，但避免加入正式军事联盟，以免受制于美国或激怒中国。印度的策略反映新兴大国在中美竞争中通过多边平衡维持战略中立状态，避免受到大国竞争的牵连，同时又享受大国的竞争的红利。
与中美都有密切经贸关系的东南亚国家，倾向采取机会主义获利策略。以越南、泰国、印尼为代表的国家正在利用中美博弈带来的产业转移、投资机会和关税政策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策略看似具有灵活性，且能够带来短期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影响了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性，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在大国博弈中规避风险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