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系列】第25篇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成晓河
傅士卓教授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恩师。从1997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的邂逅，我与乔相识相知相交二十八年。没想到我们最后一次通信定格在2025年1月2日。乔在电邮中告诉我，从2019年5-6月以来，他再也没有访问过中国了，他将在今年夏季到中国来。乔还告诉我，他将在今年6月退休，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将是他在波士顿大学最后的一个学期。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他在夏季来过中国的消息，但却在入冬之际听到了他溘然长逝的噩耗。我听闻此讯，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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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乔在世时流年不利。2023年，他遭受了丧女之痛。
2023年10月15日，波士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北京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一个沉痛的消息：乔的女儿斯蒂芬妮去世了。这一消息让我心头一颤，心痛得瞠目结舌。她走得太早了！
我和乔的女儿斯蒂芬妮（Stephanie Fewsmith）虽然交往不多，但结识多年。1999年，我有幸到乔的家里做客，那时才十岁的斯蒂芬妮就在爸爸的鼓励之下大大方方给我表演了一套中国武术。虽然站桩还不太稳，但已有板有眼。斯蒂芬妮喜欢语言，正在学习法语和拉丁语；她还喜欢动物，自豪地向我展示了她饲养的小兔子。
大致2003年夏，乔携全家到中国旅行。我正好在京，便主动请缨给他们当地陪。乔不愿意麻烦我，只让我陪他们逛了颐和园。那时见到的斯蒂芬妮已经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丫头片子成长为豆蔻年华的少女。她彬彬有礼，总是面带微笑。
最后一次见斯蒂芬妮是在2012年的8月5日。我开车拉乔、女儿以及准女婿到北京门头沟的古村灵水和爨底下转了转。那时的斯蒂芬妮已经从小女孩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大女孩，并成了波士顿大学的小校友。她穿着浅蓝的短袖，斜夸着一个长长的布包，显得非常的健康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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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斯蒂芬妮了。2017年4月7日，我和乔夫妇在离白宫不远的一个饭店小聚。饭店不大，但生意兴隆。听老两口说，当日是女儿的生日，他们来华盛顿特区是为斯蒂芬妮庆生。我又听他们说，斯蒂芬妮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医院工作，并已结婚，日子过得挺好。
–贰–
老来丧女是乔的不幸，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宽慰乔。犹豫再三，我在2023年圣诞节前夕给他发了一条现在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电邮，在悼念他的女儿的同时祝他圣诞快乐。
乔似乎没有在意电邮中的自相矛盾。在复信中，乔坦承过去几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同时他非常风趣地告诉我，他的学生认为他身体不好但认为他还没有到见上帝的份上。乔是一个幽默的长者。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时常会蹦出两句英式幽默，令人忍俊不住，但那一次我仍习惯性地把他的自嘲当成幽默，没能听出他身体已出状况的弦外之音。其实，我对乔的身体健康并不那么放心，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我就提醒乔他更容易感染病毒，外出时戴口罩。乔幽默地答复：“我当然会戴上口罩，也许戴两个口罩。”我们的关心不是单向的。乔在北京出现新冠病例后，马上在2020年6月18日发信给我，提醒我多加注意，保证安全（stay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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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乔熬过了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但在疫情结束没有多久却跌倒在另一个疾病之下。七十六年，对乔来说，有些短。
–叁–
乔是我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我在波士顿大学的学习生涯，也没有可能成为大学教师。乔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和乔的友谊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学生时期，乔是导师，我是学生，而且是拖家带口的老学生。我上过他两门有关中国的课程，对他的远见卓识和幽默风趣所折服。因为我曾在1992年至1995年援过藏，乔还在1999年秋季学期请我在课堂上做了一次有关西藏问题的讲座。尽管我的观点与中国政府的观点接近，但乔仍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让我畅所欲言。还有在读博做教学助理（TA）期间，我与政治系就我办公室的电话费产生了争执，乔也经行了干预，给我争取到了权益。因为是老学生，乔对我采取了放养的政策，给我了充分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在我回国工作阶段之后，我和乔各忙各，只在逢年过节彼此问候一下。乔来中国的次数比较多，但只要他来北京，我们都要小聚一下；我去美国次数也不少，但大都在华盛顿特区逛荡，只在2018年1月去威尔斯利学院给冬令营的学生做一个有关朝鲜半岛主旨发言中的行程中顺道回了波士顿大学。不巧，乔来了中国，我们擦身而过。尽管交往没有那么多了，但我有时会请他出山给我的英文论文把把关。乔格外认真，直言不讳地向我提出了四条中肯的意见。修改后的论文最终发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冷战史研究》（Journal of Cold War）上。在这一期间，乔与我的师生关系已演进成到了新的阶段。乔比我大，但要作我的父亲，就太年轻，但要做我的兄长，他又太老，所以在我的眼里，他是半父半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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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以来，乔没有来过中国，我也没有去过美国，疫情以及中美战略竞争把世界搞得物是人非，并使我与导师的相聚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愿了。
–肆–
我与乔尽管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在教育与工作经历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曾在政府核心部门工作；老大不小了开始读博；博士毕业后到大学任教；尽管资历不浅，但都从讲师做起，一大把年纪才成为教授。这种相似经历使我们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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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为人幽默，但治学严谨。他勤奋多产，出版了十部有关中国的专著，成为中国精英政治的翘楚。他来中国，上得了智库大学，也下得了村庄和集市。他会利用来华的每一次机会，发挥他中文的语言优势，进行广泛而持续的田野调查，用自己的感官感受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变化。这与我到美国在大城市的高校、智库搞调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乔的著作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饱含了丰富的第一手的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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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往往是问题引导。他在参观门头沟灵水村的时候，认真地探寻为什么这么一个偏僻的村庄却走出了二十多个举人和进士；他在走访爨底下村时，他也思忖为什么一个偏僻的村庄要用三十个笔画的“爨”字以及这个爨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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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是长于思考和探索的智者，也是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专家，他的离世是中国精英政治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乔的离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导师，我在美国似乎失去了可以倚重的根基。
傅士卓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