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3篇
暴凤明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尚无单一权威概念。但通过二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发展，可以总结出一些判断标准，如：国家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国际通行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叙事话语权；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以及对于重要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参与程度等。
当然，这些标准往往并非孤立单一，而是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朋友与敌人，成为划分盟友阵营的主要因素。同样，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产生的三个领域——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被视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的对外政策，这三点无疑也可视为“世界领导型国家”具备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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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看似毫无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可能性，但是纵观时至今日的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回顾其做法，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19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经济崛起，日本加紧文化软实力建设，积极开展文化外交战略。战后初期日本配合美国主导的冷战阵营，强调“民主”“和平”“经济重建”的国家叙事，努力塑造和平国家的形象。1960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兴起了“日本人论”（肯定日本文化优越性）的讨论，代表性研究包括中根千枝的《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1967）、土居健郎的《“娇宠”的构造》（1971）、滨口惠俊的《日本特性的再发现》（1977）等。集团主义、耻感文化、间人主义、娇宠、纵向社会等词条不仅固定为日语中的流行语，甚至成为日本对外彰显文化特性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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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界构建日本文化软实力理论框架的同时，政府也设立专门机构开展文化输出。日本外务省于1972年成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作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机构，扩大日本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推广日语教育，推动日本文化走向世界。该机构于1994年在北京设立事务所，2008年更名为“北京日本文化中心”，面向中国学者提供赴日交流机会以及研究资助，举办茶道、花道、香道体验，歌舞伎、能剧表演等日本传统文化节目，同时开展各种对中国日语教育的资助项目。
依托经济实力，日本以对外援助的形式进行文化输出成为提升软实力的主要手段。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日本战后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它既是日本“和平国家”形象的重要展示，也是日本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经济与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1950年代至1970年代，日本基于对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家的战争赔款，以亚洲为中心提供ODA贷款，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为进一步落实开发援助，外务省于1974年成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向其他国家派遣志愿者，领域涉及贫困、卫生、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开发援助中融入文化项目，在传播日本技术的同时，强调民主、人权、治理等价值议题，提高对象国对日本文化的认可度。1982年JICA中国事务成立，开展中日两国间技术与人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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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动漫、游戏等二次元产业流行文化日益兴盛的21世纪之初，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内容产品，以及相关战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对外传播。2009年民主党执政期间，“酷日本”被明确为一项国家战略写入政府文件。在经济产业省下设“酷日本”海外战略室，之后又扩大为“创意产业课”。在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专门设立“酷日本战略担当大臣”，积极向海外进行文化输出。日本依托动漫、游戏、时尚等流行文化吸引年轻群体，形成全球文化影响力。通过系统化推进“酷日本”战略，实现政府与民间合作，在输出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