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18篇
朱俊玮
浩瀚智库执行主任
“世界领导型国家”这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一般指在国际体系中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塑造国际制度与规范、组织并动员多国合作、并通过综合实力来影响他国的国家。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壮大，在区域治理及部分全球议题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倡议”等理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日益关注。笔者在对外交往中亲身体会到，一些国家积极评价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相关倡议，并期待中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然而，这种外部期待有时超出了中国当前的外交能力，使“能力-期待落差”问题逐渐凸显。
客观而言，中国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领导型国家特征，包括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贡献、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合作、在部分区域机制中的制度性影响力等。但在国际安全治理、全球制度设计、规范塑造以及软实力、话语权等关键维度，中国仍与典型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存在差距。作为一个走出百年屈辱的崛起中国家，中国对自身能力的判断相对谨慎，而部分国家则因为看到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突出表现，便将这种能力外推至其他领域，形成以偏概全的判断，由此对中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样，中国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和外界对中国的期待之间就产生了明显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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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落差在当前多场重大冲突的调解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俄乌冲突、以哈冲突还是以伊冲突等地区紧张局势，不少当事方和相关国家都期待中国在冲突调解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俄乌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往往把美国主导的双边关系模式套用到中俄关系上，误以为中国可以通过施压去改变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而俄罗斯则期待中国提供远超中国实际意愿与可能性的支持。在中东地区的多场冲突中，当事方都希望中国能“主持公道”，支持己方，谴责和施压另一方。伊朗与沙特在中国推动下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就更高了，期望中国能够复制类似路径，协助调停其他冲突。一些国家甚至希望中国以“大国强势介入”模式来主导冲突调停。在笔者参与的智库对话中，不止一国的驻华外交官曾明确表示：“中国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个冲突解决方案来，让我们照着中国的方案去停止冲突、实现和平？”然而，这显然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中国外交往往强调尊重主权、重视当事方主导权，更是反对恃强凌弱。而且，中国不是万能是，即使是中国斡旋促成沙伊和解这样的成功案例，也未必具有可复制性。中国尚未披露具体斡旋细节，但学者圈倾向于认为，中国发挥的作用更多是推动者和沟通平台提供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发挥主导作用的调解人。然而尽管如此，许多国家仍然不断提醒中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期待中国在调停冲突、化解危机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当中国的努力无法达到其期待时，这些国家不仅对中国感到失望，甚至还会埋怨中国，误以为中国不是能力有限，而是不愿对他们提供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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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导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国际社会期望”与“国家可提供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任何世界领导型国家在参与全球事务中都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中国作为不断上升的崛起国，遇到的这种“能力-期待落差”问题可能会日益显著，应通过战略沟通、公共外交等途径，在能力提升与预期管理之间保持动态平衡，避免在国际事务中陷入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