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20篇
朱俊玮
浩瀚智库执行主任
领导人的个人理念和风格是影响国家政策的众多因素之一。在军控领域，由于涉及最高安全议题，决策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关键人物手中，因此领导人的个人理念和风格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尤为突出。
冷战期间，1967年美苏之所以能够在葛拉斯堡罗峰会上开启战略稳定对话，美国军控高官所总结的首要原因就是双方国家领导人亲力亲为，相互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领导人的互动不仅推动了条约的达成，还塑造了全球核秩序的基本认知。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并启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谈判，也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二人的理念密切相关——里根执政期间的军控理念发生过从“以强促和”到“裁军理想主义”的转变，戈尔巴乔夫务实而敢于突破苏联传统的强硬姿态，二人在1985年日内瓦峰会上首次作出了“核战争打不赢、不能打”的论断，甚至在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一度接近达成全面销毁核武器的构想。很难想象如果换成勃列日涅夫或尼克松式的领导人，当时的美苏军控进展还会不会这么快。更近一些的例子，小布什总统决定退出《反导条约》，对美俄军控体系造成重大打击，这一决定与他及其团队的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思想和对导弹防御的执念高度契合。奥巴马总统推动与俄罗斯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其中的一项重要动力就是他的多边主义、“无核世界”的理念、通过合作与裁军来降低风险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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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在军控领域的一系列举措，则带有更强硬的近乎“任性”的个人风格。他认为美国“必须增强和扩展其核能力，直到世界对核武器问题恢复理智为止”，否则美国就会在全球事务中吃亏。他对军控条约和多边协议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条款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在第一任期内，他以俄罗斯违约为由，先后宣布退出《中导条约》（2019）和《开放天空条约》（2020）。面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他既未推动续签该条约，也未启动新条约谈判，还一度坚持以中国参与谈判为条件，结果造成相关进程陷入僵局。2020年版《美国核武器运用战略报告》就完全没提军控方面的努力，不赞成继续降低戒备级别，强调要加强威慑。在拜登任内发布的2024年版《美国核武器运用战略报告》，才重新强调单靠加强威慑不能降低战略危险，军控、风险减降、防核扩散也很重要。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又一反常态，突然表现出对核裁军的强烈热情，不仅希望与中俄重启军控谈判，“不能让核武器继续扩散”，还提议三国共同削减一半的军费开支。这在表面上与他在第一任期的强硬姿态形成巨大反差，但实际上他的理念并未彻底改变，只是他对全球安全环境、对手态势及自身政治收益进行了重新权衡。除了客观形势发生变化以外，一方面，他还希望通过推动核裁军，展示其领导力与外交成就，为获得他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加分。另一方面，他又将核裁军作为交易型思维下的一种谈判策略，提出高要价即极高的裁军目标作为一种筹码。接下来即使美俄正式启动新一轮军控谈判，也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做出实质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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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在军控领域的理念深受其整体战略思维影响，带有浓烈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他始终强调核武器是俄罗斯大国地位与战略安全的基石，同时又不排斥在对等条件下开展军控谈判。他上台后，随着俄罗斯国家综合实力恢复，也由于俄罗斯缺乏其他有效威慑手段，他逐渐将核武器重新塑造成保障俄罗斯大国地位和抗衡美国的重要筹码。2021年1月拜登上台后，普京很快就与美方达成了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俄美关系降至冰点后，普京虽宣布暂时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但又强调俄罗斯不会退出该条约，但在恢复讨论之前，要了英法等国的主张以及如何核算北约的总打击能力。从不久前的美俄阿拉斯加峰会也能看出，普京的军控立场既体现出战略上的强硬，也保留了务实谈判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