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伦|莫斯科中山大学|海外看世界

【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5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4号的那栋黄色的旧式楼房,坐落在耶稣救世主大教堂对面,这里就是当时无数革命青年向往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遗址。关于中山大学遗址有不少版本,况且这个地方对于中国革命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弄准确。2002年,我接待了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来俄罗斯访问,她小的时候和父母来过当时的中山大学。我陪同她到了沃尔洪卡大街14号,她十分肯定,这里就是原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遗址。进到到楼里后,她还辨认出教室,办公室,还有瞿秋白当时给学生们讲课的地方。这以后我带了不少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革命前辈的后代,来这里缅怀他们的先人的革命踪迹,也带领许多电视台的摄制组来此拍摄。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大门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门牌号码/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是现在的莫斯科市沃尔洪卡大街14号(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旁边)。图片来源网络。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共同创办的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孙中山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其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1925年至1930年期间,先后有1400多名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可以说,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过大量干部的学校就是中国的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从1925年秋季正式开始招生。早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使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因为北伐统一全国的需要,国民党开始探求和苏联合作,来培养党内青年干部。为此,苏共领导层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但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干部。当时苏联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的鲍罗廷负责在中国的招生事宜。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以孙中山为名的大学——孙中山劳动大学(后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他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传开,全国有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时成为革命青年的时尚。广州是由国民政府公开招生,北京、天津、上海是由当地的国民党党部招生。当时,广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在最终录取的300 多名学生中,广州录取了180名,上海录取了50 名,京津地区录取了50名。鲍罗廷特别推荐了30 名国民党高官的子弟。

国民党中央先后于1925 年和1926年选派两批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鲍罗廷特别推荐了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李宗仁弟弟李宗义、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入学,当时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向往和愿望。最初蒋介石怕影响黄埔军校学生的情绪,下令黄埔一期学生一律不许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邓文仪当时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为了能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地去找蒋介石,批准后,得以留俄。左权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听到邓文仪获批准后,也马上办理了留俄手续。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推荐了许多学员,中共旅欧支部党团员在法国受到警察迫害,根据党的指派,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20余人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有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陈伯达、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吴亮平、孙冶方、伍修权、朱瑞、马骏、朱务善等。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区委亲自选派乌兰夫、多松年、云润、康根成四位内蒙古地区蒙古族青年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

第二期留苏学生中,国民党员就少了一些,主要由广东方面选派,其中有屠义方、金戈、施岳、吴家钰等。1927年初,广东航校選派黄光锐、杨官宇、毛邦初、张廷孟等十多人赴苏留学。广东以外的其他省大多是跨党身份的中共党员。到1927年初,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达到600多人。

1925 年11月中旬,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可见这个学校的重要性。

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初是苏联为中国国民党办的,所以管理者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邵力子作为国民党驻苏代表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校务治理工作,成为大学理事会成员,并经常和学生一起听课。这一时期,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纷纷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给学生演讲。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苏共领导也曾来学校演讲。国民党要员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考察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都会赠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证,承认其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胡汉民、冯玉祥、鹿钟麟、宋庆龄、邵力子都受赠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证。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为两年,除了俄语之外,这些中国学员学习的课程还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以及军事训练。除此之外,还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名著,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由于教员均为俄国人,学校专门聘请了翻译,当时瞿秋白和李宗武就都曾在中山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中山大学的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当时苏联国内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活动家他们中间有共产国际领导人,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像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维经斯基、广东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格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娃、中国问题专家米夫、著名汉学家伊凡诺夫(中文名伊凤阁,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都曾在东大和中大大学任教。学校的教学方式分为讲授、自学、辩论和总结四个环节,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又能够训练学生的表达、演说和辩论能力,完全符合培养职业革命家的目的。在中国留苏学生能力的培养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发表力”,在课堂教学安排和党团小组活动方面都注意开展全面的演讲训练,不断提高中国留学生的宣传鼓动能力。这批学生回国后在革命实践中都充分发挥了善于宣传鼓动的优势。

1927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消息传到苏联,引起极大反响,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们的态度也截然分成两派,泾渭分明。在1927年4月30日出版的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中谴责发生在中国的政变:“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不仅是封锁全国,并且又破坏国民党的统一,收买蒋介石,他已成了中国革命及中国人民的叛徒与中国反革命的中心了。我们以满腔的愤恨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是国民党的仇敌,是工人运动及第三国际的仇敌。”斯大林也就中国发生的政变撰文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经国当时也被迫宣布:“蒋介石昨天是我的父亲,今天是我的敌人”。“四一二政变发生以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有国民党籍学生提出退学回国申请。1927年6月16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遣返68名国民党籍的学生回国。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发动七一五“分共”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1927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发布训令,宣布正式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丁惟汾宣布中止向苏联派遣学生,并召回在苏联的国民党学生。由此,去留问题摆在了莫斯科中山大学100多名国民党籍留学生的面前。当时有包括蒋经国在内的50多名学生表示继续留在苏联学习。这些学生后来陆续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和列宁格勒陆军通讯大学学习,有的安排了工作。另外还有50多名国民党籍学生坚持回国,于1927年12月由苏方分四批遣返。国民党派遣留苏学生的活动就此结束。

此时苏联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基本破裂。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由主要招收国民党学生转为专门培训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学校。1928年7月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山大学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高级干部。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吴玉章、叶剑英,夏曦等都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至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时,总共为中国培训留学人员1000多名。

后排左一任弼时,左二罗亦农,前排右一 盛忠亮。

1928年5月24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1928年9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莫斯科中山大学共有4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共有学生三四百人,1926年第二期有学生300多人,1927年第三期共有100多人,1928年第四期从东方大学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100余人,共有1000多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留学苏联,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的产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出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人物。留苏期间,他们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同时学习了如何进行革命工作的具体技能,这些为他们在今后的革命生涯中能够担当重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为中国国民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在中苏关系的恢复上和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发挥了桥梁带的作用。

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许多留苏国民党籍学生陆续归国,这些归国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边缘人”,因为国民党当局深知这些学生受到苏联式革命理论的影响,必须加以甄别和教育。

从1935年起,随着中苏关系开始改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接触和谈判,国内的留苏学生也开始活跃起来。1936年9月,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批准邵力子、贺衷寒、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等15人发起成立“留俄同学会”。1937年2月28日,“留俄同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到会的留俄学生达130多人。按照“留俄同学会”简章,该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为宗旨。国民党方面对此非常重视,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都担任了该会的名誉理事。抗战爆发前后,“留俄同学会”在促进中苏外交、携手抗日、研究苏联对日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随后,“留俄同学会” 在上海、武汉、西安、广西、广州、北平、四川成立了分会,在长沙、南昌、昆明、杭州、贵阳、天津、安庆、开封、福州、新加坡等地设有通讯处。1938 年,“留俄同学会”在汉口召开聚会,除了国民党方面的留苏学生之外,中共方面的留苏学生吴玉章、董必武、王明以及周恩来也出席了聚会。

中共方面的留苏学生在中共党史上更是不可或缺,其人数在千人左右, 革命大浪淘沙,大多数人坚持革命理想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们其中很多人从苏联回国以后即担当重任,如赵世炎,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1925年夏,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任宣传部长兼北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赵世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又如谢雪红,中共党员,也是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后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中共党组织派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9月,谢雪红回到上海,在法租界成立台湾共产党。1931年,谢雪红在台湾被日本统治者抓住后判刑13 年,于1939年因病保释出狱,继续从事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活动。1949年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許多中共的留苏学生在国共斗争中英勇牺牲,其中著名烈士如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连德生、向警予、刘伯坚、熊雄、叶挺、王若飞、李求实、吴丽石、左权、罗世文、彭干臣等。

留苏学生一度在中共党内起主导作用,王明、博古、张闻天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实际总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担任了上海中央局书记(后叛变), 博古、王云程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职务者,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任弼时、张闻天、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萧劲光、李维汉、王观澜、杨尚昆、陈伯达、李富春、蔡畅、廖承志、曾山、乌兰夫、傅钟、伍修权、王鹤寿等都有留苏学习经历。

中山大学人物特写

1)蒋经国

蒋经国在苏联一共生活了12年(1925-1937)。1925 年,国共合作高潮,15岁的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三年期间正好和法国来的邓小平(当时化名邓希贤),傅钟三人同属第七小组。他们三人的理论水平都很高,因此这个小组也有“理论家小组”的美称。蒋经国还担任校内墙报《红墙》编辑,邓小平经常给他投稿。课余两人经常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蒋经国十分爱听邓小平讲述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班里发生国共学生辩论时,蒋经国多次站在邓小平一侧。有人质问他: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共产党的饭?蒋经国当时回答:“我吃苏联的饭。”邓小平后来回忆:蒋经国当时学习很不错。一切因1927 年“四一二 ”蒋介石发动清党,国共彻底破裂而改变。蒋经国被迫公开发表声明批判蒋介石。他不再拥有自由求学环境,中山大学结业后,到红军军校学习,还在莫斯科近郊集体农庄当过农庄主席,然后到西伯利亚金矿劳动,后被派往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劳动,当过车间副主任,厂报《重工业日报》副主编。正是在这里,蒋经国认识俄罗斯姑娘芬娜(蒋方良),1935年结婚,长子蒋孝文在此出生。1937年,携妻儿回国。回国之后在台湾逐渐接班,1972年执掌台湾“行政院”,1978年到1988年病逝,主政台湾10年。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1987年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对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八十年代初,乌兰夫的儿子乌可力,当时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展会,蒋经国之子蒋孝勇专程到他下榻的宾馆拜访。乌兰夫(云泽)也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的同学。

蒋孝勇带来了他父亲蒋经国的口头问候,问候三位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同学——邓希贤(邓小平),傅钟,乌兰夫(云泽)。两个人在新加坡长谈。之后乌可力回国,把这份问候如实转达给乌兰夫,乌兰夫再转告给傅钟。傅钟还为此写过一首词《长相思——致台湾故旧》,寄托对老同窗蒋经国的怀念,

2)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激烈的路线论战中,诞生了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它不是严密政党组织,而是校内反对者对王明一派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生的俗称。广为流传的名单包含二十八名坚定支持支部局路线的学员。年纪尚轻、立场摇摆不定的徐以新被戏谑称为“半个”。史料存在不同版本名单,下面这份是史学界流传最广、通用主流名单:

1.王明(陈绍禹)2. 孟庆树(女,王明妻子)3. 博古(秦邦宪)4. 张闻天(洛甫)5. 王稼祥6. 凯丰(何克全)7. 杨尚昆8. 陈昌浩9. 沈泽民10. 张琴秋(女,沈泽民夫人)11. 何子述12. 夏  曦13. 王保礼14. 王盛荣15. 王云程16. 朱阿根17. 朱自舜(女)18. 孙济民(孙际明)19. 杜作祥(女)20. 宋潘民21. 陈原道22. 李竹声23. 盛忠亮(盛岳)24. 李元杰25. 汪盛荻26. 肖特甫27. 殷鉴28. 袁家镛,还有“半个”徐以新

这批人后来的人生之路和命运如何?

1. 王明(陈绍禹)

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抗战时期提出右倾主张。1956年以就医名义滞留苏联,不再回国,1974年病逝莫斯科。

2. 孟庆树(女,王明妻子)

长期追随王明,1956年一同前往苏联,终老莫斯科。

3. 博古(秦邦宪)

临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推行左倾军事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遵义会议交出领导权,之后不断反思。1946年“四八空难”遇难。烈士。

4. 张闻天(洛甫)

早期认同教条理论,遵义会议后转向支持毛泽东;长期坚持革命。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1976年病逝。

5. 王稼祥

遵义会议关键人物,最早支持毛泽东;历经长征、抗战。建国后从事外事工作,1974年逝世。

6. 凯丰(何克全)

遵义会议公开为博古辩护,战争实践后逐步转变立场,长期负责宣传工作;1955年在北京病逝。

7. 杨尚昆

一生坚持革命,历经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重要领导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98年逝世。

8. 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西路军失败后长期滞留苏联;建国后回国,遭受历史问题困扰,1967年离世。

9. 沈泽民

鄂豫皖苏区负责人,曾犯肃反扩大化错误;1933年在根据地因病逝世。

10. 张琴秋(女)

优秀红军政工干部,长期坚持革命;建国后纺织工业部领导,1968年不幸离世。

11. 何子述

北方地下党负责人,1931年被捕,坚贞不屈,1932年病逝狱中,革命烈士。

12. 夏曦

湘鄂西苏区主持大规模肃反,犯下严重错误;后期开始反省,长征途中1936年溺水牺牲。

13. 王保礼(王宝礼)

回国短暂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后史料彻底中断,普遍推断脱离革命,下落永久成谜。

14. 王盛荣

中央苏区重要干部,多次历险保护领导人;历经长征,建国后在湖北任职。一生屡遭蒙冤,1979年全面平反,2006年去世,群体中最长寿者(99岁)。

15. 王云程

曾任江苏省委书记,1933年被捕随即叛变,出卖多名同志。解放后被逮捕,1969年处决。(叛徒)

16. 朱阿根

归国后开展工人运动,斗争低潮时期与组织脱离联系,自行脱党,晚年情况记载稀少。

17. 朱自舜(朱子纯,女)

回国后短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三十年代中期脱离组织,无叛变记录,长期从事普通教育工作。

18. 孙济民(孙际明)

团中央干部,上海地下斗争期间被捕叛变;后被国民党闲置,建国后被依法处理。(叛徒)

19. 杜作祥(女,陈昌浩前妻)

上海中央局妇女部长,1935年被捕,没有出卖同志、没有自首反共;出狱后长期寻找党组织,始终未能恢复党籍,以教书为生。

20. 宋盘铭(宋潘民)

湘鄂西红军将领,反对夏曦极端肃反;1933年被错误杀害,建国后追认为烈士。

21. 陈原道

北方、上海地下党骨干,两次被捕,坚贞不屈。1933年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烈士。

22. 李竹声

中共上海中央局首任书记,1934年被捕叛变,大面积摧毁地下组织。建国后长期关押狱中。(叛徒)

23. 盛忠亮(盛岳)

上海中央局书记,被李竹声出卖后被捕叛变,进入中统。后辗转台湾、定居美国,撰写《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回忆录。(叛徒)

24. 李元杰

归国从事地下无线电工作,1931年后史料消失,无叛变确凿证据,大概率脱离革命,下落不明。

25. 汪盛荻

1931年上海被捕叛变;后期脱离特务体系,1949年后被镇压。(叛徒)

26. 萧特甫(肖特甫)

回国后被派往湖北开展地下工作,1931年后音讯全无;没有档案证实叛变,下落成谜。

27. 殷鉴

北平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后任监狱党支部书记,狱中坚持斗争。出狱后伤病沉重,1937年病逝,烈士。

28. 袁家镛(袁孟超)

早期地下省委负责人,1934年被捕,之后脱党;没有充当特务。建国后在高校担任教师、政协委员。

29. 徐以新(徐一新)“半个布尔什维克”

回国后参加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历尽磨难回归延安。建国后转入外交系统,历任多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94年在北京病逝。

2025年是中山大学成立100周年。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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