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革命先行者在俄罗斯/苏联的足迹】系列文章第4篇
李宗伦
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中国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怀着救国图强的满腔热忱赴俄留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选派了大批有志青年留学苏联，这些青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留俄的中共党员中有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富春、张闻天，王若飞等。国民党方面选派到中山大学学习的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贺衷寒、康泽等。
大批中国青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学习革命真理和斗争本领,探求中国前进的方向。这三座“红色大学”，曾是锻造中国进步青年的熔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КУТВ)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这张历史照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旧址 ，坐落在特维尔大街普希金广场的南侧。已拆除，现在是“消息报”社的大楼。东方大学的全称是以斯大林命名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1921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一所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以及苏联中亚各民族培训干部的专门学校。从1921年至1938年间在莫斯科开办了17年。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中国进步青年对红色首都莫斯科心驰神往。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组织赴俄留学便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号召各地革命团体推荐进步青年入学。在长沙，毛泽东与湖南知识界代表人物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发出留俄勤工俭学团倡议，开始组织学生赴俄留学。9月底，湖南选送任弼时、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陈启沃6人，10月又选送了刘少奇、彭述之等人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成员罗亦农、任作民、卜士奇、袁达时、吴芳等也转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当时上海外国语学社的37名学员中，湖南青年超过半数。
中国首批赴苏红色留学生在1921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奔赴莫斯科，为中国的未来到苏俄采集革命的火种。这批年轻人大多来自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社的创办者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掩护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革命活动，也成了革命青年的留苏预备班。
1921年4月，第一批留学小组30人由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带队，出发前往莫斯科，他们乔装打扮成商人，务工人员分批从上海出发，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莫斯科，一路上艰难险阻，困难重重。留学生们本欲自哈尔滨出境，但当时张作霖部队对中俄边境封锁极严，众人只得从上海乘船，先往日本长崎，自长崎折返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后经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才得以前往莫斯科。当时海参崴局势复杂，有红军、白军和日本领事机构及张作霖军阀的哨卡，留学生们不敢成群结队，只能三三两两分散前进。在途中，刘少奇还被张作霖部队抓走，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人，最后得以脱身。当时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还有烧木柴小火车。他们还会不时冒着西伯利亚的严寒到森林里砍柴，补充燃料后。继续艰难前行。
三个多月后，突破重重阻碍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首批学员于1921年8月初终于抵达莫斯科，开启了中国人赴苏留学 之 路。他们在东方大学完成登记注册，领取学生证，罗亦农被选定为中国班学生的负责人。同年冬天，罗亦农首先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紧接着，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也转为党员。不久，中国班中的党员组织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被选为书记。
原莫斯科东方大学教学楼（莫斯科斯特拉斯特林荫道5/3)
罗亦农个人档案中的第一批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员名单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Ф495-ОП225-Д575）
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中，刘少奇因国内工人运动发展需要，于1922年夏奉调提前回国；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昭秋因本人志愿，于1922年冬转入红军军事学校学习军事，1923年再转回东方大学，大部分人于1924年毕业回国。
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在听课
到东方大学留学的第二批学员主要是从欧洲勤工俭学人员中陆续转来的。1922 年秋，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从柏林到达莫斯科， 成为中共旅欧组织赴苏学习第一人。1922年底，萧三从法国来到莫斯科， 会见了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陈独秀、瞿秋白以及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之后萧三留在东方大学学习， 并决定让西欧的一部分同志也参加学习。1923年初，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从旅法、旅德党团员中抽出骨干，派往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3月18日，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以及共青团员郑超麟、袁庆云首批12 人，由巴黎经柏林、立陶宛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又选送刘伯坚、李慰农、马玉夫、尹宽等第二批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后，由于国共合作顺利，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国内急需大批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加紧了对东方大学的人员输送，先后派出近10 批约百余人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到1927年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朱德、王若飞、邓小平、傅钟、刘明俨、胡大才等人先后在东方大学学习。另外，国内也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来到莫斯科学习，如叶挺等。第二批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人数达到1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中抽调聂荣臻、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 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为国内斗争培养军事人才。
五卅运动后， 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维尔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转发了鲍罗廷的绝密电报，要求从东方大学调回40名毕业生，派往广东革命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这一背景下，东方大学的第二批中国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1922年冬，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陈独秀到东方大学看望了中国班学员，对东方大学的教学和中国学员的学习感到满意。在了解到旅欧学生维持日常生活都非常艰难的情况后，陈独秀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写信给巴黎中共旅欧支部，要求旅欧同志分期分批来东方大学学习。从1923年春到1924年秋，中共旅欧支部分三批转入50余人。至1925年年中，从各个渠道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达112人。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迅速扩大培训学校和培训规模，国共双方都积极选送留学人员，一时形成留苏热潮。
东方大学中国班继续招生，第三批学员的来源主要为旅欧学生和中共从国内派遣的学生。1926年3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又从第三批学员中抽调朱德、彭干臣等有作战经验的学员，举办了一个约半年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朱德任班长。这批学员1926年秘密回国，成为军事骨干。1926年12月30日，联共（布）决定，在东方大学开办为期一年的军事政治训练班，计划招收500名中国学员。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六七百人（包括已暴露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东方大学军事速成班学习。1928年结业后，大部分学员回国参加革命。东方大学开设了共产国际党校中国部政治班，蔡畅、贺诚、贺子珍、方志纯、杨之华、蹇先任、马明方等曾在此班学习。
左一任弼时 左二 罗亦农 左四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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