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4篇
李汉松
美国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
‘领导’与‘霸权’好比一对辩证的灵珠与魔丸，反复轮回之后，常常忘记彼此三生三世前曾是远房表亲。现代欧美诸语中hegemonia（霸权）的古希腊源头ἡγέομαι（引导、领军、统治）很有可能是ἄγω（领导、驱动、举办）的异态动词。古典时代，灵珠与魔丸的气质差异已然端倪初现。‘领导’是王道，持有教化天下的规范性意涵——领导士卒的是将军（+στρατός= στρατηγός），于是便有了战略学（strategy），而领导孩子的则是教师（+ παῖς=παιδαγωγός），从此便有了教育学pedagogy。霸权虽与之同源，但随着语境变迁，渐渐强调起统治权与优越感：国内精英与民众争相秉政，法霸（+δικαστηρίου）、学霸（+σχολῆς）接踵而至；国际城邦林立、群雄并起，从修昔底德、伊索克拉底斯到阿里安，从雅典斯巴达双霸到忒拜新霸，再到亚历山大‘霸希腊’，可谓“天下无王，霸者常胜”；罗马灭迦太基，从此罗马法行诸于西亚北非，又为后世史家留下了能者王，不能则亡的警训。王霸殊途，但仍然密不可分，毕竟从不存在思想真空的大国争霸。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曾苦恼于一个问题：我们批评亚历山大大帝搞军事扩张，但要不要也批评他的恩师亚里士多德？王霸是正义的延伸，还是正义的悖逆？从西、葡、荷、英、法、意、德，再到战后美国，霸权国何以一边传播启蒙，一边巧取豪夺？教化与驯化之间，我们被劝服或打服，但纵观大国兴衰，鲜有教而不霸、霸而不教者。领导型国家通常是观念争鸣的发起者、仲裁者与实施者，可以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投射规范力量，动态塑造我们共同生活的互动形式和基本规则。但是面对国际秩序的持续裂变，这种左领导、右称霸的两手抓模式很容易陷入窘境。资源稀缺、人心散乱之际，霸主背离公共承诺、撤回公共产品，瓦解自己一手建立的公共秩序也就并不出奇。如美国当前一边自毁全球治理的规范性主张，一边船抵委内瑞拉、震慑哥伦比亚——与其领导世界，不如独霸一方——就是这种霸权自我拆解的绝佳案例。但是这里的‘懂罗主义’（Donroe Doctrine）预设也值得我们怀疑：在观念跨境流动、导弹全球覆盖，全球即地方、地方亦全球的如今，哪里还有‘一方’可供‘独霸’？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近日称：“特朗普不是哥伦比亚的国王”。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战以来，美苏一度主导着区域国际秩序内公共设施的建立和规范规则的扩散。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美国提供的世界贸易金融体系、世界安全保障体系外溢至全球，为国际社会的制度变革创造了基本条件，但也因为根深蒂固的资本权力与军政权力循环流动，造成了社会经济平等性的恶化与文化文明代表性的缺失。可以说，全球新自由主义展现出了领导的气质与霸权的面孔，既是灵珠，也是魔丸。面临这一局面，许多‘缺资源’‘少规范’的国家并未躺平静候那背后悬丝提线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信息茧房密布的‘自由观点市场’指引我们走向曾几何时不言而喻的‘历史的终结’，而是积累盈余付诸发展，痛苦攀爬着全球供应链背后的价值链，从增加体量到积极议价，再到争取规范性实力，反向改变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今可见，塑造世界的能动性也向全球扩散。当1990年代的规范建立者和规范捍卫者发现自己不再能独霸规范制定权、阐释权、应用权时，便可能考虑战略回撤——撤回的不仅是公共产品，也包括当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时先发互惠、过度回报、正向外溢出的信任与善意，不愿再以额外的包容换取世界的钦服。这种‘去领导化’进一步加速了‘有规范者’与‘无规范者’之间的角色挪移，但我们也要警惕随之而来的‘霸权地方化’，譬如‘懂罗主义’为加勒比与拉丁美洲带来的空前军事压迫。即便是与赫格塞斯在炮轰委内瑞拉船只问题上似有齟齬的美军南方司令霍尔西（Alvin Holsey）也在表扬阿根廷购买F-16、巴西购买黑鹰战机之后，攻讦中国进入“我们的南方”（our south）——这里，这个词不是指休斯顿，也不是指迈阿密，而是指拉丁美洲的主权国家。目前，南北美之间恶语相向，炮舰外交驶入边缘政策，拉美危局一触即发，这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战略回撤的结果。所以，未来的国际秩序是会因为少了霸道的领导而变得更加全球，还是会因为领导卸任回乡后，分裂成若干个区域性霸权，进入‘凉战’‘温战’，这还尚未可知。
霍尔西（Alvin Holsey）将军或因与高层意见不和，提前退休。图片来源于网络。
全球领导力的重新洗牌并不一定意味着推倒重来，但如果不重新设计全球范围内知识协商、规范竞争的基本机制，都可能顺着老路跌入制度的惰性。未来的国际政治议题，从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到数字治理，从深海床到外太空，一国、一语、一传统的宇宙观和知识论难以提出可供替代的分析框架，形成不同的解决方案。多规范体系之间的争鸣，不论是以议题为单位临时组成的‘小多边’联合体，还是以全球共同体为单位展开的宏大辩论，都将弥补全球治理目前最为欠缺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只有形成了更为活跃的全球思想生态，我们才不必在‘领导’和‘霸权’之间疲于奔命，对冲不暇。我们大可领导自己，推动更大范围、更多圈层的审议与博弈，将一种规范性的现实主义注入到全新的全球领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