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学者评【俄乌战争的“终结”与美俄勾连及其对欧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冲击】第30篇
李海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基本上看，拜登执政时期，美方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对中方的主要指责是中俄关系发展太好了（当然，这一指责其实并无道理）。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一指责基本就消失了，但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特朗普明显是想使美国在全球范围抽身，然后能一心聚焦，专意对付中国。至少在特朗普本身这一方来看，确实有很不小的所谓“联俄制华”，“联白制黄”，“联东正教以制无神论者”的意味在，俄方是否完全与其同调，则又另当别论。
中方一贯所秉持的“劝和促谈”立场的确是很有实效的，给了中方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而且俄、美、乌三方矛盾纠葛很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乌对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和过程的较为深度介入），这汪浑水，不蹚也罢。
对于未来的俄美关系，笔者有三点不很成熟的小观察：一、在这个特殊时期，中俄关系一下子有了更多的意涵。客观上，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稳定和积极的中俄关系来对冲掉俄、美过度彼此走近带来的战略风险；二、俄方料将对美采取一种“赶上良机，能用则尽用”的态度，但很可能并不会将太多的“鸡蛋”都放在美方这一个篮子里。原因很简单，俄方深知美国当前的高度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态势，也就是说：他们大概率会持续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焉知未来政权又定不会逐渐转回到民主党人控制下，尽管目前特朗普声势无两，如日方中，但政治盈虚之数，实尚未可完全逆料。
假设俄美双方靠拢到了一种会牺牲中国国家利益的程度，中国又当如何处之呢？其实说来也简单，毛泽东当年的思考已经给了我们较好的启示：1960年代前期，毛曾提出过著名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亦即：“第一个‘中间地带’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国家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邓小平后来对这一理论又做了阐发：“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它的对外政策变了，不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了。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西欧、日本有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 。这充满了深刻的洞见与智慧，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参考。而一旦到了具体运用时（笔者认为需要因时而动做出这种运用的概率并不高），我们又需切记防止“过左”的风险，因为就像章百家先生曾指出过的那样：6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时间里强调“反两霸”，但同时“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