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系列】第19篇
杨雪冬
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11月8日，我在微信圈程浩发出的详细信息中得到Joe不幸辞世的确切消息，内心非常悲痛。8月份我在浙江温岭调研的时候，看到他当年调研温岭参与式预算的留影，非常高兴，当天（8月8日）就把几张照片发给他，问他是否还记得，什么时候再重访温岭。他在电邮中回复说，当然记得，还询问是否可以给他发一封邀请信。3个月之后，没有等到他来访的喜讯，反而收到了他去世的噩耗。
我知道Joe，可以追溯到1997年左右。当时我在中央编译局刚刚开始自己的中国政治研究生涯，开始对海外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托尼•赛奇当时任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他与中央编译局来往密切，曾经听他提到过Joe。1999年，我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在费正清中心图书馆，通过南希女士，认识到傅士卓教授。还记得他幽默地说，我在BU工作，没有哈佛那么有名。后来，往来就越来越紧密。他到中国来，都会来编译局做客，我到美国，有机会，他也会请我吃饭。几次在哈佛广场，他都从家里坐火车转地铁赶过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疫情前的北大勺园，俞可平教授主持的宴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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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群体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学者之一，他师承芝加哥大学的邹谠教授，后来长期浸染并活跃在以哈佛为中心的新英格兰中国政治研究共同体中，始终密切关注、深入分析中国政治的阶段性发展，并具有理论化抱负和反思精神。他集中体现在，在长期跟踪中国精英政治，尤其是领导层变化之后，在学术生涯后期，他力图用“制度化”来解释中国政治的变化，并出版了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 (202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这本虽然很薄，但很有洞见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制度化可以描绘中国政治变化的样态，但是几代政治精英的更迭，反而印证了列宁主义是比制度化更深层的，更有说服力的力量。
尽管他的判断和观点有争议，但他积多年研究的发现，人、组织比制度更为重要这个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政治的变化，依然具有启发性。
这印证了中国人常说的，学术比生命更持久。更如他的姓Fewsmith所意味的，一个少见的匠人，终将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