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学者评【世界领导型国家与国际秩序】第2篇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
近期国际舞台上的两大动态颇具风向标意义：2025年10月中美元首釜山高峰会谈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将此次会晤定义为“G2对话”，这一表述凸显其对中美双边互动主导全球秩序的认知取向；同年12月4日美国发布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进一步明确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球秩序塑造的核心互动”，标志着美国战略认知的正式升级。
当前，全球化进程已进入“深度重构期”，国际格局变革的核心命题正经历深刻转型——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权力转移，逐步升级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角色重塑与国际秩序底层逻辑的系统性再造。
在此历史背景下，中美两国作为全球GDP占比超40%、对全球产业链贡献率超50%的核心力量，其互动模式不仅直接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更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路径。中美是否可共同打造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双领导体制”，已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战略性议题，其答案将深刻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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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双领导体制”的建构基础
（一）经济领域：从价值链分工到规则引领的能力互补
中美经济分工逻辑已从传统“要素禀赋差异”，转向“产业链能级差异”与“规则制定权竞争”的双重维度。
美国凭借占全球35%的研发投入、纽约证交所占全球30%的市值、占GDP 80%的高端服务业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创新端”与“定价端”，在EDA设计软件、高端光刻机核心部件等半导体领域垄断技术咽喉，依托占全球60%外汇储备和80%贸易结算的美元，掌控全球资本流动调控权。
中国则以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14亿人口加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成为全球价值链“制造端”与“市场端”，在光伏组件（全球产量80%）、动力电池（65%）、高铁运营里程（70%）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这种分工呈现动态互补特征：美国技术创新需中国制造实现商业化落地（如苹果手机中国组装贡献15%附加值，支撑90%产能），中国产业升级需美国高端技术设备支持。
当前核心矛盾已从“要素错配”转向“规则分歧”，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产业补贴等领域的规则差异，成为影响全球产业链稳定的关键变量。
（二）安全领域：从供给差异到公共产品协同的潜力空间
美国军事力量核心定位是维护全球霸权，通过11艘核动力航母、374个海外军事基地、北约联盟体系构建全球安全威慑网络，在F-35隐身战机（全球部署超900架）、导弹防御系统等领域领先，但“印太战略”等进攻性、排他性举措加剧地区安全困境。
中国军事发展以防御性和公共性为导向，既构建以航母、核潜艇为核心的远洋作战力量，在反卫星、高超音速导弹等领域形成有效制衡，又累计派出5万余人次维和官兵（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多），在亚丁湾护航、打击海盗等行动中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美安全分工潜力体现在公共产品供给互补：美国可依托联盟体系应对地区冲突、核扩散等传统安全威胁，中国可借非结盟外交优势推动反恐、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合作，构建“传统+非传统”安全合作框架，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效能。
（三）科技领域：从赛道互补到创新治理的引领可能
美国科技领先根植于“基础研究+市场转化”双轮驱动，全球前20名高校占15所，培养40%顶尖科技人才，硅谷模式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突破，形成“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闭环。
中国则呈现“应用驱动+政策引导”特征，在5G专利（全球40%）、高铁技术（输出100余国）、航天等领域实现突破，超大规模市场为科技转化提供独特优势，移动支付普及率90%、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60%，形成“应用反馈-技术迭代-产业升级”良性循环。
中美科技竞争核心并非零和对抗，而是赛道互补：美国基础科学、底层技术优势与中国应用技术、产业转化优势，可通过技术交流和人才流动实现协同。如美国碳捕捉技术与中国新能源产业结合加速碳中和，基因编辑技术与中国临床资源结合缩短新药研发周期，推动全球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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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双领导体制”的可行性支撑
（一）可行性基础：大国责任与治理需求的刚性约束
一是全球性议题应对的刚性需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核不扩散等挑战的非排他性与不可分割性，决定单一国家无法独自承担领导责任。中美合计排放全球45%温室气体，缺乏协作则《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难以实现；新冠疫情更证明，两国在疫苗研发、医疗物资供应等领域的协同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支撑。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是应对全球变乱的现实选择。
二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治理体系延续西方中心主义，IMF新兴市场国家投票权（40%）远低于其经济占比（60%），数字贸易等领域规则滞后。美国可借传统国际组织影响力推动规则调整，中国可代表新兴市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方案，二者协同为治理体系注入新动能。
三是制度优势的互补性支撑。美国擅长规则制定（主导WTO、IMF规则）与硬制度执行，中国擅长项目落地（如“一带一路”基建互联互通）与软制度构建，这种“规则引领+实践落地”的互补性，可转化为治理协同效能，为双领导体制提供底层支撑。
（二）双边合作的实践积淀：协同基础的现实佐证
中美在长期互动中已形成诸多合作共识与实践成果，为双领导体制构建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经贸领域，尽管存在摩擦，但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仍超6000亿美元，通过多轮经贸谈判建立了关税减免、市场准入等协商机制，证明双方具备规则协同的谈判与执行能力。
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中美曾在伊朗核问题谈判、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密切协作，共同推动达成相关协议。
在气候变化领域，2023年中美联合发布《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推动全球碳减排进程提速，展现了大国协同应对全球性议题的实效。
此外，在跨国犯罪打击、禁毒、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通过情报共享、联合行动等方式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
这些实践不仅验证了中美“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可行性，更培育了双方的沟通渠道与协作惯性，为双领导体制所需的协同能力提供了现实支撑。
（三）国际社会的协作期待：合法性基础的潜在支撑
全球治理赤字的持续扩大，使国际社会对中美发挥协同领导作用存在普遍期待，为双领导体制提供了潜在的合法性基础。
从多边机制反馈来看，G20、APEC等国际平台多次呼吁中美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多次强调，“中美合作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期待两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国家既希望借助美国的技术与资金优势，也依赖中国的市场与基建能力，普遍支持中美构建良性互动模式，避免阵营对抗带来的发展冲击。即便是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也期待中美能够达成规则共识，为全球产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
这种广泛的国际期待，为中美双领导体制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降低了制度落地的国际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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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双领导体制”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是体系认知的结构性分歧
美国部分势力倡导的“G2构想”，本质是试图通过双边共管维持霸权地位，限制中国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这与中国奉行的“合作而不共治、平等而不主导”的多边主义立场根本对立。
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秩序挑战者”，推行遏制政策；中国则定位为“秩序建设者”，主张多元共治，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双领导体制缺乏核心共识基础。
二是国内政治与战略互信缺失
美国政治极化使“强硬对华”成为两党共识，政策短期化与情绪化特征明显；中国在外部遏制下强化“自主可控”，双方形成“对抗循环”，难以建立稳定的领导协同机制。
三是全球多极化趋势的消解作用
“全球南方”崛起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其人口占全球88%，在国际治理中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作为，坚决反对大国共管模式。G20峰会等多边机制的实践证明，参与越广泛，治理合法性越强，而双领导体制易被视为“强权垄断”，难以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尤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质疑与抵制。
四是国际博弈的复杂性加剧困境
多极化格局下，欧盟、印度、巴西等力量诉求多元，既不愿依附美国，也拒绝被中美主导。美国试图拉拢“全球南方”孤立中国，中国则坚守发展中国家身份维护“南方团结”，这种博弈使中美难以形成统一领导共识与行动框架。
同时，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与中国倡导的非结盟外交存在天然差异，进一步制约双领导体制构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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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美双领导体制”并非没有现实基础，两国在经济、安全、科技领域的实力互补，以及全球治理的刚性需求，为协同领导提供了可能性。
但体系认知的结构性分歧、战略互信缺失、全球多极化趋势与复杂国际博弈，又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现实梗阻。
在全球化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中美双领导体制”并非最优解，更非唯一解。
未来，两国应摒弃“霸权共管”或“零和对抗”的思维定式，以多边主义为导向，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协调而非主导、互补而非对立”的大国互动模式，联合全球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包容、高效的方向演进，这才是重建国际秩序，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之道。
2025.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