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学者评【全球三大热点同时激化】第10篇
对中国而言，当前的外交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采用哪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范式，不在于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甚至是道德主义。问题在于中国的外交决策正在经历一种危险的去制度化。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正在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个人化的情感、视野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依赖于被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的公众舆论的反馈。而且这二者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循环机制。比如说，我们已经多次看到，我国外交官（比如卢沙野）所做的很多表态，优先考虑的似乎并不是国家的战略利益，而是自己是否能够迎合国内的“吃瓜群众”，是否能凸显“大国”地位而获得领导赏识。这实际上是所谓“战狼外交”的基础。长远来看，这种趋势是非常不利于我国的外交发展的。
同样的，在处理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对俄罗斯表示出高调支持实际上显然既不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也不符合基本的道德准则。只能说，它符合的我国国内舆论中高度流行的一种民族主义声浪，或许也符合外交政策制定者个人的意识形态。这种民族主义建基于近几年兴起的一种新冷战思维。当然，这种思维并非是中国单方面发展出来的，也自有它形成的客观条件。但这种思维的不断发展很可能会与新冷战的实际格局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必须警惕的。
就巴以冲突的问题来说，这一冲突很难说有哪一方在道德上处于绝对的制高点。以色列持续几十年的定居殖民主义无疑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哈马斯的恐怖活动在这一轮冲突中也让自己了合法性。但对于中国而言，讨论完全是另一回事，墙内社交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反犹的倾向。这种话语并不出于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道德感（事实上，大量散布反犹言论同时也仇视穆斯林），而是源自于高涨的反美情绪，以及近年来流行的“犹太人控制美国论”。希望我国的外交策略不要被这些民间的种族主义言论所带跑，应该是对我国外交的最基本的期望。同时，也必须说明的是，网络上出现的舆论，也并不证明这些言论就代表了我国多数人的意见，甚至多数网民的意见。网络上民族主义以及种族主义言论的流行，与审查部门选择性的审查、对大方向的把握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畸形管理之下出现的舆论方向，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的外交系统以这些舆论作为“民意”的参照，甚至有意对之进行讨好，那就无疑是错上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