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学者评【台湾问题国际化及两岸融合】第6篇
王建伟
澳门大学教授
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有两大战略目标。一是要确保台海不发生可能会将美国拖下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力图避免出现的情况。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强调避免冲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主要就是指台海地区局势不失控，不爆发战争。尤其是在美国已经被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严重拖累的情况下，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台海再爆发第三场美国可能不得不亲自下场的地区冲突，这将是美国不堪承受之重。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另一个目标是要利用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在战略上牵制中国大陆，以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不丧失。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毋庸赘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台湾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美国战略界曾经出现过的 “弃台论“ 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成不了气候。
然而美国的这两大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从逻辑上讲，要确保台海的持久和平，避免中美直接对抗，美国应当鼓励两岸消除敌意，改善关系，乐见同文同种的大陆和台湾人民逐步走向融合，最终达成和平统一。但是美国利用台湾牵制大陆的战略目标又决定了它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支持两岸走向融合和统一。相反华盛顿会想方设法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升级美台各方面的实质关系，甚至要把台湾打造成有效抵御大陆的“豪猪。“ 美方的这些做法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都在客观上起到了纵容和鼓动台湾和大陆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甚至在统独问题上不断挑衅大陆的作用，从而增加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近年来台海地区紧张情势升高，出现“兵凶战危”的局面，本质上正是美国自相矛盾的对台政策造成的后果。洞察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及其内在矛盾，就不会被它在台湾问题上释放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甚至看似混乱的信号所迷惑。
落实到政策层面，美国就是要力图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问题，在它的两大对台战略目标之间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以实现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个平衡点落在哪里，取决于很多因素和变量。概而言之，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涉台政策的动向大致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制约。虽然中方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竞争不能定义中美关系的全部，美国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的国策已定，中美在国际关系各个层面，尤其是地缘政治和经贸科技领域的竞争，已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在这种大环境下，台湾不再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单纯的双边问题，而已经成为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换言之，和过去相比，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明显的提升。
从这个角度观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方近年来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有意义”地参加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体系。为此美方甚至要在早有定论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重炒“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冷饭，借此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还不惜夸大大陆收回台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美国高官多次宣称，全球有50% 的商务船运通过台湾海峡，台湾生产全球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半导体。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动荡，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这种新的话术实际上是把阻止台湾回归中国说成是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这种看似堂皇的叙事为美国将其他国家，特别是它的盟国拉入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对华统一战线提供了理据。如此，维持大陆和台湾的分裂“现状“ 就成为美国和其盟国的共同利益，而不只是美国的单方面诉求。这也是日本提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美国纠集加拿大，荷兰等国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背后的潜台词。简言之，美国想塑造一个”台海有事，就是世界有事“的国际新认知。
二是俄乌战争的“连带伤害”。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产生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俄乌战争引起了美国朝野在台湾问题上的集体抓狂，担忧中国大陆会利用美国忙于应付俄乌冲突，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但却明确排除出兵乌克兰的情势在台海如法炮制，陷美国于东西两线作战之困境。一时间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在美国尘嚣甚上，各种关于大陆武力收台的时间表纷纷出笼。用美国前涉台官员包道格的话讲，美国出现了“台湾流行病。” 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导致美方认为必须加强预防性措施的力度来确保台湾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拜登政府的挺台动作接连不断，美国国会的保台法案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种战略误判的影响下，美国重量级政治人物，包括前高官，国会议员等接二连三访问台湾，以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台达到高潮。可以说俄乌战争再一次凸显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中心位置，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戒心和焦虑。佩洛西访台导致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的第一次危机，中美高层来往几乎全数中断。
由俄乌战争触发的台海危机导致美国对台政策至少在三个层面的明显变化。一是在台海一旦发生战事，美国是否会直接军事介入的问题上，美方逐渐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至少有6次以所谓”失言“的方式表明如果台湾受到大陆单方面的攻击，美国不排除使用武力协防台湾。其中2次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4次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虽然每次拜登表态之后，白宫都会出来灭火，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是身为美国总统，拜登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6次”失言，“ 他一定是要向中方传递某种信息。可以说美国对台直接军事干涉逐步走向清晰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二是俄乌战争也大大加强了美国”武装台湾“ 的紧迫性和频率。俄乌战争爆发后，2022年9月拜登政府推出上台后数额最大的对台军售。拜登政府执政不到四年，已经对台军售15次，超过前任特朗普政府。美国对台军售的目的和重点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乌克兰战争中汲取所谓教训，考虑到台湾是一个岛屿，易受海空封锁的影响，美国提出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巨大武器库,” 在战前储存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样台湾就可以坚持到美军驰援的到来。为了加速美国售台武器的交付速度，美国还开始考虑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只是由于这麽做的敏感度太高，美方也担心军事技术外泄，所以到目前似乎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三是美军不断扩大和加强对台军的训练，将训练的规模提升到营级单位，旨在台湾“有事” 时，强化台军的独立作战能力。同时美方还要求台方加强“本土防卫，” “岛屿防御” 战略，提高和大陆打巷战，打游击战，打持久战的能力。总之，美国要让台湾“乌克兰化”，从而在台海复制”乌克兰战争“模式。
三是中俄关系的“溢出效应”。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未能公开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侵略，“ 并继续加强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耿耿于怀，认为中国一贯要求美西方国家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却保持沈默、这是明显的言行不一。而中方则认为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如果美国真那么在意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就更应该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一方面要中方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另一方面却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和美国对俄乌战争和台湾问题的异同和联系就有不同的认知，出现了话语权之争。此外美方还认为中方应该加入西方发起的对俄全面制裁；而中方则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俄制裁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俄乌冲突也不应妨碍中国和交战双方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经贸关系。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削弱，而且不断得到了加强。随着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乌克兰战略反攻成效不彰，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局部进展，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政策不断受到国内外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把目光转向中俄关系，将其视为美国政策失败的替罪羊。从今年四月开始，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国高官就不断声称中国正在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在战场上就撑不下去。美国一开始是反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对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贸易为其经济输血，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支撑甚至振兴了俄罗斯的军火工业，从而使俄罗斯得以扭转乌克兰的战局。 今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在美国的主导下更是史无前例地把中国定义为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俄关系正在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新摩擦点，其”溢出效应“很可能影响到其他问题。
5月16-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竞选连任成功后访问中国。双方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俄方再次重申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声明还多次以点名和匿名的方式全面批判了美国旨在维持其绝对优势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并表示要共同应对美国对中俄的“双遏制”政策。这个联合声明引起美方的不满。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均声称中国不能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左右逢源，“ 中国支持俄罗斯军工产业，帮助普京继续在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中俄联合声明的时间点正是台湾新当选的领导人赖清德发表“520”就职演说的前几天。赖的就职讲话提出新的“两国论”，强调台湾和大陆互不隶属，几乎就是台独的宣言书，其挑衅和强硬程度超出很多分析人士的预料。有理由相信美方这次之所以没有像过往一样，对台湾新任领导人的就职讲话加以“管控”，除了赖的演说忠实体现了美国的印太和对华战略意图之外，另一个可能的重要动因是要表达对中俄加强“反美同盟”的不爽。换言之，“放赖出笼”是为了用台湾问题来 “惩戒” 中国对俄罗斯的继续支持。如果这一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表明美国打“台湾牌”的范围进一 步扩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策动向。
四是岛内政治生态和两岸互动的变化。 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岛内蓝白绿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引起的两岸之间的互动变化。岛内政治和两岸关系并不完全在美方掌控之下，但是为了确保美国的两大战略目标能够实现某种平衡，华盛顿会使用各种政策手段和工具来推动岛内政治和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方会不断进行政策的微调，有时会释放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抵消的信息，但是这些都不妨碍美国力图实现台海局势不失控的政策目标。
以今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为例。美方的纠结心态可以说反映得淋漓尽致。如果从确保台海和平的战略目标出发，美国应该不反对台湾再度实现政党轮替，欢迎国民党重新执政。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在”一中“问题上不会故意挑战大陆，从而具备了和大陆改善关系的政治基础。这样台海发生战端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当然国民党上台，美方会有两岸走得太近，从而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既得战略利益的顾虑 。如果从利用台湾牵制大陆的战略目标出发，美方会更希望看到民进党执政。从美方的角度看，蔡英文执政八年，虽然也出现过类似佩洛西访台这样的危机事件，但总体上台湾还没有成为陈水扁时期那样的“麻烦制造者。“ 问题是如果让公开宣称自己是”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他会不会在统独问题上剑走偏锋，美国人心里也没底。
鉴于台湾的蓝绿两位主要候选人对美国的对台战略而言各有利弊，各有隐忧，在美方虽然可以影响，但也无法操控台湾民意的情况下，华盛顿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一方面美国涉台官员多次表示美国在台湾大选中不选边站，会和台湾民众选出的任何领导人合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选举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根据台湾选情出现的变化，不断放话，意在影响台湾选举走向。例如针对民进党候选人可能出现的急独倾向，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2023年10月访台时重申美方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不支持台独，被台湾舆论解读为是针对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徳的台独倾向。这一表态使得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更加明确坚定地表明反台独立场。在”蓝白合“破局，民进党候选人当选可能性增高的情况下，代表美国不同对华对台政策倾向的三位重量级学者在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杂志上联名发表文章，公开要求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为赖清徳可能当政事先打预防针。而当国民党候选人力图将台湾大选主轴定义为“战争与和平” 的选择时，美国驻台官员孙晓雅又出来发声，称台湾并无迫在眉睫遭武力入侵的威胁，显然是在间接否定国民党把票投民进党候选人等同于选择战争的说法。凡此种种，都说明美国试图在台湾大选中“左右逢源，” 通过其涉台官员和学者的言论美国的立场，推动选情朝着美国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赖清德当选后，美国关注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如何帮助赖巩固政权，使其有能力继续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服务，同时又不至于和对岸迎头相撞，引爆台海危机上来。美国国务卿高调庆祝赖当选，放任赖发表“台独“就职演说，就是要力挺赖上台执政。与此同时，赖刚刚当选，美方就迫不急待地派由前高官组成的两党代表团去美国访问，一方面是要表示对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要对赖当面提出告诫，不要走急独冒险之路。5月23-24日，中国军方对台展开”联合利剑-2024A” 大规模围封台岛军事演习，惩戒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美方避其锋芒，没有采取针对性的军事回应措施，只是在军演结束后由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大陆对台军演。这种“马后炮”的表态引起台湾舆论哗然。而实际上美国却加快了对台军售的步伐。仅6月就两度对台军售，导致中美军控磋商中断。美方还再次操弄联合国2758号决议议题，给中方添堵。6月美国国务院派出两位助理国务卿秘访台湾，首次与西方国家驻台外交人员磋商协调他们的多边对台政策。这些操作都说明美国根据两岸互动的变化，在不断调整它的对台策略。
五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近年来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幅下降，而对台湾的好感度则直线上升。盖洛普2023年3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15%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创历史新低。这个比例在一年中减少了5个百分点，从2018年以来下跌了38个百分点。美国目前有50%的人视中国为最大敌人。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台湾的好感度却节节攀升。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台湾抱有好感，比例高达77%，创1996年以来的最高。从民调看，“亲台反中”似乎已经成为美国民意的主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拜登政府目前推行的对台政策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美国国内推动拜登政府政策不断朝台湾方面倾斜的主要政治力量是美国国会。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国会在涉台立法上从来没有消停过。例如研究表明拜登执政前两年的第117届国会提出的涉台立法提案高达153部。自2023年1月开始的美国第118届国会，在短短7个月里就提出涉台法案29部。其中大部分法案都是由两党或两院共同提出的，说明在台湾问题两党有高度一致。这些涉台法案名目繁多，涉及军事安全，国际空间，外交地位等几乎美台关系的所有方面。如果这些法案都得以通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将不复存在。好在尽管美国国会议员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炮制提案，但要在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一项有约束力的法案并非易事。一些过于激进的法案，如2022年提出的台湾政策法案企图成为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的升级版，最后还是半途夭折。而有约束力的涉台法案一旦通过，就将对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军援法案，包括80亿美元对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援助，以抗衡中国，台湾也在被援助之列。应当说拜登政府签署该项法案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得到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急需的资金，援台部分是亲台议员夹带的私货。但拜登总统迅速将其签署成法说明美国政府为了其外交的其他优先事项而不惜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国内的选举周期对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也会产生影响。今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台湾，经贸等问题上保持强硬姿态显然和总统大选有直接关系。
大选年不能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示软示弱已经成为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常规操作。同时在大选年的复杂政治环境下，美方也希望和中方在台湾等敏感问题上保持沟通，以避免“无心之祸。”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台湾问题并非今年美国大选的主要话题。民主党党代会刚刚通过的2024年民主党党纲在谈到台湾时并没有什么新的提法，只是宣称民主党政府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引的，以确保任何一方都不会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而共和党的党纲干脆提都没提台湾，表明台湾问题并非特朗普及其团队的主要关切。该党纲的重心基本放在美国国内问题上。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如果他赢得选举，是否会防卫台湾，特朗普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却提出要台湾交保护费，声称美国就好像是台湾的保险公司，但是台湾没有给美国提供任何东西，相反拿走了美国的芯片工业。虽然这些只是竞选言论，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拜登政府目前的对台政策大概率会得到延续；而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出现“政权更替，”美国的对华乃至对台政策将平添变数，从而增加更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