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学者评【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开启新局还是换汤不换药？】第27篇
蒋一骁
美国西新格兰大学金融系助理教授
一、日本 — 不情愿的贸易伙伴
1853年江户湾黑船来航事件
由于自然资源稀缺，日本更依赖并受益于国际贸易关系。然而，日本与西方国家的首次接触并不顺利。欧洲商人掠夺性的殖民方式以及他们不断努力将日本人皈依天主教的行为，引发了日本人的强烈敌意。欧洲人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商人。1639年，日本对西方国家关闭了国门。
日本与西方的下一次正式接触是在1851年，当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美国总统米拉德·菲尔莫尔的授权下，率领四艘船进入东京湾。佩里的目的是与日本建立贸易关系，他通过为天皇和其他官员带来礼物以及展示其舰船的武力威胁来实现这一目标。1854年3月31日，佩里准将带着更大规模的舰队回到东京，迫使日本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尽管日本感到愤怒和屈辱，但还是勉强签署了该条约。根据条约，美国蒸汽船可以使用日本的两个加煤港口。此外，日本政府同意帮助在日本水域遇险的美国船只和美国海员（捕鲸者）1858年，美国和日本签署了正式的商业条约《赫里斯条约》。
尽管日本几乎是在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贸易关系，但开放经济最终被证明对日本极为有利。日本得以获取所有经济部门（包括军事）的先进技术，逐渐转型为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自开放经济以来，日本经历了几次工业化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日本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大部分被摧毁。二战后，美国帮助日本重建了其经济。
二、工业新政策
《财阀的时代》日文版
二战结束后日本工业政策的一大特点是解散了“财阀” （Zaibatsu），这些财阀是垂直整合的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多个从事不同经济领域的公司。1945年后，财阀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系列企业集团”（Keiretsu）。后者是通过交叉持股水平整合的企业集群，并与其他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企业垂直关联。系列企业集团在装配商、投入供应商、银行和分销商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强大且互利的连接，这种关系持续到了21世纪初。然而，系列企业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挑战，当时股市大幅下跌，企业市值大幅缩水。
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通过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后者超越了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实现了互惠的深度整合。日本认为，EPAs对那些在现有自由贸易协定下受到国外歧视的国内企业非常重要。此外，与美国的摩擦以及多哈回合谈判下的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促使日本寻找其他途径来支持其经济。自2002年以来，日本已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中的7个成员国、墨西哥、智利和瑞士签署了EPAs。大部分双边和少数多边的EPAs集中在东亚地区，推动了以中国、韩国、越南等动态经济体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一体化，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4月28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三、债台高筑的失落三十年
日本中央政府社保和债务付息支出占比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被一个长期停滞和通货紧缩的时期打断，这个时期被称为“失落的三十年”。这场危机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括青年和中年人群中的高失业率，这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由于经济停滞，政府收入减少，影响了政府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援助的能力。为应对危机，政府不得不增加公共赤字，逐渐将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举债的本质是像子孙借钱，所以举债的可持续性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尽管可以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角度讨论理论考量，但债务与GDP之间关系的真实形态必须通过实证来确定。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的文章 “债务时代的的增长”（Growth in the Time of Debt, 2010）引发了对这一主题的极大关注。他们基于44个国家超过200年的数据发现，虽然在相对较低的债务水平下，公共债务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但超过90%的债务与GDP比率阈值后，其影响是显著且明显负面的。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Reinhart和Rogoff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债务超过某个可识别的水平是有害的。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急剧上升。这些更高的债务负担主要是由2008/09年大衰退以及随后2020年初由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赤字造成的。可怕的是，许多国家即便在经济扩张期间也继续出现财政赤字，结构性赤字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在2023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与GDP比率高达255%，在发达国家中居首。这个债务比率已远超90%的阈值；债务的可持续性的化债的可行性无疑是日本新政府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