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学者评【中美博弈中的“斗争与妥协”】第12篇
蒲婧新
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唐纳德·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其极端性格特征——包括自恋（Narcissistic）、冲动（Impulsive）、善变（Unpredictable）、操控欲强（Controlling）、复仇心强（Vindictive）、表演型人格（Performative）、非理性（Irrational）、无原则（Unprincipled）、粗俗（Vulgar）和不诚实（Dishonest），这些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非理性、情绪化且高度自我中心”的领导者形象。特朗普性格中极端性进一步放大了其不稳定与不可预测性：他常以侮辱性语言攻击对手，破坏了政治对话的基本文明规则；同时，长期传播虚假言论，不仅削弱国内外对其政府的信任，也造成政策的极端化与民众的撕裂。这些性格特征不仅对美国内部构成深刻分裂，也使其在国际谈判中失去连贯性与可信度，为对手制造“外交虚空”与策略误判的空间。他的自恋与报复心理常常使政策走向个人化、非理性化——将国家战略转变为个人情绪出口。这种不可控性，令国际社会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与外交代价。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其“性格极端”与“宗教使命化”的政治理念结合后，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成倍放大：其一，政策决策日益情绪化、神圣化，缺乏战略理性；其二，对外关系中呈现更强烈的“文明对抗”倾向，将中国等异质国家塑造成“道德敌人”；其三，外交语言日益极端、排他，掏空了谈判与合作的可能性；其四，通过“神选叙事”挑战全球多边秩序，削弱规则体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
这一性格模式不仅塑造了特朗普独特的领导风格，也为他与特定意识形态的结合创造了土壤。正是在这种人格与政治信仰高度捆绑的背景下，特朗普与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之间建立起了相互强化的关系。
社会学家安德鲁·怀特黑德（Andrew Whitehead）和塞缪尔·佩里（Samuel Perry）在其合著的《夺回上帝的美国：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怀特黑德与佩里指出，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情感表达，而是一种政治武器——它借用“基督教”的外壳，实则推动的是一种白人优势、民族排外、父权秩序与文化霸权的政治议程。这不是“信仰的捍卫”，而是“权力的索取”。基督教民族主义掏空了真正的福音核心，他们批判地指出，基督教民族主义背离了新约圣经中“爱邻如己”、“服侍弱者”、“谦卑正义”等核心精神。特朗普自诩为“上帝的捍卫者”，并深度借用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话语——如“美国是上帝选民”“神圣使命”等来动员基层白人福音派支持。然而，他的许多行为明显与圣经核心价值（如谦卑、诚实、悔改）背道而驰。特朗普言行背离圣经精神的例子：
| 圣经价值观与教义（节选） | 特朗普行为 |
| 爱与包容：“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 22:39） | 频繁发表仇外、种族主义言论，攻击移民 |
| 谦卑与悔改：“谦卑的心乃是神所悦纳”（彼得前书 5:5） | 自诩伟大、从不承认错误 |
| 诚实与正义：“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出埃及记 20:16） | 广泛传播虚假信息、多次被揭发虚假陈述 |
| 尊重女性：“不可行奸淫”（出埃及记 20:14） | 被曝光大量性骚扰与性别歧视行为 |
在俄克拉荷马州比克斯比的比克斯比高中图书馆，圣经与其他书籍一起被搁置
特朗普的言行体现了基督教民族主义“政治工具化”的极端形式。他所宣扬的价值观强调武力、资本至上、种族优越与极端个人主义，与圣经教义中的爱、正义与谦卑背道而驰。许多高举“基督教民族主义”旗帜的人物，往往并不真正践行基督信仰，而是借用宗教语言，为自身对权力、控制和传统等级秩序的执念披上一层道德外衣。这种现象可被视为一种“信仰化的专制倾向”。基督教民族主义并非信仰的胜利，而是对信仰的劫持；其目标不是荣耀上帝，而是借上帝之名建构权力的堡垒。本书深刻揭示：若要理解当代美国的文化与政治格局，就必须直面“基督教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并非美国基督教的自然延伸，而是一场将宗教语言与种族、文化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工程。它通过扭曲信仰、制造恐惧、强化身份界限，成为美国社会日益极化与排斥性的根源之一。书中有力地论证：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对社会边界的僵化定义，以及对等级结构的顽固维护，正在对所有美国人产生广泛而现实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认识到：特朗普的宗教叙事并非出于真诚信仰，而是服务于其“美国优先”的政治目的。他借助基督教民族主义情绪，塑造“神圣国家”与“邪恶他者”的对立结构，使外交博弈中出现非理性的二元对立：美国是上帝选中的“正义方”，而异质国家（包括中国）则被暗示为威胁甚至“魔鬼化”。
这种具有神权色彩的政治语言，极大削弱了跨文化、跨制度的平等对话空间，将博弈从务实议题转向情绪化、象征化乃至文明对抗的领域，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沟通意图被误读、边缘化，甚至标签化。因此，对特朗普的应对不仅需要心理战术，更要具备对宗教叙事结构的识别与反制能力，避免陷入其构建的“文明冲突”叙事陷阱。特朗普的“极端民族主义+基督教民粹+情绪化决策”的特质为中美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与戏剧性。
面对如特朗普这样一个极端、自恋、不理性并深受基督教民族主义情绪驱动的政治人物，中国的应对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外交礼仪和经贸计算，而必须结合“性格心理+叙事斗争+制度应变”三位一体的博弈策略。中国必须采取高度灵活与防御性的战略设计：一方面，实施“策略弹性化”原则，预设多套应对路径（Plan A/B/C），确保在其反复或撕毁承诺时能迅速转场、调配资源、稳住出口与供应链；另一方面，采取“议题切割法”，拒绝一揽子式谈判陷阱，将贸易、科技、金融、人文交流等领域分线处理、逐项突破，有效防止单一议题波动牵动全局，降低政治情绪外溢至实质领域的风险。这种“分线应对 + 多轨备战”模式，才能在不确定性极强的局势下稳住战略节奏。
更重要的是，应对特朗普这类风格激进、言行冲突、善于制造外交戏剧性张力的政治人物，不能采取“以刚对刚”的方式硬碰硬，而应回归中国传统的东方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稳中求胜”的战略思维：不与其情绪化对抗，而是通过冷静克制、制度化表达与全球性话语体系保持主动；坚守底线，不追随其突发性言论做即时反应；保持灵活，不被其短视与多变节奏牵着走。面对特朗普“人治化、冲动化”的政治风格，中国应强化自身的战略定力与制度优势，用“秩序对抗混乱、战略对抗冲动”。通过稳定的国家治理架构、连贯的政策执行与长期发展规划，在经贸、亚太安全、新兴技术等关键领域持续输出“理性、专业、可信”的中国风格，与特朗普的任性与混乱形成鲜明对比，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中间国家的信任与支持，逐步构建起一个以规则、合作与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反特朗普外交圈”，以稳驭躁、以制胜乱。
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立足自身、修炼内功”，不断夯实国家发展根基。在国内，要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与技术自主，加强产业链韧性建设，提升制度自信与文化软实力，让自身成为国际不确定性中的稳定锚点。在国际上，则应保持战略低调，避免被主动卷入西方塑造的意识形态对抗叙事中，聚焦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建设性合作，通过实际贡献赢得国际信任与道义支持。
只有当中国一方面坚持“以柔克刚、以稳制躁”，化解对手的外部攻势，另一方面又在全球秩序与国内治理上展现可持续的硬实力与文明感召力，才能真正构建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国际博弈格局，在特朗普式的政治狂潮面前稳住自身节奏，引领长期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