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系列】第6篇
冯博上海财经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上周，听到高翔老师询问我，知不知道关于傅老师去世的坏消息时，我是不敢相信的，我们俩都觉得那最好是假消息。傅老师在我毕业之后一直都好好的，虽然去年做过一次不小的手术，有段时间要拄拐杖走路，但精神依然矍铄，拐杖很快就被他扔了。
在消息被确认之后，有一个晚上，我半夜突然爬起来，忍不住打开电脑，翻看以前跟他的邮件。9月份时，已经退休的他还回复，“现在我自己坐在家里，不用教课了，只用看着别人(屁颠屁颠地)去教课，习惯就好。”他的幽默，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就朝你砸过来。我突然觉得，以前太幸福了，却当时只道是平常。
所以我的回忆里，都是有关他的开心事情。
我5月在波士顿大学博士答辩后，他也退休了，说，送走我，他的任务也完成了，我是他的“关门弟子”。这绝对是我的荣幸，我问以后怎么联系他，还是用邮件吗？他说他用过微信，但是登录密码早忘记了，所以还是邮件吧。他的荣休演讲，还是跟以前一样风趣幽默，提到包括我在内的、他指导过的毕业学生时，脸上写满了自豪。他对我们这些年轻学者和学生的指导和教诲，会永远影响我们继续前行。
傅士卓老师在BU的荣休演讲，2025年5月
我怕他退休后很难再见到他，就去旁听他在BU最后几节课，课堂上，傅老师仍然跟学生们谈笑风生，时不时开些玩笑，气氛还是那么欢乐。当谈到中国的经济，他则表达了一些担忧。听着听着，我就想起5年前第一次上他的课，《Post-Mao China》, 那是我在波士顿的第一个大雪天，他穿着黑色大风衣、戴着一顶复古的黑色宽边帽，来到教室，就差手上没有拿着烟斗。我那时第一次跟他聊天，未免有些紧张。他知道我来BU读政治学博士之前，已经在国内有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开玩笑说，我要是张白纸就更好了，他还可以在上面写写画画，现在就“很麻烦”。
后来有一次，也是在Post-Mao China的课上，聊到中国经济，以及发展经济学里的刘易斯模型，他说中国这么多年来，工资不断上涨，是不是“刘易斯拐点”来到了？我说不一定，因为刘易斯模型假设了，劳动力在国内的流动是自由的，但中国并非这样，可能是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了劳动力的供给，不然工资可能没涨那么快。“很有道理！我知道很多农民工，子女没法在城里受教育，不得不返乡照顾孩子，”他转头对其他人说，“现在知道，有一个经济学博士做你的学生，你问他经济学的问题很方便，还不用给钱！”我满脸的黑线，您现在不觉得不是白纸，很麻烦啦？其实这些关于中国制度的细节，他肯定非常了解，之所以这么问，只是想让学生更好地思考，理论和现实约束条件之间的联系。
新冠疫情冲击到了所有人，当时我和其他学生，都很担心他的健康。但没想到我比他先中招，住进了隔离楼，那是BU为受感染学生准备的。他知道了以后，马上询问我在里面怎么样，“那里面的食物肯定很不好吃吧，oh wait，你现在反正尝不出味道来了！”
最后一次拜访傅老师的办公室(左)，拍下了他2002年跟陈水扁的合照作为纪念(右)
傅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疫情恢复之后，他的办公室立马被好多学生堵着，排着长队在门外等。见到有来自重庆的学生，他会开玩笑说，你来自“Bo’s Kingdom”! 后来这个梗就在他课上的学生中流传开来，懂的都懂。傅老师对学生的想法非常包容，这使得他在学生和年轻人中很受欢迎。他是一位使用定性方法的学者，而我则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定量方法，但这并没有阻碍我们之间的交流。他经常喜欢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来打趣，有一次说，冯博，你估计出来的这个系数，我知道有随机性，有一个置信区间，就像一个枪手射击，反正就在那个区间里，差不多就好。我研究精英政治，我看新闻，看人事变动，也是分析得差不多就好，我们都是“差不多先生”！
我的工作市场论文使用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作为数据来源。傅老师会一直追着我问，这些政策文件是怎么来的？里面的内容是怎么设计的？谁来拍板？它们真的有约束力吗？。。。而我喜欢在邮件里写下不短的回复来解答他的疑惑，这些问题，只要是我在田野调查的时候了解到细节的，那我就能回答，有时候他会继续追问，直到我回答不了，不得不回头联系访谈过的基层公务员朋友们，再把反馈告诉他。他后来跟我见面说，知道我是想把政策文本的信息量化然后做定量分析，但是他更想了解制度背景，还有这些政策文件，到底在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内容我可能不会全写进我定量分析的文章中，但他需要确认我知道。“Any case (这是他的口头禅), 现在我知道你了解够多了，可以把这篇文章加进你的博士论文里了。”他鼓励我使用混合方法来做研究，统计学的结果，最好也要跟田野调查的信息相互印证。我成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他送了我一瓶贵州茅台酒，我的导师委员会里其他几位美国教授都没见过，非常好奇，幸亏没有说要品尝一下当做庆祝，不然他们后面都在办公室里醉倒了。
我真心希望，当我到了他这个年纪，八十多高龄，仍然保持这么强烈的好奇心、对不同研究范式的开放心态、对中国的关心和对学生的关爱。他让我回国后，即时分享关于中国经济的信息，但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了。一位朋友安慰我:
“He will live through your academic career.”
是的呢，正如北岛所说，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