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26篇
金君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领导人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凸显，部分国家甚至存在因领导人更替而产生剧烈政策转向的情况。这种现象往往被视为“右翼强人政治”，但实际上部分左翼政治家在国内政治中也表现突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积极推动变革。在国际关系中，个人层面“第一意象”对政治影响加强。这种现象有几个原因，是各国社会发生巨变的结果。
第一是强人对政治周期的主动利用。无论是波兰尼提出的跨国资本-本地社会双向运动理论，还是国别政治学界的内向-外向、进步-保守政治周期论，都认为各国将出现周期性的意识形态波动，并出现周期性的反全球化、排外思潮。这些思潮会被当时的特定政客用来夺取政治权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借工人运动开展政治压迫的美国司法部长帕尔默、二战后的推高意识形态恐慌的参议员麦卡锡等，他们因而成为相应时代的政治强人。类似特朗普的反自由传统，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特朗普近期用来扩大联邦执法权的“法律与秩序”概念就曾经被尼克松等人使用过。需要指出，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全球化一方面剥削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也未能让国内大多数民众公平受益；同时，美西方自由主义政客、活动家通过鼓吹“普世价值”“进步主义”大搞双重标准，谋求国家、小团体和个人私利。上述行为导致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遭到来自发达国家内部和全世界范围的广泛质疑，加速了保守主义思潮回归。
第二是大国政治给社会带来安全威胁认知。随着各国相对力量变化，二战以来的两极秩序、单极霸权秩序先后被动摇，在促进国际关系平等化的同时，也带来更多安全风险。防御性现实主义指出，军事技术的攻击-防御平衡导致国际关系变化；相互核威慑可被视为一种防御性武器，确保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相对稳定，而先进技术的发展会逐渐动摇这种秩序。近年来，基于权力的大国政治有回归迹象，区域强国纷纷崛起并争夺政治权力，小国保持中立更加困难，新兴技术和非传统战场（如舆论）带来新型安全威胁。同时，大国全方面竞争导致“低政治”议题泛安全化，包括文娱在内的所有议题都有泛政治化趋势，加深社会恐慌。上述情况都导致许多国家及其社会感知到严峻安全威胁，并期待出现行动力强的、能够打破常规和开展重要改革的领导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因素，是数字空间对传统国家权力体系的塑造。传统民族国家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掌握行政权-教育权（意识形态）的一方对其治理区域拥有相对稳定的控制力。随着跨国资本开始兴起，部分边缘国家出现严重社会分化，其政治受到跨国资本影响；在中心国家，跨国企业也持续扩大对母国政府的影响力，塑造对其有利的经济政策。这种现象推动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崛起。而数字空间再次改变了人类社会。一方面，人类得以形成跨区域甚至跨国的网络社区，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度空前提升，对传统权力、价值观的后现代解构和质疑频繁发生；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匿名属性、网络社区的信息茧房特性都推高了政治极化，而且从线上反映到线下，其典型事例是十多年来日益极端的身份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立场极端的政客能够快速集聚选民，例如米莱的反腐口号、尹锡悦的反极端女权，都为他们拉到大量选票；可以说，网络导致政治高度符号化，进而促进了第一意象在国际关系中的崛起。在美国，民众在2024年选举中分为“亲特朗普派”和“反特朗普派”，传统的政党动员遭到削弱；围绕着特朗普的争论、抗议也随着社会政治对立的强化而持续极端化。
此外还需要指出，尽管传统上外交事务往往是由专业理性的职业官僚、军人负责决策与执行，随着信息公开化和网络普及化，外交领域也受到民众监督，受到激进民意的影响。例如，当代美国外交官僚参与选举的意愿整体加强，大量外交官希望迎合选民展示姿态，而非开展理性决策。从民主化的角度而言，通过个别外交官员开展小圈子交际，对国家利益私相授受的做法也不符合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期待。所以，知识分子不要指望外交官能够回归到那种长袖善舞的翩翩交际家，要把国家间喊话和言语交锋视作正常现象。
我们要从类似人民史观的角度分析政治强人，他们是整个社会推举出来的政治领袖，反映了社会两派势力的尖锐冲突。当然，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遇到一个困境，也就是两派人逐渐势均力敌，双方都有掌握政权的机会，这也是政权更替出现的原因。而尖锐对立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导致双方都无法开展长期改革。一党上台，因为结构性困境饱受批评，被赶下台，因而循环往复。部分政客为了加强社会凝聚力、转移国内矛盾，走上挑起国际矛盾、人为建构外部威胁的危险道路。例如，德国近年来的政治领导人均非标准的“政治强人”，却频繁挑起反俄、反华民粹政治，推高国际对立；实际上不仅无法解决国内问题，也催化了更多相关国家的强人政治。
诞生强人政治的土壤在近期仍将持续存在。它的背后是过去全球化国际秩序、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积累的大量社会矛盾，这些矛盾都需要时间化解。当然，如果各国和网络社群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权力极限”，未来它们会逐渐过渡到交流与合作。如果严重的全球化问题出现，也会产生对话与合作的契机。但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与部分国家内部政治中，各方利益集团仍然在扩张权力并展开竞争，这也意味着强人政治将持续一段时间。各国都需要调和内部和国际双重矛盾，同时克服一些霸权国通过“价值输出”激化本国内部矛盾，这些严峻问题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智慧审视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