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系列】第18篇
高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2017年至2019年，断断续续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和访学期间，有幸认识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教授。听闻傅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共党史，我与傅教授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主要研究中美日关系与美国政治，未能详细请教，十分遗憾。
近年来，一直在观察海外中国学研究，发现欧美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内容大致有三种：1.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2.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3.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研究方法基本有两种视角：1.着眼于从西方的角度阐释中国问题的特征；2.从东方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试图深度理解并解读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性与延续性。傅士卓教授研究中国的“制度化”问题，正是用行走式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从东方角度特别是从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中寻找中国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从而使其研究成果更加富有学理，更加接近中国政治问题的本源。
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东亚学派”以及“中国学派”学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哈佛学派”特征。例如，有些学者注重政策研究，例如傅士卓教授、陆伯彬教授、William Overhalt教授等等。有些学者注重以理论为分析工具，例如约瑟夫·奈教授和江忆恩教授等。有些学者则注重历史研究方法，例如傅高义教授、宋怡明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等。还有一些学者更加注重文化、文明的研究，例如萨缪尔亨廷顿教授。上述这些学者们尽管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十分注重“田野调查”，他们不仅活跃在欧美学术舞台，更时常行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中国的实地学术交流与调研。
这些精彩纷呈的研究成果，不仅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对华认知，影响美国决策层在制订对华政策的决策思路和判断基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对中国认识，以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决策思路。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往往采取两种方式：其一，学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独自思考；其二，借鉴欧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在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书斋里收集了很多美国学者的著作，例如约瑟夫·奈、傅高义教授、宋怡明教授、傅士卓教授等的巨著。例如，原东京大学教授沟口雄三提出“作为方法的中国”的中国学研究途径，热切倡导“中国模式”研究，正是对应了傅士卓教授等学者们从东方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的制度本身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科学路径。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五百旗头真教授与傅士卓教授、约瑟夫·奈、傅高义教授等的互动交流，也推动了中美日三边关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傅士卓教授不仅学识卓越，也在中美文化交流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当然，傅教授等美国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与中国的主流观点未必一致，甚至有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建立十分重要的中美学术交流平台与外交决策二轨渠道，使得中美两国学者们能够坦诚相见求同存异，加深了中美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与相互了解，避免战略误判，构建了改善并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人文护栏。
十分感谢“海外看世界”以及大学沙龙、“中美印象”等非常重要的中美学术交流平台的联合组织，参加了傅士卓教授的网上追思会，再次深切感受到中美两国学者对痛失傅老师的沉痛哀悼。作为一位桃李满天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教授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独立自由的研究风范永远定格在中美两国的学术殿堂，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