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傅士卓系列】第7篇
高新军
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荣退研究员，教授
我和Joe1996年就认识了，当时他还是波士顿大学的副教授。1996年，我所供职的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完成了一个Ford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项目，关注点在中国的基层民主治理。Joe阅读了我们的研究报告，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很有兴趣，想和我们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我们就这样熟悉起来，之后，我和他逐渐成为了好朋友，老朋友，友谊持续了近30年。
在这期间，我们多次邀请Joe来研究中心做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我也数次陪同他到中国的四川和河南的基层做调查。在与Joe的接触中，我感到Joe作为一个美国学者能够在国外的调查中那么接地气，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次，我陪同Joe到四川平昌县和重庆开县麻柳乡调查，那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Joe就和我一起乘坐普通的国内长途汽车前往，坐在我们周边的都是当地的老乡。我们一起到农民家访谈，和农村基层干部座谈，看着Joe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我还就真把他当成了来自国内大学的学者，Joe也真的是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多年。
Joe长期以来对于来自国内的学者给予很多帮助，这方面我尤其感受颇深。仅仅经过我手，Joe就邀请了3位国内学者来波士顿大学访学。我自己在美国做地方治理的调查，也得到过Joe的热情帮助。他不仅为我介绍有关教授，而且亲自陪同我在他所居住的小镇Cohasset参加当地的Town Meeting会议，与镇政府的有关官员一起座谈。由此，我还多次到他家里蹭饭，居住了一夜。记得有一次我们单位有3位学者来波士顿做学术访问，他们想与Joe见见面，我向Joe转达了他们的想法后，Joe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并且到了见面的那天，Joe早早就到了，见面后还自己掏钱请3位学者在波士顿大学附近的一家上海餐厅吃了饭。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第一次Presentation，也是Joe的邀请促成的。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从内心里真诚地感谢Joe的爱心。
Joe为人真诚，正直，热情，工作特别努力。他比我大四岁，但他一直工作到76岁，我则在60岁就退休了。我退休后，虽然定居在美国，但自己的关住重心发生了转移，与Joe的联系比过去少了，但我一直关心他的消息。Joe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充满爱心的、道德情操崇高的著名学者，是中美学术交流领域的重大损失。但我想，Joe的物质生命虽然消失了，但他的精神力量仍在我们中间，Joe的灵魂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